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医成名之关键究竟何在

现代中医成名之关键究竟何在

□ 江西中医学院 刘英锋

不可否认,回顾老一辈中医名家,熟读经典、名师指点、重视临床与教研助长确实是他们成才的普遍性要素, 但我以为,就现代社会环境下,若要再塑造新一代名医,则还要解决以下四个关键问题:
首要是信仰问题!学习中医并不难,而要真正学好、学精中医,真正做到学能致用、用之有效,则远比学习其他一般学科要难十倍,因为中医文江汇海鱼目混珠,理论文献与临床实际尚未紧密衔接,学习中间会遇到许多疑惑与困惑、会经历一些失败与挫折,对此,只有内心确信中医者,才能不辞坎坷,持久追求,经过一番滤沙淘金般的磨炼,最后步如殿堂、得取正果。不难想象,一个对中医内心缺乏信仰与热忱的人,在历经这些沟坎时,比较学西医之明了便当,难免不会改弦更张,再退一步说,即便熟读经典、名师指点、重视临床与教研助长等条件样样具备,若无内心对中医问题积极持续的勤思苦练,也恐怕只能是收效甚微而形同虚设,或成了走过场的外在摆饰。据说,在国家实施的第一批临床优秀人才培养工程中,就不乏此等之辈,因为笔卷考试很难考测一个人对中医的真实心态。建国前后的不少名医,他们成才前的学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因为认定了自己的学医之路(虽然学医的动机各种各样),即便没有条件,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使学医的效率能够以一当十。姚荷生先师,因受其叔父姚国美屡起沉疴之术的影响,自幼即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誓,其后便有发奋苦读之举;我作为高考恢复后的首批学子,在选择志愿之时,自识非天才素质而有偏爱中国文化之好,相信在中医领域能够找到自己发光发热的位置,故而就“低”选择了江西中医学院,成为当是报告本校仅有的十个第一志愿中的一员。正所谓: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终究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而信仰中医就是中医成才第一内因,是保证其他要素发挥效果的必备前提!这一点,比较学习其他现代的“先进”科学来说,学习古老的“传统”科学就显得尤为金贵而突出。
第二是临证问题!“自古华山一条路”,中医学理在尚未能与现代实验手段正确接轨的情况下,判断一切是非成败的标准,只能是临床实践!研究中医是否有成效、发展中医是否能成功、学习中医是否会成才,都必须立足临床实践的有效性!中医成名,有虚有实,若非图虚名,则确认成才与否的第一指标或最后指标是临证能力!从资料分析得知,建国前后的名老中医,虽然各自成才的经验不近相同,如有强调必读经典者,但也有从学徒识药、方书入门者,有强调遇良师而得道者,但也有摸索经验自学成才者,有赞成教学相长者,也有主张整理提高者,但却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识——必须坚持临床!因为一切途径不同的学习研究过程,归属是共同一致的——用之于临床。姚荷生先师,年轻时就曾有终日勤学苦读而险些误入歧途的经历,幸赖其恩师及时批评“只会注书,不懂读书”,才顿悟读书贵在联系临床、学以致用的真谛,我曾也有过沉醉于构建经典理论框架,但遇到亲女几剂高烧不退而彷徨无计的教训,使我懂得了“纸(书)上读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真实含义。因此,我以为在熟读经典、名师指点、重视临床与教研助长这四大成才要素中,重视临床是第一位的,也是必备而不可确如的,其他三个要素虽然重要,但却不是缺一不可的,是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加以弥补的,何况,熟读经典、名师指点之所以重要,我以为,也正是因为比较而言,经典著作更忠实于事实而切合于临床,名老中医历经实践、老马识途,可以指出理论如何联系实际、及其切合临床之所在……,因此,其他要素的作用,都必须以落实临床为前提,否则,脱离临床印证的基石,熟读经典就有“马谡失街亭”之嫌、名师指点也有“百闻不如一见”的差异,教研助长只能是“嘴把式卖艺,经看不经用”……。毛泽东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的学习”,学以致用是一切名医成才的共同法则,经典、名师、教研都是“学”之手段,临床才是“用” 之目的,目的不存,学有何用? 国家实施的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培养工程,从设计原则与规划理念上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其能否取效,其的关键保障则在于否确保中医的临证氛围,而在当今的医疗环境下,中医临证问题恰恰又是最难调控的。虽然来自医院的骨干本身就是来自临床、回到临床,但临床与临证还有不同,临证必然临床,但临床未必是临证,临证就是面对实际病人,临床要辨证论治。挂牌是中医,开着中医的处方,但脑袋更多的是挂记着和依赖的是西医的诊疗方案,实际精力在中医思维上的投入严重不足,骨子里把西医作依靠、中医作点缀——中西医结合,实际是中西医凑合。这除了医院经济利益的驱动之外,难免还有西医辨病好掌握、中医辨证难体会的先天因素在作怪。因此,重视临床重视中医的临证,必须是从骨子里落实辨证论治的严格要求,而衡量这种要求的外在可靠尺度,就是不靠西医西药。据说先师姚荷生,有一次自发癃闭,为了提高高徒们中医的临证水平,忍住万分痛苦,拒绝西医手术治疗,要求其高徒一定要在中医里面想办法。