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金栋按:胡天雄《素问补识》云:“《内经》之学,出于道家,故古代以黄帝与老子并称。”所以道家著作在古代多托名黄帝,而《素问》则出于道家(教)医王冰之手而成。

《素问》由“弱龄慕道”之启玄子王冰次注整理得以传承至今,而《灵枢》之名,亦由王冰所定。因为王冰“慕道”,《灵枢》或由当初《九卷》、《九灵》、《针经》等之名结合道家《玉枢》、《神枢》、《灵轴》等名称而改之,所以丹波元胤《灵枢绍识》云:“今考《道藏》中,有《玉枢》、《神枢》、《灵轴》等之经,而又收入是经,则《灵枢》之称,意出于羽流者欤!”羽流,即羽士,道士的别称。

正因为王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所以才将与养生有关而位于第九卷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等篇移至卷首,赵先生说“现本《内经》显然把道家思想排在最前面”,以示重要,“更受尊崇”。

然赵先生认为,《内经》以阴阳五行说为最高理论,《内经》的体系是天人相应体系,《内经》的方法是比类取象方法。而阴阳五行说与天人相应观,则与西汉大儒董仲舒有关。因为阴阳五行化的儒家是由董仲舒所首倡,并被汉武帝所采纳而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统治思想及政治理念,而《黄帝内经》之名,则又是经汉代儒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而为之,然儒家著作不托名黄帝,而医家著作《内经》之托名黄帝,或与汉代托古复制“百家言黄帝”有关(见第二节及补注)。如此说来,《内经》之学,是否出于儒家之手为多?读者参看本节及本书相关内容或有答案。而《内经》的成书年代,赵先生说“《内经》成书的基本条件到西汉初才具备,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不会早于两汉,一些篇章可粗定成文于东汉”,“如此便决不会相信,用阴阳五行全面统帅医理的《内经》会成书于汉之前。……讲医理的文字会出现于战国”。读完本书后,则会认为其说非常可信。

一、五行相生说的完成

【原文】首先,本节还是把儒家五行相生说讲清为好。文献中最先提出五行相生说⑴系统的是西汉大儒⑵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⑶。《四库全书总目》⑷对此书的作者是否董氏有怀疑。①

查其思想体系确与董氏无异。近代学者怀疑者已不多。本书引用《春秋繁露》均据苏舆⑸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本。

【自注】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附录》云:“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竹》、《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竹》、《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⑹》颇疑之,而程大昌⑺功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跟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讬也。”

【补注】

⑴最先提出五行相生说:顾颉刚说:“五行相生说,始见于董仲舒书。”(《古史辨自序•下册•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

金栋按: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亦有五行相生说。赵先生认为,《春秋繁露》一书要早于《淮南子》。但钱穆说:“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是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配搭上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董仲舒书里讲五行,无宁说是《吕览》、《淮南》一路的气味多些。……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古史辨自序下册•附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

⑵大儒: 《汉典》云:“旧时指学问渊博而著名的学者,儒学大师。”亦名鸿儒。

金栋按:《公羊序》疏引《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鸿儒。”

⑶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他对公羊学的一种阐释。而“繁露”之名,南宋《馆阁书目》解释说是篇名,因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因此总其名为“繁露”。至于“繁露”本身的意思,《馆阁书目》说是“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国学经典,叶平注译《春秋繁露•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金栋按:繁露,即帝冕前后所悬的玉串。

南宋《馆阁书目》云:“《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史记•索隐》及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说同。程大昌《书秘书省繁露后》云:“牛亨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见《博物志》)则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杜乐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

冕旒(音勉流mianliu),《汉典》云:“古代帝王的礼冠和礼冠前后的玉串。”

又,见第二节补注。

⑷《四库全书总目》: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其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採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删,篇秩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补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并在文字上加以润饰。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多,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

《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首卷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馆臣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经过和编写体例。
……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时的“汉学”,其中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的孔孟之道,提要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理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方,对他们表示了蔑视的态度;涉及对我国一些友邻国家的记载,又流露出封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书中的糟粕,应该加以批判。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目》的另一方面。《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这一万余中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总目》的考证也仍有不少粃谬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等书)。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查阅参考之用。(《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⑸苏舆: (1874-1914),字嘉瑞,号厚庵,今平江县童市镇人。幼年随父苏渊泉读书,补县学生员,稍长,入长沙湘水校经堂肄习,又从王先谦受学,为王氏得意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选拔贡。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入翰林。后出游日本东京,参观学校,寻访日本邮政、电信行政实况,停留数月而归。三十二年,纳资为分省补用道,经邮政部尚书陈壁奏请内用,补邮政部郎中,至清廷被推翻时去职。民国成立后,苏以国政败坏,不可收拾,心怀抑郁,肺病加剧,次年病死于原籍。著有《春秋繁露义证》、《校定晏子春秋》等。(百度百科)

⑹崇文总目:书目名。北宋景祐中王尧臣等编辑。“崇文”指崇文院,为当时宫廷藏书处。全书六十六卷,著录藏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原本已佚。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所藏不完整抄本及《永乐大典》引文辑为十二卷。后经钱东垣、钱侗等续辑并考释,编成五卷,补遗一卷,为今通行本。(《辞海》)

⑺程大昌: (公元1123年-公元1195年),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南宋政治家、学者。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进士。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二十七年,召为太学正。三十年,迁秘书省正字。孝宗即位,擢著作左郎,历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有《程文简集》二十卷,已佚。今存《诗论》、《演繁露》、《考古编》等。事见《周文忠公集》卷六二《程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三三有传。(百度百科)

【原文】董仲舒略早于司马迁,是景武时代⑴人。他的儒学有什么特点呢?《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⑵,景武之世,董仲舒治⑶《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⑷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⑸,与仲舒错⑹。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矣⑺!言《五行传》又颇不同。”《史记•儒林列传》亦略同此说,不再举。《汉书•五行志》就是董仲舒、刘向、刘歆及其他五家的阴阳五行⑻历史观异同书。本节不谈其异同。以上引文明确指出,董仲舒首先用阴阳(实即阴阳五行)说统帅儒学,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