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 第三章 (上)

第三章:中国文化的社会基础

文化是建立在社会之上的,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反过来,文化是为社会服务的,什么样的文化就规制着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社会的变革必然要与文化的变革同步进行,同样,文化的变革也必然要与社会的变革同时进行,只有这样,文化的或社会的变革才能实现。文化与社会紧密相联,不可分离。
一、 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经济状况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叫自然经济,它以农耕为主,手工业、牧业为辅,中国文化是随着农耕的出现而产生,随着自给自足生存方式的确立而形成,并随着这种生产生存方式的普及和发展而普及和发展起来的,因之也被称为农耕文化,或叫农业文明。中国的社会历史,就生产方式来说,就是一部农耕史;就文化来说,就是一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史。中国文化就是产生于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为农耕这一生产生活方式服务,同时还固执地抵制和排斥一切改变和干扰这一生产生活方式继续进行的企图和行为。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性,就来自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性。
(一)、经济基础的主要特点
1、相对单一的农耕经济
农耕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占社会总生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手工业和畜牧业是在农耕的闲暇之时、或由老弱妇幼们从事的副业。单一性农耕经济的形成,在于农耕对于人类生存的巨大保障作用。在狩猎时代,人们过着半饥半饱、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人的生存毫无保障可言。在那个时代,人与动物并无多大差别,人既是掠食者,又是被掠食的对象,生存的危机时时压迫着人类,而人类又是一个有意识有精神的族类,这种压迫对人的意识和精神是一个极其严酷的挑战。因而,当农耕的可期性和保障性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毫不犹豫地放弃狩猎而选择农耕。中国社会接受农耕不仅非常早,而且是非常迅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就基本放弃了狩猎,而全面地进入农耕。虽然农耕所获得的食物在营养和口感上都不如狩猎所获得的食物,但是,营养和口感与人的生存繁衍的保障相比,那真是微不足道了。农耕对人的生存提供的这种可期的保障性,使先民们找到了家的感觉,使先民们感觉找到了上天赐予人们生存繁衍的正途,是最好的、终级的人类生存方式。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确立,使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秦汉时代中国就拥有六千万人口)。人口数量的增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农耕使人类定居下来,避开了狩猎的危害;同时农耕对人类生存的保障作用使人们的生存状态稳定下来,得以从容地繁衍生息。另一方面,农耕劳作需要强壮的体力,因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成为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保证,尤其是这一生产方式的主力男丁的生养倍受重视。人口数量的增加使生存资料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因而不断地开垦,扩大种植面积成为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如此,土地的重要性日显突出,尤其是平整、接近水源的良田,就成为人们争夺的目标,成为权力控制的主要对象之一。
农耕依赖于土地,土地的广袤性使人口分散开来。农耕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对手工业和贸易以及服务业的需求极其有限,相当多的手工业并不需要集中进行,只需在农闲时由具有相应技术的农民在农村中进行和完成即可,一些手工业和贸易在定期举行的农村集市贸易中就可以进行和完成。因而以手工业、贸易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规模相对较小,人口集中度不高。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使人们依附于土地,将人口固定在广袤的土地上,经营好土地,就可以获得生存和繁衍,因而人口的流动并不频繁。人口流动性较小,使思想意识、经济生活等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不畅。人口集中度不高、信息交流和传递不畅就使得源于生产生活的文化带有区域性和个性化色彩,而不能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文化(隐文化)。分散开来的民众所获得和接受的外来文化信息主要就是来自于统治阶层的统治意志,统治意志依靠其制度结构可以在整个统治区域内传递,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共同文化(显文化),这就使文化与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分离开来,使文化成为一部分人的文化,使文化活动成为一部分掌握文化的人用以教化社会大众的工具,使生产生活在这种文化的主导之下进行。这一部分掌握文化的人就是统治阶层,中国文化就是统治阶层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
