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话“火神”
2009-04-01 12:41 楼主
👤焦三仙
“火神派”又称扶阳学派,是中医药学的一个年轻流派,近年来它无疑是受人瞩目的,也是争议较大的。无论网站、书籍、培训,追随学习“火神”者众多,但质疑者也不乏其人,反对声不绝于耳。或许,这也是每个学派从新生到成熟必将走过的历程。如何理性看待“火神派”是我们这期讨论的主题。抛开偏见,客观探讨这一学派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学术观点,公正评价其学术临床价值,是繁荣中医学术的必然。期待大家从此出发,积极参与讨论,共同推进中医药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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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01 12:42 2楼
冷眼看“火神”
徐一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清代末年,伤寒派医家郑钦安更以善用姜、附的独特风格享誉巴蜀,近人如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陆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氏的学术思想甚为独特。他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在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并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
郑氏善用理中汤、四逆汤等救治阳虚、虚寒病证,并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是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
郑氏的学术思想逐渐影响到后世医家。唐步祺和已故的云南名医吴佩衡等,均运用郑氏扶阳思想,提前介入到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尤其是吴佩衡以善用附子扶阳饮誉整个中医学界而传为佳话。唐步祺以扶阳为主在一些疑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另一方面郑氏的扶阳温补思想被祝味菊带入上海而影响了上海医界,从不同程度上对后来上海中西医结合脾阳虚、肾阳虚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祝氏之弟子陈苏生、徐仲才等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在上海医界也独树一帜。
然而,这把“火神之火”如今越烧越旺,成为现今中医界的一种时尚,一些似懂非懂的患者和少数浅尝辄止的医生将“火神”的这把“火”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有事没事就附子理中丸,相互攀比谁的附子用的多,张口闭口就是哪位医生附子用了多少克,甚至不少人干脆把附子当补药,30克、50克随便开。这些作为严重偏离了郑氏思想本意,长此以往,流祸无穷。
“火神派”起源于四川,与当地独特的气候特征和饮食习惯不无关系,四川盆地属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气重、雾多、日照少。正是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形成了四川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川菜麻辣,全国闻名,而四川人更将附子当菜吃,也就意味着附子在四川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耐药性,但是其他地区有多少人能耐受如此剂量的附子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不分人群、不分体质、不分地域地滥用附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过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加上某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火神派”的火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学术思想,成为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不少人将附子的用量当成衡量医术水平的标志,动辄上百克的附子似乎成为一种向往。
在笔者看来,这种好大贪功的行为至今没出事故固然与现在中药的质量问题有一定关系,但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就像医生用了大剂量的洋地黄类药物没出意外只能算是侥幸而非高明。医生用药应该考虑的是病人是否该用或者能用,而绝非“因为我想用,所以我要用”,这种对病人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有所警惕。