我也曾受到姚老的告诫:如果对自己家里人的病不敢依靠中药解决问题,说明你对自己的医术信不过,那末最好也别在临床上开中药给病人吃。后来,我一直保持给家里人看病也不开西药,且凡是找我看病的人,我都告知我不会开西医,到现在,久而久之,习惯了满脑子中医的思考,也真的把西药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第三是落实问题。再好的方案、再好的办法,若不能落在实处,则不仅是形同虚设、劳而无功,更大的隐患是否认方案、抛弃方法,原本可行的良途遭受错误的封杀,最后自然是无计可施!诸如国家的三批名医师承工作,虽然方案有缺陷,但第一批因为上下重视,工作落实,勤以补拙,确实较有成效,带出了不少学有所长的高徒,而到第二批则落实不够,有工作凑数的倾向,部分高徒多数时间忙于自己的事了,成效就大打折扣,到现在第三批,则许多属于人情关系,拜师走形式,有的根本就毫无实际意义可言,成效也可想而知。当年姚荷生先师在入选国家第一批名师时,就曾经婉言谢谢绝带徒,他告诫我说“人常说,名师出高徒,但若名师要求不严,也未必能够带出高徒。你若决心成为一个合格的高徒,并不在于这种三年的名分与形式,而应在临证时,能够按照我设计的科研病历格式,严格辨证论治的程序,并试作预后推测考核自己,若能达到三分之一的符合率,就算你合格了。”后来我遵其所嘱,扎扎实实地苦练了一年多,确在理论与临床的结合上、在临证作风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为今后的快速进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怕就怕认真二字”,姚老也曾批评一些浮躁、浮夸的现象,说他们连“认真二字都不懂”,我理解这里“认真”二字的本义,就是唯真理而是求,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求实求真!古人云:“大道无言” ,真理有时很简单、很质朴,而难就难在行动之落实,难在持久之恒心!因此,我以为戒浮躁、抓落实,真正能够做到“潜心修炼”,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出新招、找诀窍!当然,这从群体的角度来说,绝不单单是个行政机制问题,还涉及医药政策问题、人事制度问题与教学体制问题。
第四是特长问题。现行的院校式教育模式,使大家走出校门时的基本素质与知识水准都比较接近,而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能脱颖而出、成为誉响一方的名医,除了上述的共同性特征外,还必须有各自的个性特征——各有专攻、各有特长、各有绝活!因为名医形成的基础是社会需求,社会需求就有多样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定数的,谁也不可能样样都比别人精通,有此一长则必有彼之一短,全才、大家是极少数。有己之长,则能补人之短,则有不可被人所替代而树立声望的需求基础,因此,在同样有限的时间、精力和环境条件下,平均用力“伤其十指”,不如先集中力量“断其一指”,待吃透一点、能够落地生根后,在以此为基点,逐步扩大“战果”。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不要把各有特长狭义地理解为搞专科专病,想在医疗行业大兴专科专病模式,这对西医是扬其所长,但对中医则有束缚手脚之嫌!尤为西医是立足于形态学的,详于分解、精于分析是其所长,故分科分病则尽显其优势,中医是立足于气化学的,注重联系、贵于综合,整体相关、联动比较才能发挥其辨证论治之优势,分科分病越细则活动余地越小,结果自然会滑到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轨道上去。其实临床病例有相当多属于夹杂性、综合性病症,专科专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诊断治疗会顾此失彼,正需要发挥中医整体联系、多向调整的优势,因此中医分科分病宜粗不宜细,个人专科专病宜晚不宜早,一技之长更不能局限于一科一病。古往名家之专,有精于药性(如李时珍、汪昂),有精于方剂(如孙思邈、王肯堂),有精于医理(如李中梓、张景岳),有精于辨证(如金元四大家),有精于证治分类(如柯韵伯、吴鞠通),有精于分病论治(如巢元方、吴谦)等。就近而言,江西名医中,姚国美擅长内伤杂病,谢谢双扶擅长外感重症;姚荷生则能够融汇多师之长,入伤寒而出温病,以伤寒六经辨证活用温病经方,精脉学而断预后,注重辨析发病机理;陈瑞春、伍炳彩则专长经方的加减及与时方的合用,应对杂病的多样性。我有幸承习姚老、陈老之所长,勤于鉴别诊断、专攻证治分类,立意统一中医经典辨证纲领,故临床不时能够于一体化的辨证思路之中,融会多家之说,解决一些专科专病中出现的跨科跨病性疑难杂症。如能以麻杏薏甘汤合杏仁汤治疗寒温合发性的疑难发烧、久咳、慢喉痹等病症,以小柴胡汤合温胆汤治疗内外夹杂的慢性顽固性杂病,都是受益于“综合内科”不分专病而能见多识广、思路开阔,而能由常达变、化裁新招的结果。
总之,名医成才之规律,虽然古今基本的原则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但要实现这些原则,古今的社会背景、文化条件、工作方式的显著差异,必然会给重新塑造新一代名医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具体规则。有些过去不成为问题的东西,现在会上升为突出矛盾,有些过去不足为奇的东西,现在会显得十分金贵……,反之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