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现代周易研究存在的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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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之二:不近考古,自断生路

1.
姜广辉先生认为“现代关于《易》学研究最重大的突破,是张政烺先生对甲骨、金文中所见‘奇字’的破译——数字卦的发现(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张亚初、刘雨两人在张政烺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搜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重新区别,认为它们分属商、周两个时代(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2期)。由于六爻所组成的数字卦已见于殷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学者对重卦起源及其他《易》学史上的重要问题的重新审视(参见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载《文史》第20辑)”。姜先生就此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殷《易》的存在得到有力的支持,二是“文王重卦”说受到新的挑战(姜广辉《“文王演《周易》”新说》,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
如上所述,易学研究如果不从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上去追根究底,那几乎是只能处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不可能有根本上的突破以及获得问题的最终的解决。从这个上角度看,张政烺先生对数字卦破译的重大意义的确不可低估。除了姜广辉先生谈到的两个问题外,张政烺先生的研究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八卦、六十四卦在史前时代的产生和存在问题(张政烺先生的论文同时还提到和分析了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中的一组六爻数字卦)。即是说,张政烺先生的研究使“伏羲画卦”这个古老的传说以及古代文献中关于夏《连山》、殷《归藏》的记述几乎得以证实,而这些传说和文献资料在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其真实性遭到怀疑和否定。从追根溯源的角度看,除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些研究也称得上是“重大的突破”,下面略作叙述。
1986年,在刘尧汉、陈久金、卢央等民族学家、科技史家、天文历法专家发现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基础上,陈久金先生根据有关十月太阳历的资料、民族学资料、古代文献资料以及易学资料分析研究,发表了《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认为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的起源和本原均与十月太阳历和古代天文历法有关,在它们成为哲学范畴之前,“太极”即一年的通称,“两仪”(阴阳)即古代历法所划分的一年中的冬、夏或春、秋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五行”即十月历的五季,河图、洛书数阵的十个数就是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同时先天八卦与季节和方位都是相应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在十月太阳历以及火历(参见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庞朴《火历钩沉——一个遗失已久的古历之发现》,《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被发现和论证的基础上,田合禄、田峰先生比较充分地论证了先天六十四卦(即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即是十月太阳历、后天八卦(即所谓“文王八卦”)即是八月火历图,用于说明火历的历法原理(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版)。陈久金和田合禄先生的研究已接近太极八卦的根源和实质问题,但目前能够了解和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恐怕不多。不仅田合禄先生的研究尚未引起易学界同仁的注意和重视,就是陈久金先生的研究也是如此;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尚未发现任何一种较有影响的易学著述(包括专著与论文)谈论或引用陈久金先生的研究。陈久金、田合禄两位的研究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我们这里不必也不可能深入谈论,目前仅作为笔者个人的意见提出来,可待未来的研究验证。
1989年,陈久金、张敬国发表《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认为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玉版刻纹的内涵表达与八卦和洛书有关,而八卦和洛书皆与古代历法有关(《文物》1989年第4期)。这项研究也可称得上“重大突破”。含山玉版的年代是距今约4500年前,其易学内涵的存在如张政烺先生释读崧泽文化中的数字卦(距今约5500年前)一样,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伏羲画卦”神话传说的某种真实性。含山玉版的释读在学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奇怪的是,易学界同样没有人注意和重视这项研究,甚至很难找到略有影响的易学专家或著述提到含山玉版。
另有两项研究笔者认为也堪称重大或重要的突破,一是连劭名先生对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的研究,二是吕绍纲先生最近对《老子》思想之源头的研究。
连劭名先生1988年在《文物》杂志第11期发表《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通过对殷墟甲骨文四方风名及《山海经》、《尚书·尧典》中有关资料的研究,认为殷墟甲骨文中四方风名、四方神名与后天八卦之]仲卦名相合,说明后天八卦图可能追溯到商代。我们知道,后天八卦与方位和季节的关系见于《说卦传》(也有人认为后天八卦方位图为宋人邵雍所画),而卦气说则反映八卦与节气历法之关系。以前认为卦气说为汉人孟喜、京房所创,八卦与历法的关系乃是先秦之后古人以历法附会八卦而已。连劭名先生的研究意味着早在商代,八卦与季节、历法可能就是“二合一”的关系或者说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紧密的或者内在的联系,这对探索八卦的起源和本相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是一极重要之线索(如果按某些传统说法,八卦起源于商周龟卜、筮占,八卦的产生时间是在商周时期,则意味着八卦一开始就与天文历法有关,商周龟卜、筮占说仍然面临障碍)。连劭名先生这项研究仍然未引起易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更奇怪的是,十二年之后,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钧先生又重复做了连劭名先生这一工作。刘大钧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发表《“卦气”溯源》,以《易传》资料将卦气说溯源至春秋战国,以殷墟甲骨文四方风名、《尚书·尧典》之相关资料将卦气说溯源至殷商时期。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圈子!
吕绍纲先生2001年发表《〈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通过对《老子》与《周易》古经、老子与孔子、殷道与周道、《归藏》与《易经》等等各方面的对比分析,认为《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而不是源自《周易》(《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这项研究对梳理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思想文化发展脉络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易学的重要关系,对易学和八卦的溯源研究也是有意义的。《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之言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可见孔子和郑玄都还知道《归藏》易是与《夏小正》同类的书,这也是上述有关易学研究重大或重要“突破”的一个佐证。
另外,王兴业先生通过对《古三坟》的研究,提出卦气说主要产生于神农《归藏》易,其时正式建立了八月历的卦气说,并估计夏朝时,卦气说由经卦发展到别卦,与十二月历结合形成十二辟卦(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邓球柏先生对半坡P.4237陶片锥刺正三角形数图的释读也值得一提,邓先生认为它与原始河图洛书有关,并且“此图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先民就创造了十进位计数法(转引自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198页,中国书店1999年1月第1版)。由于未见邓先生原文,从张其成先生转载邓先生对半坡P.4237陶片锥刺纹的复原图来看,它又与陶片原件不合,因此这里仅仅提及,不作评判。但笔者个人认为邓球柏先生认为半坡P.4237陶片锥刺正三角形数图与河图洛书有关是有道理的(参见拙著《伏羲画卦》)。
以上所提及的易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基本上未引起易学界的注意,更谈不上重视(除了刘大钧先生重复了连劭名先生的工作以及吕绍纲先生的论文是发表在《周易研究》杂志外)。而且它们主要是依据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而不是传统的文献资料、历史学研究所致,而且研究者大都不是易学界中人或者以易学研究名世。这说明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与考古学、考古资料基本上是隔离的(帛书易等当然也是考古资料,但它实际上是出土的文献资料,学者的研究也是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研究办法,与夏、商、周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相比,由于其年代非常晚近,对易学和太极八卦的溯源研究也意义不大),易学研究是一个相当封闭、保守和落后于时代的圈子,这就难怪易学研究虽然声势不小(近20年来,中国召开了不下百次各种各样的国际国内《周易》学术研讨会),但却始终没有长进(如上所述,实际是有很大“长进”,但这种“长进”却不为易学家们所了解、认识和接受。。(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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