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的探索(10)成为一名针灸研究生 针灸推拿

10.成为一名针灸研究生

1980年1月,正在我拼命复习的当口,梁行接到上海来的调令,让她去顶替从银行退休的父亲的工作。我为她高兴,也为失去一个有力的助手而感到无奈和惆怅。梁行在返沪的路上,尽管时近春节,车上挤得水泄不通,她仍决定半夜在宝鸡从车窗爬下车,再转车至咸阳去见了郭老师,她转交了我在《石河子医学院学报》发表的两篇论文,同时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郭老师亲自送她上了火车,还将一大包木耳和黄花菜硬塞在她的手中,嘱咐她要当好我的“后勤部长”。

在激烈的角逐之后,1980年6月21日傍晚,我从欢叫着的护士小余手中接到了复试的电报。经过三天两夜火车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心仪已久的古城咸阳。第二天是面试,整个过程中,郭老师除提了几个问题外,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下午在附属医院作体格检查,等全部查完,已近4点钟。我刚出门诊部大门,发现郭老师远远站着,他向我招招手,递给我一张纸:“梁行让我转你的,刚到。”我一看是份迟到的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冷静沉着。”抬起头,郭老师的背影已经远去。

我终于有幸成为郭老师门下的第一名针灸研究生,知识改变命运,实现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三年的朝夕相处,不仅使我的学识跃上了崭新的层次,而郭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执著的追索精神和正直的为人之道,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应用针刺治疗乳腺增生病和其他乳房病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几乎倾注了郭老师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和时间。记得正是我踏进陕西中医学院的大门不久,新华社播发了他的这方面科研成果。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病人潮水般地涌进咸阳。他来者不拒,附属医院住不下,亲自到处联系床位。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可以说是把一切都献给了科研和病人。每天深夜,我总是学校图书馆的最后一名读者,但当路经教学大楼时,郭老师办公室的灯光也总是亮着的。

1983年,研究生毕业,郭老师希望我能留在陕西,我当然也向往在他身边继续学习,但因诸多原因决定还是回沪,他充分理解并尊重我的选择。记得临别前的那个晚上,郭老师亲手扯他富平老家风味的拉面招待我,他自己没怎么动筷子,也没说更多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多吃些。我知道他的心是沉重的,我也同样的沉重。自此一别,整整二十多年,我们天各一方,东西二地。1990年夏天,在西安开全国针麻会的筹备会,我专程去咸阳看他,不巧,他正好外出讲学,只得惆怅而返。之后,虽曾见过两次面,都是开会,都是匆匆而过。平时,只能靠不多的电话和书信联系。我有新作出版,首先寄他一册;他呢,有人来上海,总要托带木耳、红枣之类的土特产。就这样,我们师生之谊就像一股清冽而又隽永的山泉水,一直流淌至今。

1989年初夏。略略震动了一下,飞机开始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斯基埔机场的跑道上平稳地滑行。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转机的伦敦希思罗机场,一位照料我登机的女服务员听说我是针灸医师,她晃晃我的名片:“中国针灸,棒极了!”初次出国的我,不由胸中一热,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董志林先生已经在机场外等候多时了。他现在是欧洲中医药联合会主席,当时他的针灸诊所“神州医庐”开张不久,我应邀去比利时欧洲中医大学讲课就是他牵的线。车窗外掠过草地、风车和乳牛,董先生边驾车边告诉我,这次从中国共邀请两位专家,另一位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的谢谢海洲教授,他在今天晚上到。我被安排在董先生家中先住一宿,这是荷兰第四大城市乌得勒支市中心的一幢赭色的三层建筑。最下一层是他的诊室,设有诊断室和治疗室,室内有四张针灸床,用布幔隔开。二楼为中药房、餐室和客厅;三楼为卧室。由于班机误点,等谢谢老进门时,已近深夜12点钟。那一年谢谢老65岁,但见他身材高大魁梧,剃个板刷头,慈眉善目,一副乐呵呵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