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读后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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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治疗的方药体系,被称为“众法之祖,群方之宗”,仲景本人也被称为医圣,两千年来受到众人敬仰。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他书中收载的被人称为经方的方药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直是个历史之谜。

按照张仲景自己在书序中所言,他曾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学习前人的理论、经验是必然的。他对于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的高妙医术,极为推崇,达到“每览而辄叹”的程度;对于采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卢药录》等古人著作,也明确告之后人。魏太医令王叔和曾经整理过他的著作,并在《脉经·序》中对他推崇备至:“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令人不解的是,王叔和在论述伤寒病诊治规律的时候(见于《千金》《外台》),遵从华佗的“六部传变”学说,而没有采纳张仲景的辨证体系。可见张仲景的学术创建,一时难以被世人理解,孙思邈也曾经说“寻其(《伤寒杂病论》)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见孙思邈《千金翼方》)”,这的确是深有感触的见解。他们对于张仲景是否采用《汤液经法》,没有提出任何说辞。

王叔和之后不久,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由此,人们对于张仲景学术体系是否来源于《汤液经法》,充满了猜测与想象。《汤液经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里边有哪些内容,它对张仲景的帮助真有那么大吗?张仲景本人为何避而不谈?这确乎很神秘。人们只是从《汉书·艺文志》里,知道有《汤液经法》这样一部书,如果不是皇甫谧提起来,也许以为它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皇甫谧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他不仅写过《帝王世纪》等著名的著作,而且断定《素问》《灵枢》这两本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黄帝内经》,这也是前无古人的一个论断。因为,张仲景、王叔和虽然在他之前也读过、抄过这两本书,但是都没敢说这两本书就是《黄帝内经》。

《汤液经法》隐而不传长达两千年,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令人没有没想到的是在上世纪初,这个封建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刻,突然有了《汤液经法》的消息。尽管这个信息是间接的、片段的,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大发现。

这个书讯发现与传播的过程,简直就像一部传奇小说,是那个特定时代才能出现的现象。据说河北省威县的张偓南是最初的当事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学的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文明,而是毕业于“高野兽医系”,是一个马医。他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投笔从戎,参与平定“白狼之乱”,屡立战功,升任湖北军马总稽查。在那个时代,骑兵与战马,是部队战斗力的硬件,必然受到军事指挥家的重视。为了购买好战马,他出使西域,1918年来到敦煌,从一个道士(一说是瘾君子)的手里,获得了一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名叫《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末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说是原藏于敦煌藏经洞,劫后仅得的一部珍贵医书,它抄成于千年之前,没有在世间流传,因此是极为重要的中医著作。

在清朝末的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了大量的珍本古籍经卷,王圆菉道士发现藏书之初,并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国人的特别重视,不断有经卷散落出去。1907年在英殖民地印度工作的斯坦因,以“功德钱”的名义,从王道士手里骗去了二十多箱经卷、文物;法国伯希和也在1908年闻讯前往,像收破烂一样,骗买了十余箱经卷,偷偷运往国外,次年(190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他把随身携带的不多经卷展示给中国学者,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清政府才下令把残余的经卷全部运往京师。敦煌遗书散落于世界各地,也有不少流散于官宦民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最早透露该消息的报纸是日本主办的《燕尘》和《朝日新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表现在军事与外交上,假如那个时候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聚集的大熊猫,也许也会和圆明园的文物一样,早就流散于世界各地了。

