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的记忆【辑】
2008-05-23 00:44 2楼
藏书楼的记忆
藏书楼在风雨飘摇中找寻希望
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05日 09:12:39来源:中国艺术报
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沈阳文溯阁、海宁衍芬草堂、海盐西涧草堂……这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曾经串起了我国悠久灿烂的藏书历史。但历经岁月沧桑中,许多藏书楼辉煌不再,损毁严重,留存下来的也岌岌可危。3月10日,被誉为我国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澜阁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修,这使得我国众多藏书楼现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要问:如今这些藏书楼是不是还能找到昔日的辉煌呢?
古建古籍处境堪忧
据了解,随着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如今留存于世的藏书楼已经所剩无几了,目前全国仅有100余座。其中,宁波天一阁、聊城海源阁、湖州嘉业堂等一些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藏书楼,由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保存现状较好,有的还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地域文化象征。但这些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在大多数的藏书楼却已岌岌可危了。湖州皕宋楼、福州饮翠楼住满了居民,终日围困于灶火、电线之中;无锡万卷楼被改作他用,摇身一变成为了公园中的一家茶社;兰溪二酉山房因城建规划已拆毁8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至今未能异地重建;徐州状元府藏书楼因年久失修于去年在大雨中坍塌……另外,还有一些在中国藏书史上十分著名的藏书楼,现已无迹可寻,有的就连当地政府也全然不知。显然,中国藏书楼的现况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不容乐观”这四个字来形容了。那么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又处于何种状态呢?记者了解到,现在藏书楼中辗转流传下来的许多珍贵古籍,由于缺乏管理而落满了厚厚的尘封,更有甚者因得不到及时修缮正面临着被腐蚀的危险,同样充满着无奈与凄凉。
众所周知,藏书楼与其中所藏古籍本应是一个整体,但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藏书楼已经很少了,许多都是书楼异地,惟有空空的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没有了当年汗牛充栋的盛景,这也是当下大多数藏书楼的真实写照。据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介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些古籍在历史战乱中遗失或毁掉了;二是传统藏书楼都是私家的,随着藏书楼主人的后代不再从事这方面研究或是家庭败落无力为继,便将古籍变卖或捐赠了;三是由于一些地方藏书楼在保管设施、研究人员等方面存在不足,出于保护目的,国家便将藏书楼内许多珍贵的古籍迁入了大型图书馆。对于如何结束这种书楼分离的现状,浙江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林祖藻表示难度很大。他说,有些藏书楼周围的自然环境根本就不适合珍藏古籍,如杭州文澜阁地处孤山,前后临水,湿度很大,而传统的建筑又不能安装恒温恒湿的空调。另外,一些曾经变卖的古籍,比如湖州皕宋楼的藏书早在1907年就被卖到了日本的静嘉堂,现在要赎回,就会涉及到外交方面的问题。而以前收归图书馆集中保护的古籍,其现在的保管单位也不愿轻易归还,因此现在如果想要实现书楼团聚,只有借鉴杭州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的做法,将以前藏书楼内所藏古籍用照相机翻拍下来,然后依据原书进行还原复制,再存放于藏书楼中。
保护开发何去何从
目前,有一些藏书楼经过修缮后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都会有许多海内外的旅游者慕名而来。据了解,宁波天一阁、岳麓书院、湖州嘉业堂的年接待量都在几十万人次。面对着这样庞大的客流量,出于对藏书楼原址以及其中古籍进行保护的考虑,有些藏书楼便采取了限制开放的办法。例如宁波天一阁楼内的许多地方,诸如宝书楼都是不可以参观的,开放的区域只有一楼的门厅,而阁中的全部古籍原本则都存放在天一阁博物馆的工作区内,连专家学者也不能够轻易查阅,一般游客就只能透过展览区内的玻璃柜观看里面陈列的复制本了。记者了解到,采取限制开放的藏书楼还不止这一家,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也只有每周六下午可以参观游览,并且规定其所属的两座建筑只允许各有80人分批次进入,每批次限时参观15分钟。看来,如何协调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困扰着藏书楼的一大难题。
对此,林祖藻认为,藏书楼应当以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的原则来进行管理,但同时藏书楼是一张非常亮丽的地方名片,为游客开放,宣传藏书楼,宣传地方文化品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人们读书学习的氛围,这是完全可以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应当以不破坏环境,不破坏建筑,不破坏藏书为前提。来新夏也表示,保护和开发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一方面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都是历经百年传承下来的珍贵遗产,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加以保护,而另一方面如果将这些文化精髓全部放在书库中束之高阁、不被利用,那就太可惜了,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将古籍按照原书的格式重新印刷,再造善本,另外研究部门也可以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将古籍转化为数字信息或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从而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价值。
昔日遗产期待重生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代以来,浙江省的藏书家至少有850人之多,而历代所建的藏书楼更是多达800余座,居全国榜首。因此,我国现存的藏书楼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其中不仅包括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也有最晚建成的湖州嘉业堂。可以说,浙江省藏书楼的保护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国藏书楼的命运。林祖藻在浙江省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浙江省藏书楼保护委员会的建议,希望借此来推动浙江省现存藏书楼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开展与实施,进而使全国其他地区的藏书楼也能够尽快得以拯救。
对于藏书楼如何走出目前的艰难境地,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徐良雄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起这份保护的重任,各地方政府应当给予当地藏书楼更多的关注,加大投入力度,而且还应健全诸如《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设,将藏书楼置于法律条文的保护之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另外,我国还缺乏全国性的藏书楼保护机构,各地的藏书楼还没有形成合力,实现整体保护,但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还需要很多的报批程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目前可以通过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使各地藏书楼的负责人集中到一起,共同探讨和交流藏书楼的发展。天一阁就曾举办过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并发出了《中国现存藏书楼保护倡议书》,已经唤起人们对于藏书楼的重视,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徐良雄还指出藏书楼也可以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与企业开展合作,从而扩大藏书楼的影响力。但前提是必须要强调合理使用,加强对于藏书楼无形资产的保护。
据悉,目前我国众多藏书楼的遭遇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做出了加强保护的批示,但愿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早日摆脱困境,重现当年的繁盛。 (实习记者云菲)
相关链接
五桂楼五桂楼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是余姚人黄澄量所建私人藏书楼,因其周围有四明山七十二座山峰环绕,又名“七十二峰草堂”。楼中藏书最多达到6万余卷,其中《明文类体》在清朝文字狱时期保存了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最为史家看重。
玉海楼此楼为清人孙衣言所建,而其子孙诒让生平致力于文献研究搜集,使规模不断扩大。楼中藏书,均依照《四库全书》的体例按照经史子集编成书目,目前藏书大部分由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
徐家汇藏书楼该楼的创建起源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1847年,法国传教士南格禄购地建楼,并在随身带入中国图书基础上四处搜购书籍,这就是徐家汇藏书楼雏形。该楼于1956年并入上海市图书馆。
《四库全书》七阁《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在镇江建文宗阁、扬州建文汇阁、杭州建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先后遭兵火焚毁。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藏书楼在风雨飘摇中找寻希望
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05日 09:12:39来源:中国艺术报
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沈阳文溯阁、海宁衍芬草堂、海盐西涧草堂……这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曾经串起了我国悠久灿烂的藏书历史。但历经岁月沧桑中,许多藏书楼辉煌不再,损毁严重,留存下来的也岌岌可危。3月10日,被誉为我国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澜阁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修,这使得我国众多藏书楼现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要问:如今这些藏书楼是不是还能找到昔日的辉煌呢?
古建古籍处境堪忧
据了解,随着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如今留存于世的藏书楼已经所剩无几了,目前全国仅有100余座。其中,宁波天一阁、聊城海源阁、湖州嘉业堂等一些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藏书楼,由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保存现状较好,有的还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地域文化象征。但这些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在大多数的藏书楼却已岌岌可危了。湖州皕宋楼、福州饮翠楼住满了居民,终日围困于灶火、电线之中;无锡万卷楼被改作他用,摇身一变成为了公园中的一家茶社;兰溪二酉山房因城建规划已拆毁8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至今未能异地重建;徐州状元府藏书楼因年久失修于去年在大雨中坍塌……另外,还有一些在中国藏书史上十分著名的藏书楼,现已无迹可寻,有的就连当地政府也全然不知。显然,中国藏书楼的现况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不容乐观”这四个字来形容了。那么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又处于何种状态呢?记者了解到,现在藏书楼中辗转流传下来的许多珍贵古籍,由于缺乏管理而落满了厚厚的尘封,更有甚者因得不到及时修缮正面临着被腐蚀的危险,同样充满着无奈与凄凉。
