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与时方(转)

经方与时方(转)
什么是经方?
说起经方,似乎有点陈旧的味道,但入了中医这个门,就时常可以听到这个古今相传的名词。经方,原来是古人对药物处方的称呼。比如,汉代对书目进行分类时,就将研究医学理论特别是养生的道理和方法的医著归入“医经”,把古代相传的经验药方,则归入“经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经方11家,274卷。但是,很可惜,那么多记载经方的书籍,由于战乱等原因,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不过,在一部书里保存了许多具有极高临床实用价值的古代经验方。这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经方之祖
张仲景是东汉时代的人,据说他曾经当过长沙太守,后来因为当时疾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原本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近十年中,竟然死亡了三分之二,而其中因伤寒这种发热性疾病导致死亡的占到了70%。家族的不幸,促使张仲景发愤研究医学,他一方面研究了许多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及其治病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到处收集临床有效的经验方药,用他的话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个“众方”,就是经方的另一种称呼,所以说,《伤寒杂病论》集中了汉代以前经方的精华,后世称其为“经方之祖”,这一点也不过份,因为经过1700多年的临床验证,《伤寒杂病论》的临床指导价值是举世公认的,书中所记载的经方的临床疗效也是确确实实的。需要说明,张仲景在写完《伤寒杂病论》不久,就由于频繁的战乱,这本书就散失了,幸亏西晋的大医学家王叔和,花了许多力气将《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的部分收集起来,编成了《伤寒论》。以后,到了北宋,《伤寒杂病论》中杂病的部分,又被人在古书堆中发现了,经过编校整理,改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传世,对于经方的传播和应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要研究经方,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是绝对不行的。

历史上与经方相对的有“时方”这个名称。所谓时方,就是宋元以后的方剂。也指近代医生师承授受的常规方、流行方、通套方。时方就像时装一样,是指当时流行的比较通俗的一些新创制的配方。与经方相比,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异。
第一,方剂形成上的远近之别。在方剂的来源上,经方多从单味药发展而来,由药物发展为方剂,经过千锤百炼,包含了古人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决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可以说凝聚着无数智者的心血,比如桂枝汤,究竟是谁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仲景方,并不是指仲景个人的经验方,而是他收集整理的古代经验方;时方虽也或多或少的有经方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宋元以来的某位医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在结合地区的用药习惯和医生的用药经验,依理—法—方—药的程序,君臣佐使的原则创制而来的,形成的过程较短,有些尚需实践的检验。
第二,药物组成上的多寡之别。经方的味数甚少,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而言,1味药的有15方,2味药的有40方,3味药的有45方,4味药的有30方,5味药的有28方,合起来有160余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见5味药以下的小方已经占总数的半数以上。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
第三,在药物选择上的峻缓之别。经方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芫花大戟;而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以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第四,在适应症上的隐显之别。经方的主治比较明确,具体,每味药均有其主治;时方所主治的则是“阴虚”“阳虚”“水亏”“火旺”“上实下虚”“一切风”“五劳七伤”等病理概念,它的适应范围比较泛滥,如九味羌活汤,张元素说,“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热,春可以治温,秋可以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也”。
第五,在方剂结构上松紧之别。经方相当严谨,动一药即换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换一名,主治与功效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了严格的构效关系,表现出古典朴素的结构美。而时方则比较松散,加减繁多,许多时方仅是罗列了一些治疗这类疾病的基本药物,如九味羌活汤条下规定,“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的证机之别。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时方的研究则必须研究病机,然后才能识其大意,所谓方义,研究到最后往往千篇一律,云里雾里。疗效的可重复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最后只得以中医是辨证论治为由搪塞作罢。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相比而言,后世的许多方剂均属于时方,尤其是金元以后医家的创制的新方,清代的温病方,当代一些医家的经验方,都可以归于时方的范畴。这些新的配方,虽然有的尚缺乏较长时间的考验,在适应症和用量服法等发面尚待积累经验,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经验方的范畴,则是不够成熟罢了。但是,历史上却有些医家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临床经验的差异,对经方或时方产生了各自的偏爱。有的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凡是后世的处方一律排斥;有的则不研究古代经方,不吸收历代相传的配方经验,或仅仅承袭家传或师授的一家之说,或师心自用,随意创制新方。这两种思想倾向,都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