笔者认为像附子这类药效猛烈并有一定毒性的药物,如果不是有十足把握、病情需要的情况下皆应慎用。医学不是文学,更非艺术,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形成某些流派,但当面对具体病人时应实事求是,不应囿于门户之见,甚至个人喜好,这把“火神”之火,应有所冷却。
徐一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清代末年,伤寒派医家郑钦安更以善用姜、附的独特风格享誉巴蜀,近人如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陆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氏的学术思想甚为独特。他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在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并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
郑氏善用理中汤、四逆汤等救治阳虚、虚寒病证,并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是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
郑氏的学术思想逐渐影响到后世医家。唐步祺和已故的云南名医吴佩衡等,均运用郑氏扶阳思想,提前介入到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尤其是吴佩衡以善用附子扶阳饮誉整个中医学界而传为佳话。唐步祺以扶阳为主在一些疑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另一方面郑氏的扶阳温补思想被祝味菊带入上海而影响了上海医界,从不同程度上对后来上海中西医结合脾阳虚、肾阳虚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祝氏之弟子陈苏生、徐仲才等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在上海医界也独树一帜。
然而,这把“火神之火”如今越烧越旺,成为现今中医界的一种时尚,一些似懂非懂的患者和少数浅尝辄止的医生将“火神”的这把“火”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有事没事就附子理中丸,相互攀比谁的附子用的多,张口闭口就是哪位医生附子用了多少克,甚至不少人干脆把附子当补药,30克、50克随便开。这些作为严重偏离了郑氏思想本意,长此以往,流祸无穷。
“火神派”起源于四川,与当地独特的气候特征和饮食习惯不无关系,四川盆地属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气重、雾多、日照少。正是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形成了四川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川菜麻辣,全国闻名,而四川人更将附子当菜吃,也就意味着附子在四川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耐药性,但是其他地区有多少人能耐受如此剂量的附子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不分人群、不分体质、不分地域地滥用附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过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加上某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火神派”的火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学术思想,成为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不少人将附子的用量当成衡量医术水平的标志,动辄上百克的附子似乎成为一种向往。
在笔者看来,这种好大贪功的行为至今没出事故固然与现在中药的质量问题有一定关系,但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就像医生用了大剂量的洋地黄类药物没出意外只能算是侥幸而非高明。医生用药应该考虑的是病人是否该用或者能用,而绝非“因为我想用,所以我要用”,这种对病人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有所警惕。
笔者认为像附子这类药效猛烈并有一定毒性的药物,如果不是有十足把握、病情需要的情况下皆应慎用。医学不是文学,更非艺术,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形成某些流派,但当面对具体病人时应实事求是,不应囿于门户之见,甚至个人喜好,这把“火神”之火,应有所冷却。