众所周知,藏书楼与其中所藏古籍本应是一个整体,但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藏书楼已经很少了,许多都是书楼异地,惟有空空的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没有了当年汗牛充栋的盛景,这也是当下大多数藏书楼的真实写照。据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介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些古籍在历史战乱中遗失或毁掉了;二是传统藏书楼都是私家的,随着藏书楼主人的后代不再从事这方面研究或是家庭败落无力为继,便将古籍变卖或捐赠了;三是由于一些地方藏书楼在保管设施、研究人员等方面存在不足,出于保护目的,国家便将藏书楼内许多珍贵的古籍迁入了大型图书馆。对于如何结束这种书楼分离的现状,浙江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林祖藻表示难度很大。他说,有些藏书楼周围的自然环境根本就不适合珍藏古籍,如杭州文澜阁地处孤山,前后临水,湿度很大,而传统的建筑又不能安装恒温恒湿的空调。另外,一些曾经变卖的古籍,比如湖州皕宋楼的藏书早在1907年就被卖到了日本的静嘉堂,现在要赎回,就会涉及到外交方面的问题。而以前收归图书馆集中保护的古籍,其现在的保管单位也不愿轻易归还,因此现在如果想要实现书楼团聚,只有借鉴杭州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的做法,将以前藏书楼内所藏古籍用照相机翻拍下来,然后依据原书进行还原复制,再存放于藏书楼中。
保护开发何去何从
目前,有一些藏书楼经过修缮后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都会有许多海内外的旅游者慕名而来。据了解,宁波天一阁、岳麓书院、湖州嘉业堂的年接待量都在几十万人次。面对着这样庞大的客流量,出于对藏书楼原址以及其中古籍进行保护的考虑,有些藏书楼便采取了限制开放的办法。例如宁波天一阁楼内的许多地方,诸如宝书楼都是不可以参观的,开放的区域只有一楼的门厅,而阁中的全部古籍原本则都存放在天一阁博物馆的工作区内,连专家学者也不能够轻易查阅,一般游客就只能透过展览区内的玻璃柜观看里面陈列的复制本了。记者了解到,采取限制开放的藏书楼还不止这一家,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也只有每周六下午可以参观游览,并且规定其所属的两座建筑只允许各有80人分批次进入,每批次限时参观15分钟。看来,如何协调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困扰着藏书楼的一大难题。
对此,林祖藻认为,藏书楼应当以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的原则来进行管理,但同时藏书楼是一张非常亮丽的地方名片,为游客开放,宣传藏书楼,宣传地方文化品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人们读书学习的氛围,这是完全可以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应当以不破坏环境,不破坏建筑,不破坏藏书为前提。来新夏也表示,保护和开发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一方面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都是历经百年传承下来的珍贵遗产,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加以保护,而另一方面如果将这些文化精髓全部放在书库中束之高阁、不被利用,那就太可惜了,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将古籍按照原书的格式重新印刷,再造善本,另外研究部门也可以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将古籍转化为数字信息或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从而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价值。
昔日遗产期待重生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代以来,浙江省的藏书家至少有850人之多,而历代所建的藏书楼更是多达800余座,居全国榜首。因此,我国现存的藏书楼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其中不仅包括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也有最晚建成的湖州嘉业堂。可以说,浙江省藏书楼的保护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国藏书楼的命运。林祖藻在浙江省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浙江省藏书楼保护委员会的建议,希望借此来推动浙江省现存藏书楼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开展与实施,进而使全国其他地区的藏书楼也能够尽快得以拯救。
对于藏书楼如何走出目前的艰难境地,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徐良雄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起这份保护的重任,各地方政府应当给予当地藏书楼更多的关注,加大投入力度,而且还应健全诸如《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设,将藏书楼置于法律条文的保护之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另外,我国还缺乏全国性的藏书楼保护机构,各地的藏书楼还没有形成合力,实现整体保护,但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还需要很多的报批程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目前可以通过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使各地藏书楼的负责人集中到一起,共同探讨和交流藏书楼的发展。天一阁就曾举办过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并发出了《中国现存藏书楼保护倡议书》,已经唤起人们对于藏书楼的重视,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徐良雄还指出藏书楼也可以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与企业开展合作,从而扩大藏书楼的影响力。但前提是必须要强调合理使用,加强对于藏书楼无形资产的保护。
据悉,目前我国众多藏书楼的遭遇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做出了加强保护的批示,但愿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早日摆脱困境,重现当年的繁盛。 (实习记者云菲)
相关链接
五桂楼五桂楼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是余姚人黄澄量所建私人藏书楼,因其周围有四明山七十二座山峰环绕,又名“七十二峰草堂”。楼中藏书最多达到6万余卷,其中《明文类体》在清朝文字狱时期保存了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最为史家看重。
玉海楼此楼为清人孙衣言所建,而其子孙诒让生平致力于文献研究搜集,使规模不断扩大。楼中藏书,均依照《四库全书》的体例按照经史子集编成书目,目前藏书大部分由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
徐家汇藏书楼该楼的创建起源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1847年,法国传教士南格禄购地建楼,并在随身带入中国图书基础上四处搜购书籍,这就是徐家汇藏书楼雏形。该楼于1956年并入上海市图书馆。
《四库全书》七阁《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在镇江建文宗阁、扬州建文汇阁、杭州建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先后遭兵火焚毁。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2008-05-23 00:45 3楼
站在藏书楼前
站在藏书楼前
日期:2006-08-21 作者:周斌 来源:青年报
曾多次去过江南名镇南浔,每次去都必定要看嘉业堂藏书楼。吸引我前往的不仅是它那秀丽幽雅的环境和中西合璧的建筑,更重要的乃是藏书楼自身的传奇经历和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南浔镇南,与江南名园小莲庄毗邻,因清帝溥仪所赐“钦若嘉业”金匾而得其名。该楼建成于1924年,迄今已有82年的历史。这是一座回廊式的两层楼房,由前后两进和左右厢房组成,共52间书库,分别以“宋四史斋”、“诗萃室”、“嘉业堂”、“希古楼”、“黎光阁”等命名,分门别类地收藏了各类古籍,其中尤以宋元刊本、稿钞校本和地方志书最具特色。楼四周的墙基皆用花岗石砌,十分坚固。中间则为正方形天井,方砖铺地,以利于在此晾晒图书。楼之南为小花园,其正中有一莲花池,四周环绕着假山,中垒石岛。岛上有一小亭,其背后竖立着一块约2米高的石头,形状颇似虎踞,当中有一小孔,据说吹之声如虎啸,故石上刻有“啸石”二字。岛两端各有石桥通池岸,岸边也各建有小亭,与岛上之亭成鼎立之势。书楼与花园之外围有河道环绕,以此代替围墙。东侧有桥,桥上有拱形铁门,可供出入。藏书楼及其周边环境的设计和建设,可谓特色鲜明,颇具匠心,精心营造了一个有利于藏书和读书的良好环境。
藏书楼的创始人为刘承干,是南浔富商刘镛之孙,乃晚清秀才。因其生平嗜书,故藏书和刻书便成为终生追求。由于刘家是江浙巨富,也有足够的财力供其实现自己的理想。为造藏书楼,他曾购地20亩,用银12万两,历时4年才完工。其后,他又在20多年的时间里,耗资30余万元,搜罗各类古籍18万册,57万卷,成为近代著名私人藏书家。同时,他还以雕版印书蜚声海内,先后刻书200多种,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刘承干的举动则为平常人所不理解,故被称为“傻公子”。其后,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动荡,家道中落,部分藏书也曾流失。但大多数藏书被保存完好。特别是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浔,为保护藏书,刘承干还组织人力将大批珍贵图书运往上海保存。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又慨然将藏书楼及其藏书、设备等捐赠给浙江图书馆。
站在藏书楼前,不由深为刘承干的“傻”劲所感动和折服,若没有像他这样的“傻公子”,一大批珍贵的文化典籍如何能保存下来?虽然作为前清遗老,其政治态度较保守,但他为保存文化遗产所作的贡献,却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以一人之力,几十年如一日,执着于藏书与刻书,不弃不离,兢兢业业,终于完成了一项别人很难完成的艰巨的事业。可以说,其“傻”劲恰好体现了他在文化建设上的气度、魄力和毅力。藏书楼犹如一座纪念碑,记载着他的辛劳和功绩。
站在藏书楼前,仿佛面对着博大厚重的中国文化传统,会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优秀的文化传统是需要传承和弘扬的,作为前人,刘承干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相比之下,作为后来者,我们今天又能为此做些什么?怎么去做?这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显然,仅仅藏书与刻书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当下,国学热正在兴起,说明这一问题已得到了较多人的关注和重视。无疑,面对全球化浪潮和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思潮,我们也应该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尽快走向世界。
站在藏书楼前,也往往会在对比中产生一些联想。今天,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时代环境,也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是否也能像刘承干那样,把一部分财富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事业的建设呢?因为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光靠政府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要提倡民间集资和多渠道投入;而先富起来的群体,则理应先走一步,多作一点贡献。藏书楼既见证着历史,也昭示着后人。中华文化必定会薪尽火传,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站在藏书楼前
日期:2006-08-21 作者:周斌 来源:青年报
曾多次去过江南名镇南浔,每次去都必定要看嘉业堂藏书楼。吸引我前往的不仅是它那秀丽幽雅的环境和中西合璧的建筑,更重要的乃是藏书楼自身的传奇经历和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南浔镇南,与江南名园小莲庄毗邻,因清帝溥仪所赐“钦若嘉业”金匾而得其名。该楼建成于1924年,迄今已有82年的历史。这是一座回廊式的两层楼房,由前后两进和左右厢房组成,共52间书库,分别以“宋四史斋”、“诗萃室”、“嘉业堂”、“希古楼”、“黎光阁”等命名,分门别类地收藏了各类古籍,其中尤以宋元刊本、稿钞校本和地方志书最具特色。楼四周的墙基皆用花岗石砌,十分坚固。中间则为正方形天井,方砖铺地,以利于在此晾晒图书。楼之南为小花园,其正中有一莲花池,四周环绕着假山,中垒石岛。岛上有一小亭,其背后竖立着一块约2米高的石头,形状颇似虎踞,当中有一小孔,据说吹之声如虎啸,故石上刻有“啸石”二字。岛两端各有石桥通池岸,岸边也各建有小亭,与岛上之亭成鼎立之势。书楼与花园之外围有河道环绕,以此代替围墙。东侧有桥,桥上有拱形铁门,可供出入。藏书楼及其周边环境的设计和建设,可谓特色鲜明,颇具匠心,精心营造了一个有利于藏书和读书的良好环境。
藏书楼的创始人为刘承干,是南浔富商刘镛之孙,乃晚清秀才。因其生平嗜书,故藏书和刻书便成为终生追求。由于刘家是江浙巨富,也有足够的财力供其实现自己的理想。为造藏书楼,他曾购地20亩,用银12万两,历时4年才完工。其后,他又在20多年的时间里,耗资30余万元,搜罗各类古籍18万册,57万卷,成为近代著名私人藏书家。同时,他还以雕版印书蜚声海内,先后刻书200多种,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刘承干的举动则为平常人所不理解,故被称为“傻公子”。其后,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动荡,家道中落,部分藏书也曾流失。但大多数藏书被保存完好。特别是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浔,为保护藏书,刘承干还组织人力将大批珍贵图书运往上海保存。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又慨然将藏书楼及其藏书、设备等捐赠给浙江图书馆。
