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礼学
2010-06-09 15:37 2楼
礼学与四书五经的历史
汉代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所谓的今文经派,简单的说就是经传的文字是用汉代的隶书写的,他们最推崇孔子,而古文经派的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不仅推崇孔子,还推崇周公,觉得孔子是周公的继承者。文字不同还是小事,关键的是他们所诵读的书也有差别,比如同是《春秋》“三传”,《公羊》、《榖梁》和《左传》,今文经崇信《公羊》、《榖梁》,而古文经崇信《左传》,所信不同,那么解读的方式便产生了差别。如果仅仅是学术的争论,那倒没什么,可是这又涉及到国家应该将哪种经传立为官学,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于是人们便争执不休。从总体上来看,西汉是今文经派的天下,毕竟刘歆挑起这场争论是在西汉末年,东汉今文经学派的势头有所减弱,古文经学派逐渐占了上风。
到了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个大学问家,他叫郑玄,高密人,所以有时候人称“郑高密”。他对“六经”无所不通,(汉代“乐经”早已失传,其实只有“五经”。)不仅如此,就是解释“六经”的两个学派——今古文经,也了若指掌,于是他遍注群经,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中的优点都融为一炉。从他开始,两汉经学中所谓的家法师法就不再区别了。后来曹魏时期,有个专门挑他毛病的王肃,也遍注群经,处处反对郑玄,但即使如此,王肃争得也不是家法和师法,今、古争辩由此告一段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喜欢清谈,即所谓的谈玄,玄指“三玄”,即《易》、《老》、《庄》,后来佛教流行了,人们又谈佛理。这个时期人们不重视儒学,独“三礼”是个例外,尤其是《礼记》中的《丧服礼》。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国家采用九品中正的方法选拔官员,品评一个人首先要看门第。由此门第就特别重要,门第重要,嫡庶也就重要了,分别嫡庶的重要体现就是丧服制度,所以人们也就爱讨论这门学问。以至于聚谈的时候,有些题目也是从《礼记》中找的。另外,还有一项应该附带说明的是,先前人们所说的“礼经”是指《士礼》十七篇,现在改了,变成了《礼记》。
到唐代,唐太宗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继续推行隋文帝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他还派人整理“五经”。因为科举首先要看文学才能,所以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学的地位。担任整理“五经”工作的人就是大学问家孔颖达,孔颖达组织了一批人来写“五经正义”,将前代的研究成绩作了一次总结,同时也向世人提供了经传解释的定本。“三礼”中,孔颖达作了《礼记正义》,另一个礼学家贾公彦仿照《五经正义》写了《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他也帮孔颖达写过《礼记正义》。
本来“五经”是自汉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唐朝人觉得经传并行,不可分离,有些“传”的地位并不比经地位差,于是他们就确定了“九经”作为官学,于是《春秋》三传中的《公》、《榖》以及“三礼”中的《周礼》、《仪礼》也升格为九经之一了。晚唐的时候,《论语》、《尔雅》、《孝经》也充列其中,变为十二经。到南宋的时候,人们觉得《孟子》也很重要,于是又列入其中,最终成为“十三经”。其实《论语》、《孝经》在唐以前都是入学儿童读的书,《尔雅》是一部字书,《孟子》被尊崇还是韩愈提出儒学道统以后的事情。
有宋一代,汉朝人那种治学的路数已经不行了,人们不再满足于章句注疏,家法师法,而是喜欢议论。这就是理学,所谓的理学虽然旨在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但这人欲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扼杀人欲,而是希望通过对人之自然欲望的调节,达到回归被自然欲望所屏蔽的质朴本性,即仁义之性,追究起来大概就是“善性”吧!换句话说,他们推求的是“内圣外王”的人格,所以理学大师单单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两篇来加以阐释,前者指出修身的路数,后者辨明修身的境界。(《中庸》前代也有单单抽出来解释的,但不似朱熹这样有逻辑理路。朱熹还把大学的次序调整了一番。)再与《论语》、《孟子》凑在一起,合为《四书》。元、明、清三代的士子科举便在这《四书》中讨生活了。
明代王阳明的影响很大,他继承的是南宋陆九渊那一派,在宋儒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被称为“心学”,讲“致良知”,心即理。不过“心学”的末流像狂禅一样,明朝灭亡后,那些遗老们就开始反思朱明灭掉的原因,觉得心学之空谈浮躁不可免责,于是认为空谈说理,不如求诸经典,做些实际的工作。总体来说元、明二代,礼学都不是很发达。
