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名著集成 黄龙祥主编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 华夏出版社 1996年 PDF 高清 下载

这是黄龙祥在此书前的序言的文字版,我觉得很有价值,转发过来:

前人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赅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书目答问》)。多年来,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及自身的实践,逐渐意识到:以丛书的形式整理针灸古籍,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更主要的是,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集中统一地整理医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研究方法所导致的片面、错误的认识,从而使得针灸古籍整理工作能在一个高起点上进行,从根本上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
一部丛书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书目的选择,而搞清针灸古籍的源流则是选好书目的先决条件。所以古代名家编全书、辑丛书,每以各类医籍源流考一篇署之卷端,例如明代《心印绀珠集》首篇为“原道统”;《医学入门》则始以“原道统论”;吴勉学集刊大型中医丛书《医统正脉》,也统论医籍源流以为序。 至于针灸之书,明代靳贤博采群籍,辑成《针灸大成》名著,其首篇即为通考历代针籍之“针道源流”篇。 医道源流之复杂,自不待言;而历代针籍之沿革,又岂易言哉! 自非精通目录之学,通览现存医籍,又从何下笔。 古人用心虽良,用功则未勤,上述诸篇医籍源流论多因袭前人旧说,实非亲览群书,“端本以寻支,溯流而讨源”之谓也。我才疏学浅,又不愿“走捷径”,剪取前人旧论,便只有用勤补拙,将国内馆藏针灸古籍一本本读过,继而参阅明以前综合医书、医经、方书,复从日本求得国内久佚之书,参互考比,以下就研究所得,对现存针灸典籍源流略加梳理,并结合本丛书的编纂,就针灸古籍的整理与研究议论一二,姑作全书之导论。
一、现存针灸古籍的数量与质量
郭霭春先生主编《现存针灸医籍》共收清以前针灸文献129种,其中针灸专书99种,综合性医书所载针灸专篇者30种。 这还只是不完全的统计,一些抄本及国内已佚而现存于日本的针灸古籍尚未收载(参见本《集成》后附“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新版《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著录针灸古籍专书除去重复者共计159种,若加上笔者对国内(包括台湾)、日本各大图书馆藏书调查所见《联目》未载之中国针灸古籍,则现存针灸专书约180种。 现存这些针灸古籍的学术价值如何? 可信度如何(有多少伪书)?与亡佚针灸文献的关系如何(即现存文献记载的知识占几千年来古人所积累的针灸文献宝库信息总量的百分比。也就是说古人所总结的有关针灸学知识有多少被现存针灸占籍所涵盖)?搞清这些问题,是进行针灸文献研究及针灸史研究的前提。
在现存针灸古籍中有相当一部分书是完全,或基本抄录前代医书,或汇集类编前代文献。这些书的产生既没有给针灸文献库增添新的信息,也没有保存现已亡佚针灸文献,其所以存在的价值只在于针灸书籍匮乏的当时,对于针灸知识传播起到一定作用。这样的针灸书虽然各个朝代均可见到,但一般而言,明末以后的针灸书中这种情形更为多见(随着出版印刷业的发展,现代针灸文献中重复率远远高于古代)。例如徐春甫辑《经穴发明》、《针灸直指》二卷,基本节录自高武《针灸节要聚英》,徐氏新增的文字很少;明万历十二年三槐堂刊朱鼎臣编《徐氏针灸全书》基本抄自徐凤《针灸大全》,只是将徐氏原书编次稍加改动,并以另一部针灸方书替代徐氏原书卷四“八法主治病症”所采用的针灸方书;稍后,陈言氏又将朱氏《针灸全书》的编次稍加改动,题作《杨敬斋针灸全书》,同由建阳书坊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间又有与杨继洲、靳贤《针灸大成》同名的针灸书,所载内容主要为针灸腧穴及主治,系节录自高武《针灸聚英》及杨继洲、靳贤编《针灸大成》,卷端题曰“吴文炳辑”。该书虽名曰“针灸大成”,但内容反而远不及吴文炳所编非针灸专书《医家赤帜益辨全书》系统、全面,也颇可疑。 另有抄本《针灸秘奥》一书系节抄自杨继洲、靳贤《针灸大成》,而编次与原书不同。又有清抄本《针灸摘要》也节抄自《针灸大成》;徐大椿《经络诊视图》则全文抄自张景岳《类经图翼》。此外,清代大量刊行的“太乙神针”类针灸书,尽管名目繁多,但内容均与范氏《太乙神针》大同小异。更有一些针灸书由多部前人医书合编而成,并伪托名人所编,实系伪书,如题曰“廖润鸿编”之《勉学堂针灸集成》一书即是。 以上各例详见本丛书末所附“未收针灸名著提要”,此不一一枚举。
纵观现存31部明代针灸专书,严格意义上的论著可以说一部也没有,除《针灸大全》、《针灸集书》、《针灸问对》、《析骨分经》、《奇经八脉考》、《针方六集》等书中有部分考证、发挥文字,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见解外,其余各书均为汇集、类编前代针灸文献。其中只有《针灸聚英》、《针灸择日编集》、朱鼎臣《针灸全书》、《神应经》等保存有现已亡佚针灸文献。由此可见,明代针灸古籍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已远不如明以前针灸古籍,清代针灸书也是如此。
(一)亡佚文献与传世古籍的关系
丹波元胤《医籍考》共载各类书目著录的明以前中国针灸古籍166种,除去编者将9种同书异名者误作不同书而另立条目外,实载书157种,其中有117种已佚(原书著录87种佚;43种未见,今检其中有13种尚存)。 可见,有相当数量的针灸古籍由于各种原因而散佚。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已经亡佚的文献呢?根据文献积累的规律,一部针灸书面世,如果其学术价值、实用价值高,便会很快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广为流传,一般很难散佚,即便是原书失传,其内容也会被当时及后世医书所载录(现代的情形也一样,权威著作、高水平论文会被同行反复引用,所以“引用率”仍是衡量论文水平的客观指标)。例如唐·崔知悌《骨蒸病灸方》原书虽佚,但内容却见载于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宋代《崔丞相灸劳法》原书也佚,而全书图文被载于宋代《圣济总录》、《苏沈良方》、《严氏济生方》、《幼幼新书》等书中;吴复珪《小儿明堂》原书已佚,而其全文收载于《太平圣惠方》第一百卷;《甄权针经》虽佚,但其主要内容却载于《太平圣惠方》、《千金翼方》等书中;《曹氏灸方》虽亡,其主要内容被陈延之辑入《小品方》中,今《小品方》针灸卷也不存,但其主要内容见载于《千金要方》等书中。《三十六黄经》原书虽佚,而其内容却载于《太平圣惠方》。经考察,现佚唐以前针灸方书中有价值者基本为孙思邈《千金要方》一书所载录;已佚隋唐间重要腧穴书内容则多为《太平圣惠方》所引录;现佚金元针灸书绝大部分为《医学纲目》所引录。
金元时期,受《素问》亡篇《刺法论》等书的影响,注重对刺法的研究与应用,在针刺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有关刺法及针方专著,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针灸特点。这些针灸珍籍,除了针灸大师窦汉卿的针经、杜思敬所辑针书、王国瑞《针灸玉龙经》以及元明时流传极广的《玉龙歌》(与一部腧穴专书合抄)尚存外,其他原书多已失传。但经系统考察,这一时期学术价值较高的针灸书基本被明清医书所采录。引录金元针灸文献最多者为明初楼英《医学纲目》一书,该书除引录了《针经指南》、《针经摘英集》、《玉龙歌》等现仍传世的金元针灸名著外,所引其他这一时期针灸书中有一题作“《集》”者,详注针法,强调辨证,注重配穴,是一部典型的针方专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未见书目记载,书名与著者均不详。经多方考察,此书今尚存有明抄节录本(卷首残缺二页,书名仍未详);明末《针灸大成》卷九“治症总要”即全文录自该书,清代《针灸指要》也录有此书原文。 明末《审视瑶函》除录有该书原文外,还录有取穴图。一部未曾著录,也从未曾刊行的针方书能对后世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凭借的正是其所独具的临床价值。此外,《医学纲目》还完整保存了元代针灸科教授忽泰《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所附的全部四幅“明堂图”,此图又被明清许多医书转载,成为明清时期流传最广的腧穴图。又元代王国瑞《针灸玉龙经》一书也保存不少金元针灸文献,其中所载《盘石金直刺秘诀》一书,是以针方为主的针灸方书,很有特点,此书也未见书目著录,著者不详。王国瑞所抄录的只是该书一种节本,经考察该书全文收载于清代针灸书《针灸集要》中。明初刘纯《医经小学》等书引录金元时《针经》一书的大量文字。徐凤《针灸大全》卷四“八法主治病症”下文字也主要录自一部金元时针灸方书,但其临床价值远不如上述二部针灸方书,故未见《针灸大全》之外医书引录。由此可见,金元时期的针灸著作虽然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针灸书的基本内容多为后世医书反复引录,而其价值不太高的针灸书,《医学纲目》一书也有引录。 那些既不存原书,也不见佚文者,只是一些价值不高的针灸书。
应当指出的是,有些针灸名著的亡佚实属自然淘汰,例如元代针灸科教授忽泰著有《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当时流传很广,而自滑伯仁在此书基础上补注、发挥,编成《十四经发挥》后,“人始嫌其(指《金兰循经》)简略矣”,传习者日少而原书散亡。这样的针灸名著虽遗而无憾。 今《金兰循经》文字部分除见载于《十四经发挥》外,还见于滑伯仁《读素问抄》;取穴图部分也为楼英《医学纲目》等书完整保存至今。
当然也有个别学术价值较高的针灸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公开,他人难以得见而无法大量引录,久之原集散佚。 例如明中期著名针灸家凌云针灸著作即由此而亡,后世医书所引录其书的文字也很少。不过这样的佚书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可以说,现存针灸文献宝库中保留了有史以来绝大部分有用信息,从现已出土的针灸书及非针灸书中的针灸方情况看,基本上都可以在传世医书中找出相同或相类的文字。 我们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这些传世针灸文献,特别是针灸名著的研究上,而不应错误地认为:大量针灸珍籍还藏于地下,或已荡然无存。
最后谈一谈“孤本”。某种书现仅存一部者称之为“孤本”,由于其罕见而倍受重视。现存针灸古籍中也有一些孤本,多为晚清抄本。 尽管手抄孤本中也有珍品,例如上述明抄节本元代针方书及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针灸集书》抄本,其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均很高。 但就笔者的初步考察而言,现存孤本,特别是晚清抄本多半系东拼西凑而成,学术价值不高。例如《针灸六赋》、《针灸要法》均抄自《针灸大成》,其中《针灸要法》所据版本为清代重刊本;《仙传神针》实出自范氏《太乙神针》。有些抄本内容尽抄自《针灸大成》、《类经图翼》、《医宗金鉴》等书中针灸歌赋、简易治法,或抄自《太乙神针》一类书,内容皆浅显,可能系抄录者用作自修针灸入门读物,而并非为著书立说,故不题作者姓名,也不记年代。这类孤本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更有一些抄本实为伪书,如《针灸秘奥》一书,内题“仙传针灸直指秘奥”,实则此本乃节抄自清代重刊本《针灸大成》,改编者只抄录赵文炳序而撤去其他序,并将正文重新编次以充古本。有藏书家不明真象,以此本出自赵文炳手抄本,即《针灸大成》原稿本,故视为珍品而神之(见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旧《联目》也将此本年代定为明万历二十九。又《经学会宗》残卷,题曰“双林卧岩凌云汉章定本”,实则此书图、文系后人节抄自张景岳《类经图翼》一书(考证见本《集成》后附“未收针灸名著提要”)。故切不可一见孤本,就以为价值连城,视为珍品。研究孤本针灸古籍应在系统研究其他常见针灸书基础上,系统进行有关目录学研究及针灸古籍的辑佚工作之后进行。试想,如果对常见针灸典籍尚且不熟悉,对针灸古籍的存佚情况及佚文不了解,又如何对孤本针灸书的来龙去脉、学术价值及真伪进行科学地鉴别呢?真假尚且不明,其学术价值也全然不知,则谈不上进行高水平的研究。
(二)伪书、伪本举例
辨伪、辑佚与校勘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辑佚、辨伪工作的基础,校勘的质量便无以保证。在全面考察针灸文献的同时,我们系统地进行了针灸古籍的辑佚工作,而将辨伪贯穿于辑佚工作的全过程。
同其他古籍一样,针灸古籍也有一些伪书,如果不能加以识别,必然会给针灸古籍整理工作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 以下就笔者近年考察所发现的伪书举例说明:
1.《勉学堂针灸集成》四卷 旧题“廖润鸿编”。此书系由《类经图翼》、《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三书拼合而成,编排多有不当。卷首序文系廖润鸿《周身经穴考证歌》自序,与《针灸集成》毫不相干。 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2.《针灸秘奥》四卷 考证见上,此处从略。
3.《经学会宗》残卷 旧题“明·凌云汉章定本”。实系后人抄自张景岳《类经图翼》,非出自凌云之手。 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4.《铜人针灸经》七卷、《黄帝明堂灸经》三卷 此二书系由《太平圣惠方》第九十九卷《针灸》、第一百卷《明堂》改编而成。后人不明原委,对此二书多有误解,例如《普济方·针灸门》将此《铜人针灸经》与北宋官修针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混为一谈;将《针灸四书》所收之《黄帝明堂灸经》三卷与王执中《针灸资生经》所引之《明堂经》相混同。
5.《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三卷 旧题“赐太师刘真人集”。前有“崇宁初元年”序,全文抄自《十四经发挥》吕复之序。 此书与《琼瑶神书》原书内容迥异,显系后人伪托,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此外还有一些真伪掺半的针灸书,例如:
1.《痈疽神妙灸经》一卷 旧题:元·胡元庆著,明·薛己校补。此书首载“至正甲子永昌杨子成序”,而元至正年间无“甲子”年,杨序全文有一大半文字与《十四经发挥》所载明翰林学士宋濂序相同,则此序盖出于伪托。若此序即原书序,则《痈疽神秘灸经》当成于明·洪武二年之后。因为据《明史·宋濂传》,宋濂于洪武二年任“翰林院学士”,宋氏序既自题“翰林学士”,则其序作于洪武二年之后。现存不同版本编次等也有不同,详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2.《神应经》一卷 旧题“陈会善同撰;刘瑾重校”。日本正保二年(1645)重刊本并载有洪熙乙巳(1425年)宁献王朱权序。此书既是著名席弘针派传人陈会所撰,书中必然会记载席氏临证经验,而现行本中主体部分——腧穴证治却主要据《普济方·针法门》改编而成,完全不像出自针灸临床大家之手。 但《四库全书》所据浙江朱氏曝书亭藏本,无朱权序,作者项题作“明·陈会撰,刘瑾补辑”,这提示:现行本《神应经》有可能系刘瑾在陈会针灸书节本的基本上进行大量增补而成。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3.《琼瑶神书》四卷 不著撰人,原书三卷,后递有增补。从内容上看,显然成书于宋以后。编者似为兼通针术的道人。 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
应当指出的是,伪书并非全无价值,要细加鉴别。有的书误题或伪托作者,或误认年代,一经辨清,其价值自明。例如传世本《素问》有附“刺法论”篇者,宋臣校书时已谓其出于后人,托名王冰为注。若视此篇为《素问》原书旧文,成于两汉之前,固然不可;然该篇毕竟出自宋初人之手,文中系统总结了唐宋间针刺法经验,乃继《素问》之后对针刺法的又一次总结,对金元乃至明代的刺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学术价值之高不容忽视。而林亿校书时以此篇晚出而轻之,谓其“辞理鄙陋,无足取者”。受此影响,后世医家对此篇也多不甚留意,现存诸《素问》版本中也多不载此篇,或只载正文而不录注文,而使其学术价值久不为人所知。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早期针灸文献,特别是宋以前针灸古籍,其基本构成一般较复杂,例如《甲乙经》一书早在宋人校正之前,就已见有一些古人增补、附注的文字,北宋林亿校正时,又有所增补、改编;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针灸卷均已经过宋人的改动;《针灸资生经》注文既有王执中的原注,又有校订者卫世杰的补注等。这些书已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原书旧貌,严格说来,应于著者项下,将原作者与重编整理者的姓名一并题上,这样才不至于误解。以往对于某些医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的考证结论之分歧多由于不明此例所致。
与伪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版本之伪。一般而言,伪本是指由书商用各种手段作伪,以年代较晚版本充早期刊本,而今人在版本鉴定时未能识别所误定的版本。还有相当一部分书,书商并未作伪,完全是由于在版本鉴定时不认真而误将晚期刊本定为早期刊本。这种情形不独见于针灸古籍,其他中医古籍中也很常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伪本,特别是早期针灸名著的伪本,对于针灸学术及针灸古籍整理的不良影响甚至超过伪书,不可忽视。 如果整理者缺乏版本鉴定经验,而误用这类鉴定错的版本作为底本,或主校本,那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以下举例说明:
1.《针灸大成》十卷 书目著录最多的是明万历二十九年原刊本,而晚出的清·顺治“重修本”、清顺治、康熙“递修本”却罕见著录,显与常理不合。经笔者系统考察发现,所谓“明万历二十九年刊本”多系用清顺治“重修本”及清顺治、康熙“递修本”伪充,并非原刊初印本。
2.《针灸甲乙经》十二卷 日本现存之“抄正统本”者,经考察,实系据《医学六经》本改编而成,难以为据。又书目所载现存“明万历二十九年刊”《医统正脉》绝大多数系清代书坊“重修本”,而非明万历原刊本。
3.《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本 日本《和汉籍图书分类目录》记有“明正统八年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本。 然未查及有可靠资料记载:明英宗正统八年重刻宋天圣石刻的同时,刻有《铜人图经》木刻本;也未见正统一万历初针灸书直接引录《铜人图经》者。 现存各本《铜人图经》三卷本之缺字、错字与正统石刻拓本相吻合,甚至错简情况也与现存一种石刻拓本相符,这说明《铜人图经》木刻三卷本初刻年代晚于拓本拓印年代,而不可能刻于正统八年。
4.《西方子明堂灸经》七卷 据笔者考察,此书约成于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或稍后。 考证见“未收针灸名著提要”。而书目却记有“北宋刊本”者,系将《郡斋读书志》所载《明堂针灸图》与此书相混同。
5.《针灸聚英》四卷 原书自序记年为“嘉靖己丑”(1529年),黄易序于“嘉靖丁酉”(1537),则此书初刊于1537年。 而书目却记有“明正德十四年刊本”,吴继东先生已撰文证其伪,原文见《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1期(署名为作者笔名“吴叟”)。
6.《针灸易学》 中医书目著录有嘉庆三年李守先自刻本。实则此本系据“道光本”重刻本,书商抽去许天锡道光二十七年序而伪充初刻本。
以上所举仅仅是一些重要书例,书目中所著录的误本还有很多。笔者以往常据书目著录某馆特藏某版本,委托该馆复制,结果常常是名实不符,枉费了钱财与精力。后来只好亲自实地考核,也每每无功而返。如果我们不下功夫将这类伪本一一识别,必将深受其害。故整理针灸古籍,一定要注重版本鉴定及版本源流考察工作。
二、针灸文献源流考略
作为一部丛书来说,其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书目的选择,而考察针灸古籍的源流则是选好书目的先决条件。即使单独研究某一本针灸古籍,也必须首先搞清其来龙去脉。 为此,我首先通读了所有现存馆藏针灸古籍,然后系统研究,搞清各书之间的承袭关系,进而反复研读筛选出的重点书目。在此基础上又广泛阅读了其他中医古籍,特别是大型综合性医书、方书、经典医籍,以比较针灸医籍与其他医籍演变规律的异同以及相互间的渗透。 以下就多年来系统考察所勾勒出的古代针灸文献沿革轮廓作简要论述。
(一)经络腧穴类
