中医大家朱良春

医药并重的临床学家朱良春
朱健华整理
编者按朱良春,著名中医临床学家,因擅用虫类药物治疗疑难杂病饮誉医坛。曾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等职。现任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中医杂志》特约编审、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董事长等职。近60年的临床实践中,成绩卓著,硕果累累。学术专著有《虫类药的应用》、《章次公医案》、《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等8部;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所创制的“益肾蠲痹丸”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三等奖,多次应邀赴日本讲学,载誉而归。1991年获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其事迹同时收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词典》。
本文注重介绍朱氏在学术上采撷众长,继承发展、融会古今,辨证辨病;处方用药、锐意创新的精华。并介绍了其在临证上治疗急性热病、慢性久病、痹证、慢性肝炎、慢性肾炎的特色。
所选用四个医案及三首经验方均为朱氏毕身工作实践之结晶,很能为后学之人提供宝贵借鉴经验。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
旧学商量皆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
医虽小道,乃仁术也,要以身尽之,方能竞其业,否则罪也。
———章次公《中国现代名医传》
朱良春,男,字伦,1917年7月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中医主任医师、兼职教授,全国500名名老中医之一。早年拜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并于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从医已近60载。他因擅用虫类药治疗疑难杂症,饮誉医坛,有“虫类药学家”的美称;其实,这仅是其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他博览群书,上自《内经》,下及诸家,尝取苏东坡“博观而约取,第四卷226厚积而薄发”为座右铭。对张景岳《类经》尤为推重,以其彰明经义,析理精深;又折服孙一奎《赤水玄珠》之辨治精要;章次公先生之“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主张和张锡纯氏之求实精神,对他的启迪教益殊深,故友人对他有得力于“南章北张”之说。他治学严谨,精勤不懈,师古不泥,锐意创新,早年曾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以及治疗热性病当“先发制病,发于机先”,治慢性久病宜“从肾论治”的观点。他善于继承前人之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升华提高,颇多创见。如以“肝开窍于目”的理论,通过眼血管变化的望诊,来协助肝炎的诊断;用目测人中的长短宽狭来诊断生殖系统疾病,为望诊增添了内容。他不仅对虫类药有较为深刻、系统的研究,而且对部分常用药物,还阐述了它的潜在功能,发前人之未发,而写成《用药经验》一书,深受同仁称道。
他对内科杂病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对痹证、脾胃病、肝病、肾病、老年病的诊治,有独到的体会,创制“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显著疗效,曾获首届国际博览会银牌奖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三等奖,并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八·五”中医药科技成果推广的“金桥计划”。
朱氏思维敏捷,著述宏富。1982年中央卫生部聘为《实用中医内科学》专家审稿组成员。
先后著有《虫类药的应用》、《章次公医案》、《用药经验》、《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等书8部,发表论文140余篇。受各地邀请讲学,足迹几遍及全国。四次受日本东洋医学国际研究财团等三个医学团体之邀,去东京、札幌、西尾等地作学术演讲,载誉而归。1987年12月被国务院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同年中央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7月国务院颁给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3年10月江苏省政府授予“中医药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朱氏曾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1956～1984年)、江苏省政协常委、南通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暨江苏分会名誉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中医管理局科委会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厦门国际中医培训交流中心客座教授、沪港台当代中医技术中心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顾问、《中医杂志》特约编审、《江苏中医》常务编委、南通市中医院技术顾问、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董事长等职。由其子女编制的“朱良春主任医师痹证诊疗系统”软件,1989年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并于1991年12月应邀去新加坡演示推广。朱氏事迹已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及英国剑桥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词典》等书。