明亡之后,有的学者认为,理学再也说不出新的道理了,再争论下去还是经典该怎么解释的问题,根据还是章句训诂。顾炎武就说要“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自顾炎武、黄宗羲后,那种恢复朴质的治学风气渐渐浓了起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的学术被称为“朴学”。(或者被称为汉学。)到乾嘉时代,朴学之风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他们认为要恢复汉人治学的特点,于是他们去努力,结果他们去作训诂研究,甚至比汉朝人搞得更好。这个时期还形成了两个有名的学派,一个是以徽州戴震为首的徽派,也叫皖派、皖学,另一个是以吴兴惠栋为首的吴派。吴派易学最有特点。(也有人认为后来还有融合二派的扬州学派。)皖派精于小学、天算,尤擅“三礼”。戴震曾负责《四库全书》中经部的审校工作。戴震的老师是江永,跟江永学习而以礼学见长的还有程瑶田、金榜等,皖学中的后起之秀还有凌廷堪,他是戴震的私淑弟子。此外还有被称为扬派的阮元后来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凌、阮二人还将顾炎武的观点再向前推一步,说“礼学即理学”,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人对礼学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学者,如秦蕙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陈澧、胡培翚、孙诒让等人。今文经学以理论见长,到了晚清之际,康有为等人为了变法革新,提倡汉代今文经学,于是作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所谓的新学,就是王莽代汉,号为新朝,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将刘歆所倡议的古文经都立为官学。康有为说这些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清儒们的考证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过,这中间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所以比较麻烦。我们也就点到为止。
随着历史的进步,中国的封建王朝借书之后,虽然有些礼学思想仍然保存在民族的个性中,但那套传统的礼学却进入了学院,成为专门的绝学。(李俊编撰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汉代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所谓的今文经派,简单的说就是经传的文字是用汉代的隶书写的,他们最推崇孔子,而古文经派的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不仅推崇孔子,还推崇周公,觉得孔子是周公的继承者。文字不同还是小事,关键的是他们所诵读的书也有差别,比如同是《春秋》“三传”,《公羊》、《榖梁》和《左传》,今文经崇信《公羊》、《榖梁》,而古文经崇信《左传》,所信不同,那么解读的方式便产生了差别。如果仅仅是学术的争论,那倒没什么,可是这又涉及到国家应该将哪种经传立为官学,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于是人们便争执不休。从总体上来看,西汉是今文经派的天下,毕竟刘歆挑起这场争论是在西汉末年,东汉今文经学派的势头有所减弱,古文经学派逐渐占了上风。
到了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个大学问家,他叫郑玄,高密人,所以有时候人称“郑高密”。他对“六经”无所不通,(汉代“乐经”早已失传,其实只有“五经”。)不仅如此,就是解释“六经”的两个学派——今古文经,也了若指掌,于是他遍注群经,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中的优点都融为一炉。从他开始,两汉经学中所谓的家法师法就不再区别了。后来曹魏时期,有个专门挑他毛病的王肃,也遍注群经,处处反对郑玄,但即使如此,王肃争得也不是家法和师法,今、古争辩由此告一段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喜欢清谈,即所谓的谈玄,玄指“三玄”,即《易》、《老》、《庄》,后来佛教流行了,人们又谈佛理。这个时期人们不重视儒学,独“三礼”是个例外,尤其是《礼记》中的《丧服礼》。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国家采用九品中正的方法选拔官员,品评一个人首先要看门第。由此门第就特别重要,门第重要,嫡庶也就重要了,分别嫡庶的重要体现就是丧服制度,所以人们也就爱讨论这门学问。以至于聚谈的时候,有些题目也是从《礼记》中找的。另外,还有一项应该附带说明的是,先前人们所说的“礼经”是指《士礼》十七篇,现在改了,变成了《礼记》。