汉代医家系统总结了包括《内经》在内的汉以前医书中的针灸方,编成了第一部针灸腧穴专书——《明堂经》。魏·甘露中皇甫谧将此书与《素问》、《针经》二书反复比较,去其重复,分类合编成《针灸甲乙经》。唐代政府先后两次命人重修《明堂经》,其中杨上善校注本《黄帝内经明堂》将全部349穴分别归入十二经及奇经,另据《内经》、《难经》,于各经之前补辑总论一篇。此本现仅残存第一卷。甄权所修订《明堂图》内容多为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针灸卷所抄录。王焘《外台秘要》第三十九为“明堂”卷,内容主要辑自《甲乙经》,由于当时《甲乙经》传本已有脱文,故王焘还参考了包括甄权、杨玄操在内的其他《明堂》。 这部《明堂》较少被宋人改动,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初唐针灸大家甄权总结其多年临床经验,编成一部《针经》。 由于此书直接出自编者的临证实验,故对于腧穴刺灸法,特别是刺法的记述具体而明确,而且与主治症紧密联系,有很强的针对性,与一般腧穴书只对刺灸法作原则性的记述明显不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书虽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被《千金翼方》,特别是《太平圣惠方·针经》第九十九卷所载录,对宋以后的针灸腧穴专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黄帝明堂》一书在宋代已不存,故北宋医官王惟一奉命编修一部针灸腧穴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在《太平圣惠方》针灸卷、《外台秘要·明堂》的基础上,又总结了当时针灸名医临证经验,对于腧穴主治症及刺灸法作了少量的增补。此书颁布后,即成为宋代针灸教育及临床取穴的依据。北宋末官修大型医书《圣济总录》第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卷所载腧穴即全录自《铜人图经》;此后南宋王执中为了便于临证选穴处方,仿孙思邈《孔穴主对法》之例,将《铜人图经》、《圣惠方》针灸卷及《千金要方》第三十卷中腧穴主治症重新编辑,并于卷首直录《铜人图经》腧穴部位原文,合编成一书,名曰《针灸资生经》。此后明初大型医书《普济方》针灸门几乎全文引录了《资生经》腧穴证治内容,但在编排上采用病症在前,取穴在后的形式;稍后刘瑾辑《神应经》时,将《普济方》的腧穴证治加以节录、改编,使之更像针灸方;明中期杨珣《针灸集书》卷上针灸治疗也节录自《资生经》。
元末医家滑寿在忽泰《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的基础上,补注重辑,编成《十四经发挥》一书。该书完全按《灵枢·经脉》所载十二经脉及《素问·骨空》所载任、督脉的循行方向及路线,循经考穴,将《铜人图经》所载周身354穴连接成与十四经循行线相应的十四条经穴连线。这种腧穴分类法对后世的腧穴归经影响很大,明代《针灸集书》、清代《循经考穴编》均仿其例而编。现代腧穴书中的腧穴归经也依据《十四经发挥》。现存元代的腧穴专书只有一部,与单行本《玉龙歌》合抄,原书名不详。内容与吴崑《针方六集》所引“窦氏”之文相近,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另有《窦氏秘传》一书也辑录了金元针灸大家窦太师的穴法内容,其编者及成书年代均未详。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有人将《太平圣惠方》第九十九、第一百卷改编后单刻,分别题作《铜人针灸经》、《黄帝明堂灸经》,后人多将此二书与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及《明堂经》相混。
明中期,高武对针灸腧穴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编成《针灸聚英》一书。该书引用文献非常丰富,并作了许多考证工作。可惜,高武当时没能见到王惟一《铜人图经》一书,故书中腧穴主治症主要从王执中《针灸资生经》中辑录,由于这一工作难度很大,故辑录不全及辑录不当的错误不可避免。这些错误又经过《针灸大成》的转录而对现代腧穴书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明末靳贤在杨继洲《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增补改编成《针灸大成》一书。该书第六、七卷腧穴主要采自《针灸聚英》,但所载腧穴数及腧穴的排列顺序却与明中期针灸铜人相同。又明末吴文炳也辑有一腧穴书,名曰《针灸大成》,内容辑自《针灸聚英》、靳贤《针灸大成》。之后张景岳又对针灸腧穴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编成《类经图翼》一书。与高武不同的是,张景岳对针灸歌赋也很重视,将其中腧穴内容附于相应穴下。该书对清代针灸腧穴书的影响甚至超过《针灸大成》一书。
在腧穴专书中有一类题作“灸经”的专书或专篇,例如《外台秘要》第三十九卷“明堂灸法”、《太平圣惠方》第一百卷“明堂”、《西方子明堂灸经》等。这类书实际上主要取材于“针经”类腧穴书,只是编者出于某种考虑,删去了原书中的刺法内容而已。其中《西方子明堂灸经》系选编《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铜人图经》三书腧穴内容而编成,既缺乏新意,又有许多改编失误之处,不甚可据。
(二)临床治疗文献
古代针方、灸方,或针灸方专书不多,流传至今的则更少。
现存最早的灸方为敦煌卷子灸方(原卷子编号S.6168、S.6262),原书残缺,书名及著者均不详。今检此残卷内容多见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故原书当成于唐以前。
宋代针灸临床书仍以灸方为多,而且逐渐形成专病专穴的灸法。庄绰系统总结各家灸膏肓穴法,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编成《灸膏肓腧穴法》一书;宋代医家在唐·崔知悌《骨蒸病灸方》的基础上补辑改编成《崔丞相灸劳法》一书,并刻于石碑。原书已佚,佚文及附图见于《圣济总录》、《苏沈良方》、《严氏济生方》等书;宋人在痈疽病简易灸法的基础上总结出“骑竹马灸法”,编成《骑竹马灸法》一书;闻人耆年选集前人治急症灸法,并参以己验,编成《备急灸法》一书;北宋医官吴复珪精选各家灸小儿病方,编成《小儿明堂》一卷,对宋以后小儿病灸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金元时期,随着刺法研究的兴盛,出现了不少“针方”类医书。 这类针方书讲究配穴,详述刺法,与前代灸方书只简单记载灸方明显不同,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现存金元针方书有:《直刺秘传》(《玉龙经》载有此书的节本;全文见《针灸集要》)、《针方集》(现存有明抄节本,全文为《针灸大成》、《针灸指要》载录)。此外,《玉龙歌》、《针经摘英集》所载均以针方为主。这一时期的灸法书有专治外科痈疡的《痈疽神秘灸经》。
明清时期的针灸方书较少,临床价值也不高。清代针方书有《济世神针》、《刺疔捷法》;灸方书有《太乙神针》、《灸法秘传》等。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针灸书如《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针灸资生经》、《普济方·针灸门》、《神应经》等书所载腧穴主治症在形式上与针灸方颇相近,今人多将其误解为针灸方。
(三)综合类
综合类针灸文献主要是一些汇编型针灸书,或是某一医家的针灸论文集。金代有《子午流注针经》选集针灸歌赋,记载经脉循行,论子午流注针法;元代《针经指南》、《针灸玉龙经》主要汇集窦太师的针灸文集;《琼瑶神书》则侧重于刺法及针灸方治;《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大成》、《针方六集》等书系针灸文献的汇编;《针灸问对》系汪机的针灸文集。
以上简要论述的针灸文献源流,如果辅以若干“针灸古籍源流简图”图示,则更加简明易记,但限于篇幅,此处从略,读者可自行补上。
三、把握总体特点,提高校勘质量
整理及编排方法直接关系到古籍整理质量的高低,而科学的整理方法的确定则依赖于对所整理的对象——针灸古籍特点(包括其常见错误类型)的把握及对前人、他人整理古籍经验的总结。
古代针灸文献特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同名异穴
由于针灸腧穴并不是在同一天,由同一个人发现的,所以在腧穴的名称上就必然表现出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同一穴而有不同的名称,即所谓“同穴异名”现象;第二,不同的腧穴而有相同的名称,即所谓“同名异穴”现象。 不了解这两种,特别是第二种现象,就无法正确理解古代针灸文献。 事实上古今针灸文献中不少错误,正是由于不了解“同名异穴”现象所造成,试举例说明如下:
针灸腧穴中凡一穴多名者,数名之中有一个为正名,其余则为别名。“同名异穴”现象一般也分为两种:其一,两个不同的穴,其正名完全相同;其二,两个不同的穴,其中一穴的正名与另一穴的别名相同。
针灸古籍中,正名相同的腧穴有九对:三里(手、足部各一)、五里(手、足部各一)、上廉(手、足部各一)、下廉(手、足部各一)、窍阴(头、足部各一)、临泣(关、足部各一)、通谷(足、腹部各一)、阳关(膝、腰部各一)、通里(经穴、经外穴各一)。这九对同名腧穴出现在腧穴专书中,因其下均记有明确的腧穴部位,一般不会对理解或辨识造成障碍。但如果是腧穴部位与主治症相分离的针灸书,如《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针灸资生经》以及各类医书中所载的大量针灸方等,要准确地辨明这些文献中的九对同名穴,决非易事。 所以,从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针灸甲乙经》古注文、王焘《外台秘要》、宋代王惟一,一直到现代的针灸书,只要采用了上述文献,便无一例外地出现同名穴辨识错误。在同名穴辨识方面出现错误最为严重,而且对现代针灸学影响最大的针灸书是明代中期高武的《针灸聚英》一书。 此外,南宋《西方子明堂灸经》一书在引录《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时,也出现了许多同名穴相混的错误,但此书对现代针灸书的影响不大。
因腧穴正名与别名相同而引起误解最多的是囟会穴别名“天窗”与小肠经穴“天窗”。《医心方》卷二记曰:“囟会,一名天窗”。敦煌卷子灸方(原编号S.6168、S.6262)残卷两首灸方中均记有督脉囟会穴——“天窗”,两方均注明了穴数,其中有一灸方附图中还标明了“天窗”穴的部位,而今人受强大的习惯心理的影响,仍将此二方中的“天窗”穴解作手太阳小肠经穴。 又经笔者考察,《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所载“天窗”穴几乎均为“囟会”别名,而后人均误以为手太阳经穴。
(二)脉、穴相混
在宋以前的早期针灸文献中,诊脉部位、经脉、腧穴等可见有完全相同的名称。例如“足阳明”或指趺阳脉,或指整条足阳明经脉,或为经穴名(相当于冲阳穴)。一般而言,当“足阳明”出现于针灸方中时,多指经穴名。后人不明此例,而对宋以前文献中此类古穴名多有误解。 又如十五络穴名原本是络脉名,此外尚有一些别络穴如“委阳”、“大包”等也本为脉名。 在早期腧穴书所载这些络穴或别络穴定位文字中还残留一些相应络脉循行部位的描述。 历史上由于将络脉循行部位误作络穴部位而造成腧穴定位分歧最大者,为委阳穴。《甲乙经》曰:“委阳,在足太阳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腘中外廉两筋间,扶承下六寸,此足太阳之别络也”。这里记述的是足太阳别络的走行,故可见有“腘外廉”与“扶承下六寸”两个不同的部位(《甲乙经》所载大包穴下的部位同样为络脉的走行部位),据络穴的定位规律,“委阳”当定于腘外廉,以其在委中穴外侧(阳侧)而得名。后人不解此义,多将此穴定于扶承下六寸处,与殷门穴同高。
另一因脉、穴相混而致误的典型例子是“颞颥”。此词原指耳前动脉,又指穴名,约相当于耳前“太阳”穴(见《千金要方》卷十)。古人进而将耳后动应手处也称作“颞颥”,故“脑空”穴又名“颞颥”。杨上善《明堂经》注曰:“顶骨相接之处,每鼓颔则颞颥然而动,故以为名”(转引自《医家千字文》)。南宋王执中不明“颞颥”一词的不同含义,将不同腧穴定位中的“颞颥”一词均代换成“脑空”,宋以后针灸书多沿袭此误。其他如“廉泉”穴与“廉泉”脉相混淆者,早在金元时李东垣已有详考(见《医学发明》)。
(三)甲穴误作乙穴
有一些腧穴的名称字形很相近,太溪—天溪;大泉—天泉;小海—少海;箕门—期门;昆仑—内昆仑—上昆仑等,针灸古籍经多次传抄、刊刻,这些相近的穴名很容易相混。这些错误若出现于《铜人图经》这样的腧穴专书中,并不难发现;但如果出现在《甲乙经》、《针灸资生经》这样的针灸书及各类医书所载的针灸方中,后人很难识别。例如现行本《甲乙经》所载全部五条“少海”穴主治条文均为“小海”穴之误。类似错误还普遍见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素问》王冰注、《铜人图经》、《针灸资生经》、《针灸聚英》等书中。
另一类二穴相混的错误则更难以察觉。早期针灸腧穴文献中不同腧穴文字均相连续抄录、刊刻,在出现漏抄或脱文时,如果正好脱落一穴名,则该穴下的残留文字便混入上一穴中。例如现通行本《甲乙经》卷三第35篇所载足太阳经穴中,“仆参”穴的后半部及“昆仑”穴前半部文字脱落,则原昆仑穴残留文字便混作“仆参”穴中。后人不识此误,于该篇末,据《素问·刺腰痛》王冰注文补录了“昆仑”穴内容。今人则以为此条为错简,遂将全文移至“仆参”穴下,掩饰了错误的痕迹,后人则更难识别。卷七至卷十二腧穴主治条文中的类似脱文所造成的二穴相混者,也不乏其例。
由于避讳的缘故,还会造成一穴变成二穴者。例如手少阳经“清泠渊”,又作“青灵渊”,唐人避高祖名讳而将其写作“青灵”。宋代王惟一不知其中变故,而将“青灵”误作另一穴,并将其归入手少阴心经,一直沿误至今。
鉴于针灸古籍普遍存在上述问题,在校读古代针灸腧穴文献时,若发现有某穴主治症与腧穴主治的一般规律不符时,应首先考虑到,可能是由于同名穴或字形相近穴相混,以及某一穴名的脱落所造成的“张冠李戴”错误。
(四)日灸量与总灸量相混
一般针灸腧穴书中所载腧穴的灸疗壮数多为一次(日)的灸量,而《肘后方》、《小品方》、《千金要方》等书所载针灸方下除了注明某穴的每日灸量外,还注明总的灸疗壮数;或只注明总灸量(因为日灸量一般变化不大,与腧穴书所载相近)。初唐针灸大家甄权将其针灸临证经验系统总结,编成一部腧穴专书,名曰《针经》。 该书对于腧穴的灸疗壮数多分别注明日灸量与总灸量,甚至还注明了完成总灸量所需的疗程数。 例如:
上管一穴……灸亦良。 日灸二七壮,至一百壮止,不瘥更倍之。
曲池二穴……日灸七壮,至二百壮。 且停十余日更下火,还至二百壮罢。 亦可从一至七,减至五也(转引自《太平圣惠方·针经》第99卷)。
甄权《针经》佚文被后世腧穴书引录,于是宋以后腧穴书中对于腧穴的灸疗壮数的记载便有日灸量、总灸量、日灸量与总灸量三种形式。后人不解其意,多将腧穴的日灸量与总灸量混为一谈。 书写形式也多变成“日灸二七壮至一百壮”等,与日灸量形式无异。或以此数作为日灸量,剂量太大,便在抄录时将原壮数大幅度地减少。例如《圣惠方》载关元穴灸法原文作“日灸三十壮,至三百止”(意即:每日灸三十壮,经十天灸满三百壮时停灸);水沟穴灸法为“日灸三壮,至二百即罢”;阴交穴“日灸三七壮,灸至七百止”。此外,还视不同情况,日灸量可逐日递增或递减。如前顶穴灸法作“日灸二壮,以渐增至七从三,总至八十一壮罢”(意即:第一天灸二壮,以后每天加一壮,第六天加至七壮后不再增加壮数,而以每天七壮之数,直灸至第十五天灸满八十一壮为止)。对于这类灸法,王惟一编《铜人图经》时,或将原文中总灸量删去(如列缺、上星穴等),或将总灸量减少,或不录原文首字“日”字及最后一字“止”字,遂与原文本意不符,例如将上述“关元”穴灸法改作“可灸百壮至三百壮止”;水沟穴作“可灸三壮,至七壮即罢”;阴交穴作“可灸百壮止”;前顶穴作“可灸三壮,至七七壮即止”。经过王惟一这番改动,宋以后人更难知此类灸法之本意。
(五)腧穴文献的积累不呈层累型
古人在编修本草文献时,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后人编修时,总是先抄录前代文献,而将新总结的内容附于后。这样代代相沿,层层累叠,使得各代文献均被系统地整理而又避免了大量的重复。可是与本草文献性质很相近的历代针灸腧穴书却多半不采用这种方式编撰,而是多采用东拼西凑的方式集录,或甲穴抄自一书而乙穴抄自另一书,或腧穴的部位采自一书,主治症录自一书,刺灸法又辑自一书,且多不注明出处。这种整理方式效率很低,一方面不同时期所整理的腧穴书有相当程度的内容重复,另一方面又会有一部分文献因未能及时被后代整理者抄录而散佚。同时这种整理腧穴文献的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弊端,缺乏科学性。
(六)腧穴主治与针灸方相混
皇甫谧编《针灸甲乙经》时,往往将针灸腧穴书《明堂经》中较复杂的腧穴主治原文分作若干条,分别归入卷七至卷十二的不同篇中。为了与所录《内经》文字相谐,将原《明堂经》的腧穴主治文字改作病症在前,腧穴在后的形式,即“××病症,××穴主之”;之后唐代孙思邈又将《明堂经》中主治症相近的腧穴合编为一条,改用腧穴在前,病症在后的形式,即所谓“孔穴主对法”,以便于临证选穴;宋代王执中仿其例,将《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铜人图经》三书的腧穴主治均按此法重编;明初《普济方·针灸门》在抄录《资生经》腧穴主治时,又将其改成“病症在前,腧穴在后”的形式;《神应经》又进一步改编,使之在形式上与针灸方毫无区别,若非对针灸文献极为熟悉,根本无法分辨。
(七)体例特殊
有些针灸古籍的体例非常特殊,而“凡例”中又未作说明,后人很难了解,因而无法正确理解原书。例如孙思邈在编《千金要方》第三十卷“孔穴主对法”时,将《黄帝明堂经》及少量其他针灸书的腧穴主治内容重新编排,即将原书中主治症相近的数条文字合编为一条,但数穴下所列主治病症一般为第一穴的主治原文。例如“中冲、劳宫、大陵、间使、关冲、少冲、阳溪、天窌主热病烦心,心闷而汗不出,掌中热,心痛,身热如火,浸淫,烦满,舌本痛”条中所录主治病症,实为第一穴“中冲”的主治原文,而“劳宫”等七穴的主治症只与该条病症中某个,或某几个病症相同或相近。这一体例非常特殊,故唐以后所有引录《千金方》该篇原文的医家无一人能识别,宋人也不例外,其在校《甲乙经》卷七“热病烦心,心闷而汗不出,掌中热,心痛,身热如火,浸淫,烦满,舌本痛,中冲主之”条时,于条末注曰“《千金》作天窌”,显然系将上述《千金方》条文中的主症误作最后一穴所主。 类似的错误在《甲乙经》校注中不乏其例。 由于林亿等人不解其例,又无《甲乙经》、《千金要方》相关的“穴名索引”,故其对于此二书腧穴部分的大量校注基本是错误的,或毫无意义的。又如《甲乙经》卷七至卷十二所载腧穴主治条文中有七对同名穴,要想准确、简便地加以辨别,必须考察出该书的腧穴主治条文的排列序例,即:该书卷七至卷十二的腧穴排列次序与卷三相同。《针灸资生经》卷三至卷七的腧穴主治条文主要录自《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铜人图经》,欲知原文的出处,也必须了解该书的体例:凡抄自《千金要方》条文前皆用“主”字;引《太平圣惠方》者冠以“疗”字;引《铜人图经》者以“治”字。
熟悉上述针灸古籍的特点,不仅有助于阅读理解针灸古籍,而且在整理校勘时可使许多疑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大大提高校勘质量。
四、宋代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
与汉唐训诂义疏的传统不同,宋人比较注重考据,勇立新说,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超于前人的突出成就,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宋人考据时往往表现得过于自信,刻意求新,以致于窜改古书,例如鲍彪注《战国策》,“其篇次先后,则以己意改移,非复向、巩之旧,是书窜改古本,实自彪始”(见《四库全书总目》);朱熹注《大学》,也完全打乱原文顺序,重作编排。宋人这种轻易改书的弊端在医书整理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未经宋人整理的古医书极少流传下来,故人们对于宋人私改医书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给古医籍所造成的危害都缺乏足够认识,以至于在古医籍研究中遇到许多困惑而不得其解,甚至出现许多失误而不自知。试就宋人改书的一般情况举例分析如下:
(一)重新编次
早些年在研究《千金要方》等书时,常常发现原书中宋臣注文(关于现存宋校本医书中宋人注文的识别,详见本书“《针灸甲乙经》考略”)所注引文出处与实际不符,例如第二十九卷“大都”穴下注曰:“肝脏卷云在足大指本节内侧白肉际”;又“涌泉”穴下注曰:“肝脏卷云在脚心大指下大筋”。此二条文字均不见于现行本《千金要方》第十一卷肝脏卷,而见于第二十卷膀胱卷。待多读了几本书之后,所遇到的类似例子越来越多,颇令人费解。直至十余年前得见日本静嘉堂文库珍藏的宋刻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影印本(见日本オリエント出版社出版的《东洋善本医学丛书》第二辑)时,才解开了多年的疑惑。该本未经宋人校改,与日本古抄本《真本千金方》及未经宋人校改的《医心方》、《太平御览》、《太平圣惠方》所引《千金方》文字多吻合,可见其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孙氏《千金要方》的旧貌。 以此本与宋臣校改本《备急千金要方》对照,发现宋臣校注时已将孙思邈原书顺序完全打乱,进行了重新编次。不仅是各卷的次序不同,而且将不同卷中篇目进行了重新组合,甚至各篇中的条文顺序也作了重新排列。 而宋人在对该书乃至他书校注时所引《千金》之文往往按改编前的原书编次标注引文出处,自然令读者困惑不解。 例如以上所引二条文字本见于原书第十一卷(肝脏卷)“治筋极第四”,宋人重编时将其移至第二十卷“膀胱卷”(此改动无理),而在第二十九卷引这两条文字出注时仍作“肝脏卷云”,这样的失误是不该出现的。今宋校本《千金方》中宋人注文所标引《千金方》卷数与校本不符者,多由此所致。 同样,宋人在校《脉经》、《千金翼方》等其他医书时,也对原书的编次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从而出现了宋以前古医书引文出处与现存宋校本不符的现象。 又如,未经宋人校本《千金方》第二十七卷“平脉法”(宋校本移至第二十八卷)各篇的条文顺序与北宋初《太平圣惠方》第一卷吻合;而宋校本《千金方》与原书大不相同,却与宋校本《脉经》的条文次序吻合,可见,宋人对《脉经》一书也作了相应的改编。
(二)删改原文
宋人在校注《素问》之外的古医书时,对原文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写。其中将某些药名、度量衡名、文字改成当时通行的名称或写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改编则颇令人困惑。 十年前我在校勘《甲乙经》时,发现一些《甲乙经》特有的文字出现在成书年代较早的《脉经》中。当时苦于资料不全,尚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现象,只好在校本中提出了问题,而未作具体分析。 后来在读其他医书时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 通过对原书体例的深入研究,逐渐认识到:以上问题多由宋人校书时径改原书所致。待认真研究了未经宋校本《千金方》之后,对宋人私改古医书之例了解得更加具体。试以宋校本《千金方》为例分析如下:
宋校本
何为三部?寸关尺也。上部为天肺也,中部为人脾也,下部为地肾也。何为九候?部各有三,合为九候,上部天两额动脉……
——卷一·诊候第四


