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肘后方》中药青蒿,早就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说到诺贝尔奖,这是中国人的软肋。人们始终憧憬每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能够出现中国身影。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屠呦呦表示,“很荣幸,这两条路我都走了”。
青蒿素这一高效抗疟药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屠呦呦及其团队的“洞察力、视野和顽强信念。
屠呦呦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此感到自豪。
返璞归真,无论蜚语再多,屠呦呦的科学贡献都无法泯灭。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昨天下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传出后不久,一则“热烈祝贺北大校友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消息就迅速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招生办”等多个北大官方微信公众号传播。

消息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选择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

早在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之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任院长饶毅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北大发布的消息称:“恭喜北大校友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中国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人物

从事中西药结合等研究

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

屠呦呦,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中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选择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她认为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在大学4年期间,屠呦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专业课程中,她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代号523,成了当时研究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协作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由用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1971年10月4日成功提取到青蒿中性提取物,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

1977年,她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1980年屠呦呦被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她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无留洋背景院士头衔等

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当时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屠呦呦填补了华人十年未获此奖的空白,也成为了第一位在中国独立完成研究的获奖者。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当时的媒体报道称为“三无”科学家。

获得拉斯克奖后,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科研默默无闻的屠呦呦一时间名满天下,当时已81岁的屠呦呦首次在国内公开亮相。

在当时的采访中,屠呦呦表示,“青蒿素的发现,不是一个人的成绩,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很多同志都参与这项研究,都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

屠呦呦曾向媒体介绍,研究的难点在对青蒿科属的选择上,到底应该是哪种植物、提取方法上也需要突破。后来,屠呦呦受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的启发,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醚冷浸法低温提取,最终获得成功。

□成就

青蒿素复方药物

对恶性疟疾治愈率达97%

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上个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影响严重。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亲自指示下,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具有新结构、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

在当时极端艰苦的科研条件下,中国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科研人员协力攻关。屠呦呦所在的团队于1969年参加“523项目”。1971年,屠呦呦受到中医药典籍启发,提出用乙醚低温提取青蒿有效成分,并且报告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疟效果。次年,“523项目”研究人员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疟成分青蒿素。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疟原虫,对脑疟等恶性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青蒿素类药物可口服、可通过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甚至可制成栓剂,使用简单便捷。但为了防范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目前普遍采用青蒿素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的复方疗法。

作为“中国神药”,青蒿素在世界各地抗击疟疾显示了奇效。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

“中国神药”给世界抗疟事业带来了曙光。世界卫生组织说,坦桑尼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近年来疟疾死亡率显著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泛分发青蒿素复方药物。仅在赞比亚,由于综合运用杀蚊措施和青蒿素类药物疗法,2008年疟疾致死病例比2000年下降了66%。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已有11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达到100%,另有5个非洲国家覆盖率为50%至100%。而在2005年,仅有5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为50%至100%。


东晋的道教学者葛洪在历史上最知名的身份是炼丹家,但他的贡献绝不止于此。《晋书·葛洪传》中称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其学识之广与著述之丰由此可见一斑。抛开其他领域不谈,即便是单以医药领域的贡献而言,葛洪也已经是当时最著名的医药学家之一。

虽然文献中并无葛洪专门拜访名医、学习医药经过的记载,但考虑到葛洪炼丹家的身份便不难理解。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炼丹与医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炼丹的原料以及炼制过程中各种配料,许多本来都是药物,这一点只需从《抱朴子》一书中所记载的大量药物的产地、性状、效用等便可一清二楚。再如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也洋溢着浓郁的养生气息,其所收录的药物,特别是上品药中便有多种用于炼丹的矿物药,对其均推崇备至。更何况,炼丹家还得应付服食不当所引发的各类疾病,更需要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了。

