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之死与“攻邪派”

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攻邪派创始人,张子和攻邪医学治疗思想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为了讲清这个问题,不妨从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之死谈起。

关于苏东坡的死因,清代医家陆以湉在《冷庐医话·慎药》中有详细记述:

由于政治的原因,晚年的苏东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6岁的苏东坡从贬官地儋州北上经至毗陵(今江苏常州)。当时正值酷暑,苏东坡觉得船中热不堪受,为了凉爽,“夜辄露坐,复冷饮过度,中夜暴下,至旦疲甚,食黄芪粥稍适”。然而,第二天,又应人邀请而赴酒宴。不久“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濅止,遂不安枕席”。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夜发热热不可言,牙齿间出血如蚯蚓状者无数,到天明才止住,困惫极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人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病重,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苏东坡死[1]。

陆以湉在按语中说:“病暑冷饮暴下,不宜服黄芪。其误服后,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1]

由以上可以看出,苏东坡是因为误用补药而死。若从整个当时历史背景而言,这大概是由于唐宋时期滥用温补药物的风气盛行所致。“夫人之好补,则有无病而补者,有有病而补者。无病而补者谁与?上而缙绅之流,次而豪富之子。有金玉以荣其身,刍豢以悦其口;寒则衣裘,暑则台榭;动则车马,止则裀褥;味则五辛,饮则长夜。醉饱之余,无所用心,而因致力于床笫,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年半百而衰也。然则奈何?以药为之补矣。”[2]63 一些达官贵族,妻妾成群,为了满足其淫欲之需要,便大服温补药物。轻则草木,重则丹石。或乌头、附子,或硫黄、乳石,或方士丹药。许多病人也是喜补而厌恶攻法,以为补药都是好药,泻药都是坏药,给予补药则喜,给予泻药则烦。

苏东坡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善谈医学,在《东坡志林》、《上皇帝书》、《教战守策》等著作中,均有大量的医药内容,并有方书《苏沈良方》(与沈括方合辑)问世。就连苏东坡都这样,尚因误补而死,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可见滥补时弊之严重!

苏死后55年的1156年,张子和出生,相距时代不远,社会嗜补之习未尝改易。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对这一现象有所记述:“以(唐)太宗宪宗高明之资,犹陷于流俗之蔽,为方士燥药所误;以韩昌黎(韩愈)、元微之(元稹)犹死于小溲不通、水肿。有服丹置数妾,而死于暴脱;有服草乌头如圣丸,而死于须疮;有服乳石、硫黄,小溲不通;有习气求嗣,而死于精血;有嗜酒,而死于发狂见鬼;有好茶成癖。……近年运使张伯英病宿伤,服硫黄、姜、附数月,一日丧明。监察陈威卿病嗽,服钟乳粉数年,呕血而殒。呜呼!后之谈补者,尚监兹哉!”[2]44用补药即使把病治坏了,医者也不自责,患者也不自悟,“惟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曰平稳,误人而不见其迹。渠亦不自省其过,虽终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补药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补药补我,彼何罪焉?’”。[2]35社会上下,医患之间,这种“以用补药平稳,以服补药为荣”的社会风气颇为流行。

张氏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目睹时弊,痛加斥责,并提出了自己的攻邪理论。他说:“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鲧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误,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者之死生乎?呜呼!世无真实,谁能别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诠,所以该治病之法也,庶几来者有所凭藉耳。”[2]35针砭了庸医误补造成的危害,并揭露了时医的不良风气。张子和最先提出“药邪致病”的病因学思想,指出用药不当或长期无病服药,均可造成阴阳偏胜,偏胜则病,于是提出与“滥补”针锋相对的“攻邪论”。

其实,这种滥补成风的习气即使在今天亦不鲜见,现今之各种营养滋补品铺天盖地,临床妄补之风不减,保健补益品盛行,有很多人不需要补而“补”,反而“补”出了病,造成滥补之人参综合征、维生素C综合征等药源性疾病增多,确值得深思。

针对当时社会上的滥补之风,张子和在《儒门事亲·补论二十九》中明确了“补”的内涵,“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热则芒硝、大黄,损阳而补阴液;寒则干姜、附子,损阴而补阳也。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2]64确定了补药用于不足之人,而补法之中当含攻法之义,只要能纠正病人虚损之证方是真正之补。

张子和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他强调食补以胃气为本,重在攻邪以复胃气,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的观点。运用药物攻邪之后,多采用粥食调养之法以调胃气,助胃气恢复以祛除余邪。邪去正虚要采用谷肉果菜之品的补虚复损法,即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善用药者,使病祛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张子和充分认识到真补之谛在于病人饮食和畅,食补为上的原则,并认为:“夫浆粥入胃而不注泄,则胃气和。胃气和则五虚皆实也,是以生也。”对病愈之后及平时体虚者,张子和

主张根据五脏之所宜,以饮食调补。“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宜,毋使偏颇可也。”[2]64《儒门事亲》载食疗方10余首,另外还有用水果及海产品治疗疾病的记载。其所选药食,性味多甘平、甘凉、甘温,以自然食物作食补之,使人之精气得以补益,精气得旺而形体五脏亦可得到充养,人体各方面机能亦能正常运转。同时,他还强调食补应“相五脏所宜,毋使偏颇”,食补时须均衡摄入,以满足五脏不同的要求,这样方可起到补益精气、调和脏腑的作用。张氏这种补法的理念对后世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观,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陆以湉.冷庐医话[M].见:陆拯.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0.

2 徐江雁,许振国.张子和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63,44,35,64

(摘自《试论张子和攻邪理论产生历史背景及对其养生理念的影响》 作者: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