经曰:诊脉之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均,气血未乱,乃可诊有过之脉(《脉经》云过此非也)。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可以此参伍,决生死之分也。
——卷二十八·平脉大法第一


病先发于肝者,头目眩,胁痛支满;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二日之胃而腹胀;三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酸;十日不已死。 冬日入,夏早食。
——卷十一·肝脏脉论第一


未校本
三部者,上部为天也,中部为地也,下部为人也。 何为九候?部各有三,合为九候,上部天两额动脉……
——卷一·诊候第四


经曰:诊脉之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乃可诊脉,视其五色,察其精明,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可以决生死之要也。
——卷二十七·平脉大法第一


肝病,头目眩,支胁痛,一日体痛,二日胀,三日腰脊背少腹痛,胫酸,十日死。 若冬则日中夏则早食。
——卷十一·肝脏脉论第一


以上第一条文字,《千金方》原本是讲人体上、中、下九处脉诊法,宋人误以为是独取寸口诊脉法,故增“寸关尺也”一句,而使原文无法理解。第二条文字宋人作了较大的改动,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校《脉经》一书时对这段文字也作了同样的改动,并注有“《千金》同”字样。第三条原文,录自《脉经》,原文出自《素问》,类似文字又见于《灵枢》,皇甫谧编《甲乙经》时将《素问》、《灵枢》二篇之文合编成一篇。宋人校《千金方》时,以《甲乙经》之文为胜,便取以替代了《千金》原文,同时也替代了《脉经》中的相应文字。于是《甲乙经》中的文字特征便出现于成书较早的《脉经》一书中,令人莫名其妙。对于《千金要方》其他卷引录《内经》文字,宋人也多据《甲乙经》加以改写;对于腧穴部分,或据宋代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改写。
相对而言,宋人校书时删文较少,删除的文字多数为原书的注文,或内容与篇题、体例不合的文字,例如卷三十“孔穴主对法”是孙思邈以《黄帝明堂经》为主,并参考其他针灸书,类编而成,其中引录原书针灸方时仍按针灸方的形式直录原文,宋人校书时以此类文字与通篇体例不合,而将针灸方中的刺灸法文字删除,使之与《黄帝明堂》的腧穴主治文字在形式上完全一致。 如果后人不察,而将这类文字也作为《黄帝明堂经》佚文而加以辑复,则又错上加错也。此外,经过宋人校注的医书中还可见大小字相混的现象。例如《千金方》卷十一第一篇中原小字注文,在宋校本中被误排作大字正文;又如宋校本《脉经》卷二第四篇中前半部分原注文全部脱落,后半部注文原书作大字,系吕广旧注(可能《脉经》所引《难经》文字系据吕氏注本),宋校本中均作小字,与宋人注文在形式上完全相同,后人根本无法分别。 当然,宋校原刊本已失传,现存本为影南宋重刊本,故不能完全排除由于版本的不同所造成的大小字相混的可能性。
(三)增补
这里所说的“增补”,不是指原书有脱文,据其他的版本补缺,而是指原书本不缺,另据他书增补新的内容。例如宋人校《千金方》、《脉经》时,据《甲乙经》增补了大量文字,其中只有个别补文作了说明(但均未注明据何书补),更多的补文则未作任何说明,如果对原书的体例不作深入研究,又无未经宋人校改的相关文献可供参考,则很难识别这些宋人增补的文字。例如宋校本《脉经》卷七“重实重虚阴阳相附生死证第十九”篇中“右重实重虚部”之前的一大段文字均不见于《千金方》、《圣惠方》,而与《甲乙经》卷七第六中的文字、文序完全吻合,体例也独与《甲乙经》同,显然是宋人所添补。因为类似的文字已见于《脉经》卷一“平虚实第十”篇,并见于未校本《千金方》及《圣惠方》,系宋校本之前《脉经》旧文(只是个别文字已经过宋人的改编)。 宋人不察,于卷七第十九篇中据《甲乙经》补辑,因而文字特征与卷一第十《脉经》旧文大不相同。正是由于宋人校《脉经》时,对原书改编、增补太多(参见宋臣“校定《脉经》序”),故该书卷端均题作“林亿等类次”,与别书题名不同。其实,宋人所校的医书,除《素问》外,均应作如上题名,或作“林亿等重编”,以免后人误解。
(四)误改误注
除了重编、妄改、妄补外,宋人校书时还由于时间仓促,校书前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对所校原书的体例未能认真研究等原因,在校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失误。考察分析宋人的校书错误,对于当前的医书整理工作很有借鉴意义。
1.不详原文出处而误校例
宋人校《素问》时,常以《甲乙经》一书作他校,而《甲乙经》主要是类编《九卷》(即《灵枢》古传本)、《素问》、《明堂》三书而成,原文多不注明出处。宋人疏于详考,而误以《甲乙经》录《九卷》之文校补《素问》,例如:
《素问·刺热》:热病始于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阳,病甚为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阳、少阴。
类似文字还见于《灵枢·寒热病》,《太素·寒热杂说》、《甲乙经》卷七第一中。 宋人误以为《甲乙经》此篇文字录自《素问》,故在校《素问》上述文字时,于“热病先身重骨痛”句前,据《甲乙经》补录了“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一条,并注曰:“按此条《素问》本无,《太素》亦无,今按《甲乙经》添入”。 其实,此条文字,不仅王冰注《素问》本无,《太素·五脏热病》、《甲乙经》卷七第一上录《素问》之文均无,是《素问》本无其文而见于《灵枢》者也,不当补。类似的失误,还见于《阴阳离合论》、《刺腰痛》、《大奇论》、《针解篇》、《长刺节论》等篇。 由于人们对宋人的校书过于信任,故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发现这些严重的失误。又如宋人校《甲乙经》腧穴主治内容时,以《千金方·孔穴主对法》卷三十相校(其实当以直接引录《甲乙经》的《外台秘要·明堂》出校)时,由于无此二书的“腧穴索引”可据,故所出注文多半有误。例如《千金方》卷三十曰:“身柱主癫疾,瘛疭,怒欲杀人,身热狂走,谵言见鬼。”此条原文分别见于《甲乙经》卷七第一、卷十第二,即“身热狂走,谵语见鬼,瘛疭,身柱主之”;“癫疾,怒欲杀人,身柱主之”。宋人不察,于第二条后注云:“《千金》又云身热狂走,谵语见鬼”。同样,宋人在据《甲乙经》校《千金方》腧穴主治时也出现类似的失误。
2.不明体例而误注例
孙思邈在编《千金要方》第三十卷“孔穴主对法”时,将《黄帝明堂经》及少量其他针灸书的腧穴主治内容重新编排,即将原书中主治症相近的数条文字合编为一条,但数穴下所列主治病症一般为第一穴的主治原文。 这一体例非常特殊,故唐以后所有引录《千金方》该篇原文的医家无一人能识别,宋人也不例外,误例如上所述,此处从略。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宋以前中医经典多数经过宋人的改编,而且由于宋代校医书是以林亿为主进行统校,故对相关各书的改编是统一的,即改动某书文字的同时,也一并改动其他医书中的相应文字。所以,对宋代校正医书局的医书整理方法及其失误的系统考察,不仅关系到我们对宋以前医书的基本构成的正确认识,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医书整理工作的质量,也可以说,研究宋人校书方式,考察现存早期医书的基本构成,是做好当今医书整理工作的先决条件。
五、关于整理方法
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所以,在进行任何一项科学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论证方法的可靠性。关于针灸古籍整理方法,就具体研究一本书而言,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以下三点:首先,鉴定版本,搞清现存版本源流。这项工作的目的在于为确定底本及校本提供科学依据。要细心鉴别书中补版,切不可将后人的“重修本”,甚至“递修本”误作原刊本。 有不少错误正是见于后人的补版中。 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后人的挖补文字,挖补现象不仅见于木刻版,还见于石刻中,例如现存四部明正统石刻拓片《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均可见有后人挖补的文字。只有辨认出这些挖补文字,才能纠正其中的错误。 版本鉴定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只有多看原书,多实践,经眼的版本足够多时,才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 第二,搞清所选底本的基本构成,即该本除了原作者的原集之外,还有哪些后人续增的文字。第三,反复研读原书,考察其编写及刊刻体例。针灸古籍自有其著述及刊刻体例,如能掌握这些体例,就可执简御繁。 只有做好以上三点(这也是当前古籍整理工作最薄弱的三点),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不出现根本性,或原则性的错误。
如上所述,针灸古代文献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故一本一本孤立地研究,不仅效率低,而且极容易出错。此外,不少问题是用孤立的研究方法难以或无法解决的。在古籍研究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种说法,或一段原文,经过历代辗转引录后变得面目全非。例如《千金翼方》卷二十八曰:“人年三十以上,若灸头不灸三里穴,令人气上眼暗,所以三里下气也。”王焘编《外台秘要》引录此句原文时,于“不灸三里穴”前漏抄了“灸头”二个关键字,而大失原文本义。唐以后这句话的引用频率非常高,宋代针灸书均直接,或间接引自《外台秘要》卷三十九。 宋以后则越传越离谱,至清代《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一书已变成“小儿忌灸,恐眼目不明,惟三十以外方可灸之,令眼目光明也”,尽失《千金翼方》原文之义。对这类问题,如果只是孤立地研究《医宗金鉴》,是无法解决的。 又如当前中医古籍校勘中常用“他校法”,然而行“他校法”的前提是首先查明所校书文字准确出处,由于中医书一般不标明内容来源,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必须遍查所有同类书及相关书才可能办到。为校一书而遍检群书,其效率太低,故一般人只好放弃这一步不可不做的工作,而使其“他校法”失去了科学依据。可见,要想保证针灸古籍整理工作的高水平及高效率,应当采用全面考察,系统研究的方法,而这种系统研究最适合以编纂丛书的方式整理古籍。现结合本《集成》的编写,简述如下:
(一)考镜源流,精选书目
对于一部丛书来说,其首要工作便是确定入选书目。我们在系统考察现存针灸古籍源流的基础上,参照以下原则确定本《集成》入选书目:
内容重复者不收 某些针灸书系节录、或选集自前代针灸文献,内容与原书相重复,例如元代杜思敬所辑《针经节要》系节录自金大定五卷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朱鼎臣《针灸全书》、陈言《针灸全书》均系据徐凤《针灸大全》改编;吴文炳《针灸大成》系节录自《针灸聚英》、靳贤《针灸大成》;《黄帝明堂经》、《铜人针灸经》乃据《太平圣惠方》针灸卷改编;《神应经》主要内容据《普济方》针灸门改编等等。诸如此类书,不论其是否为孤本、名著,概不收录。
伪书或来历不明颇有伪书之嫌者不收 如《勉学堂针灸集成》一书,于1956年影印出版后流传很广。经笔者考察,此书系将《东医宝鉴》针灸篇、《针灸经验方》、《类经图翼》针灸篇三书的次序稍加调整合编而成,并将清代廖润鸿《考证周身穴歌》自序改头换面冠于书前以欺人,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书。 又如现今流传的各类题曰“凌云撰”的针灸书相互抵牾,内容并与凌云针书佚文不合,颇有伪书之嫌,诸如此类书概不收录,免误后学。
综合性医书所载针灸卷及国外针灸书有些学术价值颇高,但限于篇幅,也暂不收录。
(二)广泛调查,重核版本
选好了书目,接下来的重要工作即版本的确定。 为了确保本《集成》能采用现存最佳本作底本,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搜集了各书的重点版本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版本进行了普查,最后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又得到一些珍贵的藏于日本的版本、目录资料。经过反复比较,认真鉴别,系统考察,基本搞清了各书的版本源流,现简述如下:
近十余年来,古医籍的点校,多以影印本作底本,故此次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首先对影印本的可信度进行了系统考察。经过数月奋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事前的判断:影印本,特别是早期的影印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宜用作古医籍点校的底本。 试以《针灸大成》为例分析如下:
《针灸大成》,系明代杨继洲原著,靳贤重编,赵文炳刻于明万历29年。清顺治14年,原版已有残缺,李月桂修补重印(即“重修本”)。康熙34年,平阳地震,藏于平阳府中的“重修本”被毁,王辅再次修补,印于康熙37年(即“递修本”)。照常理,后印的“重修本”、“递修本”会更多地流传下来,可是旧版《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此版的可信度稍高)著录《针灸大成》一书现存版本最多的是“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共计15部。而“重修本”、“递修本”各只有一部(后经笔者调查,又查出一部未经“改装”的递修本),实在令人费解。经反复考察,发现这些“明万历刻本”多由“重修本”、“递修本”改装而成。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很难见到“原装”的重修本、递修本,因而不易识别“改装”本的本来面目(其实,由“递修本”改装的“明刊本”很容易识别)。
50年代,出版有《针灸大成》一书,书前写明“用明刊本影印”。可是与现存各种题作“明刊本”,或“重修本”、“递修本”本子对照,均不相同,而这三种版本的特征均见于此影印本。那么,这部影印本是如何制成的呢?当时的医书影印工作,主要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注重影印本的阅读效果,为此,多采用拼版的方法,即从多部书中将书品好的部分抽出,拼作一部书,由于“递修本”中有近百分之四十的版片是康熙37年间补刻的,无断板迹象,书品很好,自然被大量地采用。而康熙间再修时,因旧版被毁,旧本也未得见,故补版中有不少错字及缺字,这些错字、缺字,在不同本中或被不同程度地用不同色笔描改,或添补。 原书中这些补版字体与旧版明显不同,很容易识别;那些后人描改、添补的字更是一目了然。 而在影印本中所有的缺字均被补齐,由于原书经过数倍缩小影印后,不仅康熙间补版不易识别,而且那些后人、今人描改、增补字也变得不易分辨。以致于人们一直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而一再以此本作为点校《针灸大成》一书的蓝本。 其不良后果不言而喻。
附带说明,1993年又出版了另一部“明万历刻本”《针灸大成》影印本,底本选用上海图书馆藏本。此本保留原书版框及藏书印(但仍未保留原书版心),并“按原书原大制作”。可以看出出版者的版本意识明显比五十年代强,只是此本也非“明万历刻本”,而是清康熙37年王辅的“递修本”。
鉴于此,此次重校《针灸大成》一书,特选用现仅存的一部未经后人“改装”的清顺治李月桂“重修本”为底本(此本未经后人描补涂改,也无配补,无残缺),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一部印时较早本及康熙19年李月桂重刊本作主校本。其他种种所谓“明刊本”或残缺、或配补,或有太多后人描改,难以为据。
为确保本《集成》所用底本的可靠性,此次点校不用国内影印本作底本。严格说来,规格较高的古籍整理,不应当使用影印本作底本,因为当前的一般古籍影印技术尚不能反映原书的全部信息。况且,国内出版的中医古籍影印本,至今仍可见有大量描补、添补等修补现象,严格说来,实为“重修本”,而非原书旧貌。
排印本,特别是早期的排印本问题也很多,主要表现为妄改、妄补、删节。有些排印本改动较大,将原文篇题、正文、按语均作了相应的改写,若不对照原书,很难发现。 例如《卫生宝鉴》、《针经指南》、《普济方》、《针灸聚英》等书排印本于窦汉卿“通玄指要赋”中,均据明代《针灸大成》补入“四肢之懈惰,凭照海以消除”一句。若用这类排印本作为校本校勘古医籍,难免以讹传讹。
在对影印本、排印本的质量进行系统考察之后,我们又重新对本《集成》所选14种书的版本源流进行了系统考察,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以往国内外学者均认为,现存明万历刊24种《薛氏医案》本,是现存各种《十四经发挥》的祖本。经系统考察后发现,日本现存单行本《十四经发挥》乃据明代薛铠校刊单行本重刻,更多地保存了滑氏原书的旧貌,图文均远胜于明刊《薛氏医案》本。故此次点校,以日本现存最早单行本——宽永二年(1625)刊本为底本,以明刊《薛氏医案》、《医学集览》本作主校本。 由此可见,最佳本并不总是等同于现存最早本。
又如《针灸甲乙经》一书,以往多以《医统正脉》本,或影印《医统正脉》本为底本。经考察,国内书目著录“明万历二十九年吴勉学刊”《医统正脉》多为清代“重修本”,其中有较多缺字及补版;影印本也有问题,均不宜作底本。
本《集成》所收十四种书版本的确定,还参照以下二条原则:
1.同一版本,采用印时较早者。例如《针灸甲乙经》,选用明刊明印《医学六经》本,而不用后印之《医统正脉》本,或“重修本”。
2.不同版本,刊刻年代相同或相近,而各有千秋者,采用较为通行本作底本。 例如《针灸玉龙经》,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而不用文津阁本。
(三)认真考察他校资料,慎用他校法
“他校法”作为一种校勘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可大大提高古籍整理质量,特别是所校书缺乏对校本,或对校本质量不高时,“他校法”更是必不可少。然而此法相当复杂,运用不当,极容易出错,对古籍整理危害极大。首先,古医书引文多用简称,甚至简略到只用一个字;或以人名代书名;或径引篇名而不举书名;或于同篇引不同书而用完全相同的书名;或根本不注明引文出处。其次,古医书中的引文,有直接引文,更有大量的间接引文,即使是直接引文,也很少有完全忠实原书,直录原文者,一般都或多或少地加以改编,或节录、或引原文大义,或根据各自的理解改动原文。 所以,欲行他校法,除了要查明引文出处外,更要考察所校书的引文方式。再有,相同的内容可见于不同的书,例如《内经》中文字又见于《甲乙经》、《脉经》、《太素》等书;相同的内容还可见于同一书的不同篇。搞清了引文的出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必须查明所引用原书的版本,这恰恰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问题。例如《普济方》所引“外台”;《圣济总录》、《医学纲目》所引之“甲乙”均系宋刊本,而《循经考穴编》所引之“甲乙”则独与明抄本同。《针灸大成》所录“神应经”之文也与现行本有较大出入,而与《针灸聚英》所据本相合;更有同一书引文据不同版本之例,例如《针灸资生经》引录《千金要方》,或引自宋校本,或采自未经宋人校本(此二本差异颇大)。 所引《太平圣惠方》,既有“大字本”,也有“小字本”等等,这些若不考察清楚,而率尔以通行本校改之,焉能不错! 可见,搞清上述问题是行“他校法”的先决条件。而要查明所校书采用他书资料的准确出处,同时考察其引文所据版本并备齐这些版本,对于单独校勘一部书来说,几乎无法办到。而同时校勘一批相关针书,即以集成形式整理针灸古籍,就应当,也完全有条件做好以上两点,从而使科学地运用“他校法”成为可能。故本《集成》所选他校资料及其版本均经认真考察后确定,并将考察结果所点校各书前的“校注说明”中注明。
六、本书校注总则
(一)版本
1.底本 本《集成》所选书版本均经系统考察,选用现存最佳本作底本。对校本,在搞清待校书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用不同系统的版本(即有对校价值者)作对校本。而不是不加考辨地任选几种,乃至现存所有版本作对校,以确保对校质量,对后人负责。
2.他校本 鉴于排印本,特别是早期的排印本存在不少问题,故本《集成》所使用的他校书版本,除《素问要旨论》、《素问气宜保命集》、《此事难知》、刘纯医书选用点校排印本外,均选用原刊本,或日本可靠影印本,以确保他校的可靠性。
(二)校勘
校勘的根本原则是“存真复原”,即恢复原书本来的面目,而不是给原书改正错误,润色文字。校勘贵有裁断,虽广征博引而不能识诸说之短长,未可称善也;校书又最忌臆断妄改,若杂采异本,随意删改,则古籍大蒙其难。故此次校勘在熟悉针灸古籍的前提下,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1.校本的选择 以往校书对于底本的选择比较重视,而对于校本,特别是他校本的选择则不大看重。其实校本选择是否妥当也直接关系到所校书的质量。一般说来,早期,或流传较广的著作,所存版本较多;而不同的版本,甚至同为一版而刷印时间不同者,相互间总存在有异文。 同系版本(即乙本出自甲本;丙本出自乙本……)异文的产生多由后期重刻者以意改文,或刊刻错误;间有校刊者据他书(非他本)校改所致。将除底本之外的所有不同版本(包括同版不同印时者)均用作对校本,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例如《针方六集》一书,现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46年程标刻本,此外日本公文书馆国立内阁文库藏有一部江户时期抄本,其版式及缺叶情况与万历刻本同,显然抄自明刻本;建国以后,中国中医研究院也曾据北京大学藏本抄录一部,三部之间自然存在异文(所以出现异文,只能是后人抄录时误抄,或意改),我们只能用刻本校改抄本,而不可反过来用日本抄本,更不可用现代抄本去校改明刻本。本《集成》选择校本的基本原则如下:
1)选择与底本所出不同者。 如明蓝格抄本《甲乙经》与吴勉学刊本《甲乙经》非出自同一本。
2)选择与底本同出一母本者。如明刊《薛氏医案》及《医学集览》(国内已佚)所收《十四经发挥》与日本重刊《十四经发挥》单行本均同出于明嘉靖薛铠校《十四经发挥》单行本。
3)底本非初印本,见有断板缺字者,可选用最接近底本刊刻年代的重刊本(最好与底本的刊刻者相同者)作校本。如可用明正统广勤书堂新刊本《资生经》校元天历广勤书堂印本;以清康熙李月桂重刊本《针灸大成》校清顺治李月桂重修本《针灸大成》等。
他校本的选择同样如此,如果用引录所校底本文字的他书资料校改底本(如用《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合类》引《甲乙经》之文校改吴勉学刊本《甲乙经》),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不科学。
2.本校 对于相同的文字前后多次出现的医书,注意使用“本校法”。例如《针灸资生经》同一条腧穴主治文字常反复见于卷三至卷七的不同篇中,可据以互校。但有些书如王惟一《铜人图经》卷上、卷中、卷下,与“穴腧都数”四者非出于同一人之手,所参考的文献也不同,对此当慎用“本校法”,不可简单地“以此律彼”,轻易改文。
3.他校 行“他校法”的先决条件是考察、复核原书的引文出处。例如原书所引《灵枢》之文是从《针灸节要》转录的,就应当据《针灸节要》相校,而不可直接据《灵枢》校改;或原书文字引自《甲乙经》,也不可径以《灵枢》,或《素问》之文相校。搞清了他校资料之后,还需要考察他校书的版本,如王执中编《资生经》引录了两种不同版本《千金要方》,故在据《千金要方》校《资生经》有关文字时,一定要查明原文所依据的版本。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校法”的科学性。 同时注意他校的统一性,避免出现前人所指出的他校通病:夫校此书,即以他书之异文改之;迨校他书,又以此书之异文改之。
4.理校 在全面掌握历代针灸文献的总体特点,反复研究原书体例,认真考察基本构成的基础上慎用“理校法”,以提高校注的准确性。
为确保本《集成》的总体水平及全书前后的统一性,全书所收全部14种书均由主编统一点校;版本的核对工作主要由黄幼民负责;清样的校对工作分别由各人完成,并由主编核查,黄幼民、李生绍、董秀琴协助核查部分三校稿。
(三)文字
1.原书中异体字凡已规定有正体字者,均统一改用正体字。 针灸穴名的写法,仍照录原书,暂不改动,为今后的穴名标准化研究保留原始文献。
2.下列使用频率高的古今字、通假字均统一改作通行字:写→泻;内→纳;文→纹;支→肢;鬲→膈;甲→胛;童→瞳;差→瘥;侠→夹;傍→旁;齐→脐;蚤→早。
3.讹字一律改为正字,而不滥用“通假”说为古人的错字辩护。 如“凊”误作“清”;“泠”误作“冷”;“痉”误作“痓”之类皆是。
4.凡因避讳而缺笔的文字均补齐笔画。
由于底本均为竖排,原书中“右方”等词中之“右”字,在今排本中相当于“上”字。为存原书旧貌,仍依原文作“右”,而不改作“上”。
(四)编排
1.凡原书无总目录者,均据分卷目录,或正文篇目补集总目,以便检索。
2.原书插图均据原版图摹绘缩印,以存其旧貌。图中文字经辨认后均以规范简化汉字代替,以便阅读。
3.对于构成复杂的医书,其中不同时期不同医家的注文、按语,以不同字体,或符号以区别,以便阅读。
黄龙祥
1996年9月6日于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所

这是黄龙祥老师的在该书面的附文,说了许多事情,有些学术观点非常有价值,我转发过来:

附 未收针灸名著提要说明

受篇幅所限,不可能将现存所有针灸名著尽收本《集成》,本篇将对于那些价值较高而本书未能收录者,进行系统考察,简要论述,与前面“前言”、“考略”互为补充,这样“点”、“面”结合,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中国古代针灸文献的不同层面,从而对针灸典籍的全貌及重点能有系统了解及准确把握,并试图使本《集成》兼具针灸古籍目录版本工具书性质。
一般而言,一部书的知名度与其价值成正比,但时有例外。有些学术、文献价值均很高的针灸书,或因刻印数少,或未曾刊行,流传不广而鲜为人知。例如元代针方专书《针方集》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文献价值,虽未曾刊行,却广为明清医书引录。今虽存有该书的节本残卷(书名及著者均缺),但至今不为人所识,以至于将此书误为明代杨继洲的作品。其二,有些针灸书价值并不高,甚至是伪书,但由于出自(或伪托)名家,而多次刊印,并广为后世医书所引录,影响很大,虽称“名著”,实则名不符实,如《神应经》、《勉学堂针灸集成》等书即是。其三,有些针灸书虽然知名度不高,甚至根本不为人所知,但对于考察针灸文献的源流具有特殊价值,例如明代朱鼎臣编《针灸全书》,国内久佚,鲜为人知。然而,若无此书,则不可能搞清杨敬斋《针灸全书》与徐凤《针灸大全》的关系,也就无法理清《针灸大全》的版本源流。以上三类书,本提要均加考述,以明其原委。在研究方法上,仍采用系统考察法,即在全面考察所有针灸文献的基础上,将每一本书均作为整个针灸文献的一部分加以考察,而不是孤立地,不加联系地分析,以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
在确定一书的价值之后,考察其版本源流就成为重要的一项内容,而版本鉴定正是目前中医文献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故本提要仍将版本鉴定作为考察的重点之一。在考察版本源流的基础上,推荐现存最佳本及质量较好的排印本、点校本。除此之外,本提要还侧重于书籍的作者、成书年代、构成及其学术源流等方面的考辨。
本提要在编排上,基本按成书年代次序排列各书,但对于同一作者的著作以及同一书而属不同传本者则集于一处汇考,以便查检。

