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和临床研读中医学经典

[FONT=黑体]一、何谓经典与中医学经典[/FONT]

[FONT=仿宋]何谓经典?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经者,常也,法也,径也。”就是常道、规范、门径的意思。“典”,是指可以作为典范的重要书籍。所谓经典就是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那些具有重大原创性、奠基性、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经典就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是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如基督教有《圣经》、佛教有《大藏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三经”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经典,多少年来是人们行为的准则。直到今天,在振兴中华文化精神的感召下,人们倡导从孔子的《论语》与老子的《道德经》中汲取核心价值理念及为人处世的道理。中医学经典所阐述的是医学的基本原理和诊疗法则,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常规和规范,也是学习和研究医学的必由门径。

关于中医学的经典,早在《礼记·曲礼》中有“三世医学”之说,将《黄帝针经》《素女脉诀》《神农本草经》作为经典。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教材把《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作为四大经典。任应秋先生在《内经十讲》中提出中医学有“十大经典”,即《素问》《灵枢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难经》《中藏经》《脉经》《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王新华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将《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作为四大经典,颇得学界认同。中医界亦有把《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歌括》《汤头歌诀》作为中医四小经典,是学习中医学的基本启蒙读本。2005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的《中医经典必读》把《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名著”作为四大经典。其中“温病名著”收录了叶桂《外感温热篇》、薛雪《湿热病篇》、吴瑭《温病条辨》三本著作的有关内容。笔者认为根据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关于“经典”的定义,按照中医学内容,中医学的四大经典应该是《黄帝内经》(中医学理论的经典)、《伤寒论》(中医治疗外感病的经典)、《金匮要略》(中医治疗内伤病的经典)、《神农本草经》(中医药物学经典)。“温病学”和“温病名著”不属于经典著作,前者是学科名称,后者是多本著作的称谓,其著作年代主要在清代,内容可以认为是外感病经典《伤寒论》之后的学术延伸和发展。经典一般是最早的权威之作,学术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用《神农本草经》取代“温病学”和“温病名著”,说明中医学“四大经典”的学术体系在汉代(西汉至东汉年间)已臻成熟,学术框架已构建奠定。[/FONT]

[FONT=黑体]二、如何对待中医学经典[/FONT]

[FONT=仿宋]历史已经推演至21世纪,也许有人说,现代科学以令人目眩的的速度迅猛发展,现在对知识老化的估计是每10年有1/2的知识归于淘汰。中医学的经典诞生于2000年前,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些“老古董”呢?

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A.N.NATree曾经说过:“现在对知识老化的估计是每10年有1/2的知识归于无,但这种估计实际上只适用于外围的知识,即运用基本原理得来的局部性的东西,作为知识的核心——基本原理——则是长期起作用的。”中医学“四大经典”所揭示的原理及防治疾病的原则反映或者预示了生命活动的某些科学规律,其学术历经2000余年医学实践的检验,对现代临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自汉代以后,中医学术代有发展,尤其在诸多临床学科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在理论方面历代医哲在中医学经典基础上的“各家学说”代有建树。这些可以认为是“运用基本原理得来的局部性的东西”,但就中医学学术思想的核心理念“则是长期起作用”的无不发端于“四大经典”。我们今天学习研究中医学经典可以借鉴经典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及理念,激活我们的智慧,启发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提高临床疗效的睿智。

