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攻邪论

刘氏认为,从疾病发生学的角度来讲,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依据。邪气之所以能够侵犯人体,疾病之所以能够发生,都是因为正气先虚,此即《素问》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但这只是就邪正力量的比较而言,只是说明发病过程,而决不是对病机的解释。如果从治疗学的角度来看,疾病一旦发生,邪气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古人说的“虚处受邪,其病则实”。此时祛邪即成为治疗的首要任务。邪气去则正气自安,虚弱的正气在邪气离开人体之后即可自行恢复。因为人体正气的新陈代谢谢是一种自然本能,只要没有不利因素的影响,没有干扰和妨碍,正气即可生生不息。那些拘泥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理论,拘泥于“正气充盛则病邪自退”说法的人,不晓上述道理,欲在治疗中泛用补益,以期获得“正旺邪退”之效,殊不知如此处理在理论上和哲学上虽然有其道理,但在治疗实践中往往行不通。因为如果邪气未退而用补益,不仅可能滞邪留邪,还可能助邪;而且由于有邪气阻碍,正气却得不到丝毫的补充。刘氏说,攻邪论并非金人张子和的发明,它是张子和根据张仲景《伤寒论》等著作提出来的。《伤寒论》治病就以祛邪为主,汗、吐、下、清、消诸法,俱是攻邪,不惟三阳病治宜攻邪,即或三阴病,其因于邪实而要用攻逐方法者也不少。基于这样的认识,刘氏在临床上诊断辨证时注重对病邪的辨认,治疗时注重祛除邪气。一肾炎患者浮肿少尿,他医作肾虚治之,不效。刘氏辨证曰,身面肿而脉浮,邪在表而肺气不宣,水之上源不清,当发其汗。用越婢加术汤,一剂汗出肿减,再剂小便利而肿消。他曾告诉学生,他早年在大连行医时,只知腰为肾之腑,腰痛者,肾虚也。于是治腰痛每用六味类补肾,往往收效甚微。后来知道腰痛多有湿热及水气所致者,用清利湿热或化气行水之法收效甚佳。他还指出,就目前临床所见病证来看,病证谱总的表现是,阳证多而阴证少,实证多而虚证少,热证多而寒证少。形成这种病证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处于风寒暑湿燥火之中,既得其益,亦可能受其害。此正如《金匮要略》所言“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六淫侵入身体,治之便当攻邪。从内因来讲,脏腑机能易于亢进,如心火过盛、肝阳上亢、胃热过激等。即使脏腑功能低下,但脏腑功能的低下又易于导致继发的病邪,如瘀血、痰饮、宿食等,而形成虚实夹杂之证。此外,如今人们生活富足,营养过盛,体内多有积热、蕴湿、痰饮、食滞。况且人们喜进补品,无病之时经常服用,既病之后亦用补益。医生亦有不少迎合病人心理,或漫无主见者,病人欲补即补之,以致目前用补之风愈演愈烈。诸如此类,便使邪实之证更加多见。这是应该引起医生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治疗时,实证自然要祛邪,即便虚实夹杂者亦要以祛邪为主。扶正以祛邪是间接祛邪,多宜于在正虚不任攻逐之时使用,否则收效不佳,不若用药直接攻邪取效快捷,待邪退之后再议扶正。所以“攘外安内”较之“安内攘外”的方法更为常用。

刘氏指出,临床医生要注意对假虚证的辨认。在不少情况下,本为邪实之证,却表现出一些虚弱的症状,为医者不可被这种假像所迷惑,误认为虚而用补剂。如身体壮盛之人,暴受邪气,或外感风寒,或内伤饮食,本气未必皆虚,受病之后,反而出现虚象,如动作衰乏、四肢无力、恶食、呕泻、少气、虚冒之类,此邪实为本,治之但当亟去其邪,不必误以为虚证或顾虑虚其正气,用药牵制。如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病毒性肝炎,其主要的症状之一是体疲乏力,不耐劳作,祛邪治之,患者即感身体轻快,补气治之反而会使症状加重。

刘氏在临床上常用发表攻邪、清泻里热、通泄腑实、除湿化浊、疏肝解郁、攻逐瘀血、利水化饮、镇肝熄风、化痰散结、行气导滞等方法,所治疗的病证十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