一、宋以前针灸典籍


(一)黄帝明堂经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针灸腧穴经典,又名《明堂》、《明堂经》。关于该书的书名,以往中外学者由于对《甲乙经》序文的理解不同而意见不一。现将《甲乙经》序按通行的标点录于下:
按《仓公传》,其学皆出于《素问》,论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觉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
日本学者谷田伸治的断句为:“……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很有见地,可从。
该书约成于东汉初,它博采了汉代及汉以前包括《内经》在内的医书中的大量针灸文献,对腧穴的名称、部位、主治病症及刺灸法诸方面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统一工作,对某些分歧较大的腧穴定位,则兼取诸说。该书是考察汉代及汉以前针灸临床的珍贵文献,对于后世针灸腧穴专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早在唐代,政府即组织医官对该书进行多次修订,并有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杨玄操《黄帝明堂经》两种注本问世。宋以前的针灸教学及临床取穴均以此书为准绳。
《明堂经》一书对于考察早期针灸腧穴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又因其采用了大量汉以前古医经、经方中的针灸文献,故该书对于《内经》中有关腧穴、经络及针灸方等针灸文献的考辨,以及对于《仓公传》和马王堆、张家山出土医书中有关针灸内容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考察、研究汉以前针灸文献,不能不参考《明堂经》,针灸史上许多疑难问题,都可以从此书寻找到答案。
应当指出的是,该书在采用前代文献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例如对于某些同名穴的辨识及多穴针灸方(汉以前绝大多数针灸方为单穴方)的处理均有欠妥之处。由于该书所采用的前代文献基本亡佚,故对于《明堂经》的失误,后人极难发现,而一直为后代(包括现代)腧穴书所沿袭。
《明堂经》原书已佚。《甲乙经》集中载录了此书佚文,《外台秘要》卷三十九又主要据《甲乙经》重录其文,但所录文字中混有甄权《针经》及《甲乙经》所引《内经》之文等他书文字。日本医书《医心方》卷二则节录了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注本原文。
日本尚存有杨上善注本第一卷古抄卷子本共三种,1981年日本东洋医学研究会出版的《东洋医学善本丛书》中收录了两种抄本;1992年北里研究所又原色影印了第三种抄本。1987年,笔者辑成《明堂经》全书,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二)黄帝虾蟆经
一卷,不著撰人。此书随月生死(十五日之前曰“生”;十五日之后曰“死”)逐日详记月、兔消长及人气、人神所在,以定针灸避忌。每日配一图,图分二部,上部为月生死图,月中有兔、虾蟆;下部为人形图,图中标明人气所在,即针灸避忌处。故此书实为一种针灸“日忌法”。
中国古代传说,嫦娥奔月后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又以兔为月之精,故王充《论衡·说日篇》说:“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这类日忌法在汉代已很流行,古医书乃至古代历书也俱载有类似日忌内容,但王充以为此法不可信,后世医家也多有非议。据此书内容,丹波元胤认为系汉人所撰,即《隋书·经籍志》所记“《黄帝针灸虾蟆忌》一卷”(详见《医籍考》)。按《太平御览·天部》卷四引晋代葛洪《抱朴子》曰:“又曰:黄帝医经有《虾蟆图》,言月生始二日,虾蟆始生,人亦不可针灸其处”,与此书相合,则丹波氏之说可从。
《虾蟆经》一书在针灸学上的价值不在于针灸避忌本身,而主要在于该书记载一些针灸腧穴,并以图示的形式标明其部位。这些图、文对于考察古代腧穴,特别是所谓“经脉穴”的源流,具有重要价值。汉代及汉以前的中医文献中,四肢部某些重要诊脉部位以三阴三阳命名,如“足阳明”、“手阳明”等,这些诊脉部位又是针灸治疗部位——腧穴,故这些与十二经脉完全同名的腧穴,笔者姑称作“经脉穴”(详见拙文“十二‘经脉穴’源流考”,《中医杂志》1994年第3期)。早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史记·仓公传》、《内经》、张仲景《金匮玉函经》、《脉经》、《龙门药方》等等均记有这类“经脉穴”,但由于这些文献所记之“经脉穴”,或只记有穴名,而无相应的部位;或虽记有部位而无图,故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这些穴名与经脉名相混。而《虾蟆经》所记穴名,有文有图,一目了然。例如:
月生十四日……人气在阳陵泉、又胃管、又手阳明
月生十五日……在胃管、右手阳明
月毁二十五日……人气在太阴
这里记载了“手阳明”、“(足)太阴”二个穴名及图,值得一提的是“足太阴”穴自六朝始定于“内踝三寸”处,而此书图所标“太阴”穴在内踝附近,与《医心方》所引《玉匮针经》“足太阴”穴定位相近,反映了此穴早期定位的特征。后“经脉穴”有了专有名称,而三阴三阳这种命名法便很少使用,但是“手阳明”、“足阳明”二穴却仍然见于历代针灸“日忌法”及历书日忌文字中。
此书现存有日本文政六年(1823)刻《卫生汇编》本,198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已据此本影印。又日本古医书《医心方》引有此书的大量文字,可参看。
(三)《素问》遗篇“刺法论”
传世之《刺法论》、《本病论》二篇系王冰之后人所著,非《素问》旧文。据王玉川教授考证,这二篇《素问》遗篇约成书于北宋咸平四年至景祐二年(1001～1035年),原文、注文均出自同一人,作者为兼通医学的道人(详见《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10页)。林亿等重修《素问》时以此二篇晚出而轻之,宋以后人亦不甚留意。其实《刺法论》是一篇非常珍贵的针法文献,是继《内经》、《难经》之后对针刺法的又一次较系统的总结。由于金刊本中尚收有此篇全文,故对金元时期的针法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元名医如刘完素、何若愚、窦汉卿等人针法均深受此篇影响。明代高武将该篇的刺法总结为“气交暴郁刺”、“司天不迁正刺”、“司天有余不退位刺”、“司气失守刺”及“全真刺”五类。《刺法论》的主要学术特点可归纳为以下5点:①针法补泻兼取《灵枢》、《素问》之旨,而具体操作更加明确,补泻讲究分层施法,为明代刺法补泻中“三才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②补泻注重配穴,善用五输穴及背俞穴。③补泻不同,用针各异。全文所涉及的针具有圆利针、长针、毫针,也就是说这三种针均可用于补泻刺法中。④倡用暖针、弹针法。其中“弹针法”经金元针灸大家窦汉卿总结为“手指补泻”法之一而广泛用于后世针灸临床。⑤强调针刺时机,注重针后调摄。
此外,《刺法论》还记述了针刺适应证、禁忌证及针效的判别等内容,几乎包括了刺法各个方面,而且论述具体明确,大大丰富了《内经》、《难经》的刺法理论,对宋以后刺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现存《素问》诸版本中极少有载录《刺法论》全文者,较容易得到的是《道藏》本及《四库全书》本,但此二本中脱文错字较多。现存最佳本为金刊本《黄帝内经素问》所附《黄帝内经素问亡篇》,此本除个别处漫漶不清外,今尚保存完好。笔者将于近期内将此本整理出版,为广大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
(四)子午流注针经
该书是金代医家阎明广辑录何若愚、贾氏等诸家针灸论述,注释改编而成。原书卷上卷端下题“南唐何若愚撰 常山阎明广注”系仅指该书第一篇“流注指微针赋”而言,而不是针对全书而言。据阎氏自序(载于《普济方·针灸门》),该书当成于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或稍后的年间。
在干支记时中,子时为夜间11点至凌晨1点的时辰,午时为正午11点至1点的时辰,故以“子午”统称时间;“流注”是指经气按时依次逐穴环行。论述按时取十二经五输穴的规律是该书的重要内容,故以“子午流注针经”名之。又该书大量内容出自《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故书名中“针经”系指《铜人针经》。该书实即于“天圣针经”中引入“子午流注”的概念。
卷上主要论述针灸学的基本理论,相当于全书的总论部分。首载何若愚《流注指微针赋》原文及阎明广注文。次为“流注经络井荥图说”,内容主要为十二经脉循行及病候,并附十二幅经脉循行图。其中文字部分源于《铜人图经》,但不似直接采自原书,而可能录自金代某部注解《铜人图经》的针灸专书,或综合医书的针灸篇。此篇原文对于考察《铜人图经》的传本有重要参考价值。
卷中为“手足井荥六十六穴图”,记述十二经五输穴部位,并附图。这部分内容主要依据北宋医家丁德用《二难图》。其中腧穴部位文字也源出于《铜人图经》。
卷下为“井荥歌诀六十首”,按十天干顺序,以歌诀形式,记述各值日经五输穴的子午流注开穴及腧穴主治症。其中腧穴主治症仍出自《铜人图经》。
该书首次系统论述了按时针刺的“子午流注法”。此法推算方法颇复杂,一般人很难读懂,而且六阳经的原穴及三焦经、心包经五输穴取法,不同医家有不同的规则,此不详述。关于子午流注的临床价值,古代医家有不同看法,现代的实验研究及临床观察的结果也不同,尚有待更深入、更严谨的实验验证。
金元窦杰《针经指南》、《针灸玉龙经》及明代《神应经》所述子午流注之法均与《子午流注针经》同,至明代徐凤《针灸大全》,将阎明广原书中“井荥歌诀六十首”加以改编,撰成“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十首,较之阎氏原文更加通俗易懂,因而流传较广。
关于此书的版本源流,详见本书“《针经指南》考略”。
(五)灸膏盲腧穴法
全书一卷,南宋庄绰编集。元代医家窦桂芳将此书收于《针灸四书》中,刊于元皇庆壬子(1312年)。
庄绰,字季裕,清源(今福建)人,生卒年不详,其主要活动时期在北宋末至南宋初
庄绰并非专职医生,其所编医书多系辑录各家著述。除《灸膏肓腧穴法》一书外,还编有《脉法要略》、《庄氏家传》(见《幼幼新书》后所附“近世方书第十四”书目)、《庄氏腧穴》(又引作“庄氏集腧穴”,均见《幼幼新书》引文)、《本草节要》三卷、《明堂针灸经》二卷(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佚。其中《庄氏腧穴》与《明堂针灸经》的关系不明。
《灸膏肓腧穴法》,《宋史·艺文志》作“膏肓腧穴灸法”,《幼幼新书》、《直斋书录解题》均作“膏肓灸法”。据庄绰跋文,其患疟,为医妄治,而成痿疾,于建炎二年(1127)春末得陈了翁家传,为灸膏肓俞,至七日病减,复灸百壮,病愈。以此灸法有殊功,遂“考医经同异,参以诸家之说,及所亲试,自量寸以至补养之法,分为十篇”,而编成《灸膏肓腧穴法》一卷。则此书约成于建炎二年末至三年间,庄氏跋文记作“建炎二年二月十二日”,其“二年”或为“三年”之误,或“二月”为“十二月”之误。
《灸膏肓腧穴法》共十篇,内容为:量同身寸法、正坐伸臂法、揣椎骨定穴高下法、定穴相去远近法、钩股按穴取平法、参验求穴法、坐点坐灸法、石用之取穴别法、叶潘等取穴别法、灸讫补养法。其取穴以孙思邈《千金要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主,兼取诸家别法,而参以己见,以“使后人较其短长,知所适从,不为异端所惑也”。此外,各法之下均附有取穴图,“令览之者易解,而无‘徒冤’之失”。
庄绰集录诸家灸法均一一注明出处,全书直接引录的医书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王冰注《素问》。此外还录有石藏用、叶余庆、潘琪等诸医家膏肓穴灸法,这些内容均赖《膏肓灸法》一书得以传世。需要注意的是,庄绰引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标作“明堂铜人灸经”,或“明堂经”。
此书版本,参见“《针经指南》考略”。
(六)西方子明堂灸经
《西方子明堂灸经》一书,原未题撰人姓名,也不载序跋,故作者与成书年代均不详。但书中正文及图中的穴名“大敦”均写作“大训”,这显然是为避宋光宗嫌名而改。根据避讳反映的年代,《西方子》约成书于宋绍熙(1190～1194),或稍后年间。这个年代稍晚于《针灸资生经》的成书年代,故王执中无法引录此书。或认为《西方子》的作者即宋代庄绰,理由是:《西方子》卷四“膏肓腧”下以第一人称引有庄绰《灸膏肓腧穴法》内容;又据书目记载,庄氏曾编有《明堂针灸经》二卷。
该书是一部腧穴专书。正文部分则按穴名、部位、灸法或灸疗壮数、主治病症的顺序辑录《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文献。无论采自何书,多不载“脉气所发”内容(有个别例外),也多不录腧穴的别名(所载少数别名多为小字注文),这与《太平圣惠方》卷一百《明堂》的特点相同。
《西方子》直接引录的文献有:《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素问》及王冰注文四种。其中前三种为基本引用文献,以下分别论述。
《西方子》所载之腧穴部位采自《千金要方》卷二十九,腧穴的排列顺序,除“会阴”一穴外,则完全依据《千金要方》卷二十九,虽然《西方子》所载腧穴在《千金要方》的基础上,又据他书增补了“膏肓腧”、“气海腧”、“关元腧”、“督腧”、“灵台”、“阳关”等穴,但目录却仍直录《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未作相应的改动;《千金要方》卷三十“孔穴主对法”的腧穴主治也多为《西方子》所辑录。可见,《千金要方》针灸篇的内容基本为《西方子》所采录。《西方子》在引录《千金要方》的每一病症条文前,均冠以一“主”字,作为一部腧穴专书,这样的体例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却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所引原书的旧貌,10余年前笔者考察该书时,正是借助于这一奇特的标识,才得以发现《西方子》腧穴主治的出处。
像其他所有在腧穴专书中引录《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卷三十的古代医家一样,《西方子》的编者也由于不了解《孔穴主对法》的特殊体例,而在引录原文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之处。
《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一百为针灸篇,其中卷一百《明堂》专录灸法。按理,题作“灸经”的《西方子》应重点引录卷一百《明堂》原文,而实际上《西方子》引录《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针经》的原文远多于引用《明堂》者。《明堂》作为《西方子》直接引用文献中唯一一部灸法书,却被《西方子》编者置于最次要的地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针经》大量引录了甄权《针经》的原文,其治以针法为主。而《西方子》专录灸法,故在引录《针经》这部分原文时,在取舍上往往有失当之处。
《西方子》前大半部内容多出自《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而以《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作补充,而该书后小半部分,具体讲是从卷七“天窗”穴以后,主要采自《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另以《千金要方》作补充。《西方子》所载腧穴部位虽多据《千金要方》卷九十九,但穴名的写法及别名的著录却多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灸疗壮数也多据《铜人图经》。
《西方子》引录《素问》及注的量不多,主要用于补充腧穴的主治症及灸疗壮数。
从以上引文分析可见,《西方子》虽曰“灸经”,但基本内容却多出“针经”类书。也就是说,此书既不是宋以前灸法文献的总结,更不是编者灸疗经验的总结。除上述四种文献外,《西方子》中所引之《外台》、《甲乙经》、《山眺经》及引甄权之文等,均系转引自他书,而非直接引文。
《西方子》既题曰“灸经”,自然只录灸法,而不载针法,但此书内容主要采自“针经”类医书,完全不录针法,有时很难处理,例如:“委中……凡风痹,腰脚重痛,于此刺血,久痼宿疹,亦皆立已……”,此条原文出自《千金要方》卷三十,如果将其中的“于此刺血”改成“于此灸疗”,殊觉不妥,故《西方子》编者于此只得照抄原文,此穴下也不载灸法。其他穴中虽然将针法内容剔除,或将“针”字改作“灸”字,但有些改动仍显得十分勉强。
该书所有内容均直接采用他书原文,于是便有以下两种无法避免的失误:不同的针灸文献所载腧穴内容会有大量雷同的部分,也会有一些截然相反说法,辑录雷同的内容,又不注明出处,只能使人觉得是无谓的重复;相反的内容集于一穴之中,而不注明出处,又怎能不令人费解。现行本《西方子》一书中,内容的重复与矛盾比较严重,这不能不说是该书体例上的重大失误。
《西方子》成于南宋,当时《铜人图经》一书在针灸教学及临证取穴方面的重要地位,是其他任何一部书所无法相比的,故官修医书《圣济总录》腧穴部分直录《铜人图经》;私家针灸书《针灸资生经》所载腧穴部位及排列次序也完全依据《铜人图经》;宋代其他方书所载针灸方下也多直录《铜人图经》原文,唯独《西方子》重《千金要方》而轻《铜人图经》,似乎反映了编者的一种复古的心绪。然而,自卷七“天窗”穴以后,又独重《铜人图经》,与前文明显不同;又此书目录与正文不一致,可见其似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或即后人在庄绰《明堂灸经》一书基础上增补、改编而成。这一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现存最早刊本元熊氏卫生堂重刊本,原系与七卷本《铜人针灸经》一书合刊。此本国内现存有三部,其中二部基本完整,一部仅残存三卷。另有明平阳府重刊元本、四库本等。
1989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西方子》一书的点校本,二家均选用元刊本作为底本,但上海本是简体横排,而且未用元刊本的原图;人卫本是繁体竖排,图也依元刊本描摹照排,校对较细但很少出校注(校勘此书,如果不能考察每穴每条原文的准确出处,则以不出校为好),因而错误也相对少一些。故在没有元刊本的情况下,可用人卫点校本。但人卫本未附载有关《西方子》一书的研究资料,甚至连一篇校后记也没有;而上海点校本则附有详细的《西方子》研究论文,引证丰富,立论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故研读《西方子》,可合看上海本与人卫本,以取长补短。
(七)备急灸法
该书是南宋闻人耆年所编集的急症灸疗集。原刊于宝庆丙戌(1226年),之后孙炬卿得到此书的蜀刻本,与《骑竹马灸法》及《竹阁经验备急药方》二书合刊于淳祐乙巳(1245年)。合刊本原未题总书名,仍以第一种书“备急灸法”名之。故现行本《备急灸法》实际上是一部小丛书,以下分别论述:
1.备急灸法
《备急灸法》的作者系南宋闻人耆年。据该书自序,闻人氏系杜防御之婿,携李(今浙江嘉兴)人。又成书于绍定壬辰(晚于《备急灸法》五年)的《斑疹论》一书也为“携李闻人氏撰”,不知这二个“闻人氏”有何关系。闻人耆年好读医书而知医术,居乡间四五十年间,除以医道自我保健外,还为民疗疾。他认为,治疗急症,以灸法最为简、廉,故于晚年,仿宋朝名医张锐《鸡峰普济方》(陆心源认为此书系北宋医官孙兆撰。今检此书中孙兆按语注文比比皆是,故陆氏之说并非没有根据)所辑“备急单方”一卷之意,将平素试用有效的治疗急症的简易灸方,“编述成集,锓木以广其传”(以上均据原书自序)。由于该书主要面向普通百姓,而不是专业医生,故原书所载灸方取穴法很详细,对于稍难取的灸穴,还附有取穴图,以便于临证取穴施用。这与一般医书所载灸方只列出穴名明显不同。该书所载22症灸方均采自前代医书,但并非简单地抄录前人原方,而是根据自己长期试用的经验加以化裁,特别是在灸疗壮数,及艾炷大小方面更反映了其自身的特点。
2.骑竹马灸法
骑竹马灸法,是以治疗痈疽为主的一种特殊灸法。宋以后针灸书及外科书多载此灸法,俱述其功效如神。最早载录此灸法的医书为外科专书《卫济宝书》,但该书所载“骑竹马灸法”下记有“此灸法活人甚多,立有神效,故锓木附于《宝书》之中……”,可见,此法系后人所附,而非原书旧有。此外,南宋陈自明《外科精要》(1263年)也详细载有“骑竹马灸法”内容。原文中并提到“叶丞相方、洪内翰方、陈日华方、郭知县方皆云,自得此,救人不可胜计。”其中叶丞相、郭知县灸方均见于现存洪内翰《洪氏集验方》(1170年)一书。其叶、郭二氏取穴法均以手中指尖至腕横纹的长度,从骶部向上量取穴,而且灸疗时,患者不须骑竹马,这与《外科精要》、《备急灸法》及南宋以后一般医书所载的“骑竹马灸法”有明显的区别,只能视为“骑竹马灸法”的雏形。同时这也表明,较为完备的“骑竹马灸法”应出现于北宋末以后。或认为该灸法载于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与事实不符。
《外科精要》所载“骑竹马灸法”的取穴法与《备急灸法》所载基本相同,但骑竹马法,二者明显不同。《备急灸法》成书虽早于《外科精要》,但元代《澹寮方》却称出于《备急灸法》的灸法为“新法”,可能《外科精要》所录骑竹马灸法早于《备急灸法》所载之法。但宋以后医书所录“骑竹马灸法”,除《神应经》一书取“新法”之义外,其余诸书均采用《外科精要》所传之法,这可能是因为《备急灸法》流传不广,未能对后世针灸学产生较大的影响。
据《备急灸法》孙炬卿序,其所录“骑竹马灸法”系蜀刻本,但在灸方末,又引录了大段所谓“江西传得元本”的文字,而这部分内容基本不见于他书所载“骑竹马灸法”中。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孙氏以江西本为“元本”,为何不以此本作底本呢?是此本不全,抑或所载灸方不若“蜀本”详细?不得而知。需要指出的是,《备急灸法》所载“骑竹马灸法”原文可能已经孙炬卿的改编。
3.竹阁经验备急药方
孙炬卿将平素收集并经用效验的药方、灸方编成一篇,名曰《竹阁经验备急药方》。此非针灸专书,故不详考。
《备急灸法》所载《备急灸法》、《骑竹马灸法》、《竹阁经验备急药方》三书出自不同医家,最后由孙炬卿于宋淳祐五年改编合刊,但未冠以总书名,故仍以该书所收第一种书《备急灸法》统称之。书中的附图风格完全一致,系孙氏合编时统一绘制,需要注意的是,原文中提行低二格大字多系孙氏注文,而不是原书旧文。所录三书有一共同特点:简便、灵验。
本书的原刊本已不传,传世本均为经孙炬卿改编的合刊本(《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载有孙氏淳祐五年原刊本,未见原书)及据孙本影刻、重刻本。流传最广的是十瓣同心兰室影刻宋本(此本系清光绪16年,罗嘉杰倩日本刻工,据日本所藏宋淳祐五年刊本影刻)及各种据此本的影印本。

二、金元针灸医籍


(一)针方集
在对抄本医书进行初步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部题作“针灸问答”的明抄本残卷,新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将此书的抄写年代定在明代的最后一年1663年,其实该本的抄写年代远早于1663年,成书年代则更早,书名也不是“针灸问答”。以下略作考证,以恢复该书的本来面目,使其极高的学术价值、版本价值为人们所认识。
现存明抄本残卷卷首几页脱落,书名不详。当年收购此书的屯溪古籍书店根据其体裁,将书名题作“针灸问答”,以后各书目均以此名著录。《针灸指要》(成书年代及作者未详)在抄录时,以该书内容为针方,而题作“问答针经”之名。而明初楼英《医学纲目》引录该书针方题作“集”,今根据抄本残卷内容,参考《医学纲目》所引之简称“集”,将该书名改作“针方集”,以更准确地反映其内容。
《针方集》针法及选穴与《直刺秘传》(元代《针灸玉龙经》节录了此书针方)及元代《针灸玉龙经》所载之《玉龙歌》很相近(清抄本《针灸指要》即为《针方集》与《玉龙歌》的合编本),三书的年代应相近。又元末明初《琼瑶神书》已录有《针方集》针方九首,故《针方集》一书的成书年代应不晚于元代。
此抄本残卷原抄录针方74首,脱落针方4首、配穴图5幅,现存针方实仅70首、图69幅。其中第64～70、72、74九方不见于《医学纲目》、《针灸大成》所引《针方集》之方,体例也与别方明显不同,应是后人增补。从方中所记官名、地名看,约补于明洪武年间。经与《医学纲目》、《针灸大成》等书所引《针方集》针方对照,发现现存明抄残卷实为《针方集》一书的节抄本,抄录的针方均为原书中有“问答”文字的针方。
明抄本不分卷,所录针方也不分门别类,其排列大致按“中风”、“五官病”、“上肢病”、“胸腹病”、“下肢病”、“肿胀咳”、“前阴病”、“妇人病”的次序。这一针方排列次序与《直病刺诀》很相近。需要注意的是,明抄本残卷中针方次序有错乱之处,例如第73方“先治中风不遂法”与卷首中风方内容紧密相连,在《针灸大成》中此方作为全书的第一首方论,故此方在原抄本中应为第一方,而不可能混入后人增补方中。第二方脱落方名及配穴图,而原方尚存,即原抄本卷首实际只脱落封面及扉页,首方及第2方并未脱落。其余各方,除第58、63方外,均与《针灸大成》针方排列次序基本相同。
针方的第一部分为“腧穴注释”,以下依次为“主方”、“病案分析”及“附方”。其中“腧穴注释”简要记述腧穴的部位、归经、刺灸法,少数腧穴下还注有简要的主治病症。该书所载主方、附方均为针方,腧穴注释部分却均注有灸法内容,而且不同针方中相同腧穴的注解文字相同,说明“腧穴注释”文字直接抄自一种腧穴专书。从内容上看,腧穴的定位及刺灸法内容与《玉龙经》、《窦太师秘传》、《针方六集》所录窦氏针法的特征有相似之处,另有不少内容不见于现存针灸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献及学术价值,值得认真系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大、小骨空穴,分别出现于第11、13、15三方,但均未注明部位及刺灸法,可能当时所据的腧穴书中尚未载有此二穴,这提示针方与腧穴注解的作者可能不是同一人,其他载录《针方集》诸书也均无“腧穴注释”部分可证。
在编排上采用图文对照的形式,每一版中,右半版为针方配穴图,标示主方及附方中所有腧穴并注明腧穴的所属经脉;左半版为文字,内容包括4部分。第一“腧穴注释”,记述腧穴部位、刺灸法、主治症等;第二主方,紧接“腧穴注释”后,提行顶格书的一行穴名即为主方,现行本中这部分文字多有脱漏;第三“问答”(即病案分析部分),紧接“主方”后,首行文字提行低一格,第二行文字始,提行低二格;第四“附方”,紧接“问答”文字后,提行低三格书的一行穴名即为附方。如果篇幅不够,“附方”则于“问答”文字末,空一格直接抄录,甚至抄作双行小字。
这种针方形式见于宋代针灸考试中的病案分析——“假令法”,该题型要求考生分析病症的病因病机,开出主方,并考虑可能出现的变症,列出第二方。主方及第二方均为单穴。最后详细注出针方所选腧穴的部位、刺灸法及主治病症。所不同者,《针方集》中针方多为多穴方,很少有单穴方;现行本由于采用图文对照形式,限于篇幅,病案分析部分较简略,腧穴注解更是大量使用略语,例如刺灸法文字“入三火五”系“针入三分,灸五壮”的略语。
明初《医学纲目》、明末《针灸大成》及清末《针灸指要》均录有《针方集》的大量针方。其中《医学纲目》共引录《针方集》针方63首,其中24方见于明抄本残卷,55方见于《针灸大成》。《医学纲目》一书的基本内容编成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与《针方集》的成书年代相近,而且楼英采用文献一般忠实于原文,故其所引《针方集》原文对于考察该书的构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针灸大成·治症总要》卷九共载针方151首,因“治症总要”篇名下标有“杨氏”二字,故以往人们均将该篇作为杨继洲的临证实录而给予极高的评价。《针灸指要》编者及编写年代均不详,约成书于清末。该书所载《针经问答》共载有针方三百余首,其中有149方见于《针灸大成·治症总要》,但内容更接近于明抄本《针方集》及《医学纲目》所引《针方集》针方,故此篇系直接抄录《针方集》,而不是转录自《针灸大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审视瑶函》一书节录了《针方集》中十三首眼科针方,不仅引录原针方全文,还录有原书针方取穴图,但无腧穴注释内容,可见这十三首针方引自《针方集》原书,而不是引自明代节抄本。
此书未见有刻本,现知见者仅有明抄本残卷,框高19.5厘米,宽14.1厘米,上下粗黑口,单鱼尾,无栏格,四周单边。此本原为屯溪市古籍书店收购,当时根据纸张、字体、款式,将其抄写年代定为“不晚于明嘉靖”。
此书虽未见有刊本传世,历代书目也未见记载,但早为元末明初《琼瑶神书》所引录,继而明初《医学纲目》也录有此书大量针方,明末《针灸大成》则几乎抄录了此书的全部针方,清代《针灸指要》抄录时还参考了不同的传本。一部不曾刊刻,名不见书目的针灸书,历代传抄而存于今,其内容为元、明、清三代医家所重而大量引录,足见其学术价值之高。
(二)窦太师秘传
清抄本,一卷。收于清代《针灸集要》中。
癸丑岁(1253年),金元名医罗天益与窦默等名医随蕃王忽必烈屯驻在瓜忽都过冬时,曾向窦氏学习针法,当时未提及窦氏有“秘法”一书,故罗天益在注窦氏“通玄指要赋”时,以及《卫生宝鉴》全书中,也均未引用此书。罗天益与窦氏生活在同一时代,且一道共事,若窦氏生前著有此书,罗天益不会不知,这说明,《窦太师秘传》或系窦氏不传之书,或窦氏死后由其弟子编集,书名“窦太师秘传”也说明这一点。故罗天益未能得见。
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于“太师针灸”条下记曰:“《窦太师针灸》传于婺县王镜泽,共计一百二十八法,抄录于成化辛丑(1481年)夏五月。藏书家未有此本也”,今《针灸集要》所载《窦太师秘传》也记有“右《窦太师秘传》,前后共计一百二十八穴法治秘文……”与钱氏所记相符,说明钱氏所记“太师针灸”抄本即《窦太师秘传》(钱氏又称作《窦氏秘传》)的一种,此书至晚在明成化前已流传。由于此书未曾刊刻,经展转传抄,形成了多种不同的传本。明代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也记有“窦太师口传心授针经”一书,盖即此书的一种传本。
《针灸玉龙经》所载“玉龙歌”穴法与现存本《窦太师秘传》内容相近,而单行本《玉龙歌》后附有一部佚名腧穴专书,明代吴崑于其《针方六集》中引作“窦氏”,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另有一部抄本《玉龙歌》后附针书有六处引有“太师云”字样,也像是窦氏弟子的口吻,非窦汉卿亲著。此本载穴数远多于《窦太师秘传》,腧穴刺灸法及主治症均与后者不尽吻合,可见,此二本非出自同一传本。
现存《针灸集要》所载《窦太师秘传》一书,与钱氏藏本已有出入,据钱氏《读书敏求记》载,其所藏《窦氏秘传》“内有金津玉液、大小骨空、八风八邪、髁骨八法”,而今本未见“大骨空”、“小骨空”之穴(《玉龙歌》后附针书载有此二穴),说明此书在传抄过程中,内容已有所改变,不同传本《窦太师秘传》在某些细节上已有出入,现行本在一定程度上已非原书旧貌,这一点从该本的编排上也可得到证实。现行本的腧穴排列按面部、背部、两手背面部、胸部、头部、两臂部、两足部、口部等八分部排列,缺乏规律,而实际的腧穴排列更加混乱,例如“面部”之前有12穴实际属于“头部”穴,而“胸部”之后又重出“头部”穴;“胸部”穴后排列腹部、足部穴,而“臂部”穴后又重出“两足穴”;“两手背面部”与“两臂部”所录腧穴均为同类穴,当合并。正确的分部及排列次序当如下作:头部、面口部、背部、胸部、腹部、上肢部、下肢部。可能是现行本所据的抄本已散落错乱,抄写者依次抄录,故出现次序前后颠倒、重出的现象。
(三)直刺秘传
《针灸集书》在《窦太师秘传》一书后,收载另部针灸方书,共分“中风门”、“伤寒门”、“头风门”、“眼目门”、“耳门”、“鼻门”、“口齿门”、“颊颔颈项咽喉等症”、“气门”、“腰背门”、“手足门”、“杂症之类”十二类。书前未记书名,经考查,元代王国瑞《针灸玉龙经》所载之《盘石金直刺秘传》中针灸方均见于此不知名针方书,但后者所载针方远多于前者,试举例对照如下:
节本《盘石金直刺秘传》 全本《直刺秘传》
天吊风,手足拽牵:曲池、足三里 天吊风,手足牵拽:先针曲池,次泻足三里
中风后,头痛如破:百会(灸,次用三棱针四旁刺
之出血)、合谷(泻) 中风后,头痛如破:灸百会,仍用三棱针四旁刺
之出血,泻合谷、攒竹
伤寒战汗不已:曲池(补)、关元(灸,针补)伤寒,
小便不通:支沟(泻)、水道、阴谷(泻) 伤寒战战不已:补曲池,未愈,灸关元(在脐下三
寸,针二寸半),刺补之
伤寒,小便不通:刺支沟,未愈,泻阴谷、阴陵泉