农耕对自然条件十分依赖,自然条件是农耕经济最强大和最直接的制约因素,因而顺应自然、将就自然是农耕文化的基础和核心。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在技术落后、工具简单的时代,农业生产不可能以大规模集约化的流水线作业方式来进行。又由于自然条件和个体能力的差异,小规模的合作生产也只能短期进行。只有以亲情血缘为纽带,人们对关系到其生存状态的利害得失才会有所忍让,这是人的本能所决定的,也是长期的寡的现实所决定的。家庭就是以最亲最浓的血缘亲情为纽带而组成的最小的单位,在这个单位中,生存状态的利害得失是完全一体的,具有荣辱与共的性质,因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耕生产,既是本能的选择,也是自然的选择。农耕对生产者体力的要求较高,属于重体力劳动,农耕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就需要家庭具有足够的劳动力,男子就是这一劳动的主力,因而每个家庭对男性的生养都十分重视。一名成年男子加一头耕牛,就可以耕种十几亩土地,养活五、六口人。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模式,通过对家庭的影响而对社会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2、劳动生产率低,使抗风险能力低下
自然条件的制约和生产技术落后导致劳动生产力低下。自然条件的制约是生产力低下的客观原因。水是农业的命脉,中原地区水利并不发达,河流湖泊较少,大部分耕地依赖于天雨,所谓望天吃饭,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从帝王到民众,无不在乞求风调雨顺。水或天雨的旱与涝对自然农耕经济的制约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它可以使一个较大的区域颗粒无收。再者中原地处温带,夏季时日相对较短,只能满足作物的一个生长周期,而农耕生产的耕作是基于对作物自然生长过程的模仿,耕作中作物的生长完全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然生长。这种自然生长的周期比现在要长得多,而且作物的生长一般是将一年的生长期完全占满,因而对农时节令的要求很高,一年中播种期大约只有几天,错过播种期,作物就会因错过生长期而不能获得完整的生长条件,就不会有收成。同时在自然状态下,作物子实的数量和颗粒饱满程度都与现在相差甚远,亩产量极低,中原地区平均要两亩多耕地才能免强维持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年的粮食需要。而且这个产量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提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原地区平均仍要两亩耕地的收成才能维持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年的粮食需要。
再说耕作技术滞后。中国几千年来的耕作都是刀耕火种、人畜力并用,对土地肥力的保持、农肥的施用、良种的培育以及密度的掌握等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农家耕作完全依靠先辈传下来的经验应时而作。手工业对农业的帮助也就是镰刀、犁耙、锄头、水车等简单的手工工具的打制,中国的农耕方式完全是对自然的模仿,这种模仿并没有得到人类智力进步的改造,几千年来一直就是以这种模仿的方式在进行耕作,两千多年前人们用什么工具,怎样耕作,两千多年后人们仍然用同样的工具,并进行同样的耕作。中国的农业文明不过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文明。
生存资料储备薄弱也是抗风险能力低下的一个原因。由于人口数量增加,劳动生产力又低,因而使农耕对生存的保障作用降低,也就是说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并不丰盈,社会积累相当薄弱,生产供给消费后的剩余并不多,社会财富的积累在大多数时候是以实物形态进行,只有官府和极其富贵之家在仓满囤高之后才贮藏货币金银,整个社会抗风险能力十分低下,一有天灾人祸,生活立刻就不能继续。在所谓康乾盛世之间,庸正皇帝对西北用兵,二十万多军队短短三年就耗尽了国库积蓄,而此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已近四亿,以四亿之众养二十几万征战之兵三年,就使清王朝不堪重负,可见国之不强,民之不富。
3、生产技术的个人占有性质
