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热的冷思考------《扶阳讲记》评析

按一般的原则,对一学术流派的评论首先应该从源头说起,也就是说谈论“火神派”应当从郑钦安的主要学术观点入手,逐步向下探索,进一步分析其门人的发扬和拓展,这样会显得脉络清晰,也易于把握“火神派”的精神实质。

然而,我想用另一种形式谈我读“火神派”书籍的一点体会,即从末端逐渐向上溯源的方法,把现代“火神派”的主要思想和郑钦安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这样可能有助于大家正确看待现代热销的“火神派”著作的内涵是什么?背后倒底是什么?

“火神派”热潮的兴起,卢崇汉、刘力红可谓功不可没。卢氏的《扶阳讲记》借着《思考中医》给中医带来的学习热潮,销售得极为火爆,从2006年7月第一次印刷到2008年8月仅一年的时间,一共印了5 次,总印数达31000册,在当今原创的中医专著的销售中实属罕见。然而,在一遍赞歌声中,开始出现“不和协”的音调,一些中医有识之士,开始以冷静的思考去看待分析《扶阳讲记》真正的学术价值,客观地评价《扶阳讲记》给学习中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在此我想和学习中医的朋友们谈谈我读《扶阳讲记》的感想,所有观点仅从学术上进行交流,其中可能出现大家不认同的东西,欢迎争鸣。

一、卢氏诊疗统计数据的可信度

在《中医名家网》里有人写了这样一段话:
“作为火神派的忠实粉丝,余不欲,不愿,也不忍公开此贴。然仔细推敲,觉此案当非空穴来风,当卢先生大言全年仅用42味药,治疗有效率达98%以上时,余就有些怀疑了现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将它从中医名家网转载到此,望大家冷静分析,客观品评此事。”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的推测,有人在开始怀疑卢崇汉教授所说的数据真实性了,也就是说有人在怀疑卢崇汉教授的做学问的诚信度了。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扶阳讲记》第2页,卢氏说他一年共诊治了2745人,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处方,在这20076张处方,用姜的有20016张处方,包括生姜、干姜、筠姜、煨姜、黑炮姜等占99.7%;用桂的,包括桂枝、官桂、肉桂等有19825张处方,占98.8%;而附平之类的药物包括天雄片、黄附片、黑顺片、熟附片、制川乌等占96.8%,一共有19423张处方。

从上面我们以做一下推测,卢氏所看的疾病,至少有19000号人是桂、附、姜同用,也是是说在他所诊治的疾病中,按中医证治的常理的来分,至少有95%以上的病人是阳气不足,而其它证型的病人则廖廖无几。对此,可能是读者感到疑惑的原因之一。而在该书第134页,刘力红教授说其跟随卢抄方一下午,几十个病人没有一张处方用了附片,其提出的理由是“确确实实发现现在的附子有问题”,而卢氏前面统计的数据又是何年的未作交待,有人怀疑其可信度也在情理之中了。

卢氏统计数据令人生疑的第二点是,卢氏在其书中第4页说,他10余年前一个半天就要看40～50号病人,坐过门诊的人都知道,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想把全年一个人所有开出去的处方都完整的抄下保留几乎可能性很小,卢氏未能清楚的交待原始数据的收集方法,其数据的原始资料的可信度让人怀疑也就难免了。

卢氏治疗的有效率在98%以上,统计了一年的处方“所涉及的病种共有83种”,而全年所用的药物只有42种。他在《业医悟感》中说这些病人的治愈率高达92%,对其有效率姑且我们不妄加以讨论,而这种有效率肯定是“上上之工”,卢氏在其书的后面着重阐述扶阳的对临床疗效的重要性,可以将此看作是后面讨论所作的垫笔。但83个病种,只用到42种药物。而在其书第4页卢说一个个跟他抄方的博士统计了他的700张处方,涉及47个病种,仅用了27味药物,更是令人惊叹。我在初读到《中医火神派探讨》开始怀疑是张存悌教授摘录错误,后来读到《扶阳讲记》才确定是卢氏原说。对卢氏用药之精纯实感出乎我的见识。应该说卢氏的统计数据比较可信,如卢氏统计数据有问题,那么他在书中极力主张的“人的生命以火立极”学术观点就缺乏临床实践的基石了。并且卢崇汉教授所主张的很多扶阳理论已经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郑钦安的已原意了,有了很大的发挥。这通过通读《扶阳讲记》我们不难明白,在下文我会谈谈我对卢、郑学术观点异同的比较。