从以上对照可见,二者显然同出于一书,故将《针灸集要》所载本定名为《直刺秘传》。经考察,《金盘石直刺秘传》全部方中只有二方不见于《针灸集要》本中,但所载针方的种类及其排列次序二者均相同,说明《针灸集要》本系直录原书,这也是《直刺秘传》全书的现存唯一传本。
现存医书中最早抄录此书者,为元代王国瑞《针灸玉龙经》,而该书所载多为王开之师窦汉卿针术,故《直刺秘传》似与窦氏有关。这一点可从以下三方面得到进一步证实。①该书所载针方选穴特点与《通玄指要赋》、《窦太师秘传》、《玉龙歌》等书极相近,例如“百劳”、“金津”、“玉液”、“大骨空”、“小骨空”、“八风”、“八邪”、“吕细”、“龙玄”、“髋骨”、“天应”等窦氏秘穴,多为《直刺秘传》针方常用穴。②《标幽赋》所述窦氏针法补泻原则为“大抵疼痛实泻,痒麻虚补”(《针经指南》所载窦氏补泻法同),而《直刺秘传》针方也大量记有“痛则泻之,麻则补之”字样,与窦氏的补泻原则完全相符。③《直刺秘传》针方中大量使用刺血法、透刺法,与《窦太师秘传》、《玉龙歌》的刺法特点相同。由此可见,《直刺秘传》一书即或不是窦汉卿亲著,也应是其弟子编集,其成书年代应在金元之间。《直刺秘传》虽然篇幅不大,却很有学术价值。其主要学术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每一类方前多有总论,简述该病的病因、分类、预后及治疗原则等。例如第一类“中风门”总论曰:“中风论云,脏腑有五府六部,中风有阴阳二症,热则瘫痪为阳证,疼痛;寒,筋急为阴证,拳挛,或左瘫或右痪。阳症当先针无病手足,宜补不宜泻,次针有病手足,宜泻不补;阴证,无病手足宜泻,有病手足宜补。须详虚实,细认孔穴,无不验也。中风五不治:凡中风不语,不省人事,一二日,三五日,十数日,当先针中冲(手厥阴),若不知痛,乃心绝,一不治也……”这里对中风的辨证、分类、预后及治疗大法均有简要论述,所载具体针方也因症而设,注重辨证分型,方与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是简单地罗列针方。
2. 强调虚实辨证,是该书的另一重要特点。无论是各类针方前的总论,还是具体的针方,总是辨虚实,分补泻。例如“手足门”针方根据症之痛、痒,分虚实,定补泻:“手挛背急,不能握物,刺合谷,痛则泻之,麻则补之。两肘拘挛,刺泻;麻补。”
3.若依辨证选穴针治而病未愈,则更穴治之。例如“五种腰痛,泻尺泽;不愈,昆仑。绕踝风,刺商丘、中封、丘墟、解溪诸穴,俱泻之;未愈,泻承浆。五种疟疾,刺间使,寒多补之,热多泻之;未愈,灸百劳”等,这对于临床医生开阔思路,提高疗效,很有帮助。在元代另一部针方书《针方集》中,绝大多数针方均列有治病未愈的备用方,其意义大致相当于现代针灸处方学中的“处方一”、“处方 二”。
(四)针经节要
一卷,元·杜思敬节录本。关于此书,《中医大辞典》如是说:“针灸著作。一卷。撰人佚名。约成书于金元之际。后辑入元代著名的医学丛书《济生拔粹》中。本书系节录《针经》(后世传本即《灵枢》)中十二经脉的五输穴流注部分并加以发挥而成……”其实此书原名《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名“天圣针经”,“铜人针经”),作者是北宋医官王惟一,成书于宋天圣四年(1026)。杜思敬从五卷本《铜人图经》中节录其中卷一、卷二所载十二经病候,及卷五总论、五输穴内容,合编成一集,题曰《针经节要》。此处“针经”系指“铜人针经”而言,与《灵枢经》无关。笔者于1987年已撰文讲明此书的源流(见《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2期),而令人遗憾的是,各本中医工具书,包括近年出版的工具书对于《针经节要》的著录,仍照抄《中医大辞典》的错误说法。今重说于此,望此误能尽快得到纠正。
(五)玉龙歌
此书现存有抄本二部,约抄于清代。抄本有文有图,但均有残缺。原本实为二部书的合抄本,其一为《玉龙歌》;另一为一部腧穴专书。其中抄写年代较早的一本题作“杨氏家传针经图像”,封面记有“杨瑞霞”三字,第一页下半部分抄录时所据原本已残损,书末题有“锦堂录”三字并钤有“孤云野鹤”印。明清书目如明·董其昌《玄赏斋书目》、清·钱曾《读书敏求记》等均记有杨氏《玉龙歌》,未详此“杨瑞霞”与“杨氏”是否同一人;“孤云野鹤”印又见于汪机《针灸问对》程镔序末。若此二印确系同一人之印,则此抄本当抄于明中期,为程镔氏藏本。(此本中“玄”、“眩”、“弦”等字均不缺笔。)
另一抄本较晚,《玉龙歌》原文后接抄另本腧穴书,但第一页脱,不详原本有无书名。然而,明代吴崑引录该书文字时也径称“玉龙歌”,说明吴崑编《针方六集》时所据的《玉龙歌》一书也为《玉龙歌》与一本或称“针经图”二书的合抄本。另外,元代《玉龙经》、明初《医学纲目》等书所载《玉龙歌》原文下腧穴注文均与所谓《针经图像》穴法非常相近,可见,当时流传的《玉龙歌》传本即多为与一部或名《针经图像》一书的合抄本。此本未见刊行,故流传不广。现存两部抄本均有残缺,但内容及编次基本相同。其中题作《扬氏家传针经图像》残本虽未载《玉龙歌》全文,但卷末仍残留有一首《玉龙歌》原文,当是抄录时原本已有残缺。
关于本书的作者,吴崑《针方六集·神照集》引作“窦氏”。但稍后的《循经考穴编》引录该书时却均未注明“窦氏”之名。从内容上看,题作《杨氏家传针经图像》一本中可见有六处称引“太师云”字样,说明此书非窦太师亲著。但书中所载腧穴、针法及腧穴主治症确与窦氏针书相类,或为窦氏门人总结窦氏针方编成。
此书载有大量经外穴,于刺法,特别是透刺法,及腧穴主治症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值得认真研究。明代吴崑《针方六集》及清初《循经考穴编》录有此书的大量文字。现存二部抄本中,以抄写年代较早,题曰“杨氏家传针经图像”者为佳。
(六)痈疽神秘灸经
一卷。旧题:元·胡元庆著,明·薛己校补。
此书首载“至正甲子永昌杨子成序”,而元至正年间无“甲子”年,又杨序全文有一大半文字与《十四经发挥》所载明翰林学士宋濂序相同,则此序盖出于伪托。若此序即原书序,则《痈疽神秘灸经》当成于明·洪武二年之后。因为据《明史·宋濂传》,宋濂于洪武二年任“翰林院学士”,宋氏序既自题“翰林学士”,则其序作于洪武二年之后。
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将痈疽病按十四经分类,各经之痈多取相应各经之穴,以强调循经辨证取穴,而且多采用循经远端取穴。这可能是受金代名医张洁古分经论治疮疡法的影响。在具体内容上,此书与《十四经发挥》关系密切,不仅正文大量抄录了前者的原文,而且薛氏注文也多引《十四经发挥》之文,全书的附图人物造形也取自滑寿十四经图。将书中薛氏注文与现行薛氏其他外科书对照,二者基本吻合,则此书注文出自薛己是可信的。
此书的版本有两类,一种收于明代彭用光《简易普济良方》,一种收于明代祝大年等编《医学集览》(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此本现已影印出版,见《针灸临床古典全书》第六辑)。此二本编次有所不同,《医学集览》本完全按《十四经发挥》十四经顺序编排,而《简易普济良方》本则按手太阴、手阳明、足太阴、足阳明、手厥阴、手少阳、手少阴、手太阳、足厥阴、足少阳、足少阴、足太阳、任脉、督脉的次序编排,此十四经顺序与《铜人图经》大致相符。另此本中有彭用光少量按语。此二本图文均以《医学集览》本为佳。又有日本享保十四年铁研斋刻单行本,内容及版式均与《医学集览》本相合,盖据此本翻刻。

三、明清针灸医籍


(一)琼瑶神书
明清流传的题作《琼瑶神书》者至少有三种,其一为《琼瑶神书》三卷;其二为(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三卷(又作《琼瑶真人针经》三卷)。其中前者为真本,后者系伪书,而伪本的流传远较真本为广。其三,清道光二十八年信元堂刻本《琼瑶神书》四卷则系一部真伪参半之书。以往多将此三种不同书混为一谈,误也。试略考如下:
1.清道光本《琼瑶神书》四卷
此本系道光28年信元堂新刊本,载有道光丙申詹景炎序,内封题“新刊琼瑶真人神书”,又名“针灸神书大成”。今考《贩书偶记续编》著录有《琼瑶神书》四卷,记曰:“明江右杨继洲著,道光丙申修文堂刊。又名《针灸神书大成》”,则现存信元堂新刊本乃据修文堂刊本重刊。同治十年又有据信元堂刊本重刊本。明清书目中除《医藏书目》所记“琼瑶神书”三卷或与本书有关外,其余书目所著录之“琼瑶发明神书三卷”、“琼瑶真人针经三卷”均为明人所编而伪托《琼瑶神书》者,与现存本内容迥然不同。
此书的内容前后有重复,体例前后不一致。可明显看出有后人增补的文字。试略考如下:
此书“宋徽宗崇宁皇帝论”篇明言“……访见《琼瑶真人神书》三卷。令侍郎张忠学习,神书三卷,千金不传”;再者,此书按“天”、“地”、“人”三才分卷,均说明原书为三卷。现行本第3卷“八法歌病源呼吸补泻六十五法”以下19篇不见于目录,标题中不标注序号,内容及体例也均与全书不合,显然是抄自另一书。至于第4卷,内容有与第三卷相重,体例与前三卷也迥然有别,也显系抄自他书。如果说,《琼瑶神书》在传抄过程中后人递有增补,不大可能整书、整篇抄补与本书内容无关的文字,而且也不大可能集中抄补于一处。最大可能是《琼瑶神书》在流传过程中曾与另一书合抄,后人不察将二书混作一书。今检现行本卷三所附内容实抄自二书,其一为《孙子中家传崔氏四花穴法》;其二为《无上玄元三天心传玉堂宗旨治传尸劳虫总法》。其中第二书与明洪武年间单行本《上清紫庭追劳仙方》内容基本相同,此书又被收于明代《青囊杂纂》及正统《道藏》中,显然出自道人之手。约于明永乐、宣德间,宁献王序刊《十药神书》时,将上二书附刻其后。可能此二书在明初已有合抄之单行本,而这个单行本曾与同出于道人的《琼瑶神书》合抄。考清代钱曾《述古堂藏书目》著录有“琼瑶真人八法神针一卷”(与其他明清藏书目所记载相同),而钱氏《读书敏求记》却记作“琼瑶真人八法神针、紫芝春谷全书二卷”,可见此本即为合抄本。至于其中“紫芝春谷全书”与《上清紫庭追劳仙方》、《孙子中家传崔氏四花穴法》的关系,已不得而知。
关于此书的作者,清刊本题“杨继洲”,显系托名,不足信。书名中增“大成”二字,也由《针灸大成》书名而来。今考此书篇目中多冠有“琼瑶真人”字样,内容也多见有道家常用的符、咒之法,说明此书的作者系一兼通针术的道人。
该书首载“宋徽宗皇帝崇宁元年琼瑶真人一书手法序”及“宋徽宗崇宁皇帝论”二篇,而书中载有大量宋以后医书文字,则此二篇文字显系后人伪托,不足为凭。因该书中已见有与《针经指南》、《玉龙歌》、《十四经发挥》等元代医书内容相同的文字,故现行本成书上限不早于元代,又现行本中已见有“陕西布政司”、“宣德十一年”等明代行政区,可见现存四卷本的重编年代不早于明中期;其三卷本原书的成书年代约在元末明初。又钱曾《读书敏求记》于合抄本“琼瑶真人八法神针、紫芝春谷全书二卷”下记曰:“峨眉山人黄土直序而传之,录于至正乙未中秋”,今《琼瑶真人八法神针》一卷本不存,与《琼瑶神书》三卷本的关系不详。
2.明刊《大本琼瑶发明神书》
明刻本,三卷,卷端下题“赐太师刘真人集”。序文作“大本琼瑶真人针经序”,故钱曾《读书敏求记》、《述古堂藏书目》又记作“琼瑶真人针经”三卷(明代《近古堂书目》、《脉望馆书目》同);《四库全书总目》、《浙江采集遗书总目》作“二卷”;然据书目提要,内容与现存三卷本相同,当是同一书。今检《四库采进书目·郑大节呈送书目》著录《琼瑶发明神书》记作“二本”,即二册,有可能四库馆臣未细核原书,将原书二册,上、中、下三卷误作上、下二卷。
此书所载无名氏序全文抄自《十四经发挥》吕复序,而序末却题作“崇宁初元年闰月六日四明序”,此题款中“初元年闰月六日”剪自滑伯仁自序,“四明序”三字剪自吕复序,并将滑氏序中元“至正”年号改作崇宁,以充宋代书。这种低劣作伪手法多为书商所为。
此书主要内容有五:①“针灸三百六十穴”。除欠“胁堂”一穴外,其余所载腧穴及其排列次序均与明代汪机《针灸问对》卷下之“周身经穴相去分寸歌”相同,高武谓此歌系“用铜人穴编叶”。②针灸杂论。③子午流注针法。内容据《子午流注针经》改编。④腧穴部位及主治。内容抄自《针灸资生经》及元代一部佚名腧穴书(与《玉龙歌》合抄)。⑤周身经穴赋及周身经穴折量法,前者抄自明初刘纯《医经小学》;后者据《资生经》编叶。
此书内容多辑自宋代《针灸资生经》,金元《子午流注针灸》、《针灸杂说》等书。其上卷“禁针穴歌”、“禁灸穴歌”与明中期《奇效良方》针法门所载相同。但《奇效良方》内容多辑自前代医书,故不能确认《琼瑶发明神书》此二首歌系直接抄自《奇效良方》;又卷下“折量歌”系据《资生经》编集,非直接抄自徐凤“周身折量法”歌。可以确认的是,卷下“周身折量经穴赋”系抄自刘纯编“周身经穴赋”,故《琼瑶发明神书》当编成于《医经小学》之后,即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之后。
此书下卷卷端及版心均题作“琼瑶神书”,与前书名完全相同。今遍检全书,只有上卷“手指补泻”篇内容及“三阴三阳配合补泻循提歌”。全文见于前《琼瑶神书》。可能原《琼瑶神书》出自道人,故流传范围极其有限(所谓“《神书》三卷,千金不传”),世人难以得见,故后人将一无名氏针灸书析为三卷,题作“琼瑶发明神书”以充之。因现行清刊四卷本《琼瑶神书》“宋徽宗崇宁皇帝论五”篇中记有“……刘子和钦奉圣旨,即说于太师刘大本,遵守琼瑶心传口授秘法神言……”字样,故伪本题作“大本琼瑶发明神书”、“赐太师刘真人集”。令人奇怪的是,此本序文全文抄自吕复《十四经发挥》序,而书正文却未见抄录《十四经发挥》原文。这说明序与正文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此本虽系伪书,但书中引录了不少金元时针灸文献,其中有些已失传,因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不可轻之。
此本现藏浙江天一阁文物保管所,1996年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有此本。
(二)神应经
《神应经》为刘瑾据陈会书选编而成,约刊于洪熙元年(1425),是明初的一部通俗性针灸读物。据朱权序及原书卷首载陈会之言,南宋著名针灸家席弘世代以针术相传,至第十世孙席肖轩,除传子外,又传与陈会。经四十余年针灸临床实践,陈会著成《广爱书》十二卷,以其繁而不易传习,复采其精要撰成《广爱书括》,继而又进一步精简成一卷。而后陈会又广授徒以弘扬席弘派针法,所传二十四徒中以刘瑾最为出色,“独得其指下之秘”。后宁献王欲扬席弘针法,乃命刘瑾重校其师旧书,选录原书中切合临床实用者,辑成一卷,名曰“神应经”。如果以上记载可靠,那么《神应经》一书记录了席弘派传人陈会原书的精华,自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席弘派针法的基本内容,因而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但是通过对现行本《神应经》主要内容“五百四十八证”的系统考察,发现这部分内容除少量外(见于《玉龙歌》、《针方集》等),主要系从《普济方·针灸门》改编而来,根本不能代表席弘或陈会的针灸临床水平。试选录“妇人部”部分内容对照如下:
普济方 神应经
治女子漏下不止。穴三阴交、太冲。 妇人漏下不止:太冲、三阴交。
治恶露不止。穴气海、中都。
治恶露不止。穴关元。 因产恶露不止:气海、关元。
治产生理不顺,或横或逆。胞死腹中,胞衣
不下。穴太冲,补八分,补百会,次补合谷,次泻
三阴交,立时分解,决验如神。 难产:合谷(补)、三阴交(泻)、太冲。
横生死胎:太冲、合谷、三阴交。
治横产先出手,诸符药不捷,右脚小指头尖
灸三壮,炷如小麦粒大,立产。 横生手先出:右足小趾尖(三壮)
治产子上逼心,令病人正坐,用人抱头抱
腰,微偃,以毫针刺任脉巨阙一穴,举手下针,剌
至即止,令人立苏不闷乱;次针补手阳明经合谷 子上逼心,气闷欲绝:巨阙、合谷(补)、三阴
交(泻)。如子手掬母心,生下男左女右手心有针
痕,可验。不然,在人中或脑后有针痕。
二穴;次泻足太阴经三阴交二穴,应针而落。如
子手掬心,生下手心内有针痕;如子顶母心,向
前,人中有针痕,向后,枕骨上有针痕是验。
治妇人欲断产,右踝上一寸,灸三壮即断。
若绝子,灸脐下二寸五分间动脉中,三
壮。——卷423·绝子 欲断产 右足内踝上一寸。又一法灸脐下
二寸三分,三壮。


通过对照可知,《神应经·妇人部》的内容几乎全出自《普济方·针灸门》,是将《普济方》不同篇的腧穴内容加以简约、修饰、拼合而成。一般是将《普济方》中数首相同,或相近的条文合并为一条,也有个别将原书中一条文字分作二条者,例如《普济方》治难产、横生死胎本为一方,而《神应经》则将其分作“难产”、“横生死胎”二方,取穴完全相同,只是后方中未录原方中刺法补泻文字。不难看出,经过编者的剪接,《普济方》原有的与针灸临床关系最为密切的刺灸法内容大多被删汰,这实在不像是针灸临床大家的做法。而且在改编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误,例如“断产方”,《普济方》原作“右踝上一寸,灸三壮”,原方出自《千金要方》卷三,而《神应经》改作“右足内踝上一寸”(各本均同),误也。所引“又一法”之方本为治疗“绝子”症方,与“欲断产”正相反,录于此处,大误。至于《神应经》其他篇中的失误也不乏其例,此不枚举。
《普济方·针灸门》系汇集明以前医学文献类编而成,故《神应经》编者也完全有可能见到同样的文献而直接引录,不必据《普济方》转录。但二者在具体某一篇针灸方或腧穴证治内容所采用的文献也一致,而不存在相互抄袭关系,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例如《普济方》小儿部针灸内容分别辑自《资生经》、《幼幼新书》、《婴孺方》、《全婴方》等,而《神应经》小儿部所载针灸方均见于前者,而且很少改编。这就很难说二书的编者在编集此篇时恰好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参考文献。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二书针灸证治的类目。明抄本《普济方》残卷尚存有针灸门多半篇幅,该本存有原书目录,而《神应经》证治目录与《普济方·针灸门》类目如出一辙,试对照如下:
普济方 神应经
诸风
伤寒
喘嗽痰饮类
积聚疝瘕类
心疾类\
脾胃类/ 诸风部
伤寒部
痰喘咳嗽部
诸般积聚部
心脾胃部
霍乱呕吐类
疟疾?
心腹肿胀类
头面眼目耳鼻类
口齿咽喉类 霍乱类
疟疾部
肿胀部
头面部
耳目部
鼻口部
咽喉部
手足诸疾类 手足腰腋部


