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心得续篇

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心得续篇

应“四气”而“调神”,其目的是顺其自然而养生,而在人的精神中,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由社会所赋予人的逆于生的问题,这就是人对客观规律的无视,对生命的冷漠。这种逆生的态度,就是养生的最大思想阻力。因此我们讲“调神”;讲“养生”,首先就要认识到调神的这两大思想阻力;要首先就要做好这篇大的调神文章。
其一、人对客观规律的无视
人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哇哇落地后,就无时无刻不在客观规律的包围之中,受其支配。还在婴幼儿时期,由于个人能力处于成长发育阶段,所以,这个时期,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一切按规律行事。随着成长,从幼儿开始就接受家庭和幼儿园的教育,到后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等,这些等都是为了学习成文的或是经验的客观规律,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利于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客观规律的存在,不管你是认识它或是不认识它,是遵从它还是不遵从它,它对每个人都是支配着、控制着、作用着,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规律对于人的支配,都是以力的方式表现着。概念的解释,可以这样说,规律就是力的作用固有的、有恒的一种必然表现。在与人的关系上,仅自然方面而言,其作用力当然就是自然力。其作用力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人的生理变化上,当然也有部分心理上的反应。而在社会方面,其作用力当然就是社会的力量。由于社会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形成,所以在社会力的作用表现方面,也有因自然关系所形成的人体的生理方面的反应,但更为主要的还是人的心理方面的反应。对于规律的理解,我这里只作抽象的议论,大家可以去细心的体会。
由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断地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大大发挥,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类社会创造了并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和生活经验。这些丰富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有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有的是纯主观的东西;有的是主客相混合的东西,这是一个相当混杂的精神实体。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由于主体需要随认识与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又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因而在人类的人性欲望中,必然会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的盲目而又过分地强求,还有对规律无视的心态,这是一般人类成年后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人性中的自由思想和理念,欲望与追求,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本来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是相对必然而言的,所谓的自由就是必然中的自由,绝对没有什么独立的,绝对的自由。人的主体需要,或者说欲望,本来在最原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欲望与现实是统一的,也即自由与必然是相统一的。原始人类按自然的规律生活,吃喝玩乐,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只是到了原始人类的意识中开始产生理智的时候,人的认知活动积极起来了,思维更丰富了的时候,也即人类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和生活经验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人的欲望和现实就开始在统一中产生分离了,人类的生活也就不再是那样地顺其自然了,而是在一定的成度范围内,人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生活方式而生活了,人的这种个性自由观,对自由盲目和过分的追求就这样形成了。
人的认识活动是新欲望产生的先导,是人类无穷欲望产生的驱动力量;反过来也同样是如此,人的欲望也是推动人的认识活动的先导,是人的无限认识活动的驱动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的。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因此,人的欲望、意志等,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就不一定是与客观规律相符合的,这样,欲望与现实的分离性就会更大,也由此造成人性中欲望的膨胀和对自由追求的盲目与过分地强求。这样的自由与必然必定是相分离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某一需求,人的行为就会随心所欲的,是不会理会什么客观规律的,如吸毒鬼的行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其二、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相对冷漠
19世纪上半叶,匈牙利著名诗人斐多非曾写有一首名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一首典型的以自由为至上,缈视生命的诗歌,同时也是时代相传崇尚和追求自由的格言。所谓缈视生命,其诗歌中所说的,不仅是直言了生命,包括爱情也同样是生命延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正因为诗人有如此高尚伟大的自由观,所以诗人本人就不惜一切,一生就在为此而奋斗不息,仅以26岁短暂的生命,为了人类的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曾写出诗歌800余首,还有80万字的小说和政论文章等,最后还以他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他的祖国自由与和平的正义事业。