关于卢氏统计的数据我们不能妄加评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把握卢氏学术经验,取其精粹,用于临床,服务患者。

二、卢氏的扶阳理论与郑钦安学术观点的比较

香港大学中医学院寨王潮在网上发文“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一文,文中说到:“火神派传人,更加把郑氏此‘阴阳当分清论’,变成了‘有阳无阴论’,甚至有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以及李可‘从未见过一例纯阴虚患者’等等类似的言论在流传着。”认为现今的“‘火神’并非郑钦安原意’”、“随意演绎、以偏概全”、当今的火神已经错解了“阴阳”二字的内涵。http://www.tcmbbs.com/read-htm-tid-19578-page-1-fpage
寨王潮的论文比较全面的讨论了火神派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了个人的不同看法和见解,尽管与今“火神热”不相适宜,但其说有理有据,实是一篇难得之佳作。

赛的文章点名指出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有违郑氏学术理念,其说是否能成立,有必要把《扶阳讲记》的扶阳观点和郑钦安的主要学术观点加以对比分析。

1.郑钦安的“阴阳至理”浅说

作为被称作“火神派”的鼻组郑钦安,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已故中医名家何绍奇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价:“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其理论实以《内经》为宗,其临床则‘用仲景之法’,宗《内经》则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因此他的真传就是:‘认证只分阴阳’,‘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如此,则仲景之四逆、白通、理中诸方,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又说郑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火神鼻祖”郑钦安最为强调阴阳两纲,他主张临证应以阴阳为实据,明辨内外,判明阴阳,认为“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倡导学者务必在阴阳二气上求之。他在《医法园通·用药弊端说》:“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在《医法园通·胃病不食》中不仅强调胃病阴阳证辨证,还着重指出:“以上内外诸法俱备,学者务要仔细理会…至于变化园通,存乎其人,又安可执一说而谓尽括无遗”。郑钦安并不只是囿于温热药物的使用,其用药的思路遵循阴阳辨证的规律,这在郑氏《医理真传》一书中明朗可见。

郑钦安对姜桂附等品的运用是从阳虚证的根本病机出发的,有明确的适应症,并非毫无原则的一味滥用。他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中明确指出阳虚证的,辨证要素及立方治疗原则:“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

郑氏强调辨病治病“工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认为“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认证只分阴阳”,以阴阳统分万病,他说““万病不出阴阳两字”,“凡遇一症,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 。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后接着就写有“辨认一切阴虚证法”: “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阳气二字,指火旺,郑说的阴虚病实包括阳热火盛证)……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

对于阳虚之人,郑氏崇尚仲景之治法,他说“在上者,仲景用桂枝以扶心阳;在中者,仲景用建中、理中以扶脾阳;在下者,仲景用四逆、白通以救肾阳。”除善用桂、附治阳虚证外,郑氏同样亦精于阳热证辨治,在其《医理真传·阴虚证问答》中共设二十九症进行探讨,病机多为元阴不足、脏腑火旺,治法多为养阴清热降火、峻补真阴,方药多用导赤散、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大承气汤、葛根芩连汤、六味地黄丸、大黄黄连泻心汤等泻火清热养阴之剂。可见“火神鼻祖”治病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姜附”之间。在《医法圆通》中,郑氏一句‘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在《医理真传·卷三》中说“大承气汤乃起死回生之方,也泻火救阴之方也……仲景立法,就是这元阴元阳上探盛衰,阳盛极者阴必亡脉阴不可不急,故药之分两(指大承气汤),不得不重……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不得不重。二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功,仲景一生学问,阴阳攸分,即在此二方见之”,已经完全告诉了我们,他绝非重附、桂而不用寒凉。这与目前“卢火神”一味强调桂附治法有霄壤之别。如果通读过《医法园通》的朋友一定有同感。

可见郑氏强调阳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针对当时医家孝寒凉、恶辛热,“病家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之世之通病的境况,所作的救偏补弊之举。其立论不偏,用方阴阳指征明确,虽强调桂附温阳药物的起死回功之效,但并不否认寒凉攻下之品的力挽狂澜之功,只要通读过郑氏著作的读者当无异议。

“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 “认证只分阴阳”,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突出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和作用,是郑氏临床辨证的最基本的学术思想,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他说“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 这一学术思想通篇都贯穿在他的著作中。