近代有哲人对于学习中国古代经典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说。所谓“我注六经”就是对经典抱着一种敬畏感,强调恢复经典的原貌和本义。所谓“六经注我”是在准确理解经典原义的基础上,阐释我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无独有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说:“对古人的东西有两种态度,一是照着讲,二是接着讲。照着讲,实际就是还原古人本来面目,重述古人的东西;接着讲,即从古人的东西出发,将古人提出的问题向前推进,开出一个新的局面,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两种说法异曲同工,意思是开始学习经典首先应该理解其本来意义,其后在领会本义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和有新的建树。前者旨在继承,后者崇尚创新,这是当今我们对待经典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世界卫生组织(WHO)提醒人们对待传统医学应该避免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妄自尊大的中医“超科学论”,另一种是妄自菲薄的中医“伪科学论”。现代学者马伯英说:历史辩证法的原理告诉我们,把中医学描绘得尽善尽美、毫无缺陷,与将它说得一无是处,没有多大区别,同样是在扼杀它的生命,无助于中医学的发扬光大。如果我们承认中医学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就应该加以挖掘、研究、提炼这种科学性,使它成为世界文化和医学中的一部分,更好地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对待中医学如此,对待中医学经典亦复如此。诚然,2000余年以前的医学经典不可能回答和解决当前医学面临的所有问题,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经典的目的是学习先哲们认识自然、认识人体生命现象的思维方法和实践经验,它可以激活我们的智慧,启发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思路。[/FONT]

[FONT=黑体]三、用文化阐释经典,从经典理解文化[/FONT]

[FONT=仿宋]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谓仁智互见,众说纷纭。《易经·贲卦》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人文现象,以教化天下。文化就是用人为精神教化人,即以文化人,这是从文化的功能上来说。胡适有“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之论,这是从其内涵而言。一般人容易将文化与知识的概念相混淆,的确知识是文化的载体。一般而言,有了知识即有了一定的文化,但文化与知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是经验的标化,是实践中人们获得的认识和经验;“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余秋雨)。文化是抽象的,知识是具体的。文化是对社会利益的规范和调整;知识较为实用和利益,知识需要文化的把舵。只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但是知识不等于文化。

文化有什么用?复旦大学钱文忠曾经说过:“文化有什么用?我真的不知道,但没有文化什么都没有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文化,人就没有精神追求。杨叔子院士指出:“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而没有科学的人文也是残缺的人文。”当代教育存在的问题是自然科学往往忽略了人文精神的成果,人文科学也没能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作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在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能对正确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对待人类自身,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

什么是中医药文化?笔者认为,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中医药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生存技术。中医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有些人想否定中医,从本质上讲就是否定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解读中医学对生命、健康、疾病、生死等问题的价值观念、独特的认知思维方式、人文精神和医德伦理等。中医学经典是中医药文化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要学习、研究、弘扬中医学经典学术,必须结合对文化母体的审视和剖析,才能真正领会中医学的真谛。所谓“用文化阐释医学,从医学理解文化”(邱鸿钟)。

哲学家张岱年说:中国文化对人类的独特贡献,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论。这两种思想恰恰是中医学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和影响下形成的最重要的学术思想。

《中国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中医学禀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基因,是专门探讨人类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内经》没有明确记载“天人合一”的字样,但《灵枢·岁露论》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刺节真邪》:“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故可为解。”“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于中医学整个体系之中,而当代医学成就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与《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两者的内涵不尽相同。“天人合一”观的原始含义是指“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是“一种内心修养理论”。《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思想是建立在人与天地同源——“气”基础之上的,《内经》作者在肯定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把人体置于“天地人一体”的大背景下考察生命活动的规律,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天人合一”“形神一体”内外相应的大系统,这一思想符合系统论的原则,包含了许多科学的元素,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与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论和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有一定的区别。董仲舒认为的“天”是神学意义的天,即带有人格意志的、创造及主宰宇宙的“上帝”。“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与人可以交相感应。《内经》中的“天”已经完全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理念,径指客观世界的本身,而人是自然的产物。所以《内经》说“人”与“天地”相应,强调“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而“天地”是不能与“人”相应的,其基本意义与“天人感应”论迥然有别。哲学家任继愈说:《内经》中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和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经常是血肉相连的。科学不断丰富和巩固了唯物主义哲学,而唯物主义哲学也经常对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关于“和”的思想,《内经》记载很多,如《素问·上古天真论》:“阴阳和,故有子。”“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素问·生气通天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灵枢·本神》:“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避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阴阳别论》:“阴之所生,和本曰和。”《素问·五运行大论》:“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最难能可贵的是《灵枢·本藏》关于“人之常平”(即健康人)的一段描述:“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长平也。”经文中“血和”“卫气和”可概括人体气血运行和畅;“志意和”可理解为精神活动正常;“寒温和”意指人能适应外界寒温环境。《内经》关于健康的理解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人体能适应自然环境;心与身的和谐,即生理与心理协调;气与血的和谐,即人体内环境协调。对和谐的认识和追求,肇始于人的生命过程本身,以及人的生命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那种内在的统一与和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包括人的生命过程)能够保持和谐状态,就能生生不息,健康也不例外。

