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关于“中医科学化”的一场争论

张守杰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五四”运动,高举“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这自有先进的一面,但有些斗士尚未掌握唯物辩证法,在摧毁旧文化时,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列入了扫荡的范围。这犹如倒一盆脏水,却把盆中的小孩也一起倒掉。中医学也被他们作为“旧文化”而遭受抨击,鲁迅、郭沫若都就是这样。鲁、郭在日本接受过西医的教育,但没有好好读过几本中医书,就把中医作为“旧医术”而加以摒弃,这从鲁迅早期文章中可以明确感受到。当然,鲁迅后来也对自己的偏颇观点有所修正,他曾开出“乌鸡白凤丸”处方给萧红,因此治好了她的妇科疾病。郭沫若亦是如此,直至1944年10月,他还在《新华日报》著文提出他的“中医科学化”的观点。他认为中医不科学,需要“科学化”,而且是“不化则已,化须彻底”。首先是对中医大夫进行“再教育”,需学习全部的西医教程方准行医。关于中医学(郭沫若称之为“旧医术”)可作为历史研究而加以整理。这“只是文献上的问题,与行医无关,在医学院里不作为必修科目,只须有志者作为研究问题。”言下之意,中医理论只能束之高阁作为文献研究,不能用来指导临床。郭沫若认为“关于中国药最值得研究。中国药多是草根、树皮、果仁、果壳之类富于维他命的东西,对于我们吃白米的人,尤其常吃脂肪油大的有钱人,倒是补充维他命的一个来源。中国大夫之所以能够维持其信仰者,就因为有这种万应灵丹的效用。”郭沫若还嘲讽说:“人体本来是有自然抗病力的,些微的病症或外伤,自己就可以医好,无须乎仰仗医药。俗语说‘不吃药为中医’(中等医师之意),也就是明白了这一点。不吃药本来可以好的病,吃了些草根、树皮、果仁、果壳又增加了些维他命,同时或许还忌油荤,使肠胃减少负担,那当然是很好的,因此中药也就显得特别有效,而中医大夫有的也就灵验非常……然而说穿了,却只有那么一回事。”郭沫若重弹当时流传“废医存药”的老调:“不过中国民间或许有些奇效灵验的秘方流传,倒不妨由国家出重价来收集,考验它是否真有效……然后加以提炼。”郭沫若提出:“最要紧的是要多设科学化的近代医院……医师如中国人不称职,不妨以重金聘外国学者。” 最后郭沫若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郭沫若对“中医科学化”的议论,理所当然受到了当时中医界人士的强烈批评。当年10月,有一位叫颜公辰的医师发表了“读《中医科学化的拟议》后的商讨”一文。颜公辰学贯中西,“研究医学是不分中西的”,他提出:“医学在中国未必分中西,一部中国的内科学应该中西治疗并列起来,中药能治愈的病,何必一定要抛弃中药而采用西药呢?我平日临诊大半用中药,效果很好。”他举了临床的病例:“我在两年前认为中医治阿米巴痢疾无效……后来我看到聂云台先生用中药苦栋子与阿魏制成的丸剂治愈阿米巴痢疾的报告,我不禁高兴起来,又照聂先生原方配制丸剂在临床上试治了几个阿米巴痢患者,均告痊愈。其中一位本身是西医,他为证实此丸的效用,特意由医院检验证明无阿米巴痢存在,这使我对此丸的治疗信心益坚。以后我也治好多人,成绩都很好的。此丸不但治阿米巴的确有特效,凡是普通由肠炎引起的赤白痢也能治愈,得这个例子可以知道中药还是有许多新效用没有发觉,正待我们去研究。”颜医师还举例用发汗法加《伤寒论》中的抵当汤加味,治好了3位当时西医极难治疗的伤寒。他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为枉死城里的伤寒鬼向西医大声疾呼,中医治伤寒的方法,应该引起全世界极大的注意和研究,不要自私和偏狭,以为国医只能治愈自己会好的病,它更不能把病误治。”针对郭沫若“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的论点,颜公辰批驳说:“这样的话以前西医余云岫先生早说过了,这种对中医的认识太粗浅,太庸俗了。难道中医治好的病只是‘信仰’和‘维他命’的效果吗?西医治不好的病,不是中医也一定治不好,初期、二期之间的肺病,中医确能治愈。(如陈果夫、西医张公让的肺病,都是中药治愈的……)”“要批评中医学术,先得自己研究它一个底细,下一番化验和临床的工夫,用科学来验实价值如何,不要偏狭地含混地批评。”针对郭沫若讲的中药仅是“含有维他命”,颜医师指出:“中药和古方,很多有单效,如石膏、青蒿有显著的退热行用,大黄、巴豆的通大便,麻黄、淡豆豉的发汗……都有确切的治疗作用。古方中像四逆汤的强心活血,功胜西医的盐水针,白虎汤的退高热兼治神迷谵语等神经受热症状,十灰散能上血,六味地黄丸神经衰弱,都是有卓效。”颜医师说:“我希望郭先生不要不顾事实的主观,妄评中医,抹煞医学真理。我觉得放弃中医的研究,而只是不明究竟的态度说:‘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这是徒然无益的,更不是学者的态度。”最后,颜公辰在文中提出:“中国医药,创始于神农岐黄,距今四千年,渊源很久。这样悠久时间的积累传到现在,我当然承认中国医药的内容(尤其是理论方面),有的失了时代意义和价值,有的完全不科学,原始的希腊医学也是不科学的,这因为当时时代知识所限,未可厚非。但是对于治疗广泛而丰富的中药以及古人传下来有些合理的治疗经验,我们正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证验,发扬它的真理,不必一味地奴化欧化,缺少了自创、自新、自立的精神。要知道中国民族存在到现在,在学术方面(尤其是医药)不是连一点根基也没有,不要太没自信和努力的勇气来创造我们的将来。”“今天,中医科学化,更需要中西科学同志贡献更大的努力。”

