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原人民健康的贴心人

陇原人民健康的贴心人
——记甘肃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刘维忠
本报记者 马骏 陈斐然
刘维忠,甘肃省医药卫生系统的 “掌门人”,曾任省计生委主任十年,喜欢排演秦腔来宣传政策,群众威信响当当,就是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官员——说一口甘肃土话,秘书常为他不体面的衬衫感到难为情;舟曲泥石流灾害中,他在灾区一呆就是40多天,和老百姓一起抗担架、背柴禾、烧开水,脊背上划出一道道血痕;他没日没夜地忙,老伴的一只眼睛因此延误救治良机,正面临着失明的危险,他内心的愧疚无人知晓……
中医系统熟悉他,是因为他把发展中医药作为甘肃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率先出台多项突破性的政策措施,招招见实效。今年他先后3次受邀,公开在全国性中医药大会上介绍甘肃经验。他随身携带的小本、个性的语言风格、顶住压力坚持“西学中”的故事在坊间流传。
中医药界为有这样一位全力支持中医的卫生厅长倍感振奋。甘肃土地上的中医人,绽放出格外灿烂的笑容,带着这种幸福和自豪感,在外地出差时,他们常被拉为座上宾,要求讲讲甘肃的政策,讲讲厅长的故事。
其实,在业界,刘维忠一直以“心系基层、真抓实干”闻名,他各个时期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一以贯之,都是为全省70%的农民健康谋福。
他是农民的儿子,1957年生于甘肃宁县农民家庭,兰州医学院毕业留校后,当过中医大夫、团干部,省厅机关工作多年,依然保持农民之子的本色。他跑过甘肃农村各地的沟沟坎坎,深知农民的苦,记得农民的恩。因而在甘肃卫生一盘棋中,他把中医药放在关键位置,他坚信:中医药的简、便、验、廉可以实现其“尽可能低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的梦想。
怀着坚定的信心,刘维忠出发了。经过两年的震动、磨合,人们看到中医药切实发挥了作用,全省医卫系统按照当初的理想轮廓初现,“这种医改模式,应该可以在其他一些穷省推广。”
“那一次我发现两个病人的腿被截了,就一肚子气。”
——以心换心,危难时刻冲在最前面
2010年8月的那个星期天,甘肃舟曲牵动了全中国人的心。作为甘肃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的刘维忠,在长达49天的时间里,和其他前来赈灾的官兵一样,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全天候奋战在现场。他成功坚持大范围用中医药救治伤员、防疫情扩散,中医再次在突发事件中声震一方。
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告诉记者,为了缓解士兵和百姓的皮肤病,刘维忠在灾区架起了铁锅,熬上大锅中药。但是熬药的柴不够,刘维忠带领大家一起去背,后背上划开一二厘米长的口子,白背心上印出了一道道血印。
这个背影只是刘维忠留在舟曲灾区的一个印迹。发挥中医药的作用,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才是刘维忠对舟曲救灾的主要贡献。
“那一次我从舟曲回到天水医院看望病人,发现两个病人的腿被截了,我就一肚子气。我回到家里,义诊处给我打电话说又有个小女孩要截肢,我就气的——我说‘你拦下来,我看完再截。’老百姓截肢那是一辈子的事。有个教授说现在假肢那么发达,留它干什么呢?我说你这是话嘛,把你腿截了弄个假肢怎么样?小女孩这一辈子,还要生活,能保住尽量保住。”
刘维忠话中的小女孩名叫苏凤蕾,今年才17岁。在泥石流灾难中,她双下肢严重受伤,在大部分专家倾向于截肢的情况下,刘维忠召集各地中西医专家会诊,采取内服外敷中药结合清创、植皮等方法,目前这位姑娘已成功保肢并出院。
2010年春天,青海玉树地震后有300多名伤员转入甘肃治疗,多数都是骨折。刘维忠要求各医院能用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解决的问题一律不准开刀,能用中药、针灸解决问题的就一律不输液,并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陈资泉来甘肃慰问伤员时高兴地说,“甘肃创造了中西医结合治伤的奇迹,开创了一个中医灾难新医学学科。”
“当时我压力非常大,头发都白了”
——深信中医药的疗效,力促中西医并重
“有了甘肃的农民,才有甘肃的干部。有了这些农民,才有干事的机会。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民养着的,得给人家干点事!”刘维忠常说。
熟读《毛泽东传》的他常把“六二六”挂在嘴边: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西医结合倡导者。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指示红军医院,聘请有经验的中医“用中西医两法冶疗”伤病员。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2008年刘维忠担任甘肃省医药卫生“一把手”,他上任后几经思考,提出甘肃要解决好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就应该“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贯彻“中西并重”和推行“西学中”,用简、便、验、廉的中医方法解决常见病、多发病,这样整个医疗费用大幅度降低,就可以减轻政府、社会、患者的经济负担。