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社会权力由统治集团占有,土地由帝王、地主和小生产者占有,劳动者占有的除了简单的生产工具外,就是生产技术。生产技术是与生产直接相关联,并作为一种劳动技能而存在于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之中,是劳动者所占有的赖以生存的最大无形资产。由于生产技术的无形性特点,生产技术只能在具体劳动中才能表现出来,并最终由劳动成果来予以体现,而技术的差异,也最终体现在劳动成果的差异上。但是,对于农耕劳作来说,生产成果的差异并不能确定地体现生产技术的差异,农耕除了受技术差异的影响,更主要的影响还来自于土地、种子、水、肥等自然条件的制约。相对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技术的差异在农耕生产中对劳动成果的影响要小得多,农耕技术主要体现在对农时节令的把握上,而对农时节令的把握并不是可以保密的技术。农耕中的自然条件是上天安排的,人们只能选择而不能改变,因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并不重视农业技术,一般认为农业除了需要强健的体力,并没有多少技术可言。生产技术的私人占有只是在手工业中才具有实际意义,手工业产品的好坏优劣,基本上取决于手工业劳动者的生产技术,这种技术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劳动成果的价格,也就是影响着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因而农民在农闲的时候所要学习和训练的不是农业技术,而是手工业技术。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技术是一种经验技术,是若干代人从事同一手工业而逐渐积累并流传下来的经验集合。这种经验技术具有较强的保密性,一般不会轻易外传,只在家族内或具有某种特别关系的师徒之间传递。由于这种保密性和只能在劳动中体现的特性,生产技术只是民间的一种生计门道,并不为社会上层所重视,因而缺乏专门的研究著述,十七世纪出现的《天工开物》是对百工工艺技术的记录,具有推广百工的意义,但并未形成对工艺技术的研究,也未形成学科或学派,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小。总之技术因没有文化的参与、没有得到人类智力进步的改造而自生自灭,无以发展。
4、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狩猎,二是自给自足的农耕,三是他给他足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国社会形成以来,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史前完成的狩猎和有史以来的农耕,商品生产和交换正是目前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是与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是紧密联系的,农耕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供给自己的生存需要。
自给自足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生存系统,其生存所需要的物质供给完全依靠其自身的生产来获得满足,同时其生产也以满足其自身的需要为限度来进行,在农耕需要很强的劳动付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封闭性,它自身形成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耗基本上不需要它人或社会的供给,同时它也基本上不向它人或社会提供产品,是一个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的圆圈。在这种方式下,由于没有流通,人与人的交往并不是生活的必须,只是一种纯粹的人情往来,因而人与人的关系十分简单,人与人的交往、交流也十分简单。有关流通的个人权力、平等、货币、信用等都毫无意义,也不可能产生和形成这些观念和制度。在这种方式下,最大的侵权事件就是盗窃,所以中国社会历来最痛恨的就是盗贼。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封闭圆圈所构成的。很多人形容中国社会“犹如一盘散沙”,从社会宏观角度看,这些封闭圆圈不相交叉,相切也很有限,可不就是一盘沙子么?
在这些封闭的圆圈内部,有着比较井然的秩序规则。这些秩序规则是源于人的动物本能而自然产生形成的,即“幼吾幼”,“老吾老”的血缘亲情。由于这些圆圈的支柱是男子,所以男权意识就很发达,发达的男权意识与“父精母血”的进化认知相结合,演化出家长制、夫权制、家族、宗族等等。在这些圆圈的外部,由于无求于外,圆圈与圆圈之间并不交叉,兄弟、嫁娶所形成的只是圆圈之间的相切关系,这种相切关系具有亲疏远近的差别,这能从亲属间细致的称谓中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些亲疏远近的秩序规则是圆圈内部规则向外部的延伸,这些延伸只到亲属为止,并不向社会无限延伸。社会的秩序规则只有依靠天命思想的约束、并依靠统治权力来维持的宗法制度。但在天命思想遭受普遍质疑、统治权力也无法维持的时代,社会的秩序规则就荡然无存,而圆圈内部的秩序规则却能够很好地保存,于是中国的圣人们就站出来,主张将圆圈内的秩序规则无限地向社会延伸,将圆圈内的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秩序延伸或移植到社会,使社会也成为一大圆圈,所以皇帝成了“君父”、皇后成了“**”,官员成了“父母官”。所谓“幼吾幼”要“及人之幼”,“老吾老”要“及人之老”,“孝悌”、“仁义”等就成为了道德的标志。随着这种道德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其所推崇的以这种宗法关系为根本的道德就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这种圆圈文化就形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国的闭关锁国也就顺理成章。