郭沫若于1944年10月31日作文《复颜公辰》,声明自己“并无偏袒之念,也别无其他私图。”并重申“我对中医无信仰,对中药认为大有研究价值。”并提出颜文中的治愈病例太少“科学实验必须例数多,方能得出断案。例数要愈多愈好,如仅一二例之治疗经验则断案尚不宜早下。”针对颜公辰提出的“要批评中医学术,先得自己研究它一个底细。”郭沫若表示“承教,有机会自当多多学习,多多研究以期对此问题有所贡献。”

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又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改变了以前认为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的观点,说“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肾脏病,戈宝权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医之药而愈。”同时郭沫若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他继续重申“我对于中医和中药是把它们分开来看。我反对中医的理论,我并不反对中药的研究。所谓中药的研究,在我的意思是要用药学的方法来加以彻底的检验的。”“总之,我对于负责任、有良心的医师或医学研究者,无论新旧,都是极端尊崇的。我对中药的研究,不仅不曾反对过,而且认为它有极光明的前途。但对于中国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都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

从这场争论中,可以看出,郭沫若至少有以下几点进步。首先,他原先认为中药只是草根、树皮、果仁、果壳有点维他命,以后认识到中药确实是能治病;其次,他从原先提出不经过西医学习就“一律禁止中医行医”,进步到对那些“或则先精旧术而旁涉新医,或则先专新医而转研旧术”的“学通中西”的医学家们表示了敬意;再次,他从居高临下式地对中医的指责,进步到承认自己学医不精,对中医无独到的研究 ,因此,“要来参加讨论,实在还不够格”。但是,郭沫若还是坚持“废医存药”的观点,并“极端反对”阴阳无行理论。然而,郭沫若毕竟是位大师,他在1947年编《沸羹集》时,照样把颜公辰批评他的文章,作为附录收入他的文集中,保留了这一段历史资料。

十分有趣的是,与鲁迅一样,郭沫若在晚年对中医学有了新的认识。在1958年,他响应毛主席“百花齐放”的号召,写了101首诗,赞美100种花,其中许多花都是中草药,集为《百花齐放》一书。郭沫若此时俨然成了“老药农”。例如赞“蒲公英”:“中国大夫知道我们的药性,他们会用我们来治病人。”赞“桔梗”:“桔梗在中药中常见的药名,伤风、咳嗽、消化不良都用我们。”赞“决明”:“可供食用,吃了能使眼力更尖。”他还风趣地嘲笑别的不懂中医的诗人:“今天的诗人很少知道我们,无怪乎他们的眼力有点昏昏,连诗词的好坏也不能辨认。”此时此刻,他早把当初“至死决不麻烦中国郎中”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