站在藏书楼前,不由深为刘承干的“傻”劲所感动和折服,若没有像他这样的“傻公子”,一大批珍贵的文化典籍如何能保存下来?虽然作为前清遗老,其政治态度较保守,但他为保存文化遗产所作的贡献,却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以一人之力,几十年如一日,执着于藏书与刻书,不弃不离,兢兢业业,终于完成了一项别人很难完成的艰巨的事业。可以说,其“傻”劲恰好体现了他在文化建设上的气度、魄力和毅力。藏书楼犹如一座纪念碑,记载着他的辛劳和功绩。
站在藏书楼前,仿佛面对着博大厚重的中国文化传统,会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优秀的文化传统是需要传承和弘扬的,作为前人,刘承干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相比之下,作为后来者,我们今天又能为此做些什么?怎么去做?这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显然,仅仅藏书与刻书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当下,国学热正在兴起,说明这一问题已得到了较多人的关注和重视。无疑,面对全球化浪潮和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思潮,我们也应该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尽快走向世界。
站在藏书楼前,也往往会在对比中产生一些联想。今天,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时代环境,也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是否也能像刘承干那样,把一部分财富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事业的建设呢?因为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光靠政府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要提倡民间集资和多渠道投入;而先富起来的群体,则理应先走一步,多作一点贡献。藏书楼既见证着历史,也昭示着后人。中华文化必定会薪尽火传,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08-05-23 00:47 4楼
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
中国一所教会图书馆。全称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建修书室,收藏中西书籍。后经1860年和1897年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层藏书楼。早期的徐家汇藏书楼由西方教会神甫任主管。辛亥革命后才有中国人参与领导,到1949年共有3任主管,其中以徐宗泽在职时间最长(1920～1947)。他注重对中国地方志的搜集,并主持编制了徐家汇藏书楼的藏书目录——《汇堂石室书目》。
徐家汇藏书楼收藏不少珍贵的中西文文献。中文文献分经、史、子、集、丛书5部,以地方志居多,此外还有碑帖、谱谍等,不乏善本。天主教、基督教书籍收藏较丰富。该馆收藏有大量手抄本。并收藏有《申报》、《上海新报》、《汇报》、《北华捷报》(英文)等中国近现代报纸,以及《教会新报》、《小孩月报》、《益闻录》、《花图新报》、《圣教杂志》等杂志。该楼主要供耶稣会教士研究参考,后有改进,但也必须是教会中人或经教会中人介绍,主管同意后才可入楼阅览,而且为数甚少。1956年11月,上海市军管会征用该楼藏书、器具等,由文化局交上海图书馆整理。徐家汇藏书楼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称为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
中国一所教会图书馆。全称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建修书室,收藏中西书籍。后经1860年和1897年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层藏书楼。早期的徐家汇藏书楼由西方教会神甫任主管。辛亥革命后才有中国人参与领导,到1949年共有3任主管,其中以徐宗泽在职时间最长(1920～1947)。他注重对中国地方志的搜集,并主持编制了徐家汇藏书楼的藏书目录——《汇堂石室书目》。
徐家汇藏书楼收藏不少珍贵的中西文文献。中文文献分经、史、子、集、丛书5部,以地方志居多,此外还有碑帖、谱谍等,不乏善本。天主教、基督教书籍收藏较丰富。该馆收藏有大量手抄本。并收藏有《申报》、《上海新报》、《汇报》、《北华捷报》(英文)等中国近现代报纸,以及《教会新报》、《小孩月报》、《益闻录》、《花图新报》、《圣教杂志》等杂志。该楼主要供耶稣会教士研究参考,后有改进,但也必须是教会中人或经教会中人介绍,主管同意后才可入楼阅览,而且为数甚少。1956年11月,上海市军管会征用该楼藏书、器具等,由文化局交上海图书馆整理。徐家汇藏书楼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称为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2008-05-23 00:49 5楼
藏书楼名趣闻
藏书楼名趣闻
司马光在洛阳有书5000卷,名为“读书堂”,名字极为平易;王安石退隐江宁,书房名为“昭文斋”,也不出奇。一些藏书家的藏书处,命名却多有趣味。
近代袁克文是袁世凯第二子,财大气粗,专门收藏珍贵书籍。他收有宋代巾箱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藏书处名为“八经室”,又称为“宋书藏”。
“平妖堂”为马廉藏书处,藏书多为古代小说、戏曲、弹词、鼓词。为清代禁止的淫词,更不惜收集,如《迷史》、《催晓梦》、《花阵奇》、《牡丹奇缘》、《如意君传》,等等。《金瓶梅》则藏有明清多种版本,故称其藏书地为“不登大雅文库”。后因收藏明刻孤本《三遂平妖传》,遂名其书斋为“平妖堂”。
顾湄是“娄东十子”之一,藏书中有宋刊苏长公所书《陶渊明集》10卷,是其藏书中最珍贵的,常常朝夕诵读,自号“陶庐”。张岱,虽然没有收集到陶渊明作品,只是他特别热爱陶渊明,仍然名其书斋为“陶庵”。
浙江海宁藏书家周春,先后藏有《陶渊明诗集》、宋本《礼记》,以“礼陶斋”名之。后《礼记》转让,斋名换成“宝陶斋”。再后《陶渊明诗集》也难以继续收藏,又改名为“梦陶斋”,当这一部书又离开他时,藏书家曾经“泣数行下”。
清代翁方钢,喜欢苏诗苏文。1768年收集到苏轼真迹《嵩阳帖》,其后又得到宋残本《苏诗施顾注》,将“苏斋”改为“宝苏斋”。
清中叶黄丕烈,藏有宋版书一百多种。苏州学士顾莼为之题写“百宋一廛”匾额,意在说,有一百部宋版书藏在我的屋里。
黄丕烈老友吴骞,收藏有千部元本,就以“千元十驾”名之,意在说我有千部元代书收藏。
晚清藏书家潘祖荫,仅有宋版书58种,元明以来刻本52种,就有藏书章“分廛百宋移架千元”。他的收藏中有宋版《金石录》名著,另有书章为“金石录十卷人家”。
天津藏书家方尔谦,藏书中有一部宋版书,斋名为“一宋一廛”。近代朱希祖,曾经收藏珍贵的明人抄宋本郦道元《水经注》名著,故以“郦亭”称其藏书处。
清代藏书家吴骞,积书5万卷,筑“拜经楼”。此外还有“百嘉斋”、“百靖斋”、“千目斋”、“铁琴铜剑楼”、“八千卷楼”、“万卷藏书楼”等。
藏书楼名趣闻
司马光在洛阳有书5000卷,名为“读书堂”,名字极为平易;王安石退隐江宁,书房名为“昭文斋”,也不出奇。一些藏书家的藏书处,命名却多有趣味。
近代袁克文是袁世凯第二子,财大气粗,专门收藏珍贵书籍。他收有宋代巾箱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藏书处名为“八经室”,又称为“宋书藏”。
“平妖堂”为马廉藏书处,藏书多为古代小说、戏曲、弹词、鼓词。为清代禁止的淫词,更不惜收集,如《迷史》、《催晓梦》、《花阵奇》、《牡丹奇缘》、《如意君传》,等等。《金瓶梅》则藏有明清多种版本,故称其藏书地为“不登大雅文库”。后因收藏明刻孤本《三遂平妖传》,遂名其书斋为“平妖堂”。
顾湄是“娄东十子”之一,藏书中有宋刊苏长公所书《陶渊明集》10卷,是其藏书中最珍贵的,常常朝夕诵读,自号“陶庐”。张岱,虽然没有收集到陶渊明作品,只是他特别热爱陶渊明,仍然名其书斋为“陶庵”。
浙江海宁藏书家周春,先后藏有《陶渊明诗集》、宋本《礼记》,以“礼陶斋”名之。后《礼记》转让,斋名换成“宝陶斋”。再后《陶渊明诗集》也难以继续收藏,又改名为“梦陶斋”,当这一部书又离开他时,藏书家曾经“泣数行下”。
清代翁方钢,喜欢苏诗苏文。1768年收集到苏轼真迹《嵩阳帖》,其后又得到宋残本《苏诗施顾注》,将“苏斋”改为“宝苏斋”。
清中叶黄丕烈,藏有宋版书一百多种。苏州学士顾莼为之题写“百宋一廛”匾额,意在说,有一百部宋版书藏在我的屋里。
黄丕烈老友吴骞,收藏有千部元本,就以“千元十驾”名之,意在说我有千部元代书收藏。
晚清藏书家潘祖荫,仅有宋版书58种,元明以来刻本52种,就有藏书章“分廛百宋移架千元”。他的收藏中有宋版《金石录》名著,另有书章为“金石录十卷人家”。
天津藏书家方尔谦,藏书中有一部宋版书,斋名为“一宋一廛”。近代朱希祖,曾经收藏珍贵的明人抄宋本郦道元《水经注》名著,故以“郦亭”称其藏书处。
清代藏书家吴骞,积书5万卷,筑“拜经楼”。此外还有“百嘉斋”、“百靖斋”、“千目斋”、“铁琴铜剑楼”、“八千卷楼”、“万卷藏书楼”等。
2008-05-23 00:55 7楼
[藏书楼寻踪]求缺斋
[藏书楼寻踪]
求缺斋
作者:韦力
求缺斋是曾国藩的藏书堂号,按访藏书楼计划,是准备到湖南去寻找曾国藩旧居,但未曾想在扬州,却偶然见到了扬州市政府1962年颁布的文物单位保护牌“曾公祠”。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号伯涵,卒谥文正,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卒于同治十一年,年六十二。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湘军首领。有《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家书》等。曾国藩以政绩名于世,但其实也是不小的藏书家。曾氏与袁芳瑛的卧雪庐是湖南当时最大的藏书楼,曾国藩的长女嫁给了袁芳瑛的儿子袁秉桢。袁氏又与版本目录大家是讲学之友,同时他又与莫友芝关系密切,这些人物都是道光、同治年间最有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者,与这些人有密切交往,可见曾公藏书眼界不低。在他的藏书中有宋版《庄子》及《施注苏诗》,均是很罕见的书,可惜没有其藏书目录流传下来,今已难知其藏书的原貌了。
曾公祠在扬州康山街20号,为四进大院落,基本保护完好。由于去的时候是上班时间,连敲了四五家的门都没有人,所以建筑内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光明日报 2003年7月15日
[藏书楼寻踪]
求缺斋
作者:韦力
求缺斋是曾国藩的藏书堂号,按访藏书楼计划,是准备到湖南去寻找曾国藩旧居,但未曾想在扬州,却偶然见到了扬州市政府1962年颁布的文物单位保护牌“曾公祠”。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号伯涵,卒谥文正,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卒于同治十一年,年六十二。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湘军首领。有《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家书》等。曾国藩以政绩名于世,但其实也是不小的藏书家。曾氏与袁芳瑛的卧雪庐是湖南当时最大的藏书楼,曾国藩的长女嫁给了袁芳瑛的儿子袁秉桢。袁氏又与版本目录大家是讲学之友,同时他又与莫友芝关系密切,这些人物都是道光、同治年间最有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者,与这些人有密切交往,可见曾公藏书眼界不低。在他的藏书中有宋版《庄子》及《施注苏诗》,均是很罕见的书,可惜没有其藏书目录流传下来,今已难知其藏书的原貌了。
曾公祠在扬州康山街20号,为四进大院落,基本保护完好。由于去的时候是上班时间,连敲了四五家的门都没有人,所以建筑内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光明日报 2003年7月15日
2008-05-23 01:02 8楼
北大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
前身为京师学堂藏书楼。
1898年7月清政府建立京师大学堂时,因图书很少, 未设专门管理机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校舍被占,图书被毁,1902年1月复校,10月设藏书楼。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藏书楼改称图书部。1930年改称图书馆。藏书楼初建时,调拨了江苏、 浙江、 湖北、广东、江西和湖南诸省官书局所印行的图书,收入了藏书家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加上采购和受赠的一些图书,构成最早的馆藏。
著名学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18 年至1921年任图书部主任。他锐意改革,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推行外国图书馆的先进经验,提倡开架阅览,认为图书馆员也应是“助教”。在他 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图书部从旧式的藏书楼转变为新式的图书馆,馆藏结构有了很大变化,迅速成为荟萃古今中外文化典籍之所。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部助理员。1937年 7月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图书馆藏书未及撤出。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建立了西南 联合大学图书馆。1946年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图书馆收回原有藏书。1952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燕京大学图书馆全部藏书并入该馆,此后,馆藏量大增,质量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馆藏完好无损。