我这里引用斐多非这首诗来说明我们人类文明中存在着一种缈视生命的现象,我并非是要否定这首诗歌的本意,并且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因为,人类文化中所存在的自由观,其本身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观,一种是正义、高尚的自由观,而另一种则为非正义的,一般普通的,或者说,甚至是极其低级庸俗的自由观,而斐多非的就是前者,所以我的引用并没有否定,或者说贬低的意思。
前一个问题已经说过,自由是相对必然而言,在这个客观世界里,本就没有什么绝对、孤立的自由存在。但在人类社会中,却由于人的认识与欲望的存在,人的主体需要随着认识与欲望的提高与丰富,也丰富起来。在原始社会的后期,人类的主体需要不仅有了财富的观念,而且还有享乐观念、权力和地位的观念。就是在这些心理内力的推动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始扩大了。如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暂时地临驾于客观之上,为所欲为,在这个时候,自由与必然就开始分离,并开始企望独立出来。如人类可以凭着当时的认识水平,相对自由地驾驭自然来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刚开始是惧怕的,神秘的,崇拜的,到后来,人与自然开始合并起来,在中国文化中有所谓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在西方文化中也有所谓上帝与子民,天国与人世间也是一体的。再到后来,就有中国式的所谓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也有极其相似的理念,如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也说过:给我物质,我将创造出一个世界来。 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今天的哲学与自然科学领域里,在某些人的头脑里更是充分地存在着,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堑新的世界,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说,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由此而获得的自由,这是必然中的自由,当然无话可说。问题是,这种共识在有些人的认识里过了头,他们过分地相信或是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漠视自然规律的存在。在现代社会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靠着一点文化或经验事实而生活着,而不是积极地去学习、认识客观规律,严格地相信科学与经验事实,这就是自由与必然相脱离的重要原因。
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里,又由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呈宝塔式,贫穷处于塔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富有者处于塔尖,只是少数人。富有者贪得无厌,在财富观念、权力地位观念和享乐观念的驱动下,总在不断地向最广大人民群众搜括,掠夺和聚敛财富,而人民群众为了生存,总在不断地生产、抗拒富人的搜括与掠夺,由此就形成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斗争。富国与穷国间的财富争夺,也由此形成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矛盾与斗争。富人或是富国,拥有社会的巨大财富,因此,他们就可以获得生存的自由,这种自由对客观而言,又尤其是对客观社会而言,其自由就在一定程度内是违规的,没有任何约束的,就会为所欲为。也因此,这些人和国家在没有受到任何安全威胁时,这些人和国家当然可以高喊民主与自由。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里,由于财富的有限性,有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就必然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另一部分人就会变得很不自由,甚连生存的保障都无法获得,所以另一部分人就必然要起来为生存而斗争,为自由而战。有才华的诗人斐多非的自由观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这种自由观,就是前面所提到过的所谓正义的自由。为了这个自由而战而献出生命,这种不怕死,无视生命,当然无可厚非,不仅如此,反而为社会所景仰、歌颂,成为社会进步的旗帜。因为这类行为动机不是为了个人的自由,而是为了全社会的自由、民主与进步而战,所以能为社会所肯定。这种历史潮流,在由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革命道路,还有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这里无需多说。
这里所需要着重说的是,个人的自由与追求。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里,由于历史形成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决定;由于财富的有限性和欲望无穷的矛盾,社会财富积累必然为少数居于塔尖上的人所拥有,因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的决定,他们自然就享有最大的生活自由,可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相对而言);而处于塔基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却是贫穷的,他们没有或是仅有维持生存的财富,同样是财富和地位的决定,他们没有或是享有极少的生活自由,因此也无法实现其人生的自由价值(相对而言)。基于这样一个社会的现实;又基于主体的需要,所以每个人的一生,就必须要在这个社会的宝塔上做出向上爬行和攀登的行为,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角逐。概括起一说,就是每个人从青少年就开始,就要为自己的生存,或为了生存得更好而奋斗。首先是以读书为中心,需要接受各种教育活动;其次是以工作或劳动为中心,需要从事各类创业或事业活动。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竞争,为了参与社会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又因个人的条件和能力所决定,每个人虽然都有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和一部分财富,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即人生的自由价值,但却有明显的大小、等级和较大差距的不同,因而每个人所享受的自由就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是天壤之别。