“和为贵”是儒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最高道德标准以及处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内涵有二:⑴“和实生物”:《周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认为“和”是宇宙的根本状态,是阴阳运化的最终归宿。⑵“和而不同”:“和”体现的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可以丰富、发展并生成新的东西。“和而不同”是人类的理性大智慧。

中国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质,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华民族“和”的理念或和谐哲学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化解和匡正人类面对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使其沿着体现“和而不同”的理性智慧的大道前进。西方哲学家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其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若能够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

从文化解读中医经典的意义有三:有助于深刻领会中医学理论的真谛;有助于我们形成中医学思维的方式;有助于提高中医人的文化素质。因此,从文化解读经典,善莫大矣。[/FONT]

[FONT=黑体]四、从临床解析经典,用经典指导临床[/FONT]

[FONT=仿宋]中医学经典是先人们临床医疗经验的结晶,离开临床实践就无法解析经典的隐奥,立足临床实践是研读中医学经典的最高境界。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在《原富》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古人倡导“知行合一”,行是知之基,亦是知之成;知源于行而成于行。中医学属于应用学科,离开临床应用谈医学,难免空泛。

“《内经》是一部中医学理论的经典”,这已经是中医界的共识。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实践发现,《内经》不仅仅是一部讨论中医学理论的著作,而且其本身的内容还汇集了汉代以前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在本书整理、研究、编写的过程中发现,《内经》162篇涉及的病证有500余个,全书直接以病证名为篇的篇章有40余篇,加之其他篇章中涉及的临床医学内容占整个《内经》内容的二分之一以上。尤其可贵的是,其中的许多学术原理和医疗经验,对今天的临床仍然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例如,《素问·咳论》不仅对咳嗽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证候分类、传变规律、治疗原则做了系统的阐述,而且提出了“外内合邪”“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的著名论点,对后世解析咳嗽病机、辨治咳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中对咳嗽采取五脏六腑分证的方法,实为后世脏腑辨证之雏形。再如,《素问·举痛论》开卷即提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的观点,这不仅揭示了研究世界万物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提示理论研究必须联系临床实践;经文对“五藏卒痛”的病机做了高度的概括,立痛证虚实辨证之纲要;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对十四种痛证的鉴别诊断问题,这也许是中医学中最早的证候鉴别诊断。还如,《内经》曾经采用“人与天地相应”及“阴阳消长”理论对睡眠的生理、失眠等睡眠障碍病证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认为人体阴阳之气的消长出入是形成正常睡眠——觉醒节律的生理基础。《灵枢·口问》说:“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暝;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同样的记载还可见于《灵枢·大惑论》:“夫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在“人与天地相应”理论指导下,《内经》认为人体卫气的运行存在着昼夜循环往复的变化节律,白昼卫气运行于阳经,人体阳气盛于外,人处于醒寤状态;夜间卫气行于阴经与五脏,阳气潜降,阴气主事,人如寐。如果阴阳之气运行失调可以导致睡眠障碍。《灵枢·大惑论》说:“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盛,故目不暝矣。”临床上采取调节阴阳升降治疗睡眠障碍,往往可以取得很好疗效。现代睡眠学认为,人的脑部存在着两个系统,一个促进睡眠,另一个促进觉醒,称为睡眠与觉醒系统。如果把前者称为阴,后者称为阳,那么阴阳协调则睡眠——觉醒循环正常,阴阳失调则产生睡眠障碍。可见,中西医关于睡眠——觉醒节律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述举例说明,《内经》中丰富的临床医学经验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对现代临床有很好的实践价值。《内经》中的临床医学是后世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根和源。