俗话说“穷则思变”。有人说,是甘肃有限的医疗投入,“迫使”这位卫生厅长支持相对价廉的中医药发展。但在记者看来,刘维忠支持中医药,除了地产、价廉等因素,更多的是看中它安全、绿色、副作用少,更符合健康理念,看中中医药实实在在的疗效。
今年甘肃省卫生厅联合多部门出台《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一些促进和扶持中医药的具体政策,如:提高中医药服务报销比例、提高中医床位补助标准、鼓励基层提供中医药服务等。目前第一批93种院内制剂已确定并在全省范围调剂使用,同时将中医药诊疗服务中8个亚类97个项目的价格提高了2～3倍。该办法成为全国第一个由省级医改办专门为中医药工作下发的单行配套文件,在全国具有创新性。
“综合医院门诊量大。我们要让西医也能开中药,扩大中医阵地。”2009年,刘维忠要求全省开展“中医学经典、西医学中医”活动,并强化综合医院中医会诊和中医康复理疗工作。“我们在综合医院等级验收标准中加入中医指标,中医床位要达到5%,每个西医科室都要配中医人员,这样,中医药就能全面参与综合医院医疗工作。”
那是刘维忠担任厅长以来颇为艰难的一年,“当时我压力非常大,头发都白了。好多医院的大夫能量不是一般的大,一些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搞这个有什么依据。所以当时我觉得过不去了,就找了一个老市委书记,他问我‘你认为这个事是对的,还是错的,有没有把握?’我说对是肯定对的,把握也有,他说‘那你就坚持住,这一次你要失败了,下一次推广那些措施就推不动了。’”于是,他坚持了下来,找到省委书记陆浩、省长徐守盛做出批示,反对声慢慢平息。
如今,甘肃的西医对学中医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西学中开展得如何?记者找到在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工作的张炜,他现在研究生进修班脱产学中医,参加过去年的西学中班和中医学经典班。他说,“西学中”就是让西医对中医从不认识到认识、热爱、应用的一个过程。他希望把中医的哲学思想用在西医上,中西医能从理论高度上结合。
“现在差不多两个萝卜一个坑”
——爱护人才,保障中医药在基层的应用
基层的人才建设一直是刘维忠关心的问题。“每年招5000个大学生,其中1/3是中医,已经招了两年,明年接着招。原来乡镇卫生院的人数是1.7万人,这三年差不多能招1.5万人,等于把乡镇卫生院的人数翻一番。原来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差不多两个萝卜一个坑,我拔出一个来进修,起码还有一个。”为了让这些大学生在基层工作安心,他动员人事厅又发了文件,建立大学生的“上升管道”,工作5年后,可以逐级选拔到上级医院工作。
不仅如此,刘维忠还解决了基层医生的职称问题,发“地方粮票”。“什么是人才?有中、高级职称的医生就是人才嘛。但要求基层医生去写科研论文很难。”陪同记者采访的兰州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谢谢宏林介绍。现在有了新政策,基层卫生员晋职称已经取消了科研指标,只要专业考试、计算机水平和论文数量达到一定要求就可以晋升。职称问题解决了,医生才能安心在基层工作。当地出了高级职称的名医,老百姓也有了信任感。
刘维忠还推出了开展省、市、县、乡、村五级“师带徒”的鼓励政策,选择1000位名中医作为师父,3000名左右的中医或西医作为徒弟,结对培养三年。师父三年补助6000元,徒弟补助3000元。这个政策是为了彻底解决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后继乏人的问题。采访中,不论在省级中医院还是乡镇卫生中心,都能听到师父们对自己徒弟的念叨。
甘肃的中医药政策有很多突破性,比如全方位在疾控中心、妇幼保健、卫生监督机构等设立中医科,比如90多种院内制剂全省通用等。很多政策是全国首创。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中医药服务的覆盖率、可及性。
省中医院是甘肃医改政策的“试验田”。院长李盛华说:“作为院长,光对中医有感情还不够,也要考虑医院的发展生存。现在有了政策保证,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展中医。虽然每个病人的平均费用下来了,但医院病人多了,总收入还是增加了。”
“说套话人都不爱听,事也没法办”
——说实话、办实事,想方设法提高效率
常有人说,刘厅长说话很“土”,就连他的秘书夏飞都说,在如今领导讲话已成套路的社会环境下,一开始听他讲话还让人不太习惯。
“他开会开头常是‘同志们好,今天我来说以下几点问题’,结尾了就完了,也没有什么‘让我们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时听的人还沉浸其中,回不过神来。”这种讲话风格,自然得到基层干部的拥护。
说话简单直接,不光是为了提高效率,也是为了便于执行。刘维忠解释道:“还是得实实在在地弄点事。说套话人都不爱听,你说出的事都没人给你办。一次跟人家说清楚,既节约人家的时间,人家还觉得好执行。”
在省卫生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走路都像小跑,很少坐电梯。这和刘维忠提出的提高工作效率、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他提出行政公文运转上,“凡是能用电话通知清楚的事情不再下发文件,一般事项不制发纸质文件,将电子文件直接上网。”厅网站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全面应用更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兵贵神速”,有时工作如同带兵打仗,卫生厅18个处长的轮岗工作,刘维忠只用了24小时完成。“头天动员、填志愿,第二天下午3点上报省人事部,4点厅党组会讨论通过。等有些人反应过来,晚了!”