至1990年初,馆藏逾410万册,收藏范围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专业领域,有中、英、俄、日等20多个 文种。中文图书260多万册,其中古籍约160万册,有稿本、善本约1.7万种,16万册,内含敦煌文献212种,以及不少孤本。藏书楼初建时入藏的方功 惠碧琳琅馆藏书、1937年入藏的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书、1946年入藏的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等大多具有重要价值。馆藏中国地方志7000余种。外文图书约 100万册,其中有许多珍本。如有1533年版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以及17、18世纪的著名文献。
馆藏报刊超过2.4万种、约50万册(合订本),其中有维新派刊物《时务报》全套、《新青年》全套、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油印机关刊物《少 年》、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出版的政治刊物《杜歇老爹报》全套、第三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英国出版的著名自然科学刊物《自然》(1869年创 刊)全套。还有缩微胶卷约12万米,缩微平片约2万张以及一批录音带、录像带和磁带、磁盘、光盘等多种载体的文献资料。馆藏以每年10多万册的速度增长, 每年订购报刊7000种左右。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多个图书馆及其他学术机构有书刊交换关系。
总馆馆舍面积2.45万平方米。阅览室21个,阅览座位近1500个。校内大多数系(研究所)还设有图书室或资料室。年借书量超过120万册次,另有50多万册图书开架阅览。还为读者提供包括国际联机检索在内的情报服务。该馆与国内许多图书馆有馆际互借关系。
到1990年底有工作人员300多人,其中研究馆员4人,副研究馆员、副教授32人。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曾设于该馆。
该馆的电子计算机管理系统已部分投入使用。为北京地区部分图书馆研制的“西文图书联合目录”计算机系统已研制完成。该馆还开展缩微复制工作。
北大图书馆
前身为京师学堂藏书楼。
1898年7月清政府建立京师大学堂时,因图书很少, 未设专门管理机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校舍被占,图书被毁,1902年1月复校,10月设藏书楼。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藏书楼改称图书部。1930年改称图书馆。藏书楼初建时,调拨了江苏、 浙江、 湖北、广东、江西和湖南诸省官书局所印行的图书,收入了藏书家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加上采购和受赠的一些图书,构成最早的馆藏。
著名学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18 年至1921年任图书部主任。他锐意改革,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推行外国图书馆的先进经验,提倡开架阅览,认为图书馆员也应是“助教”。在他 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图书部从旧式的藏书楼转变为新式的图书馆,馆藏结构有了很大变化,迅速成为荟萃古今中外文化典籍之所。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部助理员。1937年 7月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图书馆藏书未及撤出。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建立了西南 联合大学图书馆。1946年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图书馆收回原有藏书。1952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燕京大学图书馆全部藏书并入该馆,此后,馆藏量大增,质量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馆藏完好无损。
至1990年初,馆藏逾410万册,收藏范围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专业领域,有中、英、俄、日等20多个 文种。中文图书260多万册,其中古籍约160万册,有稿本、善本约1.7万种,16万册,内含敦煌文献212种,以及不少孤本。藏书楼初建时入藏的方功 惠碧琳琅馆藏书、1937年入藏的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书、1946年入藏的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等大多具有重要价值。馆藏中国地方志7000余种。外文图书约 100万册,其中有许多珍本。如有1533年版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以及17、18世纪的著名文献。
馆藏报刊超过2.4万种、约50万册(合订本),其中有维新派刊物《时务报》全套、《新青年》全套、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油印机关刊物《少 年》、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出版的政治刊物《杜歇老爹报》全套、第三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英国出版的著名自然科学刊物《自然》(1869年创 刊)全套。还有缩微胶卷约12万米,缩微平片约2万张以及一批录音带、录像带和磁带、磁盘、光盘等多种载体的文献资料。馆藏以每年10多万册的速度增长, 每年订购报刊7000种左右。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多个图书馆及其他学术机构有书刊交换关系。
总馆馆舍面积2.45万平方米。阅览室21个,阅览座位近1500个。校内大多数系(研究所)还设有图书室或资料室。年借书量超过120万册次,另有50多万册图书开架阅览。还为读者提供包括国际联机检索在内的情报服务。该馆与国内许多图书馆有馆际互借关系。
到1990年底有工作人员300多人,其中研究馆员4人,副研究馆员、副教授32人。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曾设于该馆。
该馆的电子计算机管理系统已部分投入使用。为北京地区部分图书馆研制的“西文图书联合目录”计算机系统已研制完成。该馆还开展缩微复制工作。
2008-05-23 01:06 9楼
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
隔溪与小莲庄毗邻,系刘镛孙刘承干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该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收藏古籍闻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解放后,原书楼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现在的藏书楼正以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的双重身份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读者和游客。
门票:10元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湖州市南浔镇西南郊,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共创建者是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干。
刘承干(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南浔人,清末秀才。他的祖父刘墉(1825—1889)经营蚕丝致富。然轻富重文,竭力鼓励子孙念书做官。父亲刘锦藻(1862——1934)精文史之学,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撰有《续皇朝文献通考》、《南浔备志》、《坚匏庵诗文抄》等著作。
刘承干秀才出身。从小受到诗书艺文的熏陶,及长与著名考古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缪荃孙等相交往,爱好古籍赏鉴,并有承袭其父史学及继父刘安澜(刘锦藻的长兄)藏书遗志。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聚书,凭着他雄厚的资财,加上嗜书如命的癖好,手持巨资,肯出高价,“凡书商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书商闻风不远千里而来,不数年他花资近30万元之巨,“几有万家之势”,先后收购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的藏书。故刘氏藏书几萃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藏书家之精华。1920年,他在南浔故居小莲庄的西侧,建造了这座藏书楼,历时 四年,于1924年竣工,占地面积20余亩。在他所撰写的《嘉业堂藏书楼记》中讲到:“余少席先芬,习向庭洁,缅怀乡先,窃抱斯志……乃归鹧鸪溪畔。筑室为藏书计。糜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庚申之冬,断于甲子之岁”,正是写的这段历史。
嘉业堂藏书楼座落于南浔的鹧鸪溪,与小莲庄隔溪相望,有小桥通连。藏书楼掩映在园中,楼外有园,园中有池。园内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夏日,池中绿荷亭亭,红莲怒放。有亭三座,曰“明瑟”、“漳红”、“沅碧”。更树有三座巨大的太湖石假山,玲珑剔透,十分珍贵。最奇者,园内竖有一石,腹有小孔,人嘴对准吹气,会发出一种巨响,极似虎啸,几可乱真,石上镌有清代大学者阮元题“啸石”两个朱字,游人到此颇多一试者。
嘉业堂藏书楼是一座中式建筑,坐北朝南,大门楣上“嘉业堂藏书楼”五个大字出于刘廷琛和笔。刘承干建藏书楼而要以“嘉业”命名,是因清末刘承干曾捐巨资助修光绪陵墓,宣统曾赐以“钦若嘉业”的匾额,他以此为荣,故以“嘉业”命名。楼呈“□”字形回廊式两进两层走马楼,整幢楼共计52间。原来珍藏着宋版本木《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书;两侧为“诗萃室”,存放古本诗词,主要是清人集部,及主人父子所编之《清朝正续诗萃》。楼上为“希古楼”,存放经部古籍。外面一间为“黎光阁”,存珍本《四库全书》1954册。里面正房名“求恕斋”,原存放史部古籍。
建成这座藏书楼花了十二万元,购买书籍约三十万 余元,刻书印书二十余万元,加上聘请人员编书、校订、抄书、鉴定等约花十万元,总共花的银元达八十万。
对嘉业堂藏书楼的藏书数量及其来源,历来众说纷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藏书楼第一任编目(即负责人)的周子美先生和刘承干嫡长子刘诉万先生提供的材料是较为可靠的。
藏书楼鼎盛时期的藏书全部为五十几万卷,号称六十万卷,共十六、七万册。其中:
宋、元两代精椠一百四十九部,其中完整的一百另六部;
《永乐大典》珍贵孤本四十二巨册;
《四库全书》(翁覃溪手纂)原稿一百五十册。
刘承干还特别注重明清两朝的诗文集,有明代椠本二千种,清代椠本五千种,还有抄本近二千种。
此外,尚有全国地方志,从州志、郡志、府志、县志、镇志共收有一千二百余种,三万三千三百八十卷,其中海内秘本有六十二种。藏书数量之巨大,使不少藏书家亦瞠乎其后。
刘承干还聘请一部分人专门外出到全国一些藏书楼去抄书。最著名的是《清实录》和《清史列传》两部书的底稿,均在北京国史馆内,社会上已经绝迹,刘氏竟出资二、三万元派专人花数年时间,把这两部书全部抄回来。
藏书楼不仅藏书,还聘请专家刻印书,用的是红梨木书版,共有三、四万块。刻印书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留馀草堂丛书》、《希古楼金 石丛书》以及《景宋四史》、《旧五代史注》、《晋书?注》、《章氏遗书》、《北琼室金石补正》等,共二百几十种,约三千卷。
刘承干还刻印了不少清朝**,有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李清的《三恒笔记》等。
刘承干对刻书、校书非常严肃认真,每刻一书必请名家鉴定,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如王国维、吴昌硕、郑孝胥、况周颐、张元济、罗振玉、叶昌炽等学者都为刘氏刻书作出过贡献。印书的印刷铺则有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斋,扬州周楚江,武昌陶子麟等著名印书处。所以嘉业堂刻印的书,质量俱属上品,深受国内外人士的赞赏。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称刘承干“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并风趣地称刘是“傻公子” 嘉业堂藏书楼全盛时期约十年左右。抗日战争前;刘氏家道逐渐中落,加上刘承干是富家公子,只会花钱,不会赚钱,又不善经营。因此,部份珍贵书籍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先后卖掉。如宋刊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和《魏鹤山集》、《窦反联珠集》等卖给宝礼堂潘明训;《宋会要》卖给了北京图书馆;《明实录》手抄本售与中央研究院;《永乐大典》售给大连满铁图书馆,(这部书现存北京图书馆)抗战以后,明刊本一千三百余种、抄本三十多种,以二十五万元的代价售与重庆中央图书馆,这批书现在台湾。解放后还把二千多种书售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仅收费数千元,系半送半卖。故至1949年藏书仅 存十万册左右。 六十多年来嘉业堂藏书楼经历两场大灾难——日寇侵华和十年“文革”。