张从正说“《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其中的意义应该有二:一是说《内经》所奠定的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圭臬,二是说《内经》本身就是古代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结晶。千百年来中医的学术发展史足以证明《内经》的临床价值,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内经》,不仅要领会其提供的理论精华,更应该深刻领悟先人们认识世界和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思维方式,而结合临床实践是研读经典的最高境界。“经典需要临床,临床需要经典”,这是学习、研究、实践经典的经验之谈。

当前中医药的疗效不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这与临床中医师没有很好地学习、研究、继承中医经典有一定关系。前卫生部长张文康曾经说过:“发展中医学,首先应该继承中医药,传承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同志不要远远地看它一眼,就去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要认认真真地学习中医药,深刻理解它的科学内涵,努力继承它的精华。”陈竺院士说:“当前要特别强调对中医的尊重,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他又说:“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辨证施治,与近年来西方医学中强调为每一个患者找到最适合药物的药物遗传学不谋而合;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也是对应着西医近年来高度重视的各种疗法的综合协同。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对当代医学发展的启示作用和独特贡献,并使之发扬光大。”

如果说《内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那么其中的基础理论体系和临床医学体系是中医学的两朵奇葩。那么,如何从临床角度研究《内经》?

1.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临床辨证施治

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阳化气,阴成形”之说,《内经》作者用此理论诠释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关于阴阳理论在医学中的应用,阐述最为深刻者,当首推明代医家张介宾,其曰:“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也,非形无以载气也。”“阴阳二气,最不宜偏,不偏则气和而生物,偏则气乖而杀物。”著有《大宝论》和《真阴论》专题讨论阴阳理论及其临床运用。提出了关于治疗阴阳、精气虚损的精辟见解:“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这些论述可以认为是对《内经》“阳化气,阴成形”理论的演绎和发展,对于我们今天临床实践具有深刻的启迪。

笔者曾经治疗一功能性消化不良案,患者自幼懦弱,身体颀长,皮肤白皙,未诊时诉食欲不振,嗳气,腹胀,虽知饥饿,得食早饱,大便不畅,形体消瘦,体质甚差,不耐寒温,平素易多感冒,经常因病辍学,恙起近两年,久治罔效。苔薄白腻,脉来细濡。西医诊断为“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断为“胃痞”。投健脾和胃、理气宽中药,黄芪、党参、白术、米仁、茯苓、甘草、制半夏、苏梗、炙鸡内金、枳壳、焦楂曲、制大黄、大枣等。数诊之后,证情有所缓解,但稍不慎进食油腻后,证复如故。思《内经》有“阳化气”之明训,考虑患者久病中阳不足,“无火无以熟谷”,乃取该法佐以温暖胃阳之品,补火以生土,化气促健运。药用前方加熟附块、肉桂、荜澄茄等,数剂后早饱、脘胀、嗳气、隐痛等明显缓解。继以前法化裁加减,调治善后,证情基本康复,形体渐丰,神色转佳,可以胜任学业(王庆其《内经临证发挥》)。