因明抄本《普济方》第166～168卷不存,但从子目看,最后为“疮毒类”、“杂病类”、“妇人类”、“小儿类”,《神应经》也与之同。由此可见,《神应经》针灸证治的篇目、内容均主要出自《普济方》,甚至二者的编次也基本相同。
此外,《医学纲目》所录桑君”,或“桑”的针灸方,或不见于《神应经》,或与其明显不同。又《针灸大全》等书所载《席弘赋》中的针灸配穴也与《神应经》证治部分明显不同。再者,《神应经》卷首所载的补泻刺法及取穴法特点在证治部分也完全没有反映。如果《神应经》证治部分确实辑自陈会原书,而陈又确系席真人信卿之徒,那么,席弘派针法的学术价值就很令人怀疑。否则,刘瑾的真实身份,或《神应经》中所载“梓桑君针道传宗图”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这些疑点在《神应经》的不同版本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四库全书》所据浙江朱氏曝书亭藏本,无朱权序,作者项题作“明·陈会撰,刘瑾补辑”,这提示:现行本《神应经》有可能系刘瑾在陈会针灸书节本的基本上进行大量增补而成。又《医藏书目》所著录《神应经》一卷,作者题作“许希”,则更不可信。
由于现行本《神应经》证治部分已经编者刻意改编,后人很难明其来历,故不少明代医书如《针灸聚英》、《古今医统》、《针灸大成》等均将《神应经》这部分内容作为针灸方而大量引录。为了使人们正确认识此书的性质,几年前在主编《中国针灸证治通鉴》时,没有收录《神应经》这一被古今医家普遍看重的针灸书,并特于前言中申明理由。
(三)神农皇帝真传针灸图
日本抄本,抄于江户时期,著者未详。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末记有“嘉靖己亥岁明德堂刊”字样。今检现存明德堂刻书均为明天德、嘉靖间刻本,故于嘉靖十八年刻《神农针灸图》一书是可信的。全书共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题作“神农皇帝真传针灸图”,记述腧穴主治及灸法,并配有腧穴图,共载穴91个,附图22幅,除第20图,每图均标注四穴。载穴及主治症、灸法均无特别之处,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一部灸经。后半部分题作“神农皇帝真传针灸经”,记述人神禁忌及灸方。其中灸方题为“计开病源灸法”,而灸方末记曰“神农皇帝易灸方毕”一行。所记灸方多与药方合用,其“火雷针”(一名神圣针,一名麝火针)药方与《针灸大成》载“雷火针法”药方相近。
此书流传不广,现存医书中,只有明末张介宾《类经图翼》录有此书91个腧穴中61穴文字,引作《神农经》,或作《神农针经》。另有《勉学堂针灸集成》(系伪书)及题曰“凌云撰”的《经学会宗》所引《神农经》之文均系转引自《类经图翼》。
国内已不存此书,日本尚存二部抄本,一部藏于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一部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此二本均已由日本オリエント出版社影印出版,见《针灸临床古典全书》第五辑。
(四)针灸问对
汪机《针灸问对》一书以问答的形式阐述了经络、腧穴、刺法、灸法等针灸学的基本问题。该书与高武的《针灸节要聚英》同作于明嘉靖时,同受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表现出相同的“尊经崇古”的思想倾向,故《针灸问对》与《针灸节要聚英》二书,无论是在编排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研究《针灸问对》时,应注意与高武的《针灸节要聚英》相对照,以更全面地把握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灸学的一些基本认识。
汪机初业儒,后因母病而钻研医道,行医凡四十年,于内、外诸科皆精,故在其门下受业者颇多,汪氏医书后多由其弟子整理刊行,《针灸问对》一书即由其高徒陈桷校订。此外,汪机还编集、校注有《读素问抄》、《本草会编》、《运气易览》、《外科理例》、《痘治理辨》、《推求师意》、《脉诀刊误》、《伤寒选录》等。需要说明的是,现存《医学原理》十三卷,也题作“石山汪机编辑”,并载有汪石山自序一篇。该书首载经络腧穴篇,内容主要录自滑寿《十四经发挥》,经穴图也据滑氏原图摹刻。但据考,汪氏《读素问抄》、《针灸问对》所引《十四经发挥》之文均系转引自楼英《医学纲目》,说明汪机至1530年尚未见《十四经发挥》一书。再观《医学原理》所载汪氏自序,更是疑窦丛生。汪机在1536年写《伤寒选录》序时已称“年逾七十,两目昏蒙,莫能执笔”,故其平素所积资料由弟子陈桷等整理编成《伤寒选录》一书。而《医学原理》序称此书编于《伤寒选录》之后,且“经历八春,而始克就”,则此书编成不能早于1544年,其时汪氏早已作古,岂能死而复生?可见,《医学原理》非汪机所编,序文也不可能出自汪氏之手,故序末未注明作序年月。
《针灸问对》在初刻时,书名及卷数已不统一。嘉靖壬辰(1532)程镔序及嘉靖庚寅(1530)汪氏自序所题书名均作“针灸问答”(《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同),而卷端题名均作“针灸问对”,说明此书的原名为“针灸问答”,刊刻时改作“针灸问对”,以雅其名。
关于本书的卷数,汪氏自序及程氏序中均未言及,而嘉靖本同一本中却保留了两种分卷法,一分作上、下二卷,即1～36页为上卷,37～末尾为下卷;一分为上、中、下三卷,即1～23页为上卷,24～65页为中卷,66～末尾为下卷。分三卷者,每一卷首均有二行编者及校者题名文字,而分二卷者,于下卷首不仅无二行题名文字,而且前二行正文被排作小字,缩为一行,空出的一行刻有“针灸问对卷之下”七字,像是临时插入的文字。可见,三卷分法在前,二卷分法在后,故除个别书目(如《千顷堂书目》)外,其他书目均著录为“三卷”。
据汪机自序,该书成于嘉靖庚寅(1530年)。据程镔“刻针灸问答序”,此书刻于嘉靖壬辰(1532年),此刻本后收于《汪石山医学七种》(见《医藏书目》)。崇祯六年汪氏祠堂又重修旧版,并补刻《脉诀刊误》一种,题曰《汪石山医书八种》。
《四库全书》也收载《针灸问对》一书,所据乃两淮盐政采进本。
《针灸问对》采用的是问答体裁,但其对答内容也多摘自他书(少量汪氏自答之文,前有“机按”二字),甚至有些设问及按语也直接抄自他书,而非汪机的言论,故此书并非汪氏的针灸论文集,只是将从诸家针灸书中所摘抄的零散资料,以问答的形式加以组织、编排而已,这与虞抟所著《医学或问》、高武所著《附辨》等问答之文不同。但由于汪机《针灸问对》所载85问的答文多不标明出处,很容易使人将其误作作者汪机的言论。
《针灸问对》三卷,若与高武《针灸节要聚英》三集相比,其上卷主要摘录发挥《素》、《难》论针灸之文,相当于《针灸节要聚英》上集《针灸节要》三卷;中卷论刺灸之法,下卷论灸法并集录针灸歌赋,此二卷相当于《针灸节要聚英》下集,即《针灸聚英》卷二至四。但二书在某些细节方面仍有所不同,以下分别论述:
上卷:主要为《素问》、《灵枢》、《难经》有关针灸论述的节要、发挥,其中所引《难经》原文、注文据滑寿《难经本义》,这与高武《针灸节要》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在于,汪机摘录《素问》,不仅抄录原文,而且抄录王冰及林亿等注文,这与其补注滑寿《读素问抄》一书的体例相同。至于《灵枢》一书,在汪机之前尚未见有全面注释者,故汪氏只抄录其原文,今《针灸问对》中所见之《灵枢》注文,多系录自他书,而不是直接引自《灵枢经》原书,例如第14问、59问、71问、76问等均抄自楼英《医学纲目》,或据该书改编,甚至连楼英的按语也完全照抄,但汪氏抄录时不注明出处,有“掠美”之嫌,皆不如其《读素问抄》及高武《针灸节要》体例严谨。
汪机于《针灸问对》上卷多抄录《素》、《难》原文原注,很少议论,这一点也与高武《针灸节要》完全相同。
中卷:主要论述刺法问题。内容多出自《金针赋》、《医经小学》、《神应经》、《奇效良方》、《标幽赋》等。对所录当世针法,汪机多有非议,其论诸家之短长,也以《素》、《难》为准绳,与高武的观点极为相近,深深地打上了二人所处时代的烙印。
下卷:主要论述灸法及针灸歌赋。所论灸法补泻,取朱丹溪、虞抟之说,反映了作者在医学上私淑丹溪。所录针灸歌赋多出自刘纯《医经小学》,也均见于高武《针灸聚英》。所不同者,高武将当时流行的十四经步穴歌据滑寿《十四经发挥》加以改编,而汪氏未见《十四经发挥》一书(《针灸问对》及《读素问抄》所引《十四经发挥》之文系转录自楼英《医学纲目》),故直接抄录原歌。
《针灸问对》一书由正文、注文、按语三部分组成。其中问答部分大字为正文,系抄自他书;双行小字为注文,除标明“愚谓”、“机按”及于篇末标注互见条目外,多为他书原注;篇末大字按语标有“机按”二字者,系作者汪机按,其余按语,有些系汪机按,有些系汪氏连同正文,直接抄自他书,需认真核查方可判定。考察作者的学术思想应主要依据其按语。
(五)朱鼎臣《徐氏针灸全书》 陈言《杨敬斋针灸全书》
《杨敬斋针灸全书》自1955年群联出版社影印后,流传较广;朱鼎臣《针灸全书》,国内久佚,故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二书的关系及此二书与徐凤《针灸大全》一书的关系均不得而知。今略考证如下:
1.朱鼎臣编《徐氏针灸全书》
此本与《金丝万应膏》、《海上仙方》、《加减十三方》合刻,采用“二层楼”形式刻板,下栏刻《针灸全书》文字,上栏刻其余三书。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此本题曰明·朱鼎臣编,万历12年(1584)刊。书末有“万历甲申年三槐王祐梓”木记。卷首朱氏记曰:“且夫徐氏针灸之书,乃先师秘传之奥旨。得之者每私藏而不以视人,必须待价求之乃可得也。予今以活人为心,更不珍藏……”(此篇实据徐凤《针灸大全》载“金针赋”序改编)。可见,此书即徐凤《针灸大全》一书,故书名也明确题作《徐氏针灸全书》。那么,为何作者不言“徐凤”,而曰“朱鼎臣编”呢?因为朱氏在重刊徐氏原书时,对原书的编次有所改动,并用一部针灸方书替代了徐凤原书中“八法主治病症”篇所采用的针灸方书。此外,卷末还新附“小儿针灸”一篇。故此书的著者项应如下题作:明·徐凤原著;朱鼎臣重编。
应当指出的是,朱氏改编徐氏原书有不少疏漏之处,如“八法主治病证”篇,仅录有徐凤原书中“公孙”穴主治的一部分,脱漏多半原文;“周身折量法”篇于“侧头部左右二十六穴”后插入他书“眼目之图论法”一篇;又“侧腋部左右八穴”后脱漏“腹部中行十五穴”等五节原文;另“手太阴肺经一十八穴”等十二节原文错入“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篇中。
值得注意的是,朱氏改编本实为四卷本,其中前二卷分别题作“徐氏针灸全书卷之上”、“徐氏针灸全书卷之下”。后两卷则分别题作“铜人针灸全书卷之上”、“铜人针灸全书卷之下”;而现行本徐凤《针灸大全》最后一卷文字(除腧穴别名篇外)均作为附篇,题曰“附(太)医院秘传明堂铜人灸穴法”。可能朱氏所据底本乃《铜人图经》与《徐氏针灸》合刻本,总名为《铜人徐氏针灸全书》。后因《铜人图经》部分佚失,或书商故意将此本析作二书出售以多获利,故将原书《徐氏针灸》部分分别改作《徐氏针灸全书》、《铜人针灸全书》二书以充全本。至于现行本《针灸大全》卷末原文,此本作附篇,很可能是《针灸大全》早期传本的形式,值得重视。
2.陈言《杨敬斋针灸全书》
此书原系范行准先生收藏,现归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收藏。全书共二卷,题作“本溪陈言著”,书末莲花形牌记作“万历辛卯仲冬月书林余碧泉刊行”,与上述朱氏本刊刻地点相同。考现存余氏克勤斋所刻书均在万历年间,故牌记所记刻书年月是可信的。此书分上、下二卷,其编次及脱文错简情况均与朱氏改编本基本吻合,甚至新增之针灸方取穴图二者也相吻合;而朱氏本卷末之附篇,陈言本均未收录。可见陈言编所谓《杨敬斋针灸全书》实据朱氏本稍加改编重刊,均可视为徐凤《针灸大全》(原名《徐氏针灸》)的另一传本。由于朱氏本、陈氏本刊刻年代较早,可用作校勘《针灸大全》一书的主要对校本。
此书既是由朱氏《针灸全书》改编而来,其题名便成问题。此书旧题“建阳九十翁西溪陈言著;御医直隶长州怀仁张应试校正;江右安福县怀州欧阳惟佐录。”今查得张应试于万历18年掌管南京太医院,而所谓《杨敬斋针灸全书》既非太医院藏本,又非太医院刊刻,其所题著者、刊者又均在建阳,何由吴人张应试校正?而且由张氏为名不见经传的陈言校字,也不合常理,可见上述题名实明末书坊为射利所惯用之托名手法,不足信。所谓“常山杨敬斋”所秘传也系虚辞,有人因此而将此书视为杨继洲祖传之书,大误。
(五)吴文炳《针灸大成》
全名为《新刊吴氏家传神医秘诀遵经奥旨针灸大成》,内封作《针灸大成》,并冠以“太医院发行”字样(此乃万历间书林刻书之惯用语)。全书共四卷,吴文炳辑,熊冲宇种德堂刊于明万历年间。
吴文炳,字绍轩,建武南城人。除辑有《针灸大成》外,还编有《医家赤帜益辨全书》十二卷、《明医校正参补难经脉诀合编》、《保赤全书》等,其中前一部书也由熊冲宇种德堂刊行。
吴氏《针灸大成》内容为十四经穴、经外奇穴及小儿按摩法,卷末附“扁鹊真人传”一篇。其中十四经穴正文辑自《针灸聚英》;十四经各经之前总论并“导引本经”、小儿按摩法文字见于杨继洲《针灸大成》。可见,此书实系高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二书的节录合编本。此书前“凡例”称:“各经用药一遵刘河涧《原病式》、《杂病枢机》、《便民歌诀》等书修辑成句,附于各经下,以便记诵焉。”此乃虚辞,不足信。所可疑者,同为熊氏种德堂刊行的吴氏编《医家赤帜益辨全书》第二卷针灸卷所辑针灸文献远比此针灸专书——《针灸大成》丰富。
此书国内失传,原书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日本オリエント出版社已将此本影印出版,见《临床针灸古典全书》第九辑。
附:吴文炳辑《医家赤帜益辨全书》
十二卷,全名为《新刊十八大家参并名医方考医家赤帜益辨全书》,卷端题曰“建武南城绍轩吴文炳光甫父辑;潭邑艺林冲宇熊成治种德堂梓”。卷首载有吴文炳族兄吴念虚之序,原序记年为“万历屠维旃蒙大吕之吉”,这里作序者不用通行的干支记年法,而用《尔雅》中岁阳、岁名记年以显古雅,不料反出差错。将上述记年月日文字翻译成通行干支纪年文字即为:万历己乙十二月吉日。用两个天干名记年,岂不笑话。因此,我们也无法知道此序究竟作于何年。
该书第二卷为针灸卷,主要辑自徐凤《针灸大全》、高武《针灸聚英》(原书引作《针灸萃英》,与《医学入门》所引书名同)及窦太师针书。内容远比题曰“吴文炳辑”之《针灸大成》丰富,其中“十二经穴法补泻温凉导引之图”篇,与《针灸大成》的基本内容——十四经穴图相同(十四经的排列次序也相同)。由于吴氏《医家赤帜益辨全书》的成书年代不明,故与题曰“吴文炳辑《针灸大成》一书的关系不详。俟闲暇时详考。
(七)经穴指掌图
全书一卷,明刊本。明代施沛撰,自序的记年为“崇祯己卯”(1639年)。施沛,字沛然,号笠泽,明末清初人(《古今医史》将其归入清朝),除著有《经穴指掌图》外,还著有《医医》、《说疗》、《脉微》、《脏腑指掌图》等,均存(详见王宏翰《古今医史》)。
《经穴指掌图》图文相配,首为“经络总说”及总图、十二经穴起止歌及图;以下依次为十四经穴图及经穴歌;最后为骨度图及骨度歌、周身部位名解。施沛编此书乃为初学入门之作,其曰:“余详考《灵》、《素》诸书,稍为诠次,编成歌括,以缀于各图之后,俾初学易于诵习。且图书并列,庶一览无遗照焉”。其图、文并列之例盖受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影响,而所辑之图则多见于张景岳《类经图翼》。
此书国内存有手抄残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有明刊施沛《灵兰集》丛书本,日本オリエント出版社已影印出版,见《临床针灸古典全书》第九辑。
(八)针灸经验方
三卷。朝鲜许任编。刊于1644年。
此书在朝鲜重刊本《神应经》、许浚等编《东医宝鉴》的基础上,参考《针灸资生经》,结合编者多年的针灸临床经验而编成。该书所载方虽多取材于《神应经》等书腧穴证治(并非针灸方),但编者据临床经验多于腧穴下注明刺灸法内容,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而不仅仅是文献的汇编。故书名题曰“经验方”,即经用效验之方(当然,不可能书中所载所有方治均经编者试用)。
许任为太医,精于针术,“刺家之流推以为宗”,其刺法出自《奇效良方》一书(并未取《神应经》针刺补泻法)。此外,其在临床上还善用“付缸灸”(类似现代的“刺络拔罐法”),注重“阿是穴”。《针灸经验方》还收有许氏专论数篇。
中医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据日本安永七年(1778)刊本影印了此书,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善本医书》之十二。
(九)勉学堂针灸集成
四卷。旧题:清代廖润鸿编于同治十三年(1874)。
此书曾多次重刊、重印。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出过影印本,最近又有点校本出版,可见其流传之广,称得上是一部针灸“名著”。但此书名不符实,学术价值并不高。以往人们多误以为此书辑录了清以前50余种医学文献,广搜博引,集其大成。其实该书采用文献只有三种:一曰《东医宝鉴》,一曰《针灸经验方》,一曰《类经图翼》。其中《针灸经验方》引录全书所有文字,实为该书的另一传本;《东医宝鉴》引录了其中“针灸篇”全文及其他篇中所有“针灸法”文字;《类经图翼》引录了第六至八卷全文及卷四禁针禁灸穴、卷十“奇俞类集”。这样一部书,实在不能称作“集大成”之作,而且在编排上,将前二书文字夹杂抄录,即先录一段《东医宝鉴》,插入一段《针灸经验方》文字,再接抄其余《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文字。又不注明原书名及原作者,故不能称其为丛书;所录三书内容有相重者,也依旧抄录,不作任何改编,故又不能称其为类书。这种编排法不伦不类,原书也不署编者姓名。
此书不仅无文献价值可言,而且还是一部伪书,其编者既不是廖润鸿,也不是刊于同治十三年。书前的廖氏序本是《考证周身穴法歌》序,与《针灸集成》毫不相干。清代不知何人用二部朝鲜医书并《类经图翼》一书拼凑成一部,题曰“针灸集成”,后为书商冠以廖润鸿《考正周身穴法歌》序文,并将原序中二处“针灸大成”改作“针灸集成”以圆其说;又删去最后一行“都门琉璃厂有真乐斋寄庐”十一字。托名“廖润鸿”,以抬高其身价。现中医书目所著录此书刊刻年代均据廖序作“同治十三年刻本”,而据此本字体、印纸看,似刻在同治之前,故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一部定为“饶松圃初梓本”(此仍为他本“廖序”所欺)者无“廖序”,旧《联目》定为乾隆间刻本。
此书作伪手法很低劣,序文与书的内容不相干,疑窦丛生,漏洞百出,而长期以来,竟无人看出其中破绽,反而一再影印、点校此书,并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影印时,或为与“廖序”相合,又于卷首附入四幅《明堂图》,此又错上加错。这再次证明:孤立地整理一部书,或者效率极低,或者出错率极高,而且往往出大错。
(十)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
《医宗金鉴》是清政府组织编撰的医学丛书,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刺灸心法要诀》为原书的79～86卷。此书主要取材于明代张介宾《类经图翼》,并参考了《针灸大成》等书,节录合编而成。其特点是,正文均为歌诀,注文多直接抄录原书,并附相关的针灸图,其附图或直接取之《类经图翼》、《针灸大成》原书,或据内容重新绘制。
由于此书为清代的医典,内容又较为浅显,故流传较广,其与《类经图翼》等书一道,对清代的针灸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一)针灸易学
二卷,清·李守先编于嘉庆三年(1798)。李氏此编“将古法著之于前,愚见列之于后,浅而易知,显而易明”,以为学针灸入门之书,故名曰《针灸易学》。
李守先认为学针灸“首学手法,次学认症,而以寻穴为末务”,故全书分为“手法”、“认症”、“寻穴”三部分。内容主要抄录《针灸大成》一书,或将《针灸大成》原文改编成更浅显的文字,并附以少量按语以阐发原书之义。其施灸,用泥钱,或棋子作直径为三分的眼置于灸穴处,然后将艾炷放在泥钱眼中,“以便达气”。值得注意的是,卷上最后一篇“眼科针灸要穴图像”所载十三幅针方取穴图,系转引自明末《审视瑶函》一书,经考核,原书出自元代一部针方专书——《针方集》。
李氏在采用《针灸大成》一书时,也有错会原文之义处,例如《针灸大成》引录高武《针灸聚英》针灸篇下注有“聚英”二字,李守先将其误解为人名,故立篇名作“聚英先生百症赋认症定穴治法”、“聚英先生肘后歌认症定穴治法”。
此书编集、刊刻均较晚,而版本源流却并不简单。“道光本”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许天锡序曰:“……余嘉其志而乐道之,故于其将授梓也,为叙其事而弁之书首。”据此,《针灸易学》一书于1847年之前尚未梓行。然而中医书目却记有“清嘉庆三年(1798)自刻本”,其确定版本的唯一根据,或因此本只载有李氏嘉庆三年自序而未载许天锡序。今检此本,既无扉页又缺最末一版,不能不令人生疑;既曰“自刻本”,而卷端下题已记有李氏之孙三人校字一行,则此本至多称作“家刻本”,而不可曰“自刻本”,且不大可能刻于嘉庆三年。据李氏自序,是年其63岁,若此时刻板,最多让其子校字,而不大可能令其孙三人校阅;虽只载有李学川嘉庆三年自序一篇,却题曰“针灸易学自序”(既曰“自序”,则应有他人之序);再检首页“自序”版心所刻页码为“三”,此前恰好缺许天赐序二页。最后将此所谓“自刻本”与道光本相校,此本中之脱文、墨钉,“道光本”均不脱欠,此本错字也远较道光本多。至此,已不难断定:此种“自刻本”实系据“道光本”重刊,书商将原书中许天锡序撤去,同时也撤去最后一版(可能此版刻有重刊者牌记),以伪充初刻本。可见其作伪手法十分低劣,明眼人不难识破,今特识于此,免后人再为此伪本所欺。
此外,道光以后重刊本多附有“七十二翻图”,内容多为急症治法,或治以针灸,或治以方药,与李氏自序所述不符,当系后人所附。
(十二)“太乙神针”类专书汇考
太乙神针法是在“雷火针”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一种灸法,二者均源出于道家,故其早期形式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撰于明初的《法海遗珠》一书所载“雷霆欻火针法”已具备明代医书所载“雷火针法”的基本特征,而清代盛行的“太乙神针法”之组方、主病及用针法均与明代《神农真传针灸经》、《本草纲目》、《针灸大成》、《外科正宗》等书所载之“雷火针法”基本相同,二者实属同一法。故周雍和《太乙神针》序明言“雷火针一法即太乙针也”。
清代以“太乙神针”题名的专书有五种,共计数十种版本。韩贻丰《太乙神针心法》一书为现存最早的太乙神针专书,刊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但此本未载太乙神针组方药物及制针法等关键内容,故流传不广。 此后,范毓䭲《太乙神针》一书详载针方及制针法,便于施用,故此书问世后不断被重刊、重印,在一百余年间,先后被重刊印20余次。后人也因此误认为太乙神针传自范氏。范毓䭲姓名与韩贻丰亲传弟子范毓馨仅一字之差,二人的关系未详。其后的太乙神针书多在范氏本基础上增补而成。
另有一些针灸书如《仙传神针》、《延寿针治病穴道图》等也实为“太乙神针”专书,只是书名不同而已。
(十三)经学会宗
旧题:“明·双林卧岩凌云汉章定本;孙振湖士麟成孺汇编;六世孙一鹄序贤订正”。但该书的腧穴主治症多见于明嘉靖高武《针灸聚英》一书,而后者的腧穴主治内容主要辑自南宋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及元代杜思敬《针经节要》。也就是说《针灸聚英》的腧穴主治形式是特有的,而明代以针法鸣世的针灸大家凌云针书腧穴主症不可能尽抄自前人之书,即便碰巧《经学会宗》的腧穴内容也同样辑自《针灸资生经》、《针经节要》,其所辑内容(如所辑腧穴主治症多少、排列次序、同名穴主治症的归属等)也决不可能与高武相同,除非《针灸聚英》的腧穴主治直接抄自《经学会宗》,而高武于《针灸聚英》“凡例”中已明言,该书腧穴主治症系仿杜思敬《针经节要》之例辑录。既然《针灸聚英》中特有的腧穴主治形式及高武大量的失误(高武从《资生经》辑录腧穴主治症时,因无法辨别同名穴,而将同一条主治原文分别归入同名的不同穴中,如将足部“上廉”、“下廉”穴主治归入手部同名穴中;“通里”穴下误辑入《针经摘英集》奇穴“通里”主治症等等)均已见于现行本《经学会宗》,那么该书腧穴主症只能抄自高武《针灸聚英》或转录《针灸聚英》的后世针灸书,而不可能出自凌云之手。
经考察,《经学会宗》正文及小字注文均与明末张介宾《类经图翼》一书文字非常相近,二书显然存在直接承袭关系。而《经学会宗》小字已多处引有“图翼”字样,则此书小字与《类经图翼》相同者系直接抄自后者。其二,张介宾编《类经图翼》时,于腧穴主治项下,引录大量《内经》原文,而对这些原文的理解与《类经》张氏注解完全相合,这些内容显然不会抄自他书;而这些文字已见于《经学会宗》,这说明现行本《经学会宗》系直接抄录张介宾《类经图翼》。
张介宾《类经图翼》一书对清代针灸学的影响甚至超过明代《针灸大成》一书,连清中期官修医典《医宗金鉴》针灸卷也主要取材于《类经图翼》。现行本《经学会宗》也当系清人节录《类经图翼》而托名“凌云”者。因张介宾并不长于针法,故编《图翼》只能作文献的汇编及考证,而不可能像针灸大家甄权、窦汉卿针书那样反映出明显的临床特征。若将直接取材于《类经图翼》的《经学会宗》属以“凌云”之名,作为凌氏针术的代表作,那么,凌云所以作为一代针灸大师的基础何在?我们又将如何评价其在针灸腧穴方面的成就?作为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针灸临床大家,而于针灸穴法毫无自己的特色与经验,是不可思议的。
凌云的针灸著作未曾刊行,只有明代高武《针灸聚英》、清初严振《循经考穴编》引录有凌氏针书的少量文字。又中国书店曾收购过一部《针灸秘法全书》,残存1～3卷,明棉纸红格抄本,共六册,记作“凌云志撰”。今此书下落不明,颇疑此书的著者即“凌云”,后人或将该书前引言末款识“凌云志”(即凌云识)误为作者名,特记于此,望有心者注意访求。
附:太医院凌汉章编步穴歌
抄本,附于清抄本《医学传心》后。内容为十四经穴定位歌,所载穴较汪机《针灸问对》多“急脉”一穴,少“胁堂”、“羊矢”二穴。书眉及栏间注有腧穴的主治及刺灸法,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但可以肯定非凌云之文,因其中已引用了《针灸大成》文字。从《循经考穴编》引凌氏针书佚文,凌氏似曾编过《步穴歌》一篇,但现行本所录正文反映的腧穴排列次序及定位特点均与凌云所处时代不吻合,与《经穴会宗》、《凌门传授铜人指穴》、《针灸内篇》等题为“凌云”编之书也各不相同,可能也系出自后人之手而托名“凌云”者。
(十四)针灸逢源
六卷,清·李学川编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初刻于道光二年(有误定为嘉庆刻本者),后原本残缺,李嘉时据旧本修补后,于同治十年(1871)重印(或将此本误作“重刻本”)。此本先后经中国书店、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出版,流传很广,而原刊本反而鲜为人知。李嘉时于同治十年重修时据初印本修补,刻印较精。但仍有少量残缺文字未补(或所据原书已有残损),而且对原书的编次也有改动(这一点在重修跋文中并未交待)。《针灸逢源》卷一“灵枢经文”、卷二“素问经文”原本只辑录《内经》中专论针灸之篇者,其余各篇零散针灸之文拟别集分类合编之。后虑读者检索不便,故仍依旧例按原书篇次摘录,集中补刻于卷二末,并于补刻篇目后注明原书的篇次。李嘉时重修时,将原书所补十三篇《灵枢》经文移至卷一“灵枢经文”之后,并于卷一目录后补“续刻”篇目。但于卷二“针灸逢源续刻目录”中仍保留这十三篇目录。此外,“重修本”卷三末多出二版文字,与原书不相接续,目录中也未载相应篇目,盖别书文字错于此。
李学川积四十余年之精力,广征博采,辑成是书。与一般节录、汇编的整理方式不同,李氏多采用合编的方式,即取诸家之长合于一编,并作了大量的考证及发挥,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所辑文献多标明出处,但需特别注意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文字非直接引录原书,而是据他书转录。
卷一“灵枢经文”、卷二“素问经文”为《灵枢经》、《素问》有关针灸文选。其中注文,“凡例”曰“从王氏,马氏、吴氏及张景岳《类经》参校而约取之”,实则还大量引录了薛雪《医经原旨》之注。
卷三,从大量针灸书及其他医书中辑录有关针灸歌赋、针灸总论。
卷四为腧穴篇,主要据《针灸大成》、《类经图翼》二书合编,并参考其他医书详加考辨。《针灸大成》与《类经图翼》所载腧穴,除去重复,共361穴,现代《腧穴学》所载穴数与之同。
卷五为针灸证治,主要内容系辑自《类经图翼》、《针灸大全》等书,并有增补;卷六为方药证治。这样针药合治,“左右逢源,会归一致”。
此书现有1987年中国书店及上海科技出版社据清同治十年重修本影印本。笔者近期将影印整理《针灸逢源》的原刊本,使读者能得见原书旧貌。
(十五)神灸经纶
四卷,清·吴亦鼎编于咸丰元年(1851)。吴氏于前人针灸著作中独看重明代张介宾《类经图翼》及清代官修医典《医宗金鉴》,故编《神灸经纶》,主要取材于此二书,并参考了《景岳全书》、《寿世青编》、《奇经八脉考》等书。又“以针之手法,未可以言传;灸之穴法,尚可以度识”,而不录针法,只取灸法,“以为家藏备要”。可见此书实为一部灸疗普及读物,虽曰“神灸”,实习非专为灸法设也。
卷一为灸法总论、十二经及奇经八脉循行、骨度;卷二为十四经穴及奇经穴;卷三、卷四为灸法证治,内容主要辑自张介宾《类经图翼》及《景岳全书》,每篇证治前均编有“证略”总说。
此书现有1983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及高析洙点校本(见《新安医籍丛刊》针灸类)。