第一场灾难是1937年日寇侵华,南浔沦陷,日军纵火烧房,全镇一片废墟,然而嘉业堂藏书楼竟安然无恙。这是何故?原因有三:据说刘承干刻印古籍,乐于赠送别人,时有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抗战前曾多次来信向藏书楼讨书,刘承干是有求必应,满足他的要求。松崎之妻舅为“牧少将”,在侵华前,松崎一再叮嘱,如到浙江南浔,务必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事情果然,“牧少将”侵华时成了驻南浔日军的司令官,他下令保护藏书楼,此是第一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喜爱中国古籍但鄙薄残本,故在日寇侵华时,已将藏书每部抽去一至二册,成为残缺不全的书,故日军对残本不屑一顾,而未掠夺,此是第二说。第三说是刘承干在日寇未到南浔时,已将大部份珍贵书籍运往上海租界住宅中,得以保存。此是三种说法,似都有道理,也许三者兼备,待考。第二场灾难是“文革”十年。红卫兵曾把藏书楼目为“封、资、修”的老窝,是破“四旧”的主要目标。但此时幸亏藏书楼有一位管理员汤福璋(已故世),他在所有大理石屏风和书橱上都用红色颜料涂上《语录》,这些红卫兵一进藏书楼大厅,满目都是红色《语录》,竟然瞠目结舌,你想想,谁敢砸掉语录牌呢?真是“吉人天相”,嘉业堂藏书楼绝处逢生,经过十年动乱,竟然完好如初。
南浔镇于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大军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浙江两大藏书楼(南浔的嘉业堂和 宁波的天一阁),曾要陈毅司令员派兵保护,不使损失。故解放军专门派一连战士驻守藏书楼,保护了这批珍贵书籍。1951年11月,刘承干写信浙江图书馆,“愿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献与贵馆永久保存”。当时由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干部接收。接收时藏书有十一万册左右,杂志三千余册,红梨木书版三万余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给藏书楼带来了新生。浙江省人民政府1984年拨款二十二万元作了修葺。如今的嘉业堂藏书楼房屋已修缮一新,园林也整治有序,大树参天,绿荷细柳,亭子出新,曲径通幽,人历其境,似处身世外,荣辱皆忘,心旷神怡。一些海内外名人学者大都慕名前来参观访问,这座藏书楼重又名噪于世。
嘉业堂藏书楼
隔溪与小莲庄毗邻,系刘镛孙刘承干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该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收藏古籍闻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解放后,原书楼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现在的藏书楼正以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的双重身份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读者和游客。
门票:10元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湖州市南浔镇西南郊,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共创建者是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干。
刘承干(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南浔人,清末秀才。他的祖父刘墉(1825—1889)经营蚕丝致富。然轻富重文,竭力鼓励子孙念书做官。父亲刘锦藻(1862——1934)精文史之学,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撰有《续皇朝文献通考》、《南浔备志》、《坚匏庵诗文抄》等著作。
刘承干秀才出身。从小受到诗书艺文的熏陶,及长与著名考古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缪荃孙等相交往,爱好古籍赏鉴,并有承袭其父史学及继父刘安澜(刘锦藻的长兄)藏书遗志。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聚书,凭着他雄厚的资财,加上嗜书如命的癖好,手持巨资,肯出高价,“凡书商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书商闻风不远千里而来,不数年他花资近30万元之巨,“几有万家之势”,先后收购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的藏书。故刘氏藏书几萃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藏书家之精华。1920年,他在南浔故居小莲庄的西侧,建造了这座藏书楼,历时 四年,于1924年竣工,占地面积20余亩。在他所撰写的《嘉业堂藏书楼记》中讲到:“余少席先芬,习向庭洁,缅怀乡先,窃抱斯志……乃归鹧鸪溪畔。筑室为藏书计。糜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庚申之冬,断于甲子之岁”,正是写的这段历史。
嘉业堂藏书楼座落于南浔的鹧鸪溪,与小莲庄隔溪相望,有小桥通连。藏书楼掩映在园中,楼外有园,园中有池。园内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夏日,池中绿荷亭亭,红莲怒放。有亭三座,曰“明瑟”、“漳红”、“沅碧”。更树有三座巨大的太湖石假山,玲珑剔透,十分珍贵。最奇者,园内竖有一石,腹有小孔,人嘴对准吹气,会发出一种巨响,极似虎啸,几可乱真,石上镌有清代大学者阮元题“啸石”两个朱字,游人到此颇多一试者。
嘉业堂藏书楼是一座中式建筑,坐北朝南,大门楣上“嘉业堂藏书楼”五个大字出于刘廷琛和笔。刘承干建藏书楼而要以“嘉业”命名,是因清末刘承干曾捐巨资助修光绪陵墓,宣统曾赐以“钦若嘉业”的匾额,他以此为荣,故以“嘉业”命名。楼呈“□”字形回廊式两进两层走马楼,整幢楼共计52间。原来珍藏着宋版本木《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书;两侧为“诗萃室”,存放古本诗词,主要是清人集部,及主人父子所编之《清朝正续诗萃》。楼上为“希古楼”,存放经部古籍。外面一间为“黎光阁”,存珍本《四库全书》1954册。里面正房名“求恕斋”,原存放史部古籍。
建成这座藏书楼花了十二万元,购买书籍约三十万 余元,刻书印书二十余万元,加上聘请人员编书、校订、抄书、鉴定等约花十万元,总共花的银元达八十万。
对嘉业堂藏书楼的藏书数量及其来源,历来众说纷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藏书楼第一任编目(即负责人)的周子美先生和刘承干嫡长子刘诉万先生提供的材料是较为可靠的。
藏书楼鼎盛时期的藏书全部为五十几万卷,号称六十万卷,共十六、七万册。其中:
宋、元两代精椠一百四十九部,其中完整的一百另六部;
《永乐大典》珍贵孤本四十二巨册;
《四库全书》(翁覃溪手纂)原稿一百五十册。
刘承干还特别注重明清两朝的诗文集,有明代椠本二千种,清代椠本五千种,还有抄本近二千种。
此外,尚有全国地方志,从州志、郡志、府志、县志、镇志共收有一千二百余种,三万三千三百八十卷,其中海内秘本有六十二种。藏书数量之巨大,使不少藏书家亦瞠乎其后。
刘承干还聘请一部分人专门外出到全国一些藏书楼去抄书。最著名的是《清实录》和《清史列传》两部书的底稿,均在北京国史馆内,社会上已经绝迹,刘氏竟出资二、三万元派专人花数年时间,把这两部书全部抄回来。
藏书楼不仅藏书,还聘请专家刻印书,用的是红梨木书版,共有三、四万块。刻印书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留馀草堂丛书》、《希古楼金 石丛书》以及《景宋四史》、《旧五代史注》、《晋书?注》、《章氏遗书》、《北琼室金石补正》等,共二百几十种,约三千卷。
刘承干还刻印了不少清朝**,有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李清的《三恒笔记》等。
刘承干对刻书、校书非常严肃认真,每刻一书必请名家鉴定,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如王国维、吴昌硕、郑孝胥、况周颐、张元济、罗振玉、叶昌炽等学者都为刘氏刻书作出过贡献。印书的印刷铺则有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斋,扬州周楚江,武昌陶子麟等著名印书处。所以嘉业堂刻印的书,质量俱属上品,深受国内外人士的赞赏。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称刘承干“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并风趣地称刘是“傻公子” 嘉业堂藏书楼全盛时期约十年左右。抗日战争前;刘氏家道逐渐中落,加上刘承干是富家公子,只会花钱,不会赚钱,又不善经营。因此,部份珍贵书籍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先后卖掉。如宋刊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和《魏鹤山集》、《窦反联珠集》等卖给宝礼堂潘明训;《宋会要》卖给了北京图书馆;《明实录》手抄本售与中央研究院;《永乐大典》售给大连满铁图书馆,(这部书现存北京图书馆)抗战以后,明刊本一千三百余种、抄本三十多种,以二十五万元的代价售与重庆中央图书馆,这批书现在台湾。解放后还把二千多种书售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仅收费数千元,系半送半卖。故至1949年藏书仅 存十万册左右。 六十多年来嘉业堂藏书楼经历两场大灾难——日寇侵华和十年“文革”。
第一场灾难是1937年日寇侵华,南浔沦陷,日军纵火烧房,全镇一片废墟,然而嘉业堂藏书楼竟安然无恙。这是何故?原因有三:据说刘承干刻印古籍,乐于赠送别人,时有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抗战前曾多次来信向藏书楼讨书,刘承干是有求必应,满足他的要求。松崎之妻舅为“牧少将”,在侵华前,松崎一再叮嘱,如到浙江南浔,务必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事情果然,“牧少将”侵华时成了驻南浔日军的司令官,他下令保护藏书楼,此是第一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喜爱中国古籍但鄙薄残本,故在日寇侵华时,已将藏书每部抽去一至二册,成为残缺不全的书,故日军对残本不屑一顾,而未掠夺,此是第二说。第三说是刘承干在日寇未到南浔时,已将大部份珍贵书籍运往上海租界住宅中,得以保存。此是三种说法,似都有道理,也许三者兼备,待考。第二场灾难是“文革”十年。红卫兵曾把藏书楼目为“封、资、修”的老窝,是破“四旧”的主要目标。但此时幸亏藏书楼有一位管理员汤福璋(已故世),他在所有大理石屏风和书橱上都用红色颜料涂上《语录》,这些红卫兵一进藏书楼大厅,满目都是红色《语录》,竟然瞠目结舌,你想想,谁敢砸掉语录牌呢?真是“吉人天相”,嘉业堂藏书楼绝处逢生,经过十年动乱,竟然完好如初。
南浔镇于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大军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浙江两大藏书楼(南浔的嘉业堂和 宁波的天一阁),曾要陈毅司令员派兵保护,不使损失。故解放军专门派一连战士驻守藏书楼,保护了这批珍贵书籍。1951年11月,刘承干写信浙江图书馆,“愿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献与贵馆永久保存”。当时由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干部接收。接收时藏书有十一万册左右,杂志三千余册,红梨木书版三万余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给藏书楼带来了新生。浙江省人民政府1984年拨款二十二万元作了修葺。如今的嘉业堂藏书楼房屋已修缮一新,园林也整治有序,大树参天,绿荷细柳,亭子出新,曲径通幽,人历其境,似处身世外,荣辱皆忘,心旷神怡。一些海内外名人学者大都慕名前来参观访问,这座藏书楼重又名噪于世。
2008-05-23 01:11 10楼
诸暨古代藏书楼述略
诸暨古代藏书楼述略
杨士安(诸暨市图书馆311800)
摘 要:中国古代藏书,渊源甚久。诸暨古为绍兴府八县之一,人文荟萃,素有私家藏书之风,古代书楼众多,书家辈出。文章论及了诸暨古代部 分藏书楼及藏书家概况。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之发展肇始于公共图书馆的出现,而始建于1916年的诸暨图书馆,为诸暨有公共图书馆之始。
关键词:古代藏书楼 藏书家
中国古代藏书,渊源甚久。据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载:早在夏代,会稽宛委之巅即已有藏书石室,其室“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 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彖其文”。夏禹曾“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墨子·贵义篇》载:“子墨子南 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篇》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知春秋战国之时,即有藏书之家。诸暨古为绍郡八邑之一, 人文荟萃,素有私家藏书之风,古代书楼众多,书家辈出。兹概而述之,以飨同好。
1. 宋代藏书楼
望烟楼。在宋诸暨孝义里城山坪(其地今属陈蔡镇),宋赠卫尉少卿黄振(1000-1077)建。即黄氏藏书楼也。北宋哲学家、被东南学者奉为 “程氏正宗”之杨时(1053-1135,号龟山)曾撰有《望烟楼记》:“绍兴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134.7.18),过诸暨孝义里……寝处一楼,图史充 栋,窗牖四启,山川风物之美俯在衽席,顾而乐焉”。将“图史充栋”的藏书楼建于颇具“山川风物之美”之环境中,此正我国古代“天人合 一”哲学思想之映照也。
杨蔬园。宋乾道间(1165—1173)杨文修建。藏书甚富。杨文修,字中理,六世祖都知兵马使杨洋,由浙院徙枫桥杨蔬园,遂为诸暨全塘 人。文修生性纯固笃孝,钟于至情。十五岁习岐黄书。晦庵朱子尝以常平使者道度枫桥,闻佛子名,延与谈名理及医学、天文、地理之书,数 日去。著《医衍》、《地理拨沙图》。
清燕楼。在诸暨南门学士第内,周恪建。“周恪,字诚夫,号梅轩,绍定壬辰(1232)进士,累官翰林院承旨,已而乞归,筑‘清燕楼’, 图书彝鼎充庋其中,昕夕吟咏,屏弃世事,时论高之”。
复斋。《康熙诸暨县志·人物志》载:南宋时,诸暨“王厚之,所积书籍甲于海内”。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乾道丙戌 (1166)进士。嗜金石,富藏书,出入尝以右军《建安帖》自随。考异订误,俱有根柢。庆元中遭贬黜,后起为淮西通判,改江东提刑,以直显 谟阁致仕。著有《复斋碑录》、《钟鼎款识》等。
2. 元代藏书楼