2009-04-01 12:42 3楼
火神派的优缺点
李 寅 内蒙古赤峰喀拉沁旗西桥医院
欲谈火神论,必先明确何为火神派。擅用附子并不是火神派特有的特征,而火神派擅用的是大剂量附子而非附子的各个剂量层面。
笔者总结郑钦安、卢崇汉、吴佩衡、唐步祺等公认的火神派医家的学术思想、用药经验,发现其共同规律:1、重阳,2、辨识阴证,3、擅用大剂量附桂姜,4、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同用,寒凉药更所不取。必符合此四条者方能称为火神派,否则易将擅用附子者都归于其类。
火神派自清代郑钦安始,经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重阳思想一脉相承而渐趋极致。以当代代表人物卢崇汉先生为例,其学术思想可归纳为:重阳;阳主阴从;“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逐条分析之。
重阴重阳之争纯属无谓
由于温补派、祝味菊、火神派之间的重阳观并无本质区别,本着“治学,对古人宜严,对今人宜宽”的原则,重点以张景岳、祝味菊为例来阐明观点。
关于重阴重阳的争论,自明代丹溪与景岳的滋阴、温补之争,到近代祝味菊、陈苏生的反复辨难,从未停止也从来没有过定论,并有渐至玄学的危险。实际上,阴阳之争,犹如气血之辨,不过临床所见有异、体会不同而已。
祝味菊是近代重阳的代表医家,倡导阳气的重要性,并基于这种认识,用附子等为主治疗肠伤寒取得了显著疗效(详见《伤寒医难》)。其间亦有失手,祝先生虽作了分析却未能提出改进之道。差不多同时期,湖南聂云台、江西萧俊逸反其道而行之,均以大黄为主治肠伤寒,同样取得了满意疗效。类似的还有冉雪峰用《千金方》中生地黄汁大黄方(生地汁冲服大黄粉),说明温阳法并不是治肠伤寒唯一有效方法。
再如陈苏生是祝味菊最主要的学术继承者,师徒之间就阳气阴精孰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陈苏生最终还是未接受祝氏的重阳思想,在其晚年时指出:“重阴重阳只是一种宗派观念;始终是一场糊涂官司;擅用温补者自然强调阳重,擅用滋阴者自然强调阴重”(《陈苏生医集篡要》)。
在火神派的推广者张存悌总结的发扬火神派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由现代疾病的基本态势决定的,而未把重阳思想列入。邢斌的分析更深入全面(详见《祝味南医学五书评案》):“阴阳哪个重要,无法量化考证;病理上的易损耗,与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并无因果关系,大多医家的重阳思想都是基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推论。”此论极其尖锐,直指根结所在,是客观公正之论。
所以,重阳观同其他观点如李东垣重脾阳、叶天士重胃阴一样可以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保留下来,也符合学术争鸣的态度。但据此则“万病皆由阳虚,扶阳可愈万病”的结论是唯心的,绝不可取。
仲景一部《伤寒论》无非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既重阳又不轻视阴,是辨证论治的精髓,也是学习重阳思想的前提。
并非没有真正的阴虚
“阳主阴从”的观点由卢崇汉先生具体提出,作为一种动态平衡观,打破了传统呆板的“阴阳绝对平衡,偏则为病”的思想,是对阴阳观的极大发展和贡献。
“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前句言生理,不过是历代重阳思想的翻版,如景岳“阳之为用大矣”,“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一息真阳”等,但景岳晚年又有真阴论,纠正了自己偏颇。后句言治疗思路,显然只能用于阴证及状似阳证的阴证(真寒假热)。若据此而用治实热及真阴虚则谬。
“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前句是常规,不存在问题,后句不能说错,但至少是不全面的。火神派认为“没有真正的阴虚”、“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等,并据此而用大剂姜桂附治之,颇值得商榷。
中医常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说明医理,如喻阳气为太阳,我们就沿用这种方法进一步分析。太阳是阳气,则水为阴精,在阴天无日之时,由于水分没有太阳的蒸腾气化,所以水虽足而禾苗也不能生长,这在人体即是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现象,治疗上需要用阳化阴。但如果烈日炎炎、数月无雨、大地龟裂、禾苗枯萎,这时禾苗是需要一场及时雨呢,还是继续增加高温呢?答案不言而喻。这在人体就是真正的阴虚,如果仍拘泥于用阳化阴,继续用姜桂附焚津耗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并非没有真正的阴虚,阴虚的本质也并非阳的不足,用阳化阴是治疗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方法,用治真阴虚则谬。
另有些医家用滋阴法治疗阴虚不效时,往往伍入少量桂附,是阴阳互生之法,亦并非是单用阳药的用阳化阴之意。