由于自给自足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这个圆圈就是画地为牢的标志,圆圈内的丰盈或亏欠直接影响到圆圈的生存状态,而圆圈外的变化除了天灾人祸一般并不影响圆圈的生存,因而人们关注的重点只在自己的圆圈之内。有些学者把这个现象定义为中国文化的内倾性。由此,物质生产与消耗上的封闭性就导致了思想和情感上的封闭,使得人们保守、落后、愚昧而不自知,产生了自私、自鄙、麻木、得过且过、缺乏正义和良知等等中国人自己都十分痛恨的民族劣根性,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归之为“十大庸俗品性”,也产生了纯朴、善良、勤劳等等的优良品质,从而形成了崇尚节约、诚实、勤劳等等的价值观念,提出了一统(大一统和小一统)、稳定、顺应自然、将就自然等等的社会要求。这种圆圈文化所指向的中心,就是要求以一种思想、一个意志来统一社会、稳定社会,这就是中国专制独裁制度最坚实的基础。
农耕基础上的自给自足虽然能够获得温饱,能够获得静态稳定的社会氛围,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匮乏的经济体系,供给不足时时地伴随着人们,因而圣人们的“均、正、中、德、公”等等思想主张才具有广阔的市场,才能够使圣人们成为圣人。圣人们的“均、正、中、德、公”作为社会的“粘合剂”,虽不能改变圆圈的结构和性质,却也能够将这些圆圈勉强粘合在一起,除非有强大的力量来大规模地、深刻地破坏这些圆圈的平衡和稳定,人们是不会起来造反或革命的。
(二)、经济基础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
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中国文化起源于人的动物性本能,成长发展形成于农耕条件下的小农经济社会,寡是这一经济基础的主要特点,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中,农耕都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生产生存方式,寡也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也就是基于寡的社会现实而成长、发展、形成的对于寡的克服和应对的文化。
1、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制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特点是生产率低下,因而导致中国社会生存所依赖的物质资料的短缺,这种短缺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逼迫而压迫人的精神,使人的精神围绕着生存及其所需的物质资料而展开。在认识方面,由于人们无法改变生产率低下的现实,因而将这种短缺即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看作是天命的规定性,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秩序,因而人们在思想上只能接受寡的不可改变的现实。寡不可改变,只能改变人来适应寡,也就是顺应自然。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改变就是顺应寡而从狩猎转为农耕,以狩猎为主的生存方式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是危险,狩猎中人与猎物的搏斗经常使人陷入危险,人被猎物所伤所害经常发生;二是缺乏保障,猎物可遇而不可求,人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能够获得猎物,往往是猎物多的时候因无法保存而丢掉,需要的时候又遇不到猎物。农耕取代狩猎,主要就是农耕克服了这两个困难,农耕没有危险,不会使人受伤或受害,农耕有保障,农耕具有可期性,其收获是可期的。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中庸方法论的中和论的运用结果。在人口增加,新的短缺出现之后,人们无法再以改变生存方式的办法来克服和解决,只能以外延式的扩充耕作面积的方式来克服和解决。由于农耕所要求的劳动力较多,因而多生养就成为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方法之一,然而多生养就要多消费,人口也越来越多,因而始终也无法解决短缺问题。在这种状态下,寡不可改变,只能改变人来适应寡,因而对人的改造开始了。中国社会对人的改造是以平均、公正、中庸和道德为具体内容而进行的对个人私心和私欲的改造,由于寡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存在,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私的改造也长期存在。这种改造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任务,针对寡的应对的均、正、中、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意识,中国文化就是围绕这一任务和均、正、中、德的思想意识而形成和构建的,这就是自然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趋势的规制和制约。
