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针探秘系列 针灸推拿

金针探秘一

金 针 探 秘
桂亮



近日,笔者拜读了刘力红教授所著《思考中医》一书,深有感触。此书对当今中医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探讨与反思。认为中医学术须师承才能得真传。不少人认为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传统中医已落后过时,但他们忘了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医学,传承了几千年,且疗效确切。反观现代医学,在短短百年中,发展迅速,但毒副作用也随之出现。以抗生素为例,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抗生素迅速发展起来,虽然对疾病起了作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四环素造成了一代人的黄牙病;没有想到,庆大霉素造成了成千上万人药物性耳聋。另一方面,人类研制新抗生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细菌和病毒产生抗药性的速度。再有,旧的病毒、细菌控制了,但产生了新的病毒和细菌,如果滥用抗生素,人类总有一天会进入人类无法制服病毒的黑暗时代。在治疗理念上,现代医学缺乏整体观念,就有病症此消彼长的缺憾。现代医学对许多疑难疾病,运用最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和仪器尚无法治愈,而以中医针灸辅之中药,却能将疾病神奇治愈。这就是中医的伟大之处,历经数千年仍然指导着临床实践,这也是西方国家引起中医热的原因,足以说明中医学的宝贵。

中西医理念的差异源于中西文化哲学思想的不同。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反杜林论》)。因此,西医是通过解剖来研究人的肉身和形体,是静止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认为:整体是大于各部份的简单累加的。人的生命运动不是简单的肉身与形体的相加,而是精、气、神在生命过程中的运行和相互转化。因此中医通过研究人体气脉的盛衰、虚实来了解生命过程。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中医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宰相是治理国家的,而好的医生治病,犹如治理国家。西方文化追求的是改造自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追求人与自然相融和,达到天人和一的完美境界。由此想到恩格斯在《劳动在由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每次改造自然,都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第一次改革取得的成果,在第二次便丧失殆尽。”因此以中西医相比较,中医则更胜一筹。

中国传统学术皆有易学难精的特点,针灸之术尤其如此。从汉魏各种学术皆秉师承、重家法,医学尤是如此。扁鹊从师于长桑君,仲景负籍于张伯祖,皆有所承。其中心法诀非口授不明,甚至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又有非其人不能,非其人不传者。元明之间,考陈会著《神应经》,卷首列有宗派图,称席宏达得针灸真传,世世专精,九传至席华叔,十传至席信卿,十一世传于陈会。会广传其术,共授二十四人,得真传者二人,即刘瑾与康叔达。书中有席宏达传誓词,谓传道者必立誓以传,当于宗派图下注其姓名。如妄传非人必遭天谴。此针灸大师誓守秘密之明证。可见针术非亲相授受,何能窥其堂奥。笔者由此联想《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灵枢经》古人称之针经,开辟了针灸治疗典范,后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法,使针、药两法用于临床相得益彰。然而令人可惜历代医家皆重药轻针,使针灸之法不得发展。所以数千年来,能得其真传者,一代不过数人.。自秦汉以上,各种学术皆口耳相传,未能笔之于书,人存则学存,人亡则学亡,而这些失传的,恰恰是最宝贵的文化。还有,历代名家积累的知识、智慧,如果没能及时记录、传授给后人,他毕生精华就有可能失传,如华佗他的医术没能传承下来,就是中医发展以来最巨大的损失。

近年来针灸之术虽名声响誉世界,但国内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针道渐亡。原因之一便是师承家传的绝学少了。扁鹊从学于长桑君,学成后,长期在民间行医,足遍当时起齐,赵,卫,秦等国。兼长内,外,儿,妇各科,根据群众需要和习俗担任各科医生。正是这些历代师承游医将中医一代代传了下来。而现在学校规范化了,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但中医却要灭亡了,传不下去了。刘教授认为,原因在于不能盲目学习西方教育模式,中医传承有自己的特色,要注重经典著作。许多大学生博士生,没有几个人能读完读通《内经》《伤寒论》。现在一直讲继承发扬中医,其实我们连继承什么都不知道,又怎能发扬。真正的中医是《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明白了道理,然后再寻师访友。孟子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乃学术精华。故寻师承即学其学术精华与经验,尔后才能登堂入室。

