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民初留学运动对中医发展的影响

刘理想

1 引文

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人员更多;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从而形成了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

一大批学成归国者,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多主张向西方学习使中国国富民强。在文化学术上,他们利用在国外所学的知识,反对封建主义,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力提倡科学和民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空前的批判,其在中国的医学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本文试图结合当时一部分有留学背景人物对中医的态度言行,来探讨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以期对今天能够有所启示和教益。

2 对中医的批判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留洋派大都采取以西例中的方式来批判中医理论。如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早年曾被清政府公派英国留学,接受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他极为推崇西方科学,认为它“公例即立之余,随地随时可以实验。如水至热表四度而结冰,空气于平面每方寸有十斤之压力,此人人可以亲试者也。”[1]而对于中国原有之学术,其认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配,吾九星吉凶之各所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2]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留日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鞭挞的同时,将中医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其评判中医完全以当时西医为准,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3]

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系统学习西医知识后,“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4]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对中医进行猛烈的批判,一方面与他在留日期间所接受的西方科学和医学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与其父的去世不无关系。在他看来,父亲是给中国庸医害死的。

这种以西例中、以西方科学来对照中国科技、以西医来比较中医的方法在当时留洋派中几乎是一种公式,有的甚至将此作为判断一种学术“正当与合法”的黄金标准。如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毛子水即认为,“根据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及分析化学等而谈治病的,就是医学的正轨。虽然现今欧洲的医术不能说得已达到究竟,但是设使医术果有一个究竟的地方,必定是从这个正轨走去的。倘若一定要迷信五藏属五行的原理,靠着寸、关、尺脉息的分别,恐怕一万年也达不到医术的究竟。”[5]中医是否科学甚至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反复辩论的话题。

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及其“形式和方法”成为是否“科学”的评估标准后,中国所有的既存学术实际上都面临一个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中医学自不例外。而科学,诚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3]科学在近代中国达到了“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3],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

中、西医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难以采用同一标准,如非以西医的标准来对照中医不可,那么中医就会处处显得“不科学”了。当时留洋派大都受西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思想影响,很少有人接触和掌握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识不到中西医学比较中的不可通约性,因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因中医的“不科学”,而对中医采取一种批判反对的态度。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医科大学的郭沫若即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医理论,“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6]鲁迅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信。”也曾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甚至认专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8]。

由反对中医、不信中医,进而相当一部分留洋派甚至在生病时拒绝请中医医生诊治,如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哲学上,他深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崇尚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信仰新医学”,即使病重亦不肯请中医治疗。“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的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9]至于说坚决不肯看中医的,在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留洋派中,决非丁文江一人。郭沫若就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6]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早年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教育,并于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一生崇尚西医,对中医持怀疑态度,在其晚年患肝癌期间,北京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用中药。就连出生于中医家庭的严复,也对中医视若畏途,他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当然,我国早期留洋派能够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并为中医发展作出贡献者也不乏其人,如丁福保、赵橘黄、阎德润等。但是对传统文化大加抨击,对祖国医学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极力批判的在他们中占有绝大多数。当时,他们用绝对的眼光、形式主义的方法看待问题,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而西洋文化一切都好。在对待祖国医学问题上,完全以当时西方医学知识的是非为是非,即以他们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中医理论,相合则予以承认,不合则指为虚妄,他们只注意到中医理论中存在的概念直观性、模糊性和微观研究等方面的不足,但对中西医学比较中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却认识不足,对中医理论的不同层面缺乏具体分析。这种做法既失之简单、武断,也缺乏严密的论证,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失之偏颇。

延续了几千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作出贡献的中医学毕竟确有其可观的疗效。这一点即使是当时批判中医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不得不承认,但他们却将中医的疗效都完全归结为中药的功劳,而对中医理论则始终持反对的态度。这也成为后来“废医存药”派的主要理由。如郭沫若曾说,“我反对中医的理论,我并不反对中药的研究”[6],“我对于中药的研究,不仅不曾反对过,而且认为他有极光明的前途”[6]。就连批判中医最为激烈的余岩也认为“欲保存国粹,于方药尚有一线希望”[12]。在医学界中西医论争的过程中,许多即使是不参加争论的非医学的留洋派学者文人也都从内心从舆论上支持西医的立场,如周作人所言:“我与医学完全是个外行,既与西医无亲,亦与中医无仇,不想帮了那个来打那个,只是从我的立场看来,我是十分重视西医的,因此我衷心地期望它的发展,希望它的胜利。”[8 ]。在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两篇激烈批判中医的文章后,胡适作为当时《独立评论》主编,不但发表了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而且还转载了先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所谓国医》,并为之写了编辑后记:“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13]