又如,《内经》对人体生理活动的认识以藏象学说为核心内容。简单地说,藏象学说是专门研究“象”与“藏”相互关系的理论。以脏腑为中心,把脏腑与经络、形体各器官组织,脏腑与精气神,乃至脏腑与自然、社会环境等有机联系起来的。在整个观念指导下的藏象学说,一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传统中医的辨证论治改名为“藏象辨证论治”。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藏象学说对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指导价值,更重要的是充分展示与概括了中医学的特点(严世芸《中医藏象辨证学》)。藏象学说肇自《内经》,上述观点的提出可认为是续《内经》之绪余。如《灵枢·本神》说:“心藏脉,脉舍神。”“信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素问·调经论》说:“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心火亢盛,邪火扰心而可出现神昏谵语;心血不足,可表现为健忘、失眠、多梦等神志症状。张海峰治一患者,因家庭事故引起精神失常,狂乱不识人,终日打骂,力大无穷,发作近半月,大便数日一行,状如羊屎,尿转臊臭,目赤直视,面色红赤,舌苔黄褐厚腻而干,唇焦紫,脉滑数有力。此阳明燥实化火,上扰心神。治以泻阳明腑实,清心安神。药用大黄、芒硝、枳实、甘草、石菖蒲、郁金,服2剂得泻大便七八次,臭秽异常,狂志大减,神志稍清。用前方略减量继服,证情进一步好转,继以育阴清心安神善后15剂,悉如常人(王琦《王琦临床医学丛书》)。

再如《素问·举痛论》提出“百病生于气”的观点,即用“气”的异常变化概括所有病理现象。诚如张介宾所云:“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而至,故百病皆生于气。”(《类经·疾病类》)熊继柏曾治一情志致病患者,其因患胃痛去某医院诊治,一年轻医生在其病历上写着“肝癌待查”的意见,患者见后,当即瘫倒,不能行走,用车接回家后,脘胁疼痛加剧,不进饮食,心悸自汗,四肢颤抖,大小便频数,如此一周未起。熊氏诊之,询其素无肝病史,扪其脘胁部并无肿块,且见嗳气等胃病症状,细审病史,知乃“恐癌”之证。遂以心理抚慰,佐以柴胡疏肝汤合孔圣枕中丹调理,数剂诸症释然(熊继柏《熊继柏论医集》)。诚如《素问·疏五过论》所指出:“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内经》的这些理论正是后世心理疗法的理论导源。

凌耀星运用《素问·汤液醪醴论》“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的经义,提出治癌四原则之一“导”,即思想劝导。强调医生既要治病,也要治人。人一旦得了癌症,容易忧愁抑郁,消沉悲观,这种情绪对疾病的康复非常有害。所以,医生必须进行细致的劝导,从医理上分析他的有利条件,举些至今存活的有效案例,证明癌是可治之症。以鼓励其信心,增强其意志,使其在希望中主动配合医疗,充分发挥其意志的作用,从而调动机体内部的积极因素,提高治疗效果(凌耀星《中医治疗疑难病130例纪实》)。

2.通过大宗病例回顾性研究验证《内经》理论

通过大宗病例的临床观察,验证、探讨《内经》理论的实质或病证诊治规律,也是临床研究的良好途径。

例如,田勇等从185例咳嗽治疗经验探讨《素问·咳论》“五藏六府皆令人咳”的临床意义。分析发现,其中属于肺咳者32例,脾咳者59例,肾咳者75例,心咳者10例,肝咳者9例。肺咳者用二陈汤加减,脾咳者用保和汤加减,肾咳者用六味地黄汤、金匮肾气汤加减,心咳者用三子养亲汤、二陈汤、生脉散合方加减,肝咳者用龙胆泻肝汤、泻白散加减,一般服药3～15剂,均获得较好的疗效。陈春明根据《内经》脾胃理论治疗127例肝内胆管结石,病机主要责之于肝、胆、脾、胃,治疗分设和解少阳、清热排石,健脾和胃、利湿排石,健脾益阴、澄清胆汁,随症加减四步,20～60日为1个疗程,结果112例排除结石。《素问·奇病论》有“有病口甘者……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的记载,明确指出以兰草汤治疗消渴病。刘宜云、郭新华以兰草汤加味(佩兰、茯苓、山药、厚朴、苍术、地骨皮、玉竹)治疗湿热蕴脾型糖尿病27例,45剂为1个疗程,结果:显效率48.1%,好转40.7%。杨志伟运用《素问·痹论》关于“筋痹”的理论,自拟“舒筋蠲痹饮”(白芍、木瓜、甘草、当归、鸡血藤、桂枝、地龙、香附、蜈蚣、牛膝)加减,治疗坐骨神经痛63例,结果:痊愈24例,显效22例,好转15例,无效2例。本组病例统计表明,一年四季均可以见筋痹,仅以春季发病率稍高,故不必拘于《素问》春季之说。徐金星等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湿胜则濡泄”的理论,确立除湿法治疗小热秋季腹泻204例,其中寒湿型129例,湿热型75例。治疗基本方:苍术、米仁、车前子、防风。湿热加黄连、白头翁;寒湿加附子、炮姜;重症腹泻加米壳。2～5日为1个疗程。结果:痊愈190例,好转14例(中华全国内经专业委员会《内经新论》)