笔者十分注重针灸研究理论与实践,曾游访许多城市,拜访各地名家师承。钻研历代各家各派针法的特点,终有所悟。笔者认为针灸疗效成败关健在三个方面,即辨证,取穴,手法。辨证的关健便是熟读经典,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望、闻、问、切来分析内脏功能的盛衰,经络的虚实。而大家在研读经典《内经》时,因医理深奥,往往忽略对运气七篇的学习。其实七篇大论包含了中医整体恒动观,气化论,正邪论,求属论,辨证论治等内容。不仅仅是推算五运六气,而是中医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内经》一脉相承,密切相连。其中病机十九条更是辨证论治的准则规范。因此放弃运气七篇学习,实际也就放弃了内经的学习,放弃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就根本不能算是懂中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是以六经名篇,即昭显六气性质,而六气病变,又构成六经为病的证型,故伤寒六经,即六气。天有六气,人秉之而有六经,六经出于脏腑,脏腑各有一经脉,游行出入,得阴阳二气沟通,进而循经达手足,表现出交合结果(三阴三阳之标),由此形成脏腑经络的气化系统.由此可见张仲景如不深明《内经》及五运六气要旨,就不可能写出《伤寒论》这一伟大著作

笔者以为辨证,取穴,手法这三法因环环相扣,紧密联系.根据《内经》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相反相成,矛盾统一规律变化,就自然引出配穴的方法,即子午流注针法.子午流注针法,小言之,不过是针灸的一种配穴方法,大言之则根源于五运六气。五运六气是古人对自然界周而复始,循环无端规律的高度总结。沈括《梦溪笔谈》卷七一:医家有五运六起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予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次日果大雨,是对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因此推算运气必须灵活应用,不可胶于定法,更不可认为是不科学。必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知道物极则变物转为化的道理,才能真正灵活运用五运六气。五运六气中有关岁运岁气计算方法及变化,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气候对人体气机的影响及变化,生灭消息,皆有其规律.而中医认为天道的运行都有其规律性,潮水涨落都可计算定时。天人相应,人体气血自然也有盛衰开阖的规律。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明确指出六经病的欲解时间,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由此进一步说明了人体生理,病理活动与自然界时间周期变动的同步及息息相关的规律性。子午流注就是根据人体气血周流出入皆有定时,按照刚柔相配,阴阳结合,气血循环,时穴开阖,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一取穴意旨,以取得最佳疗效,这就是子午流注针法。子午流注针法包括纳甲法,纳子法及灵龟八法,飞腾八法。山西陈述堂为了对经络流注进行科学研究,曾经运用经络探测议对六十六穴连续不停探测十昼夜,结果证明,开穴闭穴都是气血高涨和衰弱点,证明了子午流注针法的科学性。笔者十分推崇北方单玉堂单氏子午流注针法,单氏根据五运六气规律独创一,四,二,五,三,零法,补子午流注先天之不足,实在是前无古人。并且在治疗取穴时,必先开时穴,再开病穴,体现中医整体观,先立于了不败之地。笔者师承南方殷铁珊一派,在求学间,问老师如何在临床上灵活运用五运六气及子午流注。师曰:五运六气不可拘泥,须灵活对待。子午流注须谨候其时,迎之随之。天道变化无常,气血流注全赖五谷营养,故可取守中,贯一之法。笔者认为如果二者相结合可达到奇正相生,标本兼治的疗效。