正视火神派的缺陷
综上所述,火神派从理论到实践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在于辨识阴证、独具真功,把状似阴虚、实质阳虚的症状归纳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极具实用价值,是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其他医家虽亦有此见识者,但均不及郑钦安之全面系统。郭子光称:“于阳虚辨识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一份珍贵宝藏”(《医理真传阐释序》),确为至评。
另一贡献在于提出了阳药运行反应并非毒副作用,为后人使用阳药提供了借鉴,打消了顾虑。
而相较于此可称为“辉煌”的学术贡献,缺陷也同样明显,具体表现在过度推崇阳气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附子大剂量的功效而忽视(或者否定了)小剂量之功,在附子配伍上相对拘泥呆板等几个方面。
当然,任何一种流派、一种学说都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火神派亦如是。就连火神派推广的功臣张存悌也不得不指出:“火神派确实理法精妙,方药卓效,但我们不能为一家之说所囿,固步自封,乃至崇阴虚者则凡病无不阴虚,崇阳虚者则凡病无不阳虚,不自觉地陷入偏执之中。”
学术精华理应尽力发扬以尽其用,缺陷则尽可能弥补或避免。盲目崇拜和全盘否定均非治学正道。
李 寅 内蒙古赤峰喀拉沁旗西桥医院
欲谈火神论,必先明确何为火神派。擅用附子并不是火神派特有的特征,而火神派擅用的是大剂量附子而非附子的各个剂量层面。
笔者总结郑钦安、卢崇汉、吴佩衡、唐步祺等公认的火神派医家的学术思想、用药经验,发现其共同规律:1、重阳,2、辨识阴证,3、擅用大剂量附桂姜,4、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同用,寒凉药更所不取。必符合此四条者方能称为火神派,否则易将擅用附子者都归于其类。
火神派自清代郑钦安始,经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重阳思想一脉相承而渐趋极致。以当代代表人物卢崇汉先生为例,其学术思想可归纳为:重阳;阳主阴从;“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逐条分析之。
重阴重阳之争纯属无谓
由于温补派、祝味菊、火神派之间的重阳观并无本质区别,本着“治学,对古人宜严,对今人宜宽”的原则,重点以张景岳、祝味菊为例来阐明观点。
关于重阴重阳的争论,自明代丹溪与景岳的滋阴、温补之争,到近代祝味菊、陈苏生的反复辨难,从未停止也从来没有过定论,并有渐至玄学的危险。实际上,阴阳之争,犹如气血之辨,不过临床所见有异、体会不同而已。
祝味菊是近代重阳的代表医家,倡导阳气的重要性,并基于这种认识,用附子等为主治疗肠伤寒取得了显著疗效(详见《伤寒医难》)。其间亦有失手,祝先生虽作了分析却未能提出改进之道。差不多同时期,湖南聂云台、江西萧俊逸反其道而行之,均以大黄为主治肠伤寒,同样取得了满意疗效。类似的还有冉雪峰用《千金方》中生地黄汁大黄方(生地汁冲服大黄粉),说明温阳法并不是治肠伤寒唯一有效方法。
再如陈苏生是祝味菊最主要的学术继承者,师徒之间就阳气阴精孰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陈苏生最终还是未接受祝氏的重阳思想,在其晚年时指出:“重阴重阳只是一种宗派观念;始终是一场糊涂官司;擅用温补者自然强调阳重,擅用滋阴者自然强调阴重”(《陈苏生医集篡要》)。
在火神派的推广者张存悌总结的发扬火神派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由现代疾病的基本态势决定的,而未把重阳思想列入。邢斌的分析更深入全面(详见《祝味南医学五书评案》):“阴阳哪个重要,无法量化考证;病理上的易损耗,与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并无因果关系,大多医家的重阳思想都是基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推论。”此论极其尖锐,直指根结所在,是客观公正之论。
所以,重阳观同其他观点如李东垣重脾阳、叶天士重胃阴一样可以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保留下来,也符合学术争鸣的态度。但据此则“万病皆由阳虚,扶阳可愈万病”的结论是唯心的,绝不可取。
仲景一部《伤寒论》无非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既重阳又不轻视阴,是辨证论治的精髓,也是学习重阳思想的前提。
并非没有真正的阴虚
“阳主阴从”的观点由卢崇汉先生具体提出,作为一种动态平衡观,打破了传统呆板的“阴阳绝对平衡,偏则为病”的思想,是对阴阳观的极大发展和贡献。
“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前句言生理,不过是历代重阳思想的翻版,如景岳“阳之为用大矣”,“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一息真阳”等,但景岳晚年又有真阴论,纠正了自己偏颇。后句言治疗思路,显然只能用于阴证及状似阳证的阴证(真寒假热)。若据此而用治实热及真阴虚则谬。