张偓南先生家藏4300多卷图书,他知道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重要性。因此,他购买之后,在西安加以裱糊,然后捎回家乡收藏。不幸的是,他在第二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的1919年去世了。他的长子张耸云毕业于保定陆军讲习所,也是一个兽医,当时在阎锡山的军中做事,1936年抗战爆发前去世,故于武昌。这个时候,张大昌10岁,迁回原籍,开始了启蒙教育。这个蒙师,竟然是反清志士尚渭南先生,他日后被梁漱溟聘为了燕京大学哲学教授。这样的塾师不一般,他启蒙的儿童张大昌也是“非常人也”,不仅学了佛经,而且还会画国画。张大昌11岁时抗战爆发,他担任了抗日救国先锋队的儿童部长,15岁时被日伪军捕获,后来被营救获救,躲在寺庙里参禅练武,背诵医书。建国前,张大昌开始悬壶济世,1958年发表学术文章,受到中医专家称赞。1959年他受邀在广宗县医院讲授《伤寒论》,听者交口赞誉。1962年他36岁之时,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事业初成,前来拜师学习的青年,接踵而至,传承中医,已成历史使命。他看到当时很多中医,临床处方用药很不规范,药味多而杂乱,就想到了自己珍藏了多年,揣摩了多年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希望把它献给国家。

可是,献书的路也不是平坦的。聘他为通讯研究员的河北省中医研究院,已经在河北省与天津市合并的时候下马了。他把卷子抄出来,一边教育他的徒弟们,一边抱着投石问路的态度,寄给了北京直属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这个抄本到了中医最高的研究机构里,只回信说“已经存档”。这一存档,就存到了文革开始,轰轰烈烈的运动不仅把北京弄得找不着北了,张大昌先生所在的威县基层,也在破四旧的高潮里,把他家祖传的4300多卷图书当作四旧,付之一炬。灾难远不仅如此,张大昌由于历史的原因,卷进了“国民党案”而被关押起来。

历史向中医的传承者发出了挑战,你最珍爱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有可能是加害你的罪证。张大昌内心充满了困惑,他多次反复考虑,决不能把一个历史文献就这样在自己手里湮灭了,尽管当时很多文物都失传了。因此,他又想起来要献书。这一次他只能凭记忆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默写出来,而不能照原卷子抄录了。他想,还是寄给中医研究院吧,只有这里才有力量使这个古医籍发挥作用。但是,当时正在批林批孔,这个旧经卷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因此,他寄书的时候没有敢写自己的名字,而是以“赤脚医生”的名义,于1974年年初寄了出去,寄出去的是一个“追记本”。他日思夜想,也不知道这一次献书的结果会是如何。仍然是“存档”吗?或者循着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给自己招来又一场灾祸?事过了一年,仍然没有消息,他就于1975年4月写了一封信进行询问,并再次把他的弟子张海洲的早年抄本,也寄给了中医研究院。

在张大昌先生日盼夜想等待消息的时候,中医研究院的文献专家马继兴研究员于1974年3月做出了鉴定意见,“这个抄本的确源出于梁代陶弘景!”马老为了慎重,同时请中国社科院的张政烺、李学勤研究员进行了鉴定。他们在5月也出具了鉴定意见,认为这绝不是当代人的伪作,而极有可能是出于敦煌的卷子写本。1975年11月,张大昌先生所献的抄本摆在了时任副院长的王雪苔先生的案头,他正在筹建中医文献研究所,这个卷子本的真伪和历史价值是一个重大问题,他在当月奏请院领导沙洪,与王淑民研究员一起到了河北威县南镇村卫生室,见到了献宝的“赤脚医生”张大昌。通过深入交谈,王雪苔副院长认为这个抄写的卷子本值得大家认真研究,于是他在1975年12月把先后收到的追记本和抄写本放在一起,加以校对整理,打印成35本小册子。在周总理逝世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科教部主持,岳美中、耿鉴庭、方药中、赵锡武、钱伯煊、赵心波、彭杰等十位老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大家基本认同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医出土文献。此后,王雪苔先生还把这个油印本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寄送国内著名的中医学家,请他们发表意见。

张大昌先生进献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来,至此终于引起了国内中医专家们的重视。

1979年1月山西中医研究所贾得道先生出版《中国医学史略》,在这部著作里最先提到了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价值。

1982年梁颂名在《新中医》发表“谈谈中药性味学说”,也涉及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内容。

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于1985年,在《中医杂志》发表了“《伤寒论》与《汤液经法》”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1988年10月,著名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出版,特约王雪苔先生把他收藏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甲乙本进行整理校正,考释之后全文收载。

此后,各中医学家不断有学术论文、论著发表,探索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成就,推测它与《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渊源关系。