万卷楼。楼址在今枫桥镇全堂村。元延?间(1314—1320)杨宏建。杨宏(1265-1339),字国器,诸暨全塘人。子维桢游学甬东,鬻厩马 以益壮钱,维桢购诸书以归,宏喜曰:“此顾不多于良马耶?”泰定丁卯(1327)维桢擢进士,第天台尹。宏寄以官箴曰:“百鸟望凤而爱,望 鹗而服,吾愿汝为凤不为鹗也”。喜藏书,筑室铁崖山中。铁崖山在诸暨城东北六十里,四周怪石林立,峭壁 千仞,因岩石成铁色而得名。杨宏绕藏书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供其子杨维桢诵读楼上者五年。
日新楼。元末明初陈王比筑。陈王比(1332—1409),字季玉,别号慕椿。勤奋好学,能继承祖业,鸡鸣即起,诵读无辍,独得父陈策 (1298-1359)之传。博览群书,与同邑进士胡一中为文字交。明初,朝廷征辟,县令田赋屡征不出,晚年筑“日新楼”,藏古今图籍及先世遗 文,游衍楼中,手不释卷,自号“慕椿居士”。著有《慕椿稿》4卷。
3. 明代藏书楼
明代诸暨藏书楼之著名者有枫桥陈氏“宝书楼”、“七樟庵”及骆氏“万一楼”等。
宝书楼。为陈?所建。陈?(1372-1423),字叔坚。陈?比之子。平生以道自卫,建“宝书楼”以庋族先人所聚典籍,蔚为巨观。?之六 世孙性学(1546-1613)、七世孙于朝(1573-1606)等又多有增益。
溪园楼。明初骆象贤建。藏书甚富。骆象贤(1371-1461),字则民,诸暨枫桥人。洪武初,辟使陇右称职,方拟授官,以老乞归。笃行好 学,于书无所不窥。为文直述事情,不求华致。当斟酌六礼之要,表师乡俗,乡人化之。为园于枫溪之上,图书满屋,至老玩读不辍。所著有 《羊枣集》、《笃终易览》、《溪园逸稿》、《归全集》等。
七樟庵。于朝之子陈洪绶(1599-1651)裒其先世所藏书,在“忠勤堂”后建“七樟庵”以庋之,陈氏藏书遂为越中之冠。陈洪绶《七樟庵 帙书诗》云:“竹坞蕉园葺敝庐,笔床缃帙具存馀;大夫薄俸留田宅,先圣遗风在史书。已悔从前虚岁月,未知已后惜诸居;梦回酒醒常深计 ,未得幡然一叹嘘”。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诸暨枫桥人。受业名师刘宗周、黄道周。精于书画,力量气局远出仇唐之上,盖明三百年无 此笔墨也,与崔子忠齐名,称为“北崔南陈”。片纸尺绢,为世所珍。善人物、花鸟、草虫、山水。诗与字亦洒洒别有丰致。往返于杭州、萧 山、山阴间,一度北游至京师,所交皆名士。受崇祯赏识,使临历代帝王图像。作品远传日本、朝鲜,蜚声海外。明亡前夕回绍,住山阴青藤 书屋。卒葬绍兴官山岙横绷岭。著有《宝纶堂集》等。陈洪绶伟大艺术成就之取得,无疑得益于“七樟庵”藏书。 万一楼。在枫桥钟山之 麓,为骆问礼(1527-1608)藏书之楼。骆问礼撰有《万一楼记》。《记》云:“颜曰‘万一’,义取博文约礼,博之于万,而会之于一,此千 古学术之诀”也。《记》中介绍了书楼规模、典籍门类、环境设施以及阅读规则:“其楼三间,俱七楹,楼上贮书,无虑万卷,经史子集粗备 ;其次则古今法帖数十册,若释道阴阳诸外家书,聊存其一二,以备参考。楼下施几席床帐,闲可读,倦可息,客至可坐。庭不过四五丈,杂 储花石,不事珍富。书分为十三柜,许人来读,借去则不可,防散失也。客必心知,始延之入。初意建之别墅,以便读者,今在宅中惟力所及 ”。骆氏“以便读者”之藏书理念,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许人来读,借去则不可”也正反映了古代“藏书楼”之局限。骆氏认为,读书 应趁少壮之时,“昔人以年老读书为秉烛之光,又读得进,恐吐不出,欲以(所藏之书)贻子孙,而又恐未必能读。呜呼!岂诚然哉?读书老不若壮,欲以警后生,使知及时惜阴则可,若语朝闻夕可之义,则秉烛之说,吾犹以为非至”。骆问礼认为,“藏书”之价值远胜“金玉”:“贻金未必守也,人且汲汲皇皇;贻书即未必能读,定不为害,万有能读者,不胜贻之金玉乎?”问礼自谢谢事归乡,内无声色之娱,外无山水之 乐,优游此楼,每觉释卷茫然,而开卷则未尝无益也。若遇同好,则与之探讨疑义,终日忘疲,所得于兹楼者多矣。对于藏书楼之兴废,问礼 持超然态度,但他认为能延守此楼与扩大此楼者,“必自能读‘书楼’之书始”。他说:“凡天下有形之物,孰无兴废?斯楼自我而建,安知不自我而废?不自我废,安知不自我子孙?吾已矣,或子孙能守,安知无扩而大之,以继吾志者?然而能守与大此楼,必自能读书楼之书始”也。骆问礼,字子本,号缵亭,诸暨枫桥钟瑛村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继任南京刑科给事中。问礼秉性刚方,行志 高洁,遇事敢言,不避权贵。后任扬州推官,升南京工部主事、湖广副使等职。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山阴张岱赞其为“朱紫阳(朱熹)之 功臣,海忠介(海瑞)之高弟”。著有《续羊枣集》、《万一楼集》、《诸暨县志》等。
啸客堂。明朱长庚建。长庚,字与白。明万历己酉(1609)举人。淮安桃源知县调知和州之含山。以耿介忤当道,罢归,隐于巢勾山之啸客 堂。藏书甚富,无不手自评定,一时名公如韩求仲、黄葵阳咸推重之。
4. 清代藏书楼
清代诸暨主要藏书楼有:
葛氏藏书楼。清《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载:“葛氏藏书楼,在万寿街路北,诸生葛玉书建,今毁”。诸暨清代藏书,洪杨以前,首推 南门葛氏。有诸生葛玉书,字漱白,搜求古本,得6万卷,筑斋曰“好古敏求”。又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佣胥钞写。游 吴门,过吴县黄丕烈(1763-1825)“百宋一廛室”,得《杨铁崖集》原本,载归刻之,绘有《太湖载书图》,一时传为佳话。时诸暨叶敬博通故训,善为文章,葛氏藏书皆经其手校,朱墨烂然,世称善本。壬辛(1861、1862)之乱,毁焚殆尽。叶敬,字去病,号蕃生,道光乙酉(1825)拔贡生,曾校《康熙字典》,铨云和县学教谕,著有《树萱堂集》。
授经堂。在枫桥带山草堂北。陈烈新(1816-1898)建。其时枫桥陈氏藏书已稍稍散佚矣,然“七樟庵”故物犹有存者。同治二年(1863), 烈新奉省符署嘉兴县学训导。到任后,即请于学使者,复修“曝书亭”,取朱彝尊(1629-1709)先生裔孙一人为诸生。“曝书亭”所藏书流散 人间,烈新暇日游书肆,偶得一二,辄以重价购之。历任馀俸,悉以购书,宋元椠本,往往存焉。后烈新于宅西建“授经堂”,藏所得书。后 其子陈?声成进士,官翰林,“每至厂肆,遇有精椠旧钞,必购以奉。烈新手为雠校,详告以版本之良木苦,诸家之源流,以是为颐老之娱。 于是陈氏藏书又富,虽不能复‘七樟庵’之旧,然已逾三万卷矣”。陈?声(1846-1920),字蓉曙,自陈烈新广事收集,更置书数万卷,方之 “七樟庵”之储,殆无不及。长游会垣,及官翰林,节缩俸薪,悉以购书,得数千卷,请德清俞曲园(俞樾,1821-1907)师署藏书之堂曰“授 经”,而武强贺松坡(贺涛,1849—1912)为之记。出官吴蜀,倾囊续购,渐逾万卷,又推而及于字画器皿。晚岁为《授经堂藏书画器皿记》 示子孙曰:“他日能积书万卷,使世有读书种子,则胜于?金多矣”。著有《诸暨县志》60卷。
超然楼。章平事藏书之楼。初名“世香楼”,常州戚藩为题“超然物外”四字,因改名焉。章平事,字无党,诸暨三都青山人。顺治壬辰(1652)进士。出黄岗刘子壮(1609—1652)门。除河南永宁县知县。著有《诸暨县志》20卷。
寓庸室。道光九年(1829)进士余坤藏书处。余坤,字子容,号小坡,诸暨高湖人。御史余缙六世孙。少负异才。邑令杨丹山文曰:“此 韩潮苏海也”。道光己丑(1829)由进士除主事。时上元梅曾亮(1786—1856)、桐城姚莹(1785—1853),文章道德翕然,为海内所宗,见坤 折节订忘年交。坤年少气盛,纵横不可一世。其侨居都中,感时触怀,辄见诸诗。官俸所入,悉以购书,闭户丹铅,樵苏不炊。客至清谈,竟 夕忘倦。
南雨山房。在泉庄畈(今五泄镇前庄畈村)进士第后,周炳鉴藏书处。周炳鉴,原名燠,字安卿,号立庵。诸暨藏绿坞人。道光壬辰(1832)举于乡。庚子(1840)成进士,选庶常。甲辰(1844)充顺天同考官。丁未(1847)分校礼闱,得擢河南道御史,屡转广西道,巡视西城。癸丑 (1853)京察列一等,拜黄州之命。初守郧阳,移守德安。设局设粥,全活甚众。修文庙,建考院,置义田,为诸生膏火赀。殁于军营,赠光禄 寺卿。
经篚堂。在杨庄(今店口镇七里村)左侧,乾隆辛卯举人蒋载康藏书之室。蒋载康,名钊,以字行,别号杨庄。博闻强记。从余姚卢文
(1717—1795)游,得其师承,归而穷经。乾隆辛卯(1771)举于乡。戊戌(1778)大挑知县,分发甘肃,不就,幞被南归。下帷于白栎里之宣妙 寺,屏绝外事,殚精治经。著有《周官心解》、《仪礼独裁》、《周易新义》、《乡党杂说》、《左史合评》。
西爽楼。在江藻“来园”侧,钱洪帙藏书之楼。钱洪帙,字景明,号雁湄,诸暨江藻人。顺治辛卯(1651)举人。官清平县知县。时大军南 征,纤船役以万计,军令误则斩,必先期集禁以俟,民苦之。洪帙悉纵使还家,约如期,果一呼集。
万卷楼。清代浦江县马剑有戴氏“万卷楼”。戴氏先祖迁自诸暨,“万卷楼”所在地马剑镇马剑村今为诸暨所辖,故附述之。清增贡生、 诰封中宪大夫、晋赠通议大夫、山西按察使马剑戴殿江(1735-1819)撰有《万卷楼藏书记》,是《记》不但详述《章程》之重要、江南主要书 楼之概况、万卷楼之缘起,且详列读书藏书之法。戴殿江认为读书宜博宜深,如果以为仅仅了解一些通俗读物便“可以致通显”,那还要读书 何用?“科举兴而经籍废,士之怀铅握椠者,但抱《兔园》十馀册,剿袭成篇,即可以致通显,若是,则奚事于书?”藏书之目的并非为了装 饰门面,而是为了应用,“有解事者以百什金捆载坊书归,而牙签锦帙,辉煌乎奇器名画之间,若是,亦何从言读有书矣?”而要使书楼长存 不衰,首在订立《章程》,遵章而行,“苟非立有《章程》以守之,则其散也不必兵火也,虽聚犹勿聚矣”。他举例说:“大江之南称藏书者 ,祁氏之‘旷园’、毛氏之‘汲古阁’、黄氏之‘千顷堂’其著也,而徐氏‘传是楼’则尤著。若两浙藏书家有历三百馀年而整比如初者,则 唯‘天一阁’范氏(范钦),自司马公没后,后人藏守极严。范友仲(即汝楠次子光燮)契戒引黄梨洲(黄宗羲,1610-1695)一登楼,为辑其 《书目》以传,而其书之有入无出者如故也”。这些名楼皆因“守藏极严”,“而其书之有入无出”,遂使历数百年而“整比如初”焉。《记 》中详述了戴氏九灵山房藏书楼之缘起:乾隆甲申(1764)岁,戴殿海(1741-1816)、戴殿泗(1746-1825)仲季游学吴山,购求《九灵山房遗集 》,以备列先哲遗书,乃嘱书贾购之,书贾质诸“知不足斋”鲍以文(鲍廷博,1728—1814)。鲍君一见《书单》,曰:“此金华友也”;问 何姓,曰:“戴氏”;则又曰:“戴氏有《九灵集》,板毁矣。而予所蓄抄本则佳,然不轻授也”。书贾以告,仲季闻先人遗集在,惊喜,即 价以往谒,各恨相见之晚,立出抄本付梓。鲍君曰:“予性喜茗饮,君家九灵山春茗,色香味并佳,幸为予致之。君家寡有之书,予亦可渐致 也”。则应之曰“诺”。于是武林之书肆、苕之书船、姑苏之估客,有好本无不致,积数年,书稍稍集,而鲍君曰:“未也闻嘉禾一大姓,积 书数万卷,近以远官欲售,盍访诸”。则买棹急往,发其所藏,凡欲得之书与未见之本多在焉。乃以千金致其书山中,而“九灵山房”之藏书 乃甲于浙东六郡矣。是役也,浙人多称道之。时韩城王相国视学两浙,赞曰:“禾郡精华,其集于九灵山下乎”。其后,戴瀛三(殿海)历署教 职,所至必以书随,未能闭关卒业。戴东瞻(殿泗)旋亦北上,继入词垣读中秘书,且与藏书楼久阔也。但由于藏书之《章程》具立,“凡曝书 有期,修书有费,书目既定,永矢弗出,良友嗜学者,听就抄不听携去”,遂使书楼得免借书之痴、鬻书之不肖焉。黄梨洲之言曰“藏书者如 护目睛”,而元儒程畏斋(端礼,1271—1345)《读书分年日程》则谓“经史百家,皆当循序以进”。于是戴氏集合子姓而告之“分年读书之 法”,又把“如护目睛”之喻作为藏书家之“四字诀”而遵之。戴殿江认为,“传是楼”之所以甲于大江以南者,以能读也;“天一阁”之所 以甲于浙水东西者,以能守也。《浦阳建溪戴氏宗谱》多处提及“万卷楼”:“藏书之富,甲于浙东六郡,而山中之知见始开明矣”。“戴廷 职(1773-1853)……得博览所购万卷书籍,纂《金华理学粹编》及《成履斋》、《永思轩》两文钞”。“万卷楼”之设立,为地处山陬僻壤之 马剑创造了难得的读书环境。从此“山中之知见始开明”,且为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令人痛惜者,“咸丰辛酉(1861)秋,‘粤匪’窜扰建溪 ,阖族奔逃,……先世所遗‘万卷楼’书籍俱付之一炬”,近百年之藏书楼毁于一旦矣。
5.结语
以上论及诸暨古代部分藏书楼及藏书家概况。其中明骆问礼、清章平事及陈?声等藏书家,均曾先后纂修《诸暨县志》。亦可见书楼之惠 泽及于后人深且远矣。民国期间,尚山头郑奠、化泉徐道政、城内余铁珊、草塔赵世盛、清水潭赵观涛等,皆以藏书著称。
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之发展肇始于公共图书馆之出现。诸暨图书馆始建于民国五年(1916),时邑绅楼蔷庵倦宦归来,慨然出其藏书,益以捐 募,请设斯馆,由县税下拨给建筑费。八年(1919)馆成,共有图书7万余卷,是为诸暨有图书馆之始,此即“所谓官办之社会教育也”(《诸暨 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概观》)。楼蔷庵(1855-1920),诸暨凤仪楼村人,笃雅有节,于书无所不窥,兼涉泰东西诸术。自编《目录》8卷,分 为四部,凡三阅年五易稿。其《例略》曰:“目分四部,首在尊经,次史,次子集。凡所登录,宗旨务求醇正,悖理害正之学说,概从摒弃。 现行编译各书,参酌附之。为学之道,博古以端始基,通今以穷事变。本馆意在保存国粹,兴起人文,绵绝相陈,徐规久大。应添适时图籍, 当续筹选购,重定义类,编次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云。《诸暨图书馆目录序》谓:“天禄兰台,帝王中秘,臣民不得 而窥,私家插架万轴,大率视为子孙良产,缄滕密固,孤本反吝传钞,且无论兵燹霉虫覃,伤亡可惜。不以有用之书供好学者之观摩,而据为 一人一家之私有,与《兰亭》殉葬何殊?文字有灵,能毋痛哭?欲拯斯敝,则莫如国家地方图书馆之制之为公溥而久大也”。从序中可以看出,其时,“据为一人一家之私有”,“臣民不得而窥”的藏书楼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以有用之书供好学者之观摩”,“公溥而久大”之公共图书馆则应运而生也。
就我越地而言,会稽“古越藏书楼”实开公共图书馆之先声。故楼蔷庵1916年在编制《诸暨图书馆目录》中,多有参照清会稽徐树兰 (1837—1902)氏所编《古越藏书目》者。如卷3第18页载:“《通语》1卷,(晋)殷基撰,玉函山房辑本,原据《隋志》入儒家,今以其叙载 三国时事,依《古越藏书目》改入(杂史类)”。又如卷4第5页载:“《校正朝邑县志》2卷……乾隆三十八年校订,有小石山房刻本,未见,据 《古越藏书目》记之”。等等。不难看出“古越藏书楼”影响之深广焉。
参考文献
1.(战国)庄子.庄子·天下篇
2. (战国)墨子.墨子·贵义篇
3.(东汉)赵晔.吴越春秋
4.(明)骆问礼.诸暨县志
5.(清)章平事.康熙诸暨县志
6.(清)陈?声.光绪诸暨县志
7. 楼蔷庵.诸暨图书馆目录.1916
8.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1924
9.浦阳建溪戴氏宗谱.1947
10.诸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诸暨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12
11.荀昌荣.论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整合模式.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诸暨古代藏书楼述略