虽然《抱朴子》中已经蕴含了丰富的医药知识,但是真正奠定葛洪医药学家地位的,则是他所撰写的《肘后救卒方》(又称《肘后备急方》、《肘后方》)3卷。所谓“肘后”,是指可以挂于臂肘,以比喻其携带方便,“救卒”二字,则指救治突然发生的疾病。因为是救急使用,因此该书主要记载一些常见病症的简便疗法和急救疗法,也由此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临床实用手册”,就性质而言,颇有些类似现在所说的“急救手册”之类。

虽然只是手册性质的著作,但是《肘后救卒方》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医药文献,不少都是首次记录,对于今天了解魏晋时期的医药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尤其以对急性传染病的记述最为后世所重视。

《肘后方》中首次详细描述了在古代肆虐一时的“天花”的症状、传入中国的途径以及流行情况。当然,《肘后方》中并无“天花”一词,而是名其为“虏疮”,之所以叫“虏疮”,是因为这种病最早在作战被俘获的俘虏中发现。据《肘后方》所述:这种疾病从西方向东方流传过来,很快传遍了全国,该病发作时,自头面开始,全身皆长疮,形状像火疮,疮头上有白浆,流出后很快又产生,如果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多死,即便是治疗好以后,留下的紫黑色的瘢痕,要一年之后才会慢慢消退。对于这种外来疾病,此前的医学典籍尚未记载,《肘后方》的描述,对于认识这种疾病的由来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医家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不断积累经验奠定了基础。

《肘后方》中还首次详细记录了一种“沙虱病”(恙虫病)。据葛洪描述:岭南地区的山水间多有沙虱,人在洗浴之时,或者阴天下雨时在草中行走,都会沾上此虫,这种虫子会钻入人的皮肤之中。开始时,皮肤上会有小红点,以手碰触,会有刺痛感。其后越来越严重,逐渐发疮,渐入至骨,甚至能够致人死亡。治疗的时候要用针挑出虫子,用灸疗法灸三四壮,则虫死病除。按:这种病是由恙虫的幼虫作为媒介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流行,沙虱极为幼小,用葛洪的话来说,“其细略不可见”,几乎肉眼看不到。直到20世纪上半叶,国外学者才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而葛洪在没有任何放大设备的情况下,却能够将这种病的病原、症状、发病地点、感染途径、治疗方法等描述得清清楚楚,这种细致的观察与严谨的医学态度,不能不令人赞叹。

对于给人类带来莫大痛苦的疟疾,《肘后方》的相关记载也很详细,不但有明确的分类,而且收录了方剂30余首,其中14个方子中都用到了一味药物——常山,现代研究也证明常山的确是抗疟的特效药。除了常山之外,《肘后方》中还收录了“青蒿方”以治虐,用法极为简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近些年,我国的中医药研究者根据《肘后方》的记载,成功地从青蒿中提取出了抗疟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这一发明也被认为是抗疟史上的一次突破。


除此之外,《肘后方》中所记录的各种医学上的创新处还有很多。比如对于狂犬病的治疗,葛洪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毒攻毒”的治疗方法:被狂犬咬伤之后,杀掉该狂犬,然后取其脑敷在患者的伤口之上。虽然这种具体的方法未必有效,但是这种治疗理念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的物质。后来,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也正是在狂犬的脑组织中成功培养出了狂犬病疫苗。又比如《肘后方》中还收录了不少有效的急症治疗技术,包括扩人工呼吸法、腹穿放水法、导尿术、灌肠术等等,象其中所记录的人工呼吸法,要求塞住患者鼻孔,用芦管深入口中吹气来抢救患者,这种应用器具吹气的方法,可防止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无疑是一种医学上的进步。

其实,《肘后方》并非葛洪唯一的医药著作,据记载,他曾编著有《金匮药方》100卷,《肘后方》只不过是葛洪考虑到原著卷帙浩繁,摘录其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部分验方及简要治疗法汇编而成。可惜的是,《肘后方》虽然最终得以保留,而《金匮药方》则已散佚,否则,单以如此宏大的篇幅,不难想象其中必定会有更多珍贵的医药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