“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前句是常规,不存在问题,后句不能说错,但至少是不全面的。火神派认为“没有真正的阴虚”、“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等,并据此而用大剂姜桂附治之,颇值得商榷。
中医常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说明医理,如喻阳气为太阳,我们就沿用这种方法进一步分析。太阳是阳气,则水为阴精,在阴天无日之时,由于水分没有太阳的蒸腾气化,所以水虽足而禾苗也不能生长,这在人体即是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现象,治疗上需要用阳化阴。但如果烈日炎炎、数月无雨、大地龟裂、禾苗枯萎,这时禾苗是需要一场及时雨呢,还是继续增加高温呢?答案不言而喻。这在人体就是真正的阴虚,如果仍拘泥于用阳化阴,继续用姜桂附焚津耗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并非没有真正的阴虚,阴虚的本质也并非阳的不足,用阳化阴是治疗状若阴虚、实则阳虚的方法,用治真阴虚则谬。
另有些医家用滋阴法治疗阴虚不效时,往往伍入少量桂附,是阴阳互生之法,亦并非是单用阳药的用阳化阴之意。
正视火神派的缺陷
综上所述,火神派从理论到实践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在于辨识阴证、独具真功,把状似阴虚、实质阳虚的症状归纳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极具实用价值,是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其他医家虽亦有此见识者,但均不及郑钦安之全面系统。郭子光称:“于阳虚辨识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一份珍贵宝藏”(《医理真传阐释序》),确为至评。
另一贡献在于提出了阳药运行反应并非毒副作用,为后人使用阳药提供了借鉴,打消了顾虑。
而相较于此可称为“辉煌”的学术贡献,缺陷也同样明显,具体表现在过度推崇阳气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附子大剂量的功效而忽视(或者否定了)小剂量之功,在附子配伍上相对拘泥呆板等几个方面。
当然,任何一种流派、一种学说都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火神派亦如是。就连火神派推广的功臣张存悌也不得不指出:“火神派确实理法精妙,方药卓效,但我们不能为一家之说所囿,固步自封,乃至崇阴虚者则凡病无不阴虚,崇阳虚者则凡病无不阳虚,不自觉地陷入偏执之中。”
学术精华理应尽力发扬以尽其用,缺陷则尽可能弥补或避免。盲目崇拜和全盘否定均非治学正道。
2009-04-01 12:43 4楼
当代火神派已非钦安火神派
郑钦安,清末四川著名伤寒学家,以擅用大剂姜桂附而名动蜀中。《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当为“火神”名号之肇始。但学术界更愿意以“钦安学派”称之。
考当时的所谓“火神派”,不过是外界对崇尚扶阳、擅用温法、尤于姜桂附等温热药物有独到心得的医学流派的一种美誉。从郑钦安三部医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中可以看出,郑氏对仲景推崇备至,又受明代温补派影响甚巨,其书中多处引用景岳“气不足便是寒”之语。难能可贵的是,郑氏师古而不泥,独具慧眼地指出了张景岳在扶阳观上的不同。详考郑氏三书,既有辨认一切阳虚法,又有辨认一切阴虚法;既用四逆白通,又用白虎承气;对温清并用的乌梅丸也有圆通活用。虽有专长但偏执之象并不明显。其弘扬温法,乃为清末温病学派倡行而设,是针砭时弊之举。也就是说,郑氏虽长于扶阳,但总体上不曾脱离辨证论治,是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仲景学说的发展、温法的极大扩充。
郑氏的成长过程是符合历代名家的成长规律的,如金元四大家汲《内经》之养分,各有创获,但后人谁又会单学一家单用一法呢
钦安学派的忠实继承者、被人誉为“唐火神”的蜀中名家唐步祺先生,穷十五年之功实践郑学,吾数阅其书,未见唐氏张口“火神”、闭口“扶阳”,却在其所举验案中多次见到承气、白虎、黄连阿胶汤等苦寒之方的应用,体现了一位医者应有的辩证之功、公允之心、持平之论。
吾归纳卢崇汉、吴佩衡等人之法,对当代火神派归纳如下:重视阳气;辨识阴证;擅用大剂姜桂附;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寒凉药为伍。必符合此四项者方能称之为当代火神派。从此特点即可看出当代火神派之偏颇。为避免流于空谈,必举一“当代火神派”之代表来证实吾言不虚。
当代火神派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推崇神化到状似近妖的程度,以钦安学派嫡传卢崇汉为例,以《扶阳讲记》中卢氏所谓经典语录逐一析之。卢氏说从不用温清之法,其谬大矣。卢氏说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乃唯心之论。至于其核心思想“阳主阴从”、“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属片面之论、偏执之辞。