杨士安(诸暨市图书馆311800)
摘 要:中国古代藏书,渊源甚久。诸暨古为绍兴府八县之一,人文荟萃,素有私家藏书之风,古代书楼众多,书家辈出。文章论及了诸暨古代部 分藏书楼及藏书家概况。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之发展肇始于公共图书馆的出现,而始建于1916年的诸暨图书馆,为诸暨有公共图书馆之始。
关键词:古代藏书楼 藏书家
中国古代藏书,渊源甚久。据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载:早在夏代,会稽宛委之巅即已有藏书石室,其室“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 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彖其文”。夏禹曾“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墨子·贵义篇》载:“子墨子南 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篇》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知春秋战国之时,即有藏书之家。诸暨古为绍郡八邑之一, 人文荟萃,素有私家藏书之风,古代书楼众多,书家辈出。兹概而述之,以飨同好。
1. 宋代藏书楼
望烟楼。在宋诸暨孝义里城山坪(其地今属陈蔡镇),宋赠卫尉少卿黄振(1000-1077)建。即黄氏藏书楼也。北宋哲学家、被东南学者奉为 “程氏正宗”之杨时(1053-1135,号龟山)曾撰有《望烟楼记》:“绍兴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134.7.18),过诸暨孝义里……寝处一楼,图史充 栋,窗牖四启,山川风物之美俯在衽席,顾而乐焉”。将“图史充栋”的藏书楼建于颇具“山川风物之美”之环境中,此正我国古代“天人合 一”哲学思想之映照也。
杨蔬园。宋乾道间(1165—1173)杨文修建。藏书甚富。杨文修,字中理,六世祖都知兵马使杨洋,由浙院徙枫桥杨蔬园,遂为诸暨全塘 人。文修生性纯固笃孝,钟于至情。十五岁习岐黄书。晦庵朱子尝以常平使者道度枫桥,闻佛子名,延与谈名理及医学、天文、地理之书,数 日去。著《医衍》、《地理拨沙图》。
清燕楼。在诸暨南门学士第内,周恪建。“周恪,字诚夫,号梅轩,绍定壬辰(1232)进士,累官翰林院承旨,已而乞归,筑‘清燕楼’, 图书彝鼎充庋其中,昕夕吟咏,屏弃世事,时论高之”。
复斋。《康熙诸暨县志·人物志》载:南宋时,诸暨“王厚之,所积书籍甲于海内”。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乾道丙戌 (1166)进士。嗜金石,富藏书,出入尝以右军《建安帖》自随。考异订误,俱有根柢。庆元中遭贬黜,后起为淮西通判,改江东提刑,以直显 谟阁致仕。著有《复斋碑录》、《钟鼎款识》等。
2. 元代藏书楼
万卷楼。楼址在今枫桥镇全堂村。元延?间(1314—1320)杨宏建。杨宏(1265-1339),字国器,诸暨全塘人。子维桢游学甬东,鬻厩马 以益壮钱,维桢购诸书以归,宏喜曰:“此顾不多于良马耶?”泰定丁卯(1327)维桢擢进士,第天台尹。宏寄以官箴曰:“百鸟望凤而爱,望 鹗而服,吾愿汝为凤不为鹗也”。喜藏书,筑室铁崖山中。铁崖山在诸暨城东北六十里,四周怪石林立,峭壁 千仞,因岩石成铁色而得名。杨宏绕藏书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供其子杨维桢诵读楼上者五年。
日新楼。元末明初陈王比筑。陈王比(1332—1409),字季玉,别号慕椿。勤奋好学,能继承祖业,鸡鸣即起,诵读无辍,独得父陈策 (1298-1359)之传。博览群书,与同邑进士胡一中为文字交。明初,朝廷征辟,县令田赋屡征不出,晚年筑“日新楼”,藏古今图籍及先世遗 文,游衍楼中,手不释卷,自号“慕椿居士”。著有《慕椿稿》4卷。
3. 明代藏书楼
明代诸暨藏书楼之著名者有枫桥陈氏“宝书楼”、“七樟庵”及骆氏“万一楼”等。
宝书楼。为陈?所建。陈?(1372-1423),字叔坚。陈?比之子。平生以道自卫,建“宝书楼”以庋族先人所聚典籍,蔚为巨观。?之六 世孙性学(1546-1613)、七世孙于朝(1573-1606)等又多有增益。
溪园楼。明初骆象贤建。藏书甚富。骆象贤(1371-1461),字则民,诸暨枫桥人。洪武初,辟使陇右称职,方拟授官,以老乞归。笃行好 学,于书无所不窥。为文直述事情,不求华致。当斟酌六礼之要,表师乡俗,乡人化之。为园于枫溪之上,图书满屋,至老玩读不辍。所著有 《羊枣集》、《笃终易览》、《溪园逸稿》、《归全集》等。
七樟庵。于朝之子陈洪绶(1599-1651)裒其先世所藏书,在“忠勤堂”后建“七樟庵”以庋之,陈氏藏书遂为越中之冠。陈洪绶《七樟庵 帙书诗》云:“竹坞蕉园葺敝庐,笔床缃帙具存馀;大夫薄俸留田宅,先圣遗风在史书。已悔从前虚岁月,未知已后惜诸居;梦回酒醒常深计 ,未得幡然一叹嘘”。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诸暨枫桥人。受业名师刘宗周、黄道周。精于书画,力量气局远出仇唐之上,盖明三百年无 此笔墨也,与崔子忠齐名,称为“北崔南陈”。片纸尺绢,为世所珍。善人物、花鸟、草虫、山水。诗与字亦洒洒别有丰致。往返于杭州、萧 山、山阴间,一度北游至京师,所交皆名士。受崇祯赏识,使临历代帝王图像。作品远传日本、朝鲜,蜚声海外。明亡前夕回绍,住山阴青藤 书屋。卒葬绍兴官山岙横绷岭。著有《宝纶堂集》等。陈洪绶伟大艺术成就之取得,无疑得益于“七樟庵”藏书。 万一楼。在枫桥钟山之 麓,为骆问礼(1527-1608)藏书之楼。骆问礼撰有《万一楼记》。《记》云:“颜曰‘万一’,义取博文约礼,博之于万,而会之于一,此千 古学术之诀”也。《记》中介绍了书楼规模、典籍门类、环境设施以及阅读规则:“其楼三间,俱七楹,楼上贮书,无虑万卷,经史子集粗备 ;其次则古今法帖数十册,若释道阴阳诸外家书,聊存其一二,以备参考。楼下施几席床帐,闲可读,倦可息,客至可坐。庭不过四五丈,杂 储花石,不事珍富。书分为十三柜,许人来读,借去则不可,防散失也。客必心知,始延之入。初意建之别墅,以便读者,今在宅中惟力所及 ”。骆氏“以便读者”之藏书理念,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许人来读,借去则不可”也正反映了古代“藏书楼”之局限。骆氏认为,读书 应趁少壮之时,“昔人以年老读书为秉烛之光,又读得进,恐吐不出,欲以(所藏之书)贻子孙,而又恐未必能读。呜呼!岂诚然哉?读书老不若壮,欲以警后生,使知及时惜阴则可,若语朝闻夕可之义,则秉烛之说,吾犹以为非至”。骆问礼认为,“藏书”之价值远胜“金玉”:“贻金未必守也,人且汲汲皇皇;贻书即未必能读,定不为害,万有能读者,不胜贻之金玉乎?”问礼自谢谢事归乡,内无声色之娱,外无山水之 乐,优游此楼,每觉释卷茫然,而开卷则未尝无益也。若遇同好,则与之探讨疑义,终日忘疲,所得于兹楼者多矣。对于藏书楼之兴废,问礼 持超然态度,但他认为能延守此楼与扩大此楼者,“必自能读‘书楼’之书始”。他说:“凡天下有形之物,孰无兴废?斯楼自我而建,安知不自我而废?不自我废,安知不自我子孙?吾已矣,或子孙能守,安知无扩而大之,以继吾志者?然而能守与大此楼,必自能读书楼之书始”也。骆问礼,字子本,号缵亭,诸暨枫桥钟瑛村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继任南京刑科给事中。问礼秉性刚方,行志 高洁,遇事敢言,不避权贵。后任扬州推官,升南京工部主事、湖广副使等职。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山阴张岱赞其为“朱紫阳(朱熹)之 功臣,海忠介(海瑞)之高弟”。著有《续羊枣集》、《万一楼集》、《诸暨县志》等。
啸客堂。明朱长庚建。长庚,字与白。明万历己酉(1609)举人。淮安桃源知县调知和州之含山。以耿介忤当道,罢归,隐于巢勾山之啸客 堂。藏书甚富,无不手自评定,一时名公如韩求仲、黄葵阳咸推重之。
4. 清代藏书楼
清代诸暨主要藏书楼有:
葛氏藏书楼。清《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载:“葛氏藏书楼,在万寿街路北,诸生葛玉书建,今毁”。诸暨清代藏书,洪杨以前,首推 南门葛氏。有诸生葛玉书,字漱白,搜求古本,得6万卷,筑斋曰“好古敏求”。又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佣胥钞写。游 吴门,过吴县黄丕烈(1763-1825)“百宋一廛室”,得《杨铁崖集》原本,载归刻之,绘有《太湖载书图》,一时传为佳话。时诸暨叶敬博通故训,善为文章,葛氏藏书皆经其手校,朱墨烂然,世称善本。壬辛(1861、1862)之乱,毁焚殆尽。叶敬,字去病,号蕃生,道光乙酉(1825)拔贡生,曾校《康熙字典》,铨云和县学教谕,著有《树萱堂集》。
授经堂。在枫桥带山草堂北。陈烈新(1816-1898)建。其时枫桥陈氏藏书已稍稍散佚矣,然“七樟庵”故物犹有存者。同治二年(1863), 烈新奉省符署嘉兴县学训导。到任后,即请于学使者,复修“曝书亭”,取朱彝尊(1629-1709)先生裔孙一人为诸生。“曝书亭”所藏书流散 人间,烈新暇日游书肆,偶得一二,辄以重价购之。历任馀俸,悉以购书,宋元椠本,往往存焉。后烈新于宅西建“授经堂”,藏所得书。后 其子陈?声成进士,官翰林,“每至厂肆,遇有精椠旧钞,必购以奉。烈新手为雠校,详告以版本之良木苦,诸家之源流,以是为颐老之娱。 于是陈氏藏书又富,虽不能复‘七樟庵’之旧,然已逾三万卷矣”。陈?声(1846-1920),字蓉曙,自陈烈新广事收集,更置书数万卷,方之 “七樟庵”之储,殆无不及。长游会垣,及官翰林,节缩俸薪,悉以购书,得数千卷,请德清俞曲园(俞樾,1821-1907)师署藏书之堂曰“授 经”,而武强贺松坡(贺涛,1849—1912)为之记。出官吴蜀,倾囊续购,渐逾万卷,又推而及于字画器皿。晚岁为《授经堂藏书画器皿记》 示子孙曰:“他日能积书万卷,使世有读书种子,则胜于?金多矣”。著有《诸暨县志》60卷。
超然楼。章平事藏书之楼。初名“世香楼”,常州戚藩为题“超然物外”四字,因改名焉。章平事,字无党,诸暨三都青山人。顺治壬辰(1652)进士。出黄岗刘子壮(1609—1652)门。除河南永宁县知县。著有《诸暨县志》20卷。
寓庸室。道光九年(1829)进士余坤藏书处。余坤,字子容,号小坡,诸暨高湖人。御史余缙六世孙。少负异才。邑令杨丹山文曰:“此 韩潮苏海也”。道光己丑(1829)由进士除主事。时上元梅曾亮(1786—1856)、桐城姚莹(1785—1853),文章道德翕然,为海内所宗,见坤 折节订忘年交。坤年少气盛,纵横不可一世。其侨居都中,感时触怀,辄见诸诗。官俸所入,悉以购书,闭户丹铅,樵苏不炊。客至清谈,竟 夕忘倦。
南雨山房。在泉庄畈(今五泄镇前庄畈村)进士第后,周炳鉴藏书处。周炳鉴,原名燠,字安卿,号立庵。诸暨藏绿坞人。道光壬辰(1832)举于乡。庚子(1840)成进士,选庶常。甲辰(1844)充顺天同考官。丁未(1847)分校礼闱,得擢河南道御史,屡转广西道,巡视西城。癸丑 (1853)京察列一等,拜黄州之命。初守郧阳,移守德安。设局设粥,全活甚众。修文庙,建考院,置义田,为诸生膏火赀。殁于军营,赠光禄 寺卿。
经篚堂。在杨庄(今店口镇七里村)左侧,乾隆辛卯举人蒋载康藏书之室。蒋载康,名钊,以字行,别号杨庄。博闻强记。从余姚卢文
(1717—1795)游,得其师承,归而穷经。乾隆辛卯(1771)举于乡。戊戌(1778)大挑知县,分发甘肃,不就,幞被南归。下帷于白栎里之宣妙 寺,屏绝外事,殚精治经。著有《周官心解》、《仪礼独裁》、《周易新义》、《乡党杂说》、《左史合评》。
西爽楼。在江藻“来园”侧,钱洪帙藏书之楼。钱洪帙,字景明,号雁湄,诸暨江藻人。顺治辛卯(1651)举人。官清平县知县。时大军南 征,纤船役以万计,军令误则斩,必先期集禁以俟,民苦之。洪帙悉纵使还家,约如期,果一呼集。
万卷楼。清代浦江县马剑有戴氏“万卷楼”。戴氏先祖迁自诸暨,“万卷楼”所在地马剑镇马剑村今为诸暨所辖,故附述之。清增贡生、 诰封中宪大夫、晋赠通议大夫、山西按察使马剑戴殿江(1735-1819)撰有《万卷楼藏书记》,是《记》不但详述《章程》之重要、江南主要书 楼之概况、万卷楼之缘起,且详列读书藏书之法。戴殿江认为读书宜博宜深,如果以为仅仅了解一些通俗读物便“可以致通显”,那还要读书 何用?“科举兴而经籍废,士之怀铅握椠者,但抱《兔园》十馀册,剿袭成篇,即可以致通显,若是,则奚事于书?”藏书之目的并非为了装 饰门面,而是为了应用,“有解事者以百什金捆载坊书归,而牙签锦帙,辉煌乎奇器名画之间,若是,亦何从言读有书矣?”而要使书楼长存 不衰,首在订立《章程》,遵章而行,“苟非立有《章程》以守之,则其散也不必兵火也,虽聚犹勿聚矣”。他举例说:“大江之南称藏书者 ,祁氏之‘旷园’、毛氏之‘汲古阁’、黄氏之‘千顷堂’其著也,而徐氏‘传是楼’则尤著。若两浙藏书家有历三百馀年而整比如初者,则 唯‘天一阁’范氏(范钦),自司马公没后,后人藏守极严。范友仲(即汝楠次子光燮)契戒引黄梨洲(黄宗羲,1610-1695)一登楼,为辑其 《书目》以传,而其书之有入无出者如故也”。这些名楼皆因“守藏极严”,“而其书之有入无出”,遂使历数百年而“整比如初”焉。《记 》中详述了戴氏九灵山房藏书楼之缘起:乾隆甲申(1764)岁,戴殿海(1741-1816)、戴殿泗(1746-1825)仲季游学吴山,购求《九灵山房遗集 》,以备列先哲遗书,乃嘱书贾购之,书贾质诸“知不足斋”鲍以文(鲍廷博,1728—1814)。鲍君一见《书单》,曰:“此金华友也”;问 何姓,曰:“戴氏”;则又曰:“戴氏有《九灵集》,板毁矣。而予所蓄抄本则佳,然不轻授也”。书贾以告,仲季闻先人遗集在,惊喜,即 价以往谒,各恨相见之晚,立出抄本付梓。鲍君曰:“予性喜茗饮,君家九灵山春茗,色香味并佳,幸为予致之。君家寡有之书,予亦可渐致 也”。则应之曰“诺”。于是武林之书肆、苕之书船、姑苏之估客,有好本无不致,积数年,书稍稍集,而鲍君曰:“未也闻嘉禾一大姓,积 书数万卷,近以远官欲售,盍访诸”。则买棹急往,发其所藏,凡欲得之书与未见之本多在焉。乃以千金致其书山中,而“九灵山房”之藏书 乃甲于浙东六郡矣。是役也,浙人多称道之。时韩城王相国视学两浙,赞曰:“禾郡精华,其集于九灵山下乎”。其后,戴瀛三(殿海)历署教 职,所至必以书随,未能闭关卒业。戴东瞻(殿泗)旋亦北上,继入词垣读中秘书,且与藏书楼久阔也。但由于藏书之《章程》具立,“凡曝书 有期,修书有费,书目既定,永矢弗出,良友嗜学者,听就抄不听携去”,遂使书楼得免借书之痴、鬻书之不肖焉。黄梨洲之言曰“藏书者如 护目睛”,而元儒程畏斋(端礼,1271—1345)《读书分年日程》则谓“经史百家,皆当循序以进”。于是戴氏集合子姓而告之“分年读书之 法”,又把“如护目睛”之喻作为藏书家之“四字诀”而遵之。戴殿江认为,“传是楼”之所以甲于大江以南者,以能读也;“天一阁”之所 以甲于浙水东西者,以能守也。《浦阳建溪戴氏宗谱》多处提及“万卷楼”:“藏书之富,甲于浙东六郡,而山中之知见始开明矣”。“戴廷 职(1773-1853)……得博览所购万卷书籍,纂《金华理学粹编》及《成履斋》、《永思轩》两文钞”。“万卷楼”之设立,为地处山陬僻壤之 马剑创造了难得的读书环境。从此“山中之知见始开明”,且为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令人痛惜者,“咸丰辛酉(1861)秋,‘粤匪’窜扰建溪 ,阖族奔逃,……先世所遗‘万卷楼’书籍俱付之一炬”,近百年之藏书楼毁于一旦矣。
5.结语
以上论及诸暨古代部分藏书楼及藏书家概况。其中明骆问礼、清章平事及陈?声等藏书家,均曾先后纂修《诸暨县志》。亦可见书楼之惠 泽及于后人深且远矣。民国期间,尚山头郑奠、化泉徐道政、城内余铁珊、草塔赵世盛、清水潭赵观涛等,皆以藏书著称。
