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阳派产生时代

时代背景

药物干姜
医学是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疗现状以及时弊而提出的。历览各个 医学流派产生的背景,都能证明这一点。学术争鸣从来就是催生医学流派的时代因素,扶阳派同样是为批判世俗时弊,在补偏救弊的过程中形成的。
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乾隆以后,叶天士更将温病学发展至鼎盛阶段,《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时人称: “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近代著名医家谢谢观也认为,“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 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谓“时方派”、“轻灵派成为一种时尚,所用之药大都是桑叶、菊花、金银花、连翘、 丝瓜络、豆豉、薄荷之类的所谓轻灵之品,给医界带来不良影响。同时代的《吴医汇讲》即指出:“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湿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人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的庸俗医风之影响,更助长了这种恣用寒凉的流弊。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医法圆通卷一》)。“目前,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医法圆通卷四》)。
就在这种与时俗流弊辩争的情势下,郑钦安著书立说,以《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两书应世,大张旗鼓推出了扶阳派的学术主张,以“为医林之一助,成为“扶阳派首领”。
郑钦安能够创立并推行扶阳派学说,与其设帐授徒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点,为传播其学创造了有利基础。相对于其他学派而言,这一点比较特 殊。众所周知,一种新学说提出以后,并不一定就形成学派,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派。所谓“派,需要一定人数作基础,得到一群人的支持、附和,试看各家学派 都是由师徒传授、师承教育而形成的。虽然不排除私淑和遥承之辈,毕竟不如亲炙者。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传授其学,显然具备了这一特殊优势。所谓设帐授徒, 相当于办了一个学习班、培训班,人数当有一定规模。考金元四大家中尚无设帐授徒之例,仅是传统的师徒传授,人数有限。与设帐授徒比较,人员规模显然有多寡 之别。郑钦安作为师长,在培训班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他提出扶阳派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并奉行之,传承下去,自然形成以他为“首领”的新的医学流派。笔者推 测,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即是授课教材,观其书中体例.似乎可以看出这一点。再看两书题款,除署名“郑钦安著以外,尚署有“同门某某、某 某……同校”款式,显然是师生合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