到唐代,唐太宗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继续推行隋文帝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他还派人整理“五经”。因为科举首先要看文学才能,所以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学的地位。担任整理“五经”工作的人就是大学问家孔颖达,孔颖达组织了一批人来写“五经正义”,将前代的研究成绩作了一次总结,同时也向世人提供了经传解释的定本。“三礼”中,孔颖达作了《礼记正义》,另一个礼学家贾公彦仿照《五经正义》写了《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他也帮孔颖达写过《礼记正义》。
本来“五经”是自汉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唐朝人觉得经传并行,不可分离,有些“传”的地位并不比经地位差,于是他们就确定了“九经”作为官学,于是《春秋》三传中的《公》、《榖》以及“三礼”中的《周礼》、《仪礼》也升格为九经之一了。晚唐的时候,《论语》、《尔雅》、《孝经》也充列其中,变为十二经。到南宋的时候,人们觉得《孟子》也很重要,于是又列入其中,最终成为“十三经”。其实《论语》、《孝经》在唐以前都是入学儿童读的书,《尔雅》是一部字书,《孟子》被尊崇还是韩愈提出儒学道统以后的事情。
有宋一代,汉朝人那种治学的路数已经不行了,人们不再满足于章句注疏,家法师法,而是喜欢议论。这就是理学,所谓的理学虽然旨在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但这人欲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扼杀人欲,而是希望通过对人之自然欲望的调节,达到回归被自然欲望所屏蔽的质朴本性,即仁义之性,追究起来大概就是“善性”吧!换句话说,他们推求的是“内圣外王”的人格,所以理学大师单单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两篇来加以阐释,前者指出修身的路数,后者辨明修身的境界。(《中庸》前代也有单单抽出来解释的,但不似朱熹这样有逻辑理路。朱熹还把大学的次序调整了一番。)再与《论语》、《孟子》凑在一起,合为《四书》。元、明、清三代的士子科举便在这《四书》中讨生活了。
明代王阳明的影响很大,他继承的是南宋陆九渊那一派,在宋儒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被称为“心学”,讲“致良知”,心即理。不过“心学”的末流像狂禅一样,明朝灭亡后,那些遗老们就开始反思朱明灭掉的原因,觉得心学之空谈浮躁不可免责,于是认为空谈说理,不如求诸经典,做些实际的工作。总体来说元、明二代,礼学都不是很发达。
明亡之后,有的学者认为,理学再也说不出新的道理了,再争论下去还是经典该怎么解释的问题,根据还是章句训诂。顾炎武就说要“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自顾炎武、黄宗羲后,那种恢复朴质的治学风气渐渐浓了起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的学术被称为“朴学”。(或者被称为汉学。)到乾嘉时代,朴学之风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他们认为要恢复汉人治学的特点,于是他们去努力,结果他们去作训诂研究,甚至比汉朝人搞得更好。这个时期还形成了两个有名的学派,一个是以徽州戴震为首的徽派,也叫皖派、皖学,另一个是以吴兴惠栋为首的吴派。吴派易学最有特点。(也有人认为后来还有融合二派的扬州学派。)皖派精于小学、天算,尤擅“三礼”。戴震曾负责《四库全书》中经部的审校工作。戴震的老师是江永,跟江永学习而以礼学见长的还有程瑶田、金榜等,皖学中的后起之秀还有凌廷堪,他是戴震的私淑弟子。此外还有被称为扬派的阮元后来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凌、阮二人还将顾炎武的观点再向前推一步,说“礼学即理学”,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人对礼学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学者,如秦蕙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陈澧、胡培翚、孙诒让等人。今文经学以理论见长,到了晚清之际,康有为等人为了变法革新,提倡汉代今文经学,于是作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所谓的新学,就是王莽代汉,号为新朝,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将刘歆所倡议的古文经都立为官学。康有为说这些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清儒们的考证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过,这中间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所以比较麻烦。我们也就点到为止。