在近代中西医论争中,特别是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中,主废论者占据了上风,这与大部分留洋派的学者文人对中医的批判及对西医立场的支持不无关系。尽管有恽铁樵、杨则民等中医人士力图挽回,但《内经》作为中医学经典的地位仍然受到了严重威胁。由于当时中医人士对现代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及当时中医界只有极少部分人接触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多数留洋派批判中医理论面前,他们为中医的辩护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论争中,如阴阳五行运气等学说都几乎遭否定,被看作是迷信、玄学和封建糟粕的代名词,几无存身之处,中医界或多或少地被迫接受了这种现实。对中医基础理论渐失信心的一种表现就是中医界转而崇信《伤寒论》,使得近代治《伤寒论》者增多,其实质即是从疗效人手,希望用疗效来说明问题,力图维护中医学的继续发展。另一种表现是“中医科学化”思潮的产生,其原意就是要引入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整理,以适应发生了巨变的生存环境,使中医在近现代不致丧失改进和发展的机会。此外,对中医的批判也为当时政府和反对中医派歧视、打击甚至废止中医的活动提供了舆论支持,使得近代中医地位愈来愈无法保障。

3 废止中医言论及行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挨打、“自强”不能的情况下,先进的中国人把救国的希望投向在西方学习的道路上。特别是东邻日本,原与中国一样处于落后受侵辱的境地,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使得其迅速堀起,并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巨大差异,使国人如梦初醒,震惊之余,随之兴起了席卷全国的学习日本的浪潮。留日学生l 896年时仅13人,而在1906年竟达17 860余人[14]。其结果,连中国近代的军阀3/4都出自日本军校,中国近现代的学者文人也有不少留拿日本,医学界自不例外。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外,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又占了相对多数。这些人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日本国势日盛之时,将汉医列在废止之列,至1906年,基本达到了废止汉方医的目的,而近代医学得到了飞速发展。所以鲁迅学医期间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4]。

本来许多留洋学生深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用西方科学评判中医,本身已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的中医观,加之又亲眼目睹了日本消灭汉医的结局,进一步发展成在中国废止中医发展西医的思想,这种仿日热潮陷入某种程度的盲从。他们把近代中国医药卫生状况的落后归罪于中医,把中医药的存在视为中国落后的文化根源。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也可以照搬日本全盘西化的方法,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国势。在医学方面只有学习日本对待汉方医的政策,消灭中医,才能在中国发展现代医学,摆脱“东亚病夫”的辱称。如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接见申请为学会立案的北京中医学会代表时即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15]他对中医的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消灭汉方医如出一辙。

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国民政府要员褚民谊一贯歧视反对中医,在国民党政府的中医政策制定过程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他曾说:“在昔吾国非无医药,顾所谓医者恒参以晦涩之理,阴阳之说,药则全恃草本为之。……今各国医学已无不科学化矣,独吾国社会积习相沿,抱残守缺,社会人士,仍多崇拜旧医,菲薄新医,此则观念错误,思想陈腐,尤不可不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知天演定例,优者胜劣者败,医学科学化,在20世纪中,已成为不易之定例也。”[16]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拟订“国医条例(草案)”,在讨论中,汪精卫极力反对,他认为“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并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17]。当条例 送立法院审查时,汪致函当时立法院院长孙科说:“对于所谓《国医条例》,弟意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以行政权,恐非中国之福。前在中政会议上已再三痛切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祷。”[17]汪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之敌视反对态度,不能不说受到日本对汉方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医学界“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是余岩。早在1914年留日期间,余就作《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完成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其后又陆续发表《六气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等文章,极力主张“医学革命”,把中医学视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障碍。他认为“医学革命扼要之点,在于葆真去伪。阴阳五行,伪说也;寸口脉诊,伪法也;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伪学也。吾人之所以竭力主张医学革命者,欲祛除此伪也。”[15]他所谓的“医学革命”的核心就是废止中医或废医存药。他断言:“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15]其留日同学汪企张更是废止中医的急先锋,著有《二十年来医事刍议》,主张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1929年又上书卫生部诬中医界的反废止中医斗争为“拳匪式的爱国运动”[18]。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由曾留美的当时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通过余岩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提案中关于中医考试复训、禁上宣传传中医、禁止中医办校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使摧残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15]。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刘瑞恒、褚民谊、颜福庆等17人,他们几乎全都是曾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多数是废止中医派,而中医无一人参加。在此情况下.废止中医的提案能够一举通过,也就不难想象了。

清末民初留学海外的归国者中,许多人主张学习西方,把先进国家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来,其本意盖出于科学救国。但废止中医的政策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医学界的诸多不同,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情,盲目照搬数十年前日本施行过的办法,实际上已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尽管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在当时从数量上来说,在整个国家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低,但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影响却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局。如再加上当时教会学校、中国自办的西式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从总体上说影响更大,几乎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他们对待中医的言行态度对近现代的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应该说,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及废止中医的言行在近代中国社会废止中医的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虽然批判、废止中医的行动由于中医界的抗争,最终没有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但却推动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中医采取种种歧视限制的政策、措施,使祖国医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使得中医在近代中国发展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