学术精华
一、采撷众长,继承发展(一)探本溯源,博采诸家朱氏从医近60载,饮誉医坛,蜚声海内外。年届七十有八,仍思路敏捷,审证精当,药多奇第四卷227中,其根源在于他有扎实的功底。
朱氏在17岁时赴“名医之乡”———江苏武进孟河学医,拜马惠卿先生为师,马师乃御医马培之之孙,家学渊源,根基深厚,使朱氏受益匪浅。后在上海中国医学院继续深造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在章次公先生处实习,受章先生的亲炙,学乃大进。章次公先生对祖国医学造诣精深,具有十分渊博的中医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注意汲取现代医学之长,颇多创见。朱氏回忆当年在上海随章次公先生学习的情景时,不无感触地说:“章师思路敏捷,学识渊博,临床颇多独到经验,对内科疑难杂症,尤擅其长。在那里,我学会了掌握主题的读书方法,抓住主要矛盾的辨证手段,以及灵活选方用药的技巧。章师一贯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主张,对我影响尤深,后来我之所以能兼收并蓄,重视民间单方,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都是章师正确引导的结果啊!”这番话既是引导、启发,也是鞭策,催人奋进。
朱氏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首先深研经典,然后旁通诸家。认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的客观方法,集中体现在四大经典著作中。他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分为四步:(1)通读原文,窥其全貌。例如《内经》一书,其“文简、意博、理奥、趣深”,不通读原文,就无法窥其全貌,理解全书的主要精神;不通读原文,更无法认识和辨别精华和糟粕。(2)熟读警句,掌握精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3)独立思考,兼参校注。(4)前后对照,融会贯通。朱氏一生悉心钻研经典,他认为《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源流,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之纲领、法则,悉蕴其中,必须下苦功认真熟读领悟,才能打牢基础,掌握深入堂奥的钥匙。同时对仲景学说也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它是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同时又丰富发展了《内经》理论,把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加以结合而产生的中医辨证治疗学。仲景学说是质朴的、严密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六经辨证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外感热病,同时也适用于内伤杂病。翻开《伤寒论》,六经病都有一个客观标准和传变规律,因为病有常,就有变。《伤寒论》把正治、反治、斡旋,救逆诸法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它的核心,又离不开阴阳,离不开正与邪的斗争这根主线。它讲辨证立法,但又离不开八纲的具体应用。例如《伤寒论》56条云:“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此条说明,“头痛有热”的症状在太阳病与阳明病均可见到,前者系风寒外束,后者因阳明燥热上冲;但要区别其为太阳表证,抑为阳明里证,又当审之于“小便”;若小便黄赤,里热炽也;若小便清,则病在表也。其辨证之精细,于此可见。朱氏对明清崛起的温病学亦进行了研究,他说:温病学是《伤寒论》延伸和发展,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要从源到流地进行继承和发扬。对秦汉以来的历代主要著作如《千金方》、《外台秘要》,金元四大家学说均作浏览深研。朱氏对明代孙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全集》,非常赞赏他学本灵素,又善于融会变通各家之说,在临床上孙氏强调以“明证”为主,于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字,谆谆致意,朱氏认为这是既辨病证,又别病位和层次的辨证要领,执此则“证”自“明”矣。孙氏在学术上不存偏见,对于前人之说,总是择善而从,用其长而去其偏,这种治学方法朱氏认为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效法。对前人的医案亦是爱不释手,他认为医案是临床的实践记录,是第一手资料,是最现实、最生动的素材,是活的经验,一部好的医案,往往是一位医学家数十年经验的结晶,可以从中领悟前人的辨证思想,学习到辨证论治的方法,其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对青年时代的朱氏影响较大的除章次公先生外,还有盐山张锡纯先生。