四、综合医书针灸专卷(篇)


综合医书,特别是早期大型医书一般多编有针灸专卷,或专篇,其中有些医书如《太平圣惠方》第五十五《治三十六种黄证候点烙论并方》、第九十九《针经》、第一百《明堂》等实为针灸专书。不少早期综合医书针灸卷对后世针灸专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欲考察针灸典籍源流,不可不知这些重要的针灸专卷。
(一)千金要方·针灸
全书四十卷,孙思邈撰于唐永徽年间。以往人们对此书的性质多有误解,认为它是孙思邈个人的临床经验总结。其实,该书与唐以前各种“备急”方书一样,系从前人方书中选录实用、有效之方,分类编排而成,其中也收录了编者孙思邈的少量临证验方。
该书引书极为丰富,几乎采用了初唐尚存的各家医方,而且是直录原文。对于孙氏所引之书,宋臣在校订《千金要方》时,本欲一一注明原文出处,后为“成一家之美”而未出注,为今人研究唐以前医学留下了莫大的遗憾。我曾对《千金要方》中针灸方进行过系统考察,现存之《脉经》、《肘后方》、《龙门石刻药方》、敦煌卷子医书,及其他医书所引之《曹氏灸方》、《小品方》、《龙衔素针经》等书中的针灸方几乎全见于《千金要方》,而且引文质量很高。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佚的唐以前针灸治疗文献基本存于《千金要方》。该书在研究唐以前针灸医学方面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医书所无法比拟的。
《千金要方》第29、30卷为针灸卷,又称作《明堂经》(见《太平圣惠方》卷一百)。其中卷二十九为腧穴部位,卷三十载腧穴主治病症。古今医家对于《千金要方》一书误解最多的还是该书第三十卷《孔穴主对法》。这部分内容除个别灸方采自别种《明堂》书外,均抄自《黄帝明堂经》、《甲乙经》有关腧穴主治病症。所谓“孔穴主对法”,即先列若干腧穴,后记若干主治病症,如“中冲、劳宫、大陵、间使、关冲、少冲、阳溪、天窌主热病烦心,心闷而汗不出,掌中热,心痛,身热如火,浸淫,烦满,舌本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条主治病症实际上只是上述八穴中第一穴“中冲”的主治症,而其余七穴主治症仅与该条病症中某几个病症相同或相近。经笔者全面考察后发现,《孔穴主对法》所载所有主对条文中除四十余条外,均符合上述规律。这种特殊的体例不见于其他医书,故唐代王焘,宋代王惟一、林亿等编书、校书时均不能明察,在校注或引录时出现了许多失误。之后,宋代《西方子明堂灸经》、明代《针灸聚英》等书编者均因不明《孔穴主对法》这一特殊体例,在大量引录其文时出现了不少错误,对现代针灸腧穴学也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现通行本《千金要方》已经过宋人的改编增补,在相当程度上已非孙思邈原书旧貌(详见本《集成》“序论”)。日本现藏有一部宋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系未经宋人校改本(见《东洋医学善本丛书》第二辑),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值得重视。
(二)千金翼方·针灸
《千金翼方》第26～28卷为针灸卷。其所录针灸腧穴“一依甄公《明堂图》为定”,但腧穴排列次序及归经与《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不尽相同;其所录针灸方主要是将《千金要方》针灸卷之外散在的针灸方汇集而成,此外还补辑了少量初唐人,特别是针灸大家甄权的针方及有关针法内容。为研究初唐时期针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南宋王执中由于不了解《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针灸卷的关系,在编《针灸资生经》时,往往在抄录了《千金要方》针灸方后,又重抄《千金翼方》针灸方,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或者采用晚出的《千金翼方》针灸方,而不录《千金要方》原方。今人当引以为戒。
(三)外台秘要方·明堂
《外台秘要》第39卷为“明堂”卷,汇集了唐人甄权、杨玄操、孙思邈诸家《明堂》之文,其基本内容——腧穴部分则主要辑自《甲乙经》。而《甲乙经》已脱漏的腧穴主治条文则据别本《明堂经》补辑。在腧穴排列上,现代不少学者认为:《外台·明堂》中腧穴是按经排列的,其实不然。王焘只是将《甲乙经》分部按行排列的腧穴重新组合而已,即将头面、躯干、四肢部相接续纵线上腧穴拼接成一线,共组合成十二行,以五脏六腑十二人(身)类列。其重组的原则是按行不按经,只要原《甲乙经》中同一行上的穴均归于一组,如同一行上中府、云门、期门、日月等穴均归于“脾人”。此外,《甲乙经》中头面躯干部穴是自上而下排列,四肢部穴则自下而上排列。王焘将上下相按续的各行穴拼接成一行时,仍保留了各部穴的流注方向,这样一来,在同一组穴中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腧穴流注方向。这些均与我们所说腧穴归经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黄帝明堂经》在宋代已亡佚,故《外台·明堂》对宋以后的针灸腧穴书影响很大。北宋官修针灸经典《针经》、《明堂》(载于《太平圣惠方》第99、100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均大量引录此书“明堂”篇的腧穴内容。又由于现存《甲乙经》版本很差,故《外台·明堂》是校勘《甲乙经》中《明堂》之文的重要他校资料。但需特别注意:《外台》所辑录的《甲乙经》腧穴文字中已混入甄权《针经》等他书文字。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王焘编“明堂”卷时,不直接抄录当时尚存的《黄帝明堂经》,而是如此不厌其烦地从《甲乙经》一书中逐条辑录呢?
需要注意的是,现通行本《外台秘要方》脱漏、错讹之处较多,研究整理此书当以宋本为准(见《东洋医学善本丛书》第一辑),近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外台秘要方》点校本即以宋本为底本整理,并附有专题研究论文,值得一读。
(四)太平圣惠方·针经·明堂
关于《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针经》、卷一百《明堂》的成书年代,国内外学者或推断为唐以前书,或断为唐代书。但这两卷书中已大量引录了《甄权针经》、《外台秘要方》、王冰《素问》注等唐代医书,所以不可能为唐以前书。再从各方面综合考察,此二书也不像是唐代书。先从以下两篇序文分析:
今则采摭前经,研核至理,指先哲之未悟,达古圣之微言,总揽精英,著经一卷……
心出少冲为井,手少阴脉也……心包络脉,手厥阴之脉也,出于中冲为井……肝出大敦为井,足厥阴脉也……行于中都为经……(以上《针经》序)
今则采其精粹,去彼繁芜,皆目睹有凭,手经奇效,书病源以知主疗,图人形贵免参差,并集小儿《明堂》,编录于次……唐时孙思邈《明堂经》曰……(以上《明堂》序)
以上两序表明:写序的人正是编写或主编上二书的人,如果说宋代医官在编《太平圣惠方》时,就已经有了《针经》、《明堂》这两部书,宋人只是依旧收录的话,那么“今则采摭前经”中的“今”即指“唐代”,“前经”则指“唐以前书”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此二序只能出于《圣惠方》的编者之手,是他们根据临床实践经验,采摭宋以前针灸典籍的精华,编成了《针经》、《明堂》二书。以上《针经》序中第二节文字直接录自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三阴三阳流注第二》卷二十九,相应的原文作“心出中冲为井,心包络脉也……肝出大敦为井,足厥阴脉也……行于中郄为经……”而《针经》序中唯独将这两句原文作了改动,而带有了唐以后的印迹。肝经五输穴之郄穴,宋以前文献以“中郄”为正名,以“中都”为别名,宋代文献则正相反,以“中都”为正名,以“中郄”为别名。如果此序出于唐人,毫无理由作如此改动(除非是刊刻错误);将“心出中冲为井,心包络脉也”改作“心包络脉,手厥阴之脉也,出于中冲为井”,不仅破坏了原文的体例,而且也不符合宋以前文献的习惯。
《明堂》序告诉我们:此序的作者经临床实践,从前人针灸著作中取其精华,去其重复,编成《明堂》一卷。如果此人是唐人,又怎么可能在其序中出现“唐时孙思邈”字样呢?因为唐代人称孙思邈,是不会用“唐时”二字的,只有唐以后人,在这里只能是宋人笔下才会出现“唐时孙思邈”的字样。此外,《小儿明堂》原文中已带有明显的宋代特征(见下文),唐人又怎能“集”之?可见《针经》、《明堂》二序的作者(也即此二书的编者)是宋人,即编写《圣惠方》的医官,而不是唐人。这一点也可从正文及附图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考证从略)。
既知《针经》、《明堂》出自参加编写《圣惠方》的宋代医官之手,那么,究竟为何人所编呢?首先,从《明堂》序文看,该书内容曾经过编者的直接或间接的临床验证,那么编辑此书的人应具备较高的针灸临床水平。据《宋史·王怀隐传》,主持编写《圣惠方》者,除王怀隐外,还有王佑、郑奇、陈昭遇三位医官。此外,御医吴复珪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参加了全书的编写,“书中多其所集”(见《宋史·刘翰传》)。《宋史·艺文志》收有吴复珪《小儿明堂针灸经》一卷,即《明堂》序所言“小儿明堂”者也。又按《明堂》序及《小儿明堂》序,此二书出于同一人之手,试录原文如下:
今则采其精粹,去彼繁芜,皆目睹有凭,手经奇效,书病源以知主疗,图人形贵免参差,并集小儿《明堂》,编录于次(《明堂》序)。
按诸家《明堂》之内,精选到小儿应验七十余穴,并是曾经使用,累验神功,今具编录于后(小儿《明堂》序)
以上二序前后呼应,显然出于同一人之手。从二篇的内容上看,《小儿明堂》所录为灸方,而《明堂》也附有灸方,这与《针经》完全不录灸方明显不同。而且《明堂》中某些灸方与《小儿明堂》灸方相同,或相近。从腧穴部位及主治症上看,《明堂》较之《针经》,更为接近《小儿明堂》。可见,不论是从二篇序文,还是从二篇的内容方面分析,均不难看出:《明堂》及《小儿明堂》出于同一人之手,即吴复珪所编。那么,《针经》是否也是吴氏所集呢?显然不是,因为二者在体例、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其一,《明堂》的腧穴主治症前均用“主”字,而《针经》则基本上照抄原书,或作“主”,或作“疗”,或作“主疗”,或作“理”,或作“治”字。其二,《明堂》均不录“脉气所发”及腧穴别名内容,而《针经》均录有原书中此二项内容。其三,《针经》所载腧穴部位后,多有“是穴”二字,而《明堂》除一穴外,均无此二字。其四,《明堂》中录有灸方,小儿《明堂》则基本是灸方,《针经》却不录针灸方。其五,《明堂》中“灸法”项均列于主治证之前,而《针经》“刺灸法”则附于主治证后。其六,《明堂》总论中录有大量“人神禁忌”内容,而《针经》总论不录此类文字,明显地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由此可见,《针经》不会是吴复珪所集。可能吴氏受王焘影响较大,临床上偏于灸法,故所集《明堂》部分,只录灸法,不载针法,则《针经》自当由另一人所编,至于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惜文献无征,不得而知。
卷九十九题曰“针经”,或与该篇大量采用甄权《针经》有关。甄权原书中虽然也录有灸法内容,但以针法为主,故名之曰“针经”。卷九十九内容既多录自甄权书,故援用原书之名,也未尝不可,但该卷毕竟还采用了许多其他针灸书的内容,“针经”一名并不能准确表达其内涵,故又题其篇曰“孔穴图经”(见《针经》序)
“明堂”是针灸腧穴书的常用名称,而《圣惠方》卷一百之名曰“明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台秘要》卷三十九“明堂”篇的影响。二者不仅篇名相同,而且均有“明堂序”一篇,《圣惠方·明堂序》中的某些语句即直接出自《外台·明堂序》。从该卷内容上看,只录灸法及灸方,而不录针法及针方,这也与王焘编《外台·明堂》的方法完全一致。
《太平圣惠方》针灸卷不仅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有很高的临床价值,稍后王惟一奉敕编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资料,对后世的针灸腧穴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两卷内容多直接录自前代医书,缺乏统一的体例,如书中可见有同一卷中同一穴前后重出,而内容相近。在辑录前人文献时也疏于考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之处,而这些失误经《铜人图经》的引录对宋以后乃至现代的腧穴书都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除了第99、100卷针灸专篇外,第55卷还收录一部针灸专书《点烙三十六黄经》。此书所载腧穴有一些重要特点,例如神庭穴“在鼻直上入发际五分”的定位法即首见于此书,此定位法为北宋医官王惟一所采纳,写入《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直沿用至今。又“接脊”穴名也始见于此书。此外,该书还明确记载了三个“经脉穴”(即与经脉名同名的腧穴)的部位。所以,《点烙三十六黄经》对于了解针灸腧穴演变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重视。
关于《太平圣惠方》的版本,以日本金泽文库藏宋绍兴福建转运司刊本为最佳,此本已影印出版(见《东洋医学善本丛书》第四辑)。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四种抄本整理的排印本质量也很好。
(五)圣济总录·针灸门
《圣济总录》成书政和末年。因部帙浩大,至靖康之乱时,或刚刚刻毕,未及颁行,书及版片悉为金人所获,故宋代书目均无著录,南宋医书也未见引录此书者。
关于“针灸门”的内容编排,《圣济总录·叙例》卷三有概要的说明:
凡针灸腧穴,并依《铜人经》及《黄帝三部针灸经》参定,各随经络编次。复撮其疗病要穴,分门开具。又“禁忌”、“报(救)针法”附于卷末,庶临病易于讨论。
原文中《铜人经》即指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黄帝三部针灸经》乃《针灸甲乙经》。“叙例”所述,针灸门包括三部分:腧穴、针灸方、针灸禁忌及救针法。
针灸门首列三篇总论:骨度统论、骨空穴法、经脉统论。其中“骨度统论”实际是“骨空穴法”的小序。“骨空穴法”所引之古医经有三种:《灵枢·骨度》、《素问·骨空》及一种不知名医书。其中以佚名医书原文置于篇首,其内容为,自上而下依次记述全身骨骼的名称、部位、数目及有关骨相学等内容。有不少骨骼名称仅见于此书,篇末并曰:“凡此三百六十五骨也。天地相乘,惟人至灵,其女人则无顶威、左洞、右棚及初步等五骨,止有三百六十骨。又男子女人一百九骨,或隐或衬,或无髓势。余二百五十六骨并有髓液,以藏诸筋,以会诸脉,溪谷相濡,而成身形,谓之四大,此骨度之常也”。这与中医传统的理论不尽相符,可能受到外来医学的影响。这篇古文献对于了解古代人体骨骼部位,特别是对于理解某些针灸穴名及古籍中腧穴定位有重要参考价值。故《针灸集书》、《循经考穴编》在注腧穴时,大量引录了“骨空穴法”的原文。此外一些中外骨伤科专书也将此篇作为正骨的基本理论加以引录,例如明初太医院医官方贤所编《奇效良方》卷六十及日本《正骨范·检骨》上卷均全文引录了“骨空穴法”篇。当然,今天看来,“骨空穴法”中也有一些明显不合理之处,如男女骨骼不同数,左右骨骼不同名等。
腧穴部分首先记述经脉循行、病候,依次是络脉、经筋的循行病候及相应的脏腑病症,接下是按经抄录腧穴及其主治。腧穴内容全部采自宋天圣原刊三卷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只是在个别地方上作了相应的调整。由于这部分文字直接抄自原刊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故对该书的校勘整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重视。
奇经八脉篇系辑录《内经》、《难经》中有关奇经八脉论述,并结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有关“脉气所发”内容,逐脉考穴,共成一编。其中督脉、任脉穴,仍据《铜人图经》,分段记述,例如“自素髎至龈交四穴系鼻柱下;神庭至百会五穴系额上……”等。这部分内容并非简单地抄录他书原文,更有编者的考证文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此外阴跷、阳跷、阴维、阳维、带脉下循脉考穴内容均首见于此书,对奇经八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元代滑伯仁《十四经发挥》卷下“奇经八脉篇”末记曰:“以上杂取《素问》、《难经》、《甲乙经》、《圣济总录》,参合为篇”,实际上该篇全文均抄自《圣济总录》一书。明代李时珍《奇经八脉考》一书也是以《圣济总录》“奇经八脉”篇为主要参考资料,进一步总结而成。
针灸方系辑录前代医书中的针灸方,共分五十三类病症,内容主要录自《千金要方》、《素问》、《针灸甲乙经》及一部已佚《灸经》。诸书之中,更注重《素问》及王冰注文,其他诸书针灸方均作为“遗法”录于后。
针灸方后附有一篇“误伤禁穴救针法”,论述某些重要腧穴因针刺不当,或外伤所出现的症状,并说明何者可治,何者不可治。可治者即列出急救腧穴。此篇内容未见于现存宋以前医书,其中不少腧穴及穴名也首见于此,是一篇很有研究价值的针灸文献。
关于此书的版本,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此书刻成后,于宋代、金代均未曾印行,直到元灭金后,获宋版,于大德4年首次印行。但据笔者考察,金元四大家中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等人立论处方多引《圣济总录》之文,其中刘完素《宣明论方》卷一、卷二内容完全节录自《圣济总录》,李东垣书中也成段抄录《圣济总录》原文。据清吴骞父子《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载,明以前七卷本《宣明论方》有刘完素金大定12年自序,这足以证明,《圣济总录》至少在1172年(金大定12年)之前已印行,而金政府创设国子监是在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故于大定年间刊行《圣济总录》是有根据的,可信的。可惜这一宋版金印本(首印本)未能保存下来。现存《圣济总录》足本,以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活字本为最佳。其他清刊本及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等,错误较多,不足据。
(六)医学纲目
四十卷,明代楼英编撰。楼氏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卒于明建文二年(1400),至正二十二年(1362)设馆授徒,编《医学纲目》,洪武十三年(1380)编成初稿,医林争相传抄;次年又作增补,1396年再次修订时,将其新作《运气类注》附于书后(据《仙岩楼氏宗谱》)。据此,《医学纲目》一书最后定稿于洪武二十九年。曹灼氏于1565年校刻是书序称“此书二百年来,几晦而复明,几废而复举……”盖指《医学纲目》一书自开编以降二百年。或由于部帙浩大,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才由曹灼等人校刻。
全书七、八两卷专门辑录针灸法及腧穴内容。其中腧穴部分主要抄自《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旁及《此事难知》、《灵枢》、《针经指南》;刺灸法内容则广录自《灵枢》、《素问》、《难经》、《甲乙经》、《针灸四书》、王海藏《此事难知》等书。在博采前人之书的同时,楼英另立经脉分野图一篇,后世《类经图翼》卷五“诸部经络发明”、《身经通考·身经答问四》、《刺灸心法要诀·周身名位骨度》等书的分部考经均受楼氏之启发。
针灸卷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篇末所附四幅《明堂图》,即《正人明堂图》、《伏人明堂图》、《侧人明堂图》、《脏腑明堂图》。图高70厘米,人形高59.5厘米,分三折附于书中。现存这套图的清重刊本上多题作“元·滑寿撰”。例如王吉民撰英国博物馆所收藏《中文医书目录》载有滑伯仁《正人明堂图》,明代万历五年(1577)刊。此图未见,而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魏玉麟刻《明堂图》,题作“元滑寿撰,明吴崑校”,原图共四幅,“正人明堂图”只是其中之一,可见,英国博物馆所藏并非全本。首都图书馆也藏有四幅相同的《明堂图》,题作“许昌伯仁滑寿著,万历丁丑新安鹤皋吴崑校正,乾隆壬寅吴郡魏玉麟重镌”,此图虫蚀已甚。该馆著录卡误题作“脉穴图”,新版《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未著录此本。此图题“万历丁丑”,与英国所藏残图刻年相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乐铎氏又依家传旧版(相传为明代以前之物)摹刻石碑共五方(其中第一方为图序),原石尚存于我室。我室还藏有一种清本刻图。清代一些坊刻针灸书也附载有这套《明堂图》,足见其流传之广。
其实这四幅《明堂图》与滑寿无关,因为,第一,所有史料(包括滑寿书的序文)及书目均未记载,滑寿曾撰有四幅“明堂图”,滑氏的针灸专书《十四经发挥》中也未提及此图。第二,此图的腧穴定位及排列顺序与王惟一《铜人图经》同,而与滑寿的十四经穴图明显不同,故不可能出自滑氏之手。今英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所藏之图中题名纯属伪托。其真正的作者应是元代忽泰。《针灸聚英·集用书目》曰:“《金兰循经》,元翰林学士忽泰必列所著……列图于后,传之北方,自恒山董氏锓梓吴门,传者始广,自滑寿氏注《十四经发挥》,而人始嫌其简略矣。”这里明确指出《金兰循经》书后附有图。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更于“忽先生金兰循经取穴图解”条下记曰:“是书与《素问》若合符节,大德癸卯刊于吴门,图长尺有四,折而装潢之,他书未有也”,此书今不传,现存医书中最早载录此图的即是楼英《医学纲目》,图共四幅,高70厘米,约合清代二尺二寸,元代二尺三寸(据此,《读书敏求记》所记“尺有四”应作“二尺有四”),人形长59.5厘米,分三折装之。现存所有木刻及石刻本图均为59.5厘米长,图形也多相同,只是图中文字有所不同,可见均系从同一种图展转摹刻而来。因为原图较复杂,采用摹刻的方式便于制作,这也使得忽泰的原图得以逼真地流传至今。三张腧穴图共载穴659穴,较《十四经发挥》多出“风市”穴。其中《医学纲目》所载图中穴名错误较多,而自吴崑《针方六集》以后所摹之图,穴名错误已多被改正。
除了针灸卷外,《医学纲目》其他卷也载有大量明以前特别是金元时期针灸专书及方书中的针灸方。所引之医书有些现已不存;即使所录之医书现仍存世,其所据之版本也往往优于现通行本。故《医学纲目》无论是对针灸临床文献研究,还是对整个中医文献研究,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但由于该书所注引文出处多用简称(往往只标一个字),今人难确知其所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此书的有效利用。现已辨明《医学纲目》针灸治疗部分直接采用的针灸专书有以下12种:
《明》(或作《明堂》)、《密》(或作《密语》)、《撮》(或作《撮要》、《撮要法》)、《集》、《玉》、《摘》、《怪穴》、《通》(或作《通玄》)、《标》(或作《标幽》)、《东》、《甲》、“桑”(或作“桑君”)。
上述《通》或《通玄》,指窦太师《通玄指要赋》;《标》或《标幽》,指窦太师《标幽赋》;《玉》指《玉龙歌》,而不是元代王国瑞编集的《玉龙经》;《摘》指元代杜思敬辑《针经摘英集》;《甲》指《针灸甲乙经》;《集》,全名未详,内容与现存明节抄本残卷相吻合,笔者据明抄本内容,将此书定名为《针方集》;《密》或《密语》,今佚,或即金元间针灸医家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书;《撮要法》,今佚,与《也是园书目》所载之《针灸撮要穴法》的关系不明;《怪穴》,今佚,也未见书目中有类似书目的记载;“桑君”当即“梓桑君”,宋代针灸大家席弘之号,其文当引自席氏针灸书。
《医学纲目》一书采用针灸文献非常丰富,特别是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金元针籍,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又由于该书所录均为明以前文献,所据乃宋元善本,故于医籍校勘中可用作重要的他校资料。笔者校《甲乙经》一书时,即充分利用了《医学纲目》所录《甲乙经》文字进行他校,补正了通行本《甲乙经》中大量脱误之处。
《医学纲目》的版本以明嘉靖四十四年曹氏初刻本为佳;另有一种明刊本,版心刻有刻工姓名,文字、版式均与曹氏刻本有较大差异,俟闲暇时详考。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高登瀛等点校本校对、编排皆好,只可惜未载原书四大幅《明堂图》。
(七)医经小学