要真正做到对郑氏的学术思想全面了解就必须阅读其原著,只有这样才能理弄清“火神派”鼻祖真正的学术思想,避免盲目追随现代“火神派”,错误把姜、附、桂当作万病之良药。

我们再来看看郑氏的再传弟子卢崇汉教授《扶阳讲记》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很容易发现卢的扶阳理念和郑氏学说有着极大的差异……

2.卢氏的“阳主阴从”理论

通读《扶阳讲记》,我们不难发现,卢氏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医阴阳学说里面,它存在“阳主阴从”的关系。”并且这一点一直贯穿于他的著作中。我们先看看他的“阳主阴从”的立论理论依据。

1.《周易》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能统天。”坤元呢?在论述坤元的时候,它提出了“乃顺承天”并且在《乾凿度》里面提到了“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
2《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

在判定卢氏立论的依据是否合乎《内经》、《伤寒论》的原旨之前。有必要看看卢氏是如何理解上述引文并得出“阳主阴从”的理论的。
卢说:“在先秦的时候,先秦诸子百家在他们的一些著述里面,也明确的谈到了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到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在《周易》,它的论述,在这个著述里面,它明 确的谈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能统天’ 。坤元呢?在论述坤元的时候,它提出了‘乃顺承天’。它强调了什么呢?在这个著述里,它强调了‘阳’在万物的生命活动当中,它应该居主导地位。‘阴’应属于从属地位。并且在《乾凿度》里面提到了‘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这说明阳气是构成我们机体化生四肢百骸的原动力。如果没有阳气,也就不能够温煦化育,如果没有阳气的温煦化育,阴也就不能够独立存在,更不能够发展壮大。在《内经》里面,实际上重阳 的思想也是很突出的。在《素问.上古天真论》,它指出了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真阳之气,才能够达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钦安的弟子卢铸之,也就是我祖父,他在他的著述里面就谈到了,“人之生存,纯在天地之中。阴阳之内,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阴阳之机而转。业医者,须识得 《内经》所论‘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等奥义,说明了阴阳之虚实、变化之盈缩,刻刻都随五行变化之中,上、下、内、外,息息相通,一刻都不停息,昼作夜息,为养生治病之一大纲领。他说的这个纲领,实质上是提示我们应该认识到阳气的极端重要性。”

由此认为,“我们人体生命有活动,它始终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就是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都是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也就是在阴阳的动态平衡的、阴平阳秘的状态也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的动态平衡,以阳为主导的阴平阳秘”。 “阳”在万物的生命活动当中,它应该居主导地位。“阴”应属于从属地位。论病识病力主“阳主阴从”的相术观点,崇尚“阳气宜通”。

“在疾病的病因、病理方面,卢氏认为,很多疾病的病因病理,都是因为机体的阳气的虚损、郁结,或者邪气伤阳。这样导致的发病。”
“在治疗方面,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卢氏强调扶持和温通阳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治疗原则。”

在这个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卢氏提出了“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这一种学术见解。谈到治病立法应当以扶阳为核心。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在《扶阳讲记》的第67页写出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内经》的作者和仲景也都受了重阳的思想。郑钦安也好,卢铸之也好,都始终强调以阳为根本,甚至提出了‘天下没有阴虚’的观点。” 卢铸之的著作我没有读到,但说郑钦安认为“天下没有阴虚”值得怀疑,不仅在郑的著作中没有看到这句话,而且郑氏在他的著作中始终以阴阳为纲,讨论温阳的时候并忽视益阴治疗论述!是否我的阅读有疏漏、看法不正确,请诸位明哲指点迷津。

“病在阳者,扶阳抑阴”来自郑的观点,符合经旨,对临床有很大指导作用。

对于卢氏提出的“病在阴者,用阳化阴,所用的药都是以姜桂附为主的药”则难以理解,卢氏的自我解释是“在临证上,阴虚的本质仍然是阳气不足,这是由于阳气化生阴精的功能受到影响,才会出现阴阳两者关系的失调。所以……姜、附、桂不但不会伤阴液,反而能够促进津液回生,从而起到阳生阴长的作用”,但这一理论的在具体运用,卢氏并未举例加以说明。按常理来说阴虚证予以大辛温之品无疑是火上浇油,“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实难使人理解。此与郑氏的“阴虚真面目,治当益阴以破阳”的治法是大相径庭。已完全摆脱了郑钦安的告诫:“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

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毛以林 于 2008-2-8 12: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