每当诊余之暇,他经常翻阅张锡纯先生的《衷中参西录》,此书是张氏毕生医疗实践之经验总结,内容精湛丰富,他百读不厌,书中许多有效方剂,他应用于临床,发挥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第四卷228对张氏创订的“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心肺功能低下、全身衰竭之候)、参赭镇气汤治虚喘(心脏性喘息及慢性肺心病之上盛下虚者)、镇肝熄风汤治中风(包括高血压脑病、脑动脉硬化、脑血管意外)、振颓丸治痿废(脑血管意外后遗症、截瘫、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所致运动障碍者)、参赭培气汤治膈食(食道憩室、食道痉挛、贲门痉挛等所致之呕逆)、金铃泻肝汤治胁下掀痛(非化脓性肋软骨炎、胆囊炎、结核性腹膜炎、阑尾脓肿、盆腔炎)、建瓴汤治肾性高血压、硝菔通结汤治大便燥结久不通(肠梗阻)、活络效灵丹治症瘕、心腹瘀痛(宫外孕、肝胃气痛、盆腔炎性包块、输卵管积水、心绞痛)、理冲汤治闭经、固冲汤治血崩、安胃饮治妊娠恶阻等经验方,颇为推崇,经常引用,并随证损益,多收佳效。故有人称朱氏是得力于“南章北张”。正是由于他勤奋博学,兼收并蓄,采撷众长,融会贯通,善于化裁,故临证时始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朱氏对《内经》中治疗血枯闭经之名方———四乌?骨一?茹丸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他说:四乌?骨一?茹丸旨意深矣!乌贼骨咸温下行,主女子赤白漏下及经闭血枯,又能涩精秘气;茜草既能止血治崩,又能补益精气;雀卵气味甘温,为补益精血之妙品;鲍鱼能通血脉,益阴气。《内经》此方,是为肝伤所致而设。认为此方实际上是一张通补奇经之祖方。一般说来,奇经病变都是大病、久病所累及;冲任二脉的病变,除因直接损伤(如手术)所导致外,大多起于慢性久病之后,所谓肝肾损伤,累及奇经。他认为此方之组成有两大特点:其一,选用了雀卵、鲍鱼等动物药来填补精血,既是养肝肾,又是益冲任。后世医家所谓“味腥气秽,善走奇经”,即是受其启示。其二,以补涩为主,涩中寓通。乌贼骨、茜草不仅能固涩下焦,而且能通利血脉,所以说二味能行能止。为何要通?盖非通经气不能行,非通不能入脉。这是调理奇经的一个重大法则,足以启迪后人。朱氏认为此方之应用是十分广泛的,除用于伤肝经闭外,还适用于崩漏,特别是暴崩。盖暴崩冲任失守,下焦不固,证情最急。他说,尽管在辨证上可以分为肝不藏血,脾不统血等多种类型,但治肝、治脾总有鞭长莫及之虑,莫若固摄冲任为先,待血崩止后,再调肝脾,以治其本;雀卵不易得,鲍鱼价昂,可取其意,代之以鹌鹑蛋、鹿角胶、龟板胶、紫河车、淡菜、阿胶之类,但需根据证候阴阳之偏颇,随证选药。茜草、乌贼骨固摄下焦,加入紫石英、龙骨、牡蛎等以补其不逮,可以收效。此方还适用于带下病,近代名医张锡纯善用之。张氏谓“带下为冲任之证,而名为带者,盖以奇经带脉,原主约束诸脉,冲任有滑脱之疾,责在带脉不能约束,故名为带也”。制“清带汤”(生山药、生龙骨、生牡蛎、海螵蛸、茜草)治“妇女赤白带下”。单赤带,加白芍、苦参;单白带,加鹿角霜、白术。张氏此方,即从四乌?骨一?茹丸引申而来,假使既有下元不足之见证,又有湿热瘀浊逗留之带下,张氏此方即欠熨贴,朱氏认为还需参用土茯苓、蜀羊泉、白槿花、扁蓄等泄化浊瘀之品始称允当。泄浊之品,直达病所,殊堪效法。
再如,《伤寒论》从小便利与不利,作为蓄水与蓄血辨证之重要标志。盖蓄水者,病在气分,气化不利,故小便不利;而蓄血则病在血分,并不影响气化功能,所以小便自利。朱氏认为,这仅仅是言其常,而未能尽其变。假使瘀血阻滞,影响气化功能,不仅可见小便不利,还可见肿满之疾。从临床实际来看,风湿性心脏病、肝硬化腹水、肾功能衰竭等,均可见小便不利,或腹水、或肿满等证候。而此等疾患,均有不同程度之瘀血表现,假如仅就小便不利这一症状,从气分来处理,就难收到预期之效果,而有时采用化瘀药后,则可获得明显的功效。这是发人深省的。
朱氏采用《伤寒论》“抵当汤”中的水蛭,将其研为粉治疗“风心”证见心下痞坚、腹水、小便不利者,及“肺心”而面浮、喘促、足肿、小溲短少者,其效均较佳,足以佐证其认识之正确。
第四卷229(二)提高升华,颇多创见朱氏认为,在广泛使用前人经验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探索新的线索,总结新的规律,更好地提高辨证识病的水平,是当代中医的职责。他躬身实践,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提高升华,颇多创见。在50年代末,他提出通过眼血管的望诊,来协助肝炎的诊断。这一方法就是以《内经》中“肝开窍于目”为理论基础,同时受到《本草纲目》秦艽条下,引崔元亮《海上方》用秦艽治黄疸,述其症状“目有赤脉”的启示,而提出的。他曾系统地观察了肝炎病人眼血管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肝炎病情的加剧、好转或恢复,眼血管的色泽、扩张、弯曲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凡肝炎患者,其球结膜血管不仅充血,而且还有如锯齿状的弯曲出现。凡是眼血管弯曲明显者,为早期象征;扩张较剧,色鲜红者,为病势演进之征;模糊或不太明显者,则为病程已长或向愈之征,其血管末端有黑点者,表示肝区疼痛较剧。病症向愈的患者,肝肿已缩小或不能触及,其眼血管变化亦随之逐渐消失。所以,眼血管变化对肝炎的诊断和病情进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朱氏将这一独特的诊断方法写进《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一书中,从而为中医诊断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又如朱氏根据《灵枢·五色篇》“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之启示(“子处”,朱氏认为不仅指子宫,且包括男性生殖系统),创“观人中的色泽及与同身寸长度之差距”来诊察男女生殖系统病变的方法,并经300例临床观察,发现正常人“人中”长度与中指同身寸基本相等。凡是不相等的,无论男女生殖系统均有病变。且差距越大,症状亦愈明显。“人中”短于同身寸者较为多见,在男子往往有阳痿、早泄、不育、不射精、子痈、狐疝等病,在女子则有经、带、胎、产诸多病变。“人中”长于同身寸者常为子宫下垂。若兼人中沟深者,常为子宫后位;浅者多为前倾;宽阔者多为子宫肌瘤。人中部位的色泽亦有诊断价值,凡色黧黑者,多为肾阳亏虚;色青者多见腹痛有寒;色赤者内有郁热。“人中”诊法常为人们所忽视,朱氏的探索丰富了诊断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