自然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另一个特点是抗风险能力低下,这种经济状况最需要的是静态稳定,最害怕的是乱,乱是自然经济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风险。自然经济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人祸,就两者而言,人祸更烈于自然灾害。从时间和空间来看,自然灾害有两个特点,一是区域性,二是时限性;人祸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漫延性,二是持久性。从灾害程度来看,两者都具有毁灭性,但是自然灾害的毁灭性并不破坏既有的人文秩序,人们可以期望既有的人文秩序来弥补自然的毁灭性;人祸的毁灭性则是以破坏既有人文秩序为标志,因而无法弥补。从人的作用来看,自然灾害是上天的意志,人除了按上天的意志去张扬自身的善来求得上天的庇护外,人无法控制和改变自然灾害的发生;人祸则是人的私心私欲膨胀的结果,如果控制住人的私心私欲,就能从根本上剔除人祸,如果按上天的意志来张扬自身的善,使人自我克制住自己的私心私欲,则是上上之策,既求得了上天的庇护,消除自然灾害,又张扬了人性之善,消除人祸。乱就是人文秩序的破坏,就是人祸。因而中国文化的出发点就是要消除乱,就是要消除人的私心私欲,而且要以人的自我克制来消除自己的私心私欲,从而保障经济基础所需要的静态稳定。由于抗风险能力低下,社会生存经受不起动荡,因而消除动荡就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价值凝结。中国文化正是在经济基础的这种要求之下而产生发展和形成的。
2、中国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保护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它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中国文化对其经济基础的服务就是以改造和规制人的思想意识来满足其经济基础的要求,从而达到对其经济基础的保护。
中国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保护就是以均、正、中、德的思想意识来消除人的私心私欲,从而达到社会的静态稳定。这种消除就是改造,即改造人的思想意识。改造人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功能,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改造人及其思想意识的文化,是以社会的要求和需要来改造人的本性的文化,这种改造实质上就是对人性的异化,就是以社会需要来压迫个人的内在精神,使个人精神完全服从于社会要求,从而达到保护经济基础的目的。
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生产分散而规模小,劳动生产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很低,社会积累不足,经受不住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对这种经济基础的损害非常严重,其损害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下降,在动荡中,战争杀戮使人口减少,相当多的主要生产人口不能或不再从事生产性劳动,使耕种面积减少,收成减少,导致人口因饥饿而死亡;二是人文秩序遭到破坏,人文秩序的破坏使人们无心生产,都想在混乱中不劳而获;三是生产因失去保障而失去可期性,从而挫伤生产动能,至使生产停滞。社会动荡是经济基础最大的敌人,中国文化对其经济基础的服务和保护最主要的就是消除社会动荡,中国文化对社会动荡的消除主要就是三个方面,一是树立和拥戴权力权威,以权力权威的思想意志来替代和统一社会的思想意志,以权力权威及其思想意志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消除社会的动荡因素;二是以天道规定性的均、正、中、德来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净化人们的心灵,将人们思想意识中的私欲恶念排斥出去,以消除社会的动荡因素;三是以道德为标准来建立社会人文的等级秩序,道德是将德赋予天命意志,使德成为天命意志的规定性,以这种道德来建立的人文等级秩序,是使人们安于天命而奉行德守,即使在动荡中这种道德秩序因有天命的束缚也不会被破坏殆尽,从而达到防止动荡和减少动荡损害的目的。这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三个根本性质,即统治文化性质,异化人性的性质,束缚和规制社会思想意识的性质。这三个性质的形成是基于对经济基础的保护,也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文化的基本性质。这个基本性质在保护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对经济基础进行着某种束缚与限制,这种束缚和限制体现在这个文化性质在束缚和制约社会思想意识的同时,也束缚和制约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壮大。中国文化的这三个根本性质的相互关系是,以统治权力为主导,以异化和改造人的本性为手段,以束缚和规制社会思想意识为目的的相互关联的三个性质。这个文化性质所规制的社会是其经济基础所要求的静态稳定的社会,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保护就是限制和消除一切动的因素,这些动的因素也包括了经济基础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动态表现,经济基础因发展而表现出来的动态也成为文化性质束缚和限制的对象。这种束缚与限制来自于文化自身的根本性质,来自于文化对人的本性的异化和改造,来自于文化对社会思想意识的束缚和限制。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基础的发展壮大来自于人的活跃性,文化对人的本性的异化和改造,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束缚与限制使人的活跃性最大限度地受到抑制,也只有抑制了人的活跃性,才能求得社会的稳定。以牺牲经济基础的发展壮大来换取经济基础的稳定性重复,使社会供给寡而不断,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