六卷,明代刘纯编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该书广辑明以前,特别是金元医书之精萃,俱编成韵语,以便记诵。与楼英编《医学纲目》之例相仿,刘纯对所集前人文献也每以按语形式,或发挥其理,或考辨正误,而不仅仅汇集文献。其第三卷专论针灸,内容为经络与腧穴;第五卷也辑有针法与禁忌。所采用文献均标明出处,主要内容均辑自《针经》一书。此书约成书于金元间,元代王国瑞《针灸玉龙经》也曾提及是书,原书已佚,唯赖《医经小学》及刘纯及其医书而知其内容之大概。《医经小学》针灸内容多为明中期徐凤《针灸大全》一书所辑录。
除《医经小学》外,刘纯还编有《杂病治例》、《伤寒治例》,另在徐彦纯《医学折衷》基础上续编成《玉机微义》一书。此三书同样辑有大量针灸方,高武编《针灸聚英》时,系统整理了刘氏上述三书中的针灸内容。经过徐凤、高武的引录,刘纯整理的针灸文献对明代及明以后的针灸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刘纯的医学著作,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由史常永等人整理的《刘纯医学全集》,质量较高。
(八)普济方·针灸门
《普济方》是明周定王朱橚与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汇集明以前医书,考证论述,编辑而成。是书采摭文献丰富,所据版本珍善,有论有方,是一部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均很高的医学全书,不仅所载医方较宋代《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丰富,而且所辑医论也更为广泛。更为可贵的是,该书所引文献多标明了出处,从而使其兼具医学类书的性质。然而,以往人们多将此书视作“方书”,对其所具有的很高的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多不甚留意。
朱橚还于洪武庚午(1390年)寓居滇阳(今云南滇池)时编成《周府袖珍方》四卷。而在编是书之前,已编就《普济方》一书(见朱橚《神珍方》序),可见《普济方》应成书于洪武23年(1390)之前。
《普济方》专设有“针灸门”一编,几将明以前针灸专书及其他医书中的针灸文献收罗无遗。全篇可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一)针灸理论:卷409至卷412的前半部分系汇集明以前医书中有关针灸经络循行及病候、骨度穴法、针具与刺法补泻、艾炷的制法、灸艾火的选择、针灸适应证、刺灸禁忌证及误针误灸后的处理等内容,涉及了针灸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部分内容相当全篇的总论。
(二)腧穴:卷412“十二经流注五脏六腑明堂”篇至卷416前半部分系汇集针灸腧穴专书或腧穴专篇的有关腧穴内容。
(三)针灸治疗:卷416“灸膏肓穴法”篇至卷424系汇集针灸专书及其他医书中的针灸方及腧穴主治症类编。
《普济方·针灸门》直接引录的针灸专书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铜人针灸经》、《黄帝明堂灸经》、《针经指南》、《灸膏肓腧穴法》、《针灸资生经》、《针经摘英集》、《针经节要》、《云岐洁古针法》、《西方子明堂灸经》;引录综合医书中针灸专篇的有:《千金要方·明堂》、《外台秘要方·明堂》、《太平圣惠方·针经·明堂》、《圣济总录·针灸门》。其中《针灸资生经》、《针灸四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经摘英集》、《洁古云岐针法》、《外台秘要方·明堂》是“针灸门”基本引用文献。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引《针灸四书》原文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
元代医家窦桂芳将《黄帝明堂灸经》、《子午流注针经》、《针经指南》、《灸膏肓腧穴法》四书合刊,题曰“针灸四书”。《普济方》引录了后三书的全部内容,其中《灸膏肓腧穴法》一书系按原书旧貌全文引录,可视为该书的传本之一;另二书原文则散见多篇中。《黄帝明堂灸经》一书的《小儿明堂》部分被全文引录,其余部分则被节录于卷414至卷416的“腧穴”篇。此书国内现仅天一阁存有一部残本,书品极差。诸家书目均将此本定为元至大辛亥燕山活济堂初刻本,鉴定的主要依据是,该本于《新刊黄帝明堂灸经》序后记有“至大辛亥春月燕山活济堂刊”一行十二字,但此行字同样也见于明成化间重印本中,不足为据。而《普济方》所据本当系元刊本,图文俱佳。对于《针灸四书》的整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重视。
除上述针灸专书、专篇外,《普济方·针灸门》还采用了大量的其他医书中的内容,其引录出处可考者有:《伤寒活人书》、《万全护命方》、《三因方》、《施圆端效方》、《素问气宜保命集》、《保童秘要》、《是斋百一选方》、《存仁方》、《仁斋直指方》、《幼幼新书》、《全婴方》、《卫生宝鉴》、《外科精要》、《世医得效方》、《澹寮集验方》等。
关于《普济方·针灸门》的引用文献,有以下二点需特别注意:
1.引“铜人经”之文抄自两部完全不同的书
经仔细核查,《普济方·针灸门》所引“铜人经”文字实际上是录自二书——五卷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及七卷本《铜人针灸经》二书。所以,“铜人经”下的文字可能是《铜人图经》原文,也可能是《铜人针灸经》的原文,如果同时引录此二书文字,则一引作“铜人经”,一引作“又曰”。显然,《普济方》的编者将此二书误作同一书,若不经点破,则读者会对这类引文,茫然不知其所云。例如:
腧府……《铜人经》云:足太阳脉气发(又云足少阳脉气所发)
或中……《铜人经》云:足少阳脉气所发(又云足少阴脉气所发)
灵墟……《铜人经》云:足少阴脉气所发(又云足少阳脉气所发)
神藏……《铜人经》云:足少阴脉气所发(又云足少阳脉气所发)
云门……《铜人经》云:手太阴脉气所发(又云足太阴脉气所发)
以上五穴的“脉气所发”,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并非录自《铜人经》的两种版本,而录自两种不同的书,其“铜人经”以下文字系抄自五卷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而“又云”后文字则录自七卷本《铜人针灸经》。对于这类文字,若不加说明,恐怕无人能懂。笔者即为此所困惑多年。
2.引“明堂经”原文也分别引自两种书。
该书于“明堂经”书目下所引原文实采自《针灸资生经》、《黄帝明堂灸经》二书。王执中将《太平圣惠方·针经·明堂》原文引作“明堂经”、“明堂”、“明”、“明上”、“明下”等,《普济方》将《资生经》中这类文字均引作“明堂经”;同时将元窦桂芳所集《针灸四书》中《黄帝明堂经》原文也引作“明堂经”,此书系据《太平圣惠方·明堂》改编而成。《普济方》编者没有直接引录《太平圣惠方·针经·明堂》原文,而采用《资生经》、《黄帝明堂灸经》的相应文字,可见其没有搞清楚这三书之间的关系。
在学术上,《普济方·针灸门》的最大成就是将按经、分部这两种腧穴分类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即躯干部穴以分部排穴法为主,并于各穴下注明其所属之经。这是腧穴分类法的一个创举,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普济方》初刊于明永乐年间,原书共168卷,现仅存19卷,其中无“针灸门”内容。
此书由于卷帙浩繁,自初刊之后一直未重刊。另有明抄本,版式与永乐刻本相同,版心上记有字数及写、刻、校人名,卷末也记有校对医士、写书人、刊字匠姓名。书中附图也很精美,基本保留了原刻本的旧貌。此本现仅存35卷,其中卷158～165为“针灸门”内容,相当于《四库全书》本卷413～422十卷。
现存足本只有《四库全书》抄本。1782年清政府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进呈的永乐刊本抄录了《普济方》一书,使该书得以完整流传至今。但编修官以每卷篇幅过多,遂将原书的168卷改编为426卷,以便抄写。但编修官由于不理解原书卷158、159“腧穴”篇中一些极为重要的文字而将其全部删除。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二种《四库全书》本互校后作为蓝本,并用明永乐刊本残卷19卷及明抄本35卷相校,点校排印了《普济方》全书,为今人研究此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此次排印删去了原书“针灸门”中很有价值的针灸图,文字也有整段地脱欠(不知是排版失误,还是有意删除)。此外,此本的断句错误很多。故研究《普济方·针灸门》,当以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为最佳选择,其次可选用《四库全书》本。
(九)乾坤生意
三卷,宁献王朱权编。其卷下之末载有“针灸”一篇。内容有“天心十一穴”、“初中风急救针法”、“中风瘫痪针灸秘法”、“中风瘫痪捷要穴法”、“四花穴灸法”、“治虚损五劳七伤紧要穴法”、“治小肠疝气穴法”等七篇,所载针灸方下多附取穴图。其中2～6篇内容为《针灸大成》所节录(总目及卷三分目所载“长桑君天星秘诀歌”、“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歌”下标注出自《乾坤生意》,实则录自徐凤《针灸大全》)。
此书国内仅存残本,其针灸部分不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及静嘉堂文库均藏有此书。
(十)奇效良方
六十九卷,明·董宿初集,方贤续编,杨文翰等校正。关于此书的版本,各书著录或作“明正统刻本”,或作“明成化六年刻本”、“明成化七年刻本”。实则此书初刻于成化九年(1473),重刻于正德六年(1511),二种版本均存。另存有明抄本残卷。
全书第五十五卷为“针法门”。其所载“指法十四条”在《针经指南》所载窦氏手指补泻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针法歌”主要据《太平圣惠方》第九十九卷《针经》编集,《针灸大成》转录此歌时,改名为“行针总要歌”,今人因将此歌的作者误作“杨继洲”。特别是该书所载针刺补泻手法,经《针灸问对》、《针灸大成》等书的引录,对明代及明以后的针灸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卷末所集“奇穴”一篇,内容与现存金元腧穴书不尽相同,当别有所据。《针灸大成》卷三所载杨氏考卷“穴有奇正策”、卷七“经外奇穴”均主要辑自《奇效良方》。
由此可见,《奇效良方·针法门》具有很高的学术、文献价值,值得重视。研究此书,当以成化九年原刊本为据,笔者将于近期影印、整理此书的针灸卷。另有195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可供参考。
(十一)古今医统大全·经穴发明·针灸直指
《古今医统大全》一百卷,明代徐春甫约编成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其中第六卷《经穴发明》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内容主要节录高武《针灸聚英》卷一。其中“背穴图”、“腹穴图”二图不见于高武原书,系徐氏新编(与其首篇所言“愚故悉图腹背”之言相合)。此二图所注腧穴及定位并与当时针灸铜人相吻合,当系据铜人编制。对于此图中的腧穴定位,清初严振氏于《循经考穴编》中有详尽论考,可参看。
第七卷《针灸直指》基本内容也辑自高武《针灸节要聚英》一书,徐氏引录高武原文时,将高氏按语前的“武”字均删去,颇有“掠美”之嫌。
以上两卷实际上也可视为两部针灸专书。因其主要内容出自高武之书,故以往有将此二书的编者误作“高武”者。由于徐氏在引录高武原书(少量文字还录自汪机《针灸问对》)时,或节录,或合编,而不完全直录原文,且极少考证(书中按语多为高武原按),故学术价值不高,读者仍应以高武《针灸节要聚英》原书为准。
(十二)医学入门
明代李梴编于隆庆五年(1571),刊于万历间。全书七卷,并卷首一卷共八卷,其中第二卷分上、下卷,故《医藏书目》又著录为九卷,现行点校本也将第二卷分成二卷。此书仿刘纯《医经小学》之例,类集明以前各科实用医书,编为韵语,以为习医入门之作。该书卷一“经络”、“针灸”二篇采用大量前代文献,并详为注解,很有特点,略考如下:
李氏采用文献,多不直接抄录,而是综合各书同类文字合编为一篇,故其每于篇首,或篇末标注参考文献。其“经络”一篇为十四经穴、十五络脉及奇经八脉歌,其中对于十四经穴歌注解非常详细,实际上可视作一部腧穴专书。对于这部分内容,李梴按曰:
上经络依明堂旧文而修以七字为句,注中治法,悉依《铜人针灸经》,其针灸深浅多少遵《素问》,原未载者不敢强注。
卷首“集例”又曰:
经络,修明堂仰伏人图歌,而注以《内经》寸数穴法,主治与《铜人针灸经》及徐氏、庄氏皆同。
李氏于两处均注明,其腧穴主治抄自《铜人针灸经》一书。那么,此书究竟是指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还是元人据《太平圣惠方》第九十九卷所改编的七卷本《铜人针灸经》呢?李梴在卷首“原道统说”篇中曰:“迨及我朝修《大观本草》、制《铜人腧穴针灸经》、御赐医方等书……其仁天下之心,宛与轩岐一揆而远迈汉唐。”(按:“原道统说”篇前大段文字系直接抄自《心印绀珠经》第一篇“原道统”,而上述引文系李梴之文)据此,则“经络”篇中腧穴主治症似抄于王惟一《铜人图经》。而细核其文,其腧穴既非抄自三卷本《铜人图经》,也非抄自七卷本《铜人针灸经》,而主要见于《西方子明堂灸经》一书。试考证如下:
1.《西方子》所载禁灸穴有:承光、素髎、攒竹、睛明、迎香、承泣、丝竹空、瞳子髎、头维、乳中、鸠尾、腹哀、经渠、伏兔、脑户、大杼、瘈脉、中渎等26穴,均不载主治症。而李氏所集腧穴刺法、灸法俱载,并非“灸经”,然上述26穴中除“迎香”一穴外,也均不载主治症。
2.《西方子》特有的错误也见于《医学入·门》。《西方子》一书最为典型的错误即同名穴辨识错误,如将足部“窍阴”穴主治症录于头部“窍阴”穴中等。这类错误均见于《医学入门》卷一“经络”篇相关腧穴中。
若谓李梴所集腧穴主治症节抄自《西方子》,那为何其前后两处均不提及是书?而且,除《普济方》外,其他医书也均未见有引录《西方子》之文者。值得注意的是,李氏上述“集例”除提到《铜人针灸经》外,还提及与“徐氏、庄氏皆同”。这里“徐氏”是指徐凤《针灸大全》,李氏于“针灸”篇中采用徐氏书,而“经络”篇并未引此书。那么“庄氏”为何人?李梴所集腧穴主治症或采自庄氏之书。考宋代庄绰曾著有《明堂灸经》,而传世《西方子》一书也与庄绰有关。故“经络”篇腧穴主治症系直接抄自《西方子》,还是另有所据,尚待考。
李梴既十分看重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而其所集腧穴何以不采用此书?答案只有二个:①据李氏“习医规格”所记,《医学入门》一书编成于隆庆五年(1571),而李氏编卷一“经络”篇时,明刊三卷本《铜人图经》尚未梓行;②三卷本《铜人图经》可能刚刊行不久,李氏尚未得见。
由于李梴未见三卷本《铜人图经》,高武《针灸聚英》一书也只闻其名,未见其书,《西方子》一书又只载灸法,未录刺法,故“经络”篇所集腧穴刺法,多据《素问》王冰注,这与李氏“针灸深浅多少遵《素问》”;“注以《内经》寸数穴法”之言相吻合。又李梴所集十四经穴歌“依明堂旧文而修以七字为句”,今检该歌内容与汪机《针灸问对》所载之“周身经穴相去分寸歌”相同,高武称此歌“原用铜人编叶”,盖明人据明中期针灸铜人编集,或者说此歌是明中期制铜人的依据。现存铜人中,明嘉靖铜人载穴数及定位与此歌同,则高武之言不虚。
“针灸”篇主要采自李氏所受五家针法,并徐凤《针灸大全》等书而编成。其中“附杂病穴法”一节特详于针法,不少内容不见于现存其他医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另有部分内容虽见于早期医书,但李氏采自不同传本,同样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例如“拦江赋”已见于《针灸聚英》,系高武辑自凌云写本针书。因李梴编《医学入门》时尚未见《针灸聚英》一书,其所集之“兰江赋”当抄自别本,故文字与高武所集不尽同;又“补泻雪心歌”也先见于《针灸聚英》,未详其所自。李氏所引“雪心歌”所承别本,文字也与《针灸聚英》有所不同。由此可见,《医学入门》针灸卷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及学术价值,故稍后成书的《针灸大成》即引录了该书大量文字,清代周振武《人身通考》卷六“穴道部”则完全抄自《医学入门》。
中医书目著录此书版本有万历三年、四年刻本。今检朝鲜刻本,卷首李梴自序年代记作“万历乙亥”;日本庆安四年刻本作“万历丙子”;中医研究院藏万历三年刻、崇祯修补本作“崇祯丙子”(但崇祯印本此四字显系挖改,原文当仍作“万历乙亥”),因此书目将此本著录为万历三年刻本。但朝鲜刻本卷三所载李梴伤寒序末记作“万历己卯初夏序”;其他本作“万历丙子初夏序”。又朝鲜本卷末李氏“习医规格”记年为“万历庚辰”;其他本作“万历丙子”。若据朝鲜刻本,则《医学入门》初刻年代当在万历八年之后,即诸本合参,至早也不能早于万历四年。
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所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多见清中期补版。笔者所藏一部明刻残本,版心下刻有字数及刻工名,观其纸墨,也为万历间刻本,其中也间有明人补版,其印时早于美国国会藏本;而中医研究院藏本补版字体不一(并可见有抄补及缺页),可能除崇祯间补版外,还有清人补版。未知明刻初印本现有藏否?
现存明刊《医学入门》多为重修本,或递修本,印时较晚,书品较差,故研究此书可用朝鲜刻本,该本校、刊俱精,书眉并注有据他本所作的校语,书品极佳。另有江西出版社点校本,据称乃据万历三年刻本为底本,然检其编次及文字均与中医研究院藏“万历三年”刻本有不合处,所据究系何本不详。
(十三)医学原理
十三卷,旧题“汪石山编辑”,内封题“古吴陈长卿梓”,而卷端又题作“新安师古吴勉学校梓”,卷首并载有汪石山自序一篇。该书第一、二卷经络腧穴卷,内容主要录自滑寿《十四经发挥》,经穴图也据滑氏原图摹刻。但据考,汪氏《读素问抄》、《针灸问对》所引《十四经发挥》之文均系转引自楼英《医学纲目》,说明汪机至1530年,尚未见《十四经发挥》一书,再观《医学原理》所载汪氏自序,更是疑窦丛生。汪机在1536年写《伤寒选录》序时已称“年逾七十,两目昏蒙,莫能执笔”,故其平素所积资料由弟子陈桷、程镐整理编成《伤寒选录》一书。而《医学原理》序称此书编于《伤寒选录》之后,且“经历八春,而始克就”,则此书编成不能早于1544年,其时汪氏早已作古,岂能死而复生?可见,《医学原理》非汪机所编,序文也不可能出自汪氏之手,故序末未注明作序年月。
此书虽非汪氏之作,但全书编录取舍俱有法度,仍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医书,其卷首所录滑寿《十四经发挥》之文,乃据二十四种《薛氏医案》以前单行本,对于考察滑氏原书旧貌,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的明刻本,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有据此本抄录的精抄本,文字、附图俱佳。
(十四)学古诊则
明·卢之颐撰,清·王琦校注。
卢氏此编“独采《内经》之微言,参以越人、仲景之说,荟萃成书”,以古贤之言为诊则,故名《学古诊则》。此书虽非为针灸而设,涉及针灸之论颇多。其中较有特色者为第二十八至三十二论腧穴篇。部分内容系卢之颐在其父卢复《芷园全集》有关腧穴论基础上改编而成。所载十二经穴,按其父《仰背侧人图说》排序。第三十一则“详引庄季裕别传之膏肓穴法”除载有宋代庄绰灸膏肓穴法外,别载三十八个奇穴,并云“以上三十九穴,出季裕手眼。犹之教外别传,不惟不拘于经,并不羁于任督,效法者每多捷效,因附诸偶奇两穴之末。”然考其所载之穴多不见于宋代《幼幼新书》所引庄氏针灸书,而多见于金元间一部未知名腧穴书(与单行本《玉龙歌》合抄),恐非尽出于庄氏。
此书现有199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质量较好。
(十五)类经图翼
此书为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撰于天启四年(1624)。此书虽非针灸专书,然其对清代针灸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针灸大成》一书,故略考述如下:
全书共十一卷,其中第三至第十一卷为针灸内容。
卷三:首解周身骨部名目、骨度;次载全身总经穴图,并分部详说;次载十四经穴图;最后为“内景图”、“内景赋”。其中分部穴图实际系据当时正、伏、侧三人《明堂经》(原图出忽泰《金兰循经取穴图解》)的分解图。因《图翼》原为发挥《内经》之作,故张氏增入“急脉”一穴,而去除原图中“风市”穴。
卷四:主要为十二经五输穴、十二原;望诊图;针灸禁忌;九针图等。
卷五至卷八:为十四经穴。内容主要采自《针灸聚英》、《针灸大成》。与别书不同的是,张介宾将针灸歌赋中的腧穴主治症均一一辑出,附于相关腧穴主治症之后。
卷九:为奇经八脉。
卷十:为奇穴。
卷十一:为诸证灸法要穴。
需要注意的是,阅读《类经图翼》第三、四、九卷时,应与《类经》相关篇卷合看;阅读第十一卷,当与张氏晚年另一部力作《景岳全书》合看。
《类经图翼》采用针灸文献非常丰富,其中有些文献仅见于此书引录。以下重点考述《神农经》、《捷径》、《捷法》三书。
1.神农经
全名为《神农皇帝真传针灸图》,又作《神农皇帝真传针灸经》,著者不详。全书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腧穴主治及灸法,不载刺法,故此书实为一部灸经。每穴均附穴图,体例与《太平圣惠方》第99卷《针经》、第100卷《明堂》相仿。经对照,张介宾所引《神农经》即《神农皇帝真传针灸经》一书。
国内已不存此书,也未见他书引用其文字。日本尚存有二部抄本,一部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抄于江户时期;一部原为富士川游收藏,现由京都大学图书馆收藏。抄本末记有“嘉靖己亥岁(1539年)明德堂刊行”一行。
2.捷径
从《类经图翼》引用《捷径》的文字看,此书似为针灸专书,然未见书目中载有与此相同,或相近的针灸书,也未见其他医书引用。
3.捷法
张介宾所引《捷法》即《针灸捷法大全》,也即徐凤《针灸大全》一书。此书早期名曰《徐氏针灸》,又名《针灸捷要》、《针灸捷法大全》。详见“《针灸大全》考略”。
《类经图翼》一书对清代的针灸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清初《医学原始》、《循经考穴编》均大量引录了《类经图翼》的文字及附图;清乾隆官修医典《医宗金鉴》针灸卷《刺灸心法要诀》即主要依据了《类经图翼》。托名廖润鸿撰《勉学堂针灸集成》、凌云撰《经学会宗》等书腧穴部分也直接录自《类经图翼》;他如《罗遗编》、《经穴图考》、《传悟录济录》、徐灵胎《经络诊视图》、《神灸经纶》等书,或全部,或大部取材于张氏《图翼》。可见,欲考察清代针灸腧穴的发展,必须认真研究张介宾《类经图翼》一书。
(十六)医学原始
四卷,王宏翰撰于清·康熙二十七年。王氏字惠源,号浩然子。博通儒学,因母病而学医,所著医书颇多,而传世者只《医学原始》、《古今医史》二种。从《古今医史》末所附王宏翰医案看,王氏虽知针理,但治病却以方药为主,针术非其所长也。由于受西方医学的影响,《医学原始》对于中医的脏腑、经脉、腧穴等颇为重视,特别是第3～4卷集中辑录了大量针灸内容,引用文献非常丰富,不仅引录了医书,而且还引录许多非医书中相关内容,特别是大量引录了明中期杨珣《针灸集书》卷下有关经脉总论及循经考穴文字,且所据版本优于现存明刻残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于所引针灸文献,王氏还以按语形式加以注解、发挥,学术价值较高。总之,《医学原始》第3～4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针灸文献,值得认真研究。
198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据清代康熙三十一年初刻本影印了此书。王氏生平及医案详见《古今医史》。
(十七)三才图会·身体图会
《三才图会》共14编,106卷,明代王圻、王思义父子编于万历间,约刊于万历37年。其中第7编“身体图会”七卷系王思义编集。第一、二卷主要为腧穴篇,所集腧穴图、文(包括注文)均录自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经脉、藏象、导引内容则分别集自《素问》、《灵枢》、《难经》、《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等书。第三卷则主要集录《难经》有关腧穴、奇经八脉、刺法内容。其余四卷则只有散在针灸内容。此书内容虽多集自他书,或据他书图、文改编,但所集内容较全面,且均配有相应的图示,而别具特色。
此书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所选版本及编排俱佳,并附有索引。
除了以上17种书外,明代《袖珍小儿方》、《读素问少》、《丹溪心法附余》、《疮疡经验全书》、《秘传眼科龙木论》、《寿世保元》、《医学六要》、《东医宝鉴》等;清代《古代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学四要》、《医学指归》、《观身集》、《医学便览》、《医抄类编》、《串雅外编》、《喉风论》、《重楼玉钥》等书中均载有针灸专卷或专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
黄龙祥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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