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之发展肇始于公共图书馆之出现。诸暨图书馆始建于民国五年(1916),时邑绅楼蔷庵倦宦归来,慨然出其藏书,益以捐 募,请设斯馆,由县税下拨给建筑费。八年(1919)馆成,共有图书7万余卷,是为诸暨有图书馆之始,此即“所谓官办之社会教育也”(《诸暨 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概观》)。楼蔷庵(1855-1920),诸暨凤仪楼村人,笃雅有节,于书无所不窥,兼涉泰东西诸术。自编《目录》8卷,分 为四部,凡三阅年五易稿。其《例略》曰:“目分四部,首在尊经,次史,次子集。凡所登录,宗旨务求醇正,悖理害正之学说,概从摒弃。 现行编译各书,参酌附之。为学之道,博古以端始基,通今以穷事变。本馆意在保存国粹,兴起人文,绵绝相陈,徐规久大。应添适时图籍, 当续筹选购,重定义类,编次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云。《诸暨图书馆目录序》谓:“天禄兰台,帝王中秘,臣民不得 而窥,私家插架万轴,大率视为子孙良产,缄滕密固,孤本反吝传钞,且无论兵燹霉虫覃,伤亡可惜。不以有用之书供好学者之观摩,而据为 一人一家之私有,与《兰亭》殉葬何殊?文字有灵,能毋痛哭?欲拯斯敝,则莫如国家地方图书馆之制之为公溥而久大也”。从序中可以看出,其时,“据为一人一家之私有”,“臣民不得而窥”的藏书楼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以有用之书供好学者之观摩”,“公溥而久大”之公共图书馆则应运而生也。
就我越地而言,会稽“古越藏书楼”实开公共图书馆之先声。故楼蔷庵1916年在编制《诸暨图书馆目录》中,多有参照清会稽徐树兰 (1837—1902)氏所编《古越藏书目》者。如卷3第18页载:“《通语》1卷,(晋)殷基撰,玉函山房辑本,原据《隋志》入儒家,今以其叙载 三国时事,依《古越藏书目》改入(杂史类)”。又如卷4第5页载:“《校正朝邑县志》2卷……乾隆三十八年校订,有小石山房刻本,未见,据 《古越藏书目》记之”。等等。不难看出“古越藏书楼”影响之深广焉。
参考文献
1.(战国)庄子.庄子·天下篇
2. (战国)墨子.墨子·贵义篇
3.(东汉)赵晔.吴越春秋
4.(明)骆问礼.诸暨县志
5.(清)章平事.康熙诸暨县志
6.(清)陈?声.光绪诸暨县志
7. 楼蔷庵.诸暨图书馆目录.1916
8.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1924
9.浦阳建溪戴氏宗谱.1947
10.诸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诸暨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12
11.荀昌荣.论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整合模式.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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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楼在风雨飘摇中找寻希望
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05日 09:12:39来源:中国艺术报
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沈阳文溯阁、海宁衍芬草堂、海盐西涧草堂……这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曾经串起了我国悠久灿烂的藏书历史。但历经岁月沧桑中,许多藏书楼辉煌不再,损毁严重,留存下来的也岌岌可危。3月10日,被誉为我国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澜阁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修,这使得我国众多藏书楼现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要问:如今这些藏书楼是不是还能找到昔日的辉煌呢?
古建古籍处境堪忧
据了解,随着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如今留存于世的藏书楼已经所剩无几了,目前全国仅有100余座。其中,宁波天一阁、聊城海源阁、湖州嘉业堂等一些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藏书楼,由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保存现状较好,有的还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地域文化象征。但这些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在大多数的藏书楼却已岌岌可危了。湖州皕宋楼、福州饮翠楼住满了居民,终日围困于灶火、电线之中;无锡万卷楼被改作他用,摇身一变成为了公园中的一家茶社;兰溪二酉山房因城建规划已拆毁8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至今未能异地重建;徐州状元府藏书楼因年久失修于去年在大雨中坍塌……另外,还有一些在中国藏书史上十分著名的藏书楼,现已无迹可寻,有的就连当地政府也全然不知。显然,中国藏书楼的现况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不容乐观”这四个字来形容了。那么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又处于何种状态呢?记者了解到,现在藏书楼中辗转流传下来的许多珍贵古籍,由于缺乏管理而落满了厚厚的尘封,更有甚者因得不到及时修缮正面临着被腐蚀的危险,同样充满着无奈与凄凉。
众所周知,藏书楼与其中所藏古籍本应是一个整体,但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藏书楼已经很少了,许多都是书楼异地,惟有空空的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没有了当年汗牛充栋的盛景,这也是当下大多数藏书楼的真实写照。据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介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些古籍在历史战乱中遗失或毁掉了;二是传统藏书楼都是私家的,随着藏书楼主人的后代不再从事这方面研究或是家庭败落无力为继,便将古籍变卖或捐赠了;三是由于一些地方藏书楼在保管设施、研究人员等方面存在不足,出于保护目的,国家便将藏书楼内许多珍贵的古籍迁入了大型图书馆。对于如何结束这种书楼分离的现状,浙江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林祖藻表示难度很大。他说,有些藏书楼周围的自然环境根本就不适合珍藏古籍,如杭州文澜阁地处孤山,前后临水,湿度很大,而传统的建筑又不能安装恒温恒湿的空调。另外,一些曾经变卖的古籍,比如湖州皕宋楼的藏书早在1907年就被卖到了日本的静嘉堂,现在要赎回,就会涉及到外交方面的问题。而以前收归图书馆集中保护的古籍,其现在的保管单位也不愿轻易归还,因此现在如果想要实现书楼团聚,只有借鉴杭州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的做法,将以前藏书楼内所藏古籍用照相机翻拍下来,然后依据原书进行还原复制,再存放于藏书楼中。
保护开发何去何从
目前,有一些藏书楼经过修缮后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都会有许多海内外的旅游者慕名而来。据了解,宁波天一阁、岳麓书院、湖州嘉业堂的年接待量都在几十万人次。面对着这样庞大的客流量,出于对藏书楼原址以及其中古籍进行保护的考虑,有些藏书楼便采取了限制开放的办法。例如宁波天一阁楼内的许多地方,诸如宝书楼都是不可以参观的,开放的区域只有一楼的门厅,而阁中的全部古籍原本则都存放在天一阁博物馆的工作区内,连专家学者也不能够轻易查阅,一般游客就只能透过展览区内的玻璃柜观看里面陈列的复制本了。记者了解到,采取限制开放的藏书楼还不止这一家,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也只有每周六下午可以参观游览,并且规定其所属的两座建筑只允许各有80人分批次进入,每批次限时参观15分钟。看来,如何协调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困扰着藏书楼的一大难题。
对此,林祖藻认为,藏书楼应当以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的原则来进行管理,但同时藏书楼是一张非常亮丽的地方名片,为游客开放,宣传藏书楼,宣传地方文化品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人们读书学习的氛围,这是完全可以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应当以不破坏环境,不破坏建筑,不破坏藏书为前提。来新夏也表示,保护和开发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一方面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都是历经百年传承下来的珍贵遗产,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加以保护,而另一方面如果将这些文化精髓全部放在书库中束之高阁、不被利用,那就太可惜了,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将古籍按照原书的格式重新印刷,再造善本,另外研究部门也可以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将古籍转化为数字信息或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从而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价值。
昔日遗产期待重生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代以来,浙江省的藏书家至少有850人之多,而历代所建的藏书楼更是多达800余座,居全国榜首。因此,我国现存的藏书楼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其中不仅包括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也有最晚建成的湖州嘉业堂。可以说,浙江省藏书楼的保护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国藏书楼的命运。林祖藻在浙江省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浙江省藏书楼保护委员会的建议,希望借此来推动浙江省现存藏书楼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开展与实施,进而使全国其他地区的藏书楼也能够尽快得以拯救。
对于藏书楼如何走出目前的艰难境地,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徐良雄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起这份保护的重任,各地方政府应当给予当地藏书楼更多的关注,加大投入力度,而且还应健全诸如《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设,将藏书楼置于法律条文的保护之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另外,我国还缺乏全国性的藏书楼保护机构,各地的藏书楼还没有形成合力,实现整体保护,但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还需要很多的报批程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目前可以通过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使各地藏书楼的负责人集中到一起,共同探讨和交流藏书楼的发展。天一阁就曾举办过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并发出了《中国现存藏书楼保护倡议书》,已经唤起人们对于藏书楼的重视,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徐良雄还指出藏书楼也可以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与企业开展合作,从而扩大藏书楼的影响力。但前提是必须要强调合理使用,加强对于藏书楼无形资产的保护。
据悉,目前我国众多藏书楼的遭遇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做出了加强保护的批示,但愿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早日摆脱困境,重现当年的繁盛。 (实习记者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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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桂楼五桂楼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是余姚人黄澄量所建私人藏书楼,因其周围有四明山七十二座山峰环绕,又名“七十二峰草堂”。楼中藏书最多达到6万余卷,其中《明文类体》在清朝文字狱时期保存了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最为史家看重。
玉海楼此楼为清人孙衣言所建,而其子孙诒让生平致力于文献研究搜集,使规模不断扩大。楼中藏书,均依照《四库全书》的体例按照经史子集编成书目,目前藏书大部分由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
徐家汇藏书楼该楼的创建起源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1847年,法国传教士南格禄购地建楼,并在随身带入中国图书基础上四处搜购书籍,这就是徐家汇藏书楼雏形。该楼于1956年并入上海市图书馆。
《四库全书》七阁《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在镇江建文宗阁、扬州建文汇阁、杭州建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先后遭兵火焚毁。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