在引起国内中医学术界重视的同时,张大昌先生在河北省威县周围的学术影响日渐增大,他于1979年在河北省落实中央“七八·五十六号文件”的时候,被考试录用为邢台卫校的教师,次年调邢台地区医学经训班授课一年,后返威县章台医院工作。他先后收了多名弟子,也多次抄录、修改、补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逐渐地形成了十几个手抄传本。徒弟们也格外珍惜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分别用心研究,各有体会、说辞,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地方学派,也就是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当代中医学派。

学为公器,不可能只限于一地一方。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赵怀舟先生,是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导师钱超尘先生是著名的中医文献学家,对于《伤寒杂病论》的版本流传、学术成就深有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价值,很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注目,加以探索、研究、阐发也势之必然。因此,就有了多次的、颇为动人的南来北往,西进东出,鸿雁往返,解难问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日渐丰富,积稿渐多,观点多元,已经不是一两封信、两三篇论文所能说明白的了,形成专著的条件已经具备,酝酿、推动更大的研究也需要出版专著。因此,在大家的努力下(尤其是张大昌先生的弟子衣之镖先生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在王雪苔先生、马继兴先生、钱超尘先生的关怀和推动下,形成了围绕《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两本专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前者是按照钱先生的设想而成的专著,专门以保存诸传本文献为主,后者则是围绕该文献的种种谜团进行探索。可以说是一宝双壁,互相辉映。

2010年5月20日,我应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丽、马华教授等邀请,参加她们的研究生答辩会。会议开始之前,我收到编著者之一赵怀舟先生亲自签署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如获至宝,在回来的路上就翻看大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张大昌先生1995年去世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献出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会形成现在这样的成果,会出现这多的谜团。因为原卷子已经毁于文革之中,物质物质,有物则质,“物之不存,岂能质乎?”他献的卷子本到底是真是假,今人已经提出质疑,后世能无说乎?十几种抄本,都是由他的手里流出来的,为什么内容如此不同?

文明文明,有文乃明。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已经走过了200多万年,可是所谓的文明史才只有5000年,文字之于社会进步是如此重要。假如没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问世,我们从哪里去推测“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的实质内容?王叔和、孙思邈这样的医学大家都不能深刻理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一个隐居茅山几十年的道士陶弘景,能够走进张仲景的内心世界吗?《汤液经法》对于张仲景的帮助,真有皇甫谧说的那么大吗?在张仲景的眼里,《汤液经法》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他为何要“改道家之称”?

我一遍一遍地翻阅《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心中的思绪难以平静,又一次把衣之镖先生2008年寄给我的《伤寒论阴阳图说》拿出来,再读一遍。他用天地阴阳、燥湿阴阳、四时阴阳分别成图,论说张仲景《伤寒论》的著作思路,我似懂非懂地了解他的创见。他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里阐发的五脏五味互藏互用理论,我也知之不多。只是觉得很多人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称为玄学,那么,他们见到衣之镖先生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里所说的五脏各有体味、用味、化味,而且五味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不仅与《内经》《神农本草经》的论述不同,而且也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论述有所区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叫:“这才是玄之又玄的中医!”

《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读了衣先生的论述,只觉得“玄之又玄,众迷之门。”

毫无疑问,张大昌先生所说的事理体用学说、彼此时势思想,的确深有见地,是对中医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但是他倡导的五脏五味体用互藏理论,恐怕很难被学中医的学者所会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卷子本,在张大昌先生的手里丢失了,却开创出一个专门的“探轶学”,真是:统序遗失,学乃大昌。

望着厚厚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一股酸葡萄心理涌上心头,只是这个酸葡萄经过张大昌先生及其众弟子的研究,经过多位著名中医学家的阐发,已经结成了一个一个的硕果,吃到嘴里的时候,除了酸味之外,更多的是甘甜。只是我不知道,这酸甜是入哪个脏的,更不知道这个酸甜是哪个脏的体味、用味,还是化味?好在今天是儿童节,假如张大昌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不会怪我“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也?”

20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