当代火神派或出于炒作目的,或因为难耐寂寞的浮躁,功利心远大于推广中医学术之情。所以才会有某人极力抬高卢崇汉而借以抬高自己,才会有某人的自甘从属借以摆脱自身草根阶层的影子,近来各出版社纷纷推出跟风之作,利益驱动更不必说。这违背了中医最基本的辨证论治精髓,形成了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内患。当前中医界看似热闹非凡,实则岌岌可危,当代火神派其罪非小。
吾力劝青年学子:欲习温法,必读钦安原著方可,唐步祺之阐释亦有参考价值。而当代某些人偏执狂悖,弊大于利,切切不可读之信之。
(杏李园主人)
郑钦安,清末四川著名伤寒学家,以擅用大剂姜桂附而名动蜀中。《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当为“火神”名号之肇始。但学术界更愿意以“钦安学派”称之。
考当时的所谓“火神派”,不过是外界对崇尚扶阳、擅用温法、尤于姜桂附等温热药物有独到心得的医学流派的一种美誉。从郑钦安三部医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中可以看出,郑氏对仲景推崇备至,又受明代温补派影响甚巨,其书中多处引用景岳“气不足便是寒”之语。难能可贵的是,郑氏师古而不泥,独具慧眼地指出了张景岳在扶阳观上的不同。详考郑氏三书,既有辨认一切阳虚法,又有辨认一切阴虚法;既用四逆白通,又用白虎承气;对温清并用的乌梅丸也有圆通活用。虽有专长但偏执之象并不明显。其弘扬温法,乃为清末温病学派倡行而设,是针砭时弊之举。也就是说,郑氏虽长于扶阳,但总体上不曾脱离辨证论治,是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仲景学说的发展、温法的极大扩充。
郑氏的成长过程是符合历代名家的成长规律的,如金元四大家汲《内经》之养分,各有创获,但后人谁又会单学一家单用一法呢
钦安学派的忠实继承者、被人誉为“唐火神”的蜀中名家唐步祺先生,穷十五年之功实践郑学,吾数阅其书,未见唐氏张口“火神”、闭口“扶阳”,却在其所举验案中多次见到承气、白虎、黄连阿胶汤等苦寒之方的应用,体现了一位医者应有的辩证之功、公允之心、持平之论。
吾归纳卢崇汉、吴佩衡等人之法,对当代火神派归纳如下:重视阳气;辨识阴证;擅用大剂姜桂附;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寒凉药为伍。必符合此四项者方能称之为当代火神派。从此特点即可看出当代火神派之偏颇。为避免流于空谈,必举一“当代火神派”之代表来证实吾言不虚。
当代火神派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推崇神化到状似近妖的程度,以钦安学派嫡传卢崇汉为例,以《扶阳讲记》中卢氏所谓经典语录逐一析之。卢氏说从不用温清之法,其谬大矣。卢氏说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乃唯心之论。至于其核心思想“阳主阴从”、“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属片面之论、偏执之辞。
当代火神派或出于炒作目的,或因为难耐寂寞的浮躁,功利心远大于推广中医学术之情。所以才会有某人极力抬高卢崇汉而借以抬高自己,才会有某人的自甘从属借以摆脱自身草根阶层的影子,近来各出版社纷纷推出跟风之作,利益驱动更不必说。这违背了中医最基本的辨证论治精髓,形成了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内患。当前中医界看似热闹非凡,实则岌岌可危,当代火神派其罪非小。
吾力劝青年学子:欲习温法,必读钦安原著方可,唐步祺之阐释亦有参考价值。而当代某些人偏执狂悖,弊大于利,切切不可读之信之。
(杏李园主人)
2009-04-01 12:43 5楼
理性看待火神现象
毛以林 湖南省中医院
两年前,就有人问我对火神派的学术观点有何看法,说实话,我当时对“火神派”提法并无什么印象,后来又有人问我对李可先生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大剂量用附子的看法,我想“火神派”大概是指善用附子温扶阳气的一类学术派别吧。由此,我想到以前所读过的祝味菊、吴佩衡的一些著作,但我不敢胡乱评说,毕竟学术浅薄,岂可胡言以误导后学者。
由于临床工作繁忙,一直没静下心来重温上述医家的学术著作,认真拜读现代“火神派”的新作。但去年上半年有一件事大大地触动了我,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用药特色。
一个刚跟我上临床的研究生,看见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附片,问:“老师,你是火神派吗?”当时我非常惊奇,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的学术观点是以温阳为主,我在临床特别注重“辨证施治”四字,该扶阳就扶阳,该益阴就益阴,对各家学说主张取长补短。
接下来学生和我的交谈更让我感到惊讶。学生说:“老师你用附片治心衰多是以小剂量开始,要是能像李可老先生一样一开始就大剂量使用,那临床疗效就会更好,会有更大的提高!”我问我的学生:“你是从哪儿学来的用附片一定要大剂量?”学生回答很有味:“老师,火神派啊,你连这也不明白?”