以上举例说明《内经》理论至今在临床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每一个临床医生必须具备扎实的经典理论基础,才能提高临床水平。

3.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探讨《内经》学术观点

采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也是临床研究的很好形式,其特点是组成研究题目的三个因素——受试对象、处理因素、实验效应,都是自然界中既有的、不需要人为地另外施加新的处理因素。对于《内经》临床研究同样适合。

例如,叶庆莲等通过调查广西南宁30年来的疫情资料,分析五运六气与发病的关系。依照南宁市1951～1980年法定传染病发病率,绘出发病曲线图,根据图线找出发病高峰年,据发病率高峰年的干支,确定中运、司天、在泉、四间气及运气相合情况,制成简表。根据《内经》运气学说中五运太过不及、司天在泉淫胜及运气同化异化理论进行比较,结果:南宁市30年法定传染病7个发病高峰年,基本符合者6年,不符合者1年,符合率为86%。可见应用流行病调查方法验证运气理论是可行的。又如,施维群从108例重症肝炎出现的三种危险征象(呕吐频繁、呃逆、便意频繁)探讨《内经》邪正关系及气机逆乱的病机。研究表明,“三危症”的出现,正是阴阳离决前夕气机逆乱的临床标志,其预后可以《内经》“厥逆连藏则死,连经则生”“上下不并,良医弗为”“营卫不利,五藏不通则死”来评判,治疗应该根据《内经》标本补泻的原则及早处理。再如,李时朴运用《内经》“肾主骨”的理论,调查了101例颈椎病。结果表明,其中99例X线检查呈椎体唇样改变,占98%。按《素问·上古天真论》“丈夫……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的记载,不论男女均以40岁为限,其中40岁以上91例全部有椎体唇样改变。说明40岁以上患颈椎病均与肾气虚有关,《灵枢·海论》“脑为髓之海,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此与颈椎病压迫椎——基底动脉,造成脑内供血不足,产生眩晕相吻合(中华全国内经专业委员会《内经新论》)。

4.从古代医案考察《内经》理论的学术价值

古今医案是医家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通过医案的辨证用药分析来验证、探讨《内经》理论的学术价值,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例如,王洪图统计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二续名医类案》《中国现代名医医案精华》中涉及睡眠失常的115例医案,分析各类症状的用药规律和治疗中五行五脏系统出现的频率统计,探讨五脏与睡眠的关系。统计结果表示,对不寐类治疗中脾胃系统出现的频率最高,心系统次之,肝系统再次之,最后是肺肾。说明睡眠与脾胃、心、肝关系最密切,治疗不寐必须注意从调节脾胃、心、肝着手(王洪图《王洪图内经临证发挥》)。

要之,中医经典理论来自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但归根结底,学习经典的目的是运用于临床,通过临床实践的检验方能体现其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治经典之学,若实实在在运用于临床,才能把经典理论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并有所感悟;先哲之理法,若活活泼泼应用于今病,方见生命。若不着边际,高谈阔论,虚无缥缈,除了把经典之学引向空玄之外,则与中医学术发展无寸补。[/FONT]

上文是王庆其在《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撰写的代序言。

河间金栋 说:
上文是王庆其在《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撰写的代序言。

河间金栋 说:
上文是王庆其在《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撰写的代序言。

老师辛苦了!赞!真应静下心好好学下,浮躁的社会,业医人能静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