随着历史的进步,中国的封建王朝借书之后,虽然有些礼学思想仍然保存在民族的个性中,但那套传统的礼学却进入了学院,成为专门的绝学。(李俊编撰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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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指人提高修养的三个阶段所应学习体味的对象。由此可见,孔门对于礼是相当重视。平时他也教学生各种礼仪,所以他的一些学生从政后都很能干。但孔子似乎并没有将礼的知识形成系统的“礼学”。或者简单地说,自孔子之后,人们研究孔子的礼学思想才开始有了礼学。(这仅仅是采用一种简单的理解,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司马迁所述汉代初期礼学的状况是,那个时候只有一部 《士礼》流传下来了,今天我们称之为《仪礼》,有十七篇,据说这就是所谓的《礼经》,(六经中的礼经,)汉武帝时期只有鲁国的儒生高堂生能读懂它。不过高堂生虽然能够读懂这本书,却不知道怎么做,按照当时的话来说,他不懂“礼容”。不过,汉文帝时期鲁国有个徐老先生特别熟悉各种礼仪的姿态,也正因为这样,所以皇帝任命他为礼官大夫,他把这一套传给了儿子,儿子又传给了儿子:徐延和徐襄。其中徐襄又做得特别好,后来也做了礼官大夫,不过他们这一家仅仅知道动作,并不懂《礼经》。这是很遗憾的。
高堂生将学问传给了学生,在汉宣帝的时候,有个叫后仓的后辈学得特别好,后仓后来收了三个学生:戴德、戴圣和庆普。戴德是戴圣的叔叔,所以人们称他为大戴,称侄子为小戴。这三个人都跟着后仓学习,并将前人关于礼的解释记录下来,这就是《礼记》。(当时人们把解释礼经的文字都称为“礼记”。)他们三人虽然同出一门,但是传出来的学问在讲法上却不一定都相同,在礼学中,很多问题几乎没有标准答案,于是人们让他们并世流传,朝廷也分别把他们作为官学树立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两汉今文经学中礼学的源头。(所谓的今文就是书籍的文本是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的,与之相对的古文,就是保留了战国时期文字风貌的文本。)
其实,在西汉除了这一条礼学传承的线索外,地方上还有一些考古发掘,如汉武帝叔叔河间献王,这个王爷特别爱好古籍,往往不惜重金购求,于是人们纷纷将古书献给他,他的藏书规模因此也跟朝廷差不多,有一些朝廷没有收藏的,他就向上进献一些,其中也包括用战国时期六国文字所写的古文《礼》,虽然文字有异,但内容跟高堂生传的差不多。后又有汉武帝的一个弟弟被分封到鲁,这位王爷喜好建筑宫殿,在鲁地他想把孔氏的老宅拆了盖自己的宫殿,结果在这些房子的墙壁中发掘了一堆古书,也包括《礼》和《礼记》。就这样,零零总总,朝廷收藏了不少,有时候我们称这些文献为“逸礼”。
后来,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将这些东西清理出来,重新眷写定本,但工作未竟,便死了,皇帝又让他的小儿子刘歆继承下来。刘歆完成任务后,觉得这些古文“礼”很有价值,就建议朝廷把他们也作为官学,结果招致那些学习今文礼经的人反对,这就是汉代学术历史上有名的今古文之争。这个时候正是西汉衰微的时候,王莽逐渐将汉氏江山变为己有,他是刘歆的好朋友,所以他采纳了刘歆的意见,将一系列古文经立为官学,当然也包括古礼经。可是不久王氏倾败了,光武帝中兴汉氏,这个时候又不可避免地为国家官学课本争起来。古文经虽然有了一席之地,但古礼经却是胜利中的失落者,没有取得官学的地位,整个东汉都没有人再请求皇帝立“逸礼”博士。就这样古礼经似乎就消失了。不过有的学者揣测,古逸礼“存而不尽存,亡而不尽亡”,因为它已经被当时学者所采纳,所以就没有必要再立于学官了。
刘氏在整理国家藏书时,还发现了一部《周礼》,刘歆觉得这是一部周公治理天下之书,应该立于官学。其实,《周礼》在史上的出现很早,早在河间献王献书的时候就有这部书。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河间献王得到这部书的时候,“冬官”部分已经残缺不全了,于是就用《考工记》来充数。《周礼》在两汉的流传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以上所述,《士礼》、《逸礼》和《周礼》是两汉时期的三种“礼经”,但我们说“六经”的时候,通常只是指《士礼》十七篇。解释《士礼》的书称为传,孔子的弟子们已经开始作“传”了,但流传于世的不多,后仓在曲台这个地方讲授《士礼》,他的解释被称为《曲台记》。他的学生戴德对礼学做的笔记叫做《大戴记》,八十五篇,戴德的笔记叫做《小戴记》,四十九篇,而另外一个学生庆普所传的学问后来失传了。二戴的内容很多是相同的。今天我们《十三经》中所收的《礼记》是《小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