基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存在的决定,直至目前为止,一部所谓的世界文明史,就决定了它所包含的内容,只有这样两大方面,其一是对自然的认识与实践的经验,其二是对社会的认识与实践的经验,而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与实践经验是极少的。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相当出色的,而在解决人类自身问题上却是显得相当苍白无力。因为激烈的社会竞争,人类还无暇顾及自己。
目前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经验都是十分浅薄的,其认识也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心理学,二为生理学。这两部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包括实践),也不是纯粹为了认识自己,而只是为了缓解在与社会和自然的斗争中所造成的痛苦,因而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心理学是为了寻求缓解社会矛盾所带来的心理矛盾;而生理学则是为了解决因社会矛盾和自然矛盾给人类带来的疾患。人的心病和身病都是很痛苦的,又尤其是身病,病痛的折磨,会让人生不如死。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才会有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产生,而医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由于是应急、实用的需要,所以,直至目前为止,与人的生命有关的心理学、生理学和医学等(生物分子学除外),如从严格的科学内涵来说,它们与高水平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大的距离,因为在这些学科内容中,仍有相当份量的纯经验科学内容的东西在里面,元科学和理性科学基础太薄弱,可以这样说,包括现代较先进的医学科学在内,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要急于适应现实社会激烈竞争的需要,只能顾上眼前的生存或生存得更好的需要,而顾不上更长远的生存或生存得更好的需要。讲现实、讲实惠、顾眼前,为此而谋划一生,这是社会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心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总的来说,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就是为此。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就会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被社会所淘汰。
所以人的一生中,每个人可以学习许多方面的知识,也可能从事许多方面的事业,为社会、为人类作出各种各样的贡献,因为社会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堂;因为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大的事业或企业,任何人,只要您愿努力,都可以有所作为,作为的大小,除社会的阶级、阶层、地位和个人能力的差异外,主观的努力是决定的因素。但是,在人类的整个认识与实践活动中,唯独缺乏对自身的认识;缺乏对自己生命掌控的能力。有病乱投医,只有到了病痛难受之时,生命严重受到威胁的时候,人才会重视自己生命的健康和存在的可贵性。在一般的情况下,人都是对自己生命漠视的,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寿命究竟会有多长。一般都是听天由命,任其自然发展。许多人的身体长期地处于亚健康状况,少有病痛,都是满不在乎的,仍然是一心扑在学业上、事业上;参与社会的竞争,努力地奋斗,这是最基本的心态。究其原因,因为社会只有这样的可为天地,而没有开发出认识人,认识人的生命,并有广阔有所作为的天地。虽然在历史上有过秦始皇所开创出来的长生不老事业的探索,但这些都是为了帝王们眷恋权势、财富与享乐而开展出的一些想入非非的宗教神秘活动,并非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技术活动。帝王们派一些方士们四处寻觅长生不老药,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到后来出现的所谓练丹派,也同样没有起到想象中的作用。所谓的练内丹,对气功健身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练外丹,虽然对中国化学创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人体不仅毫无益处,相反是有害的。所以这样的事业,当然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而随即夭折。
在我国现代科学研究中,虽然已出现生命科学研究的一片天地,但它只是滥觞于气功科学,只是与我国部分中老年的养生有关,起势源头小,势头弱,并没有形成全社会对生命科学的重视与研究,并没有形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科学文化事业。
人有这种心态,其行为必然会无视一切客观规律的存在;必然会对其生命抱着一种冷漠的态度,无所谓的态度,一切都会因客观需要以主观要求而定;以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传统的文化风俗和社会经验而定,这样的行为、动机、目的,当然是不会利于人的生存的,而是逆生的;这样的行为,就更谈不上养生了。要由逆生转为养生,首行就要求我们,必须做最大的调神动作,即彻底地改变这种心态,要从理性上认识到逆生的危害性;认识到生命存在的可贵性;认识到主体的需要或欲望必须和现实相统一;人对自由的追求必须和必然相统一;人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保护生命就必须按养生的规律而生活,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大大延长的希望。
我在这里向全社会呼吁:要珍视生命,关爱生命;要想认识自然与社会一样,认识人和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