“他不会摆官架子”,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李应东说,“刘厅长嘱咐,有事打电话就可以了,不用跑到厅里。他自己倒是常来医院,来了就直接问困难在哪,然后他就马上打电话,现场解决。”
提出一些好想法或许不难,难的是怎样执行推广。对于这些,刘维忠凭借自己的智慧,有一套不拘一格、灵活有效的工作方法。
有些需要省级领导签发的重要文件,“我看开会时领导在台上没事,就把文件递过去,‘您看看这个’。”有些文件甚至是趁着会议间隙,或中午领导们休息时签发的。“一位领导说,自己趴在床上签文件还是头一次。”说到此,刘维忠哈哈大笑。
宣传是推进工作的重要手段。“中医发展得再好,政策再好,老百姓不用也是白搭。”刘维忠亲自组织编写了五六十条农民看得懂的、琅琅上口的标语,在一些县乡的房前屋后、墙面刷出来。
“只要能把秦腔看,哪怕三天不吃饭。”出身农村、来自基层的刘维忠自然深知西北百姓的爱好。甘肃的中医文化资源丰富,有甘肃天水的伏羲,甘肃庆阳的岐伯,针灸鼻祖皇甫谧也是甘肃灵台人。来到卫生厅后,刘维忠要求排了秦腔《皇甫谧》,希望老百姓在看戏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医药,“把老百姓扎针的欲望调动起来。”现在他又着手编排陇剧《医祖岐伯》。
“以前我中医看的还可以”
——饱含热情,研究和践行中医药
这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扶持发展中医药举措出现在甘肃,是偶然,也是必然。年轻时在农村生活的刘维忠,从骨子里认可和信任中医药的疗效;担任卫生厅长后,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任务,理所当然就由中医药来分担。
1975年,刘维忠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1976年,他在甘肃宁县和盛公社杨庄大队当了两年文书。那段时间,农民生病了都是花五分钱看中医,让刘维忠印象深刻。高考恢复后,刘维忠在1978年的春天考上了兰州医学院医疗系。
“我们那时是第一届。第一届中医学院还没成立,就只有个医疗系,药学系也没有成立,招500人。我看招的人多可能好考,先有个工作再说。上了大学慢慢才喜欢医疗。”谈起当年的大学生活,种种经历历历在目。“那时候我们中医也学得多。我们第一届学300个学时的中医,学中医的时间和学英语一样多。”
为了省钱,他在大学期间的5年里几乎没有回过家,总是利用假期拜多位老师学中医,其中著名的如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刘东汉。在跟师抄方中,熟悉了中药药性和方剂配伍,也看到中医药确实能为百姓解除病痛。眼见中医的疗效,他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刘维忠当年的老同学向记者透露,“过年回家那几天,他就用自己所学的中医知识给家乡人看病,每每取得效果。老乡们都说,‘咱们村出了个有出息的刘中医!’很多村民包括邻村的都来找他看病,上学期间就小有名气了。”
提起刚毕业那会儿,刘维忠很自豪,“我毕业留校,干过一年中医,也有执业资格。以前我中医看的还可以。后来干了一年提拔了,机会难得,也就没再干了。”
虽然后来没能在临床工作,但刘维忠一直凭借着自己对中医的兴趣,去搜集中医药信息,研究琢磨中医药的治疗经验。比如,芹菜水治疗高血压、黄花菜解抑郁等,他尝试后觉得有效,就热心地向身边人,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公开推荐。舟曲灾难,满大街熬黄花菜水,老百姓个个信心满满,北京来的专家叹为观止。
刘维忠的儿子刘凯说,父亲每天回到家,都会“趴”在电脑前,平时读书、看报,也常把好的中医文章思路记录在一个小本上,经常翻看。他还专门买了“人体穴位图”挂到房门上,没事时就教家里人怎么自我保健按摩。
谈起明年的设想,刘维忠依然低调务实,“争取农村和城市居民住院吃中药、拔火罐、扎针都100%报销,县以上的西医骨科医生要学习中医整骨术……”相信这些朴实的政策如同甘肃这片黄土,必将滋养千千万万的陇原儿女,带给他们健康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