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美中:无恒难以做医生(节选)

作者/岳美中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亲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上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城县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这种求学的情况,我在《六十初渡》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

少小家贫病不休,
学耕无力累亲忧。
因规夜课迟安梦,
为备束修早饭牛。
酒食屡谋精馔供,
序庠颇遣远方游。
严亲纵逝慈亲在,
六十孩儿也白头。

我十七岁当小学校员,一边教书,一边随乡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阀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慷慨激昂,写了小说《灾民泪》、鼓词《郭兰英告状》、《民瘼鼓儿词》等许多诗文发表在《益世报》等报刊,想移风易俗,唤醒痴迷。但少年意气,呐喊无就,转而想从古文中找出路。

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

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辅,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个村塾,学生不多,一面教书,一面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

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摩;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真用药,往往有些效果。

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我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燥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诊证候,系阳狂并有瘀血。与调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道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力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名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专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二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

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医案。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点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感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

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有人劝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我当时曾作《道情歌》数首述说心境。其一是:

懒参禅,
不学仙。
觅奇方,
烧妙丹。
针砭到处癥瘕散,
秋风橘井落甘露。
春雨杏林别有天,
山中采药云为伴。
莫讥我巫医小道,
且羞他做吏当官。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

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中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山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悬壶无地,只好重操旧业,又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员。暑期,教员集训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不愿,跑到唐山避难。经亲友协助,在唐山行起医来,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十年间,我朴素地抱着两条宗旨: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这又谈何容易!

一九四三年,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暴露被捕。经我保释放走后,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一直监视了我三、四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能够从容临证和专心治学呢?但是,既做医生,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不甘于学业的荒废。

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

来源:《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