由此,我意识到“火神派”影响之大,也从我的研究生盲目追捧“火神派”大量使用附片意识到“火神”之热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我开始关注网上的有关“火神派”的一些评论,发现当今“火神派”真的“火”了,不仅“火”了,而且这“火”有点过度。网上不仅争论火热,还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甚至由“口水战”演变成“谩骂”,而大部分参与争论的人都是问道中医不久的大学生,或者是从业不久对中医很多理论缺乏深度理解的医师,或者是请当今“火神”们诊治过疾病的人。
“火神派”不仅网上火,著作的出版也非常火爆,近年来,“火神派”及其传人或倡导者所著“扶阳”书籍层出不穷,市面有张存悌著《中医火神派探讨》及《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卢崇汉著《扶阳讲记》、祝味菊、陈苏生著《伤寒质难:火神师门问答录》、唐步祺著《郑钦安医书阐释》、庄严著《姜附临证经验谈》、李可著《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等,可谓蔚为大观。专业的中医“火神”著作,销量之大也令人振奋,似乎中医的春天将要来临。
然而,“火神派”热潮在给目前走入低迷状态的中医的继承、发展、重新认识带来巨大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一些人以非理性的盲目狂热追捧“火神派”,将临床水平的高低、疗效的好坏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少则三、五十克附子信手拈来,多则四、五百克放手使用,更有甚者认为“说附片有毒是胡言”,甚至把附子的用量作为判断医生医疗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演变到以使用附片剂量大小“论英雄”的境地。
这种长期、大量滥用附子的反常现象,严重偏离了“火神”鼻祖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原意,长此以往,将遗祸无穷。这种状况的出现非常令人担忧,如不加以纠正和引导,在诸多危重证患者得以挽救的同时,必会有大量“附片”冤魂产生,此话绝非耸人听闻。
如何正确地把握“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客观地评论“火神派”学术的临床价值,通过学习“火神派”的著作我们应掌握什么,接受什么?这点对于中医初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希望能理性看待“火神”现象,科学看待大剂量运用附子类温热中药,更好地掌握温阳药物的使用技巧。
毛以林 湖南省中医院
两年前,就有人问我对火神派的学术观点有何看法,说实话,我当时对“火神派”提法并无什么印象,后来又有人问我对李可先生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大剂量用附子的看法,我想“火神派”大概是指善用附子温扶阳气的一类学术派别吧。由此,我想到以前所读过的祝味菊、吴佩衡的一些著作,但我不敢胡乱评说,毕竟学术浅薄,岂可胡言以误导后学者。
由于临床工作繁忙,一直没静下心来重温上述医家的学术著作,认真拜读现代“火神派”的新作。但去年上半年有一件事大大地触动了我,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用药特色。
一个刚跟我上临床的研究生,看见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附片,问:“老师,你是火神派吗?”当时我非常惊奇,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的学术观点是以温阳为主,我在临床特别注重“辨证施治”四字,该扶阳就扶阳,该益阴就益阴,对各家学说主张取长补短。
接下来学生和我的交谈更让我感到惊讶。学生说:“老师你用附片治心衰多是以小剂量开始,要是能像李可老先生一样一开始就大剂量使用,那临床疗效就会更好,会有更大的提高!”我问我的学生:“你是从哪儿学来的用附片一定要大剂量?”学生回答很有味:“老师,火神派啊,你连这也不明白?”
由此,我意识到“火神派”影响之大,也从我的研究生盲目追捧“火神派”大量使用附片意识到“火神”之热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我开始关注网上的有关“火神派”的一些评论,发现当今“火神派”真的“火”了,不仅“火”了,而且这“火”有点过度。网上不仅争论火热,还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甚至由“口水战”演变成“谩骂”,而大部分参与争论的人都是问道中医不久的大学生,或者是从业不久对中医很多理论缺乏深度理解的医师,或者是请当今“火神”们诊治过疾病的人。
“火神派”不仅网上火,著作的出版也非常火爆,近年来,“火神派”及其传人或倡导者所著“扶阳”书籍层出不穷,市面有张存悌著《中医火神派探讨》及《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卢崇汉著《扶阳讲记》、祝味菊、陈苏生著《伤寒质难:火神师门问答录》、唐步祺著《郑钦安医书阐释》、庄严著《姜附临证经验谈》、李可著《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等,可谓蔚为大观。专业的中医“火神”著作,销量之大也令人振奋,似乎中医的春天将要来临。
然而,“火神派”热潮在给目前走入低迷状态的中医的继承、发展、重新认识带来巨大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一些人以非理性的盲目狂热追捧“火神派”,将临床水平的高低、疗效的好坏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少则三、五十克附子信手拈来,多则四、五百克放手使用,更有甚者认为“说附片有毒是胡言”,甚至把附子的用量作为判断医生医疗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演变到以使用附片剂量大小“论英雄”的境地。
这种长期、大量滥用附子的反常现象,严重偏离了“火神”鼻祖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原意,长此以往,将遗祸无穷。这种状况的出现非常令人担忧,如不加以纠正和引导,在诸多危重证患者得以挽救的同时,必会有大量“附片”冤魂产生,此话绝非耸人听闻。
如何正确地把握“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客观地评论“火神派”学术的临床价值,通过学习“火神派”的著作我们应掌握什么,接受什么?这点对于中医初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希望能理性看待“火神”现象,科学看待大剂量运用附子类温热中药,更好地掌握温阳药物的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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