子午流注针法取穴皆在五腧穴,《灵枢》九针十二原“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人体气血流注犹如河流,调节五腧穴实乃清其源头,治其根本。因此周身三百六十穴,统于六十六穴。笔者常用五腧穴与八脉交会穴合用,疗效颇佳。如何灵活应用五腧穴,关键在于悟出五行生克变化,才能守规矩脱规矩。另外如运用五行配穴法与其他配穴法混在一起,经气必不能按五行生克运行,会影响针灸疗效。当年窦汉卿即是运用五门八法,治百病而无不愈,以针术闻名于世,为针灸医学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手法的好坏也是直接影响五腧穴应用疗效的关键。治病效果必须在辨证正确,取穴精准的前提下,手法运用才能显现疗效。如果辨证错误,取穴不合理,手法再好也没用。所以这三个环节紧密相连。笔者在研究各家各派针法,发现唯有单氏一脉针法独树一帜,悟阴阳之理,明气化之机,深得《内经》《伤寒论》之旨。单氏在手法的运用中,特别注重呼吸与补泻的结合。认为当补之时,候气至病所,更用生成息数,令鼻中吸气,口中呼气,病家自觉温热。当泻之时,令病人口中吸气,鼻中呼气,病家自觉清凉。余初以为语多夸诞,非敢信以为真,及运用在临床上,始知确切不移。而笔者老师殷氏认为,手法精要处非口授心传不可,笔者现总结了几个特点:一殷氏认为治病无非扶正祛邪或祛邪扶正,故手法只有补和泻。平补平泻只适合虚实证候不甚明显,病势较缓的病证,临床上较少用。而对于重证或久病,必须补泻分明。特别在治疗内科疾病时,运用五腧穴必须补泻分明才能显效。二在进针治疗过程中包括以下几个过程进针静以候气气不至催气得气-辨气补泻,气至病所留针,静以守气间歇行针针下气和,方可起针。每一阶段都要细心体会,经云:迎之随之,以意合之,针道毕矣。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言也。三烧山火,透天凉是针灸治疗过程中显效的反映,不可刻意追求,欲速则不达。针灸最终疗效是针下气和,邪去正安。手法补泻精华奥妙处,须耳提面命,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反对轻刺激是补,重刺激是泻。反对以神经学说研究经络。如果片面崇拜西医,从解剖观点视之不见,就认为不科学,一笔抹杀,否定其意义是错误的。决不能因为在现代医学知识范围内不能科学地解释其内容,就说它不科学而怀疑其作用。正如只知道血而不知气,想观察经络实质是不可能的。殷氏针法治疗内科疑难疾病,只取四末,奏效颇速。若以神经解释,诸多不合。轻重刺激,非补泻之根本。在针刺手法中有九六补泻,九者子阳,六者午阴。九有少阳老阳之数,六有少阴老阴之数。如病家体虚行补法,可行少阳老阳之数,也可行其倍数,反之亦然。故补有轻重缓急之分,泻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岂能以刺激量来衡量。五治疗须因人而异,注重各人体质,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伤其正气。如:太阳病有中风伤寒二证,即是各人体质差异所造成的。因此中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治病特色。

子午流注针法是历代名师传承下来古典针法,至今还没有一种针法能凌驾于其上。它概括了整个祖国经典医学理论体系于其中,故可喻作“大则弥纶宇宙,小则纤细秋毫”的针法。此针法必须灵活运用,才能疗效显著。不可拘泥,死套公式。碰到问题不是考虑自己的知识是否缺欠,反而怀疑针法是否真实有用,这种定式思维是错误的。需深研五运六气,了解古代天文学,对五行生克变化了然于胸。比如必须知道五行变化可化为五五二十五种配法,穴位开阖转化,阴阳变化等等。正如《标幽赋》中指出:一日取六十六穴之法,方见幽微,一时取十二经之原,始知妙要。以上是笔者研究针道的一些心得体会,都是师承家传之精华,一脉相传。上承内难,旁及百家。历代针法皆不出此范围。今载录于此,惟恐古法失传,针道灭亡。有缘者遇针,特指引方向,取其精华,使针灸这一古老传统医术能继续一脉传承下去
腹针理论根据何在?
中医认为“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道”,任何的组织均需要经络供给气血才能保持正常的生理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的认为:经络是人体最早的全身调控系统。
根据上述的理论,在母体内胎儿是通过母体供给的气血逐渐成形的,而母体供给胎儿气血的最早通道是脐带。因此,脐带是经络形成的最初始的通道和调控系统。
在这一过程中,脐带始终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供给营养的通道而且在组织发育到一定的程度后会控制供给某些组织的营养量,有效地对所有的组织和系统进行控制,使人类的遗传能得到有序的延续。故而,我们可以断言:以脐带为核心的系统是全身最早的调控系统和全身营养的供给系统。在中医的理念中可称为:先天经络系统。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医经络系统的概念既包含调控的作用又包含供给营养的作用。因此,经络系统不仅可以应用于临床诊断而且可以应用于治疗的系统
笔者回复:
人的先天与后天之分,的确从脐带被剪断的一瞬间是人后天阶段的开始。从道家理论来讲,脐带的剪断,意味者任脉和督脉的断开。而胎儿在母体中并不依靠口鼻呼吸,称之为胎息。而此时胎儿全身奇经八脉系统在运转,为先天之根。当脐带被剪断时奇经八脉系统也随着关闭,继而后天经络系统打开,即有十二正经等系统。道家的丹道是逆向修炼,先从补足十二经开始,随着后天之气的不断补足,进入先天阶段。继而打通任督二脉,形成胎吸。最终以先天阳气冲开奇经八脉系统。凡此八脉,俱属阴神,闭而不开,唯神仙以阳气冲开,故能得道。因此笔者以为所谓先天经络系统就是奇经八脉系统,与腹针应该没有关系。也因此腹针理论存在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