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父曾经问我们:要你命的抗生素,你肯不肯把命给它!现在西医也会这样问

抗生素的滥用作者:蔡如鹏等
2009.04.10
2009年春节后不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师刘正印碰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人。
患者是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医生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
”刘正印说,这种微生物仅对一种名叫多粘菌素的药物敏感。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但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
事实上,即使能找到多粘菌素,刘正印也不敢用,因为病人恰巧患有肾功能衰竭。“拿到化验报告后,我边看边问自己,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种‘超级细菌’呢? ”
这位传染病专家回忆说。所谓“超级细菌”,是指那些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细菌,它们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抗生素的使用。
刘正印说,这名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在13岁时就被诊断出肺部囊性纤维化——这是一种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因此,在过去的8年,“她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使用各种抗生素”。大量的抗生素虽然杀死了无数试图侵蚀女孩的细菌,但也“锤炼”出了不再害怕它们的“超级细菌”。
这已不是刘正印第一次遇到 “超级细菌”了。他说,如今“超级细菌”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产超广谱酶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人们常认为抗生素就是退烧药、消炎药。能用高档的就不用低档的,能合用几种抗生素就不单用一种,能静脉滴注就不口服。这些做法无不助推了‘超级细菌’的肆虐。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中心顾问专家张永信教授惋惜地说。
与此同时,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乐意使用新型、广谱抗生素,而这些本来是应该用于严重感染、挽救患者生命的。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教授肖永红说,医院使用最多的10种抗生素中,超过一半都是新型抗生素。
肖永红等人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除去原料出口(约3万吨)外,其余18万吨在国内使用(包括医疗与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这一数字是美国人的10倍。
而据1995～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中国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总发病数的49%,其中细菌感染性占全部疾病的18%～21%。也就是说,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不到20%,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
在肖永红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由于抗生素滥用,在中国,细菌整体的耐药率,要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大约在45%左右。
与此同时,抗生素在养殖业中的应用突飞猛进。 “在中国,每年有一半的抗生素用于养殖业。”肖永红说。然而,这些药物并非用于治疗生病的动物,而是用于预防动物生病。因为目前大规模集约化饲养,很容易爆发各种疾病。另外,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这已是养殖业内通行的做法。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在农场周围的空气和土壤中、地表水和地下水中、零售的肉和禽类中,甚至是野生动物体内到处都充斥着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在人体内蓄积。它不仅会导致器官发生病变,而且能把人体变成了一个培养“超级细菌”的小环境。
其实,抗生素滥用问题在中国很早就引起了科学家和政府的注意。 2003年6月,SARS席卷中国期间,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发表论文《滥用抗生素的危害与“非典”发生的启示》,文中指出:在举国上下抗击SARS的战斗中,更应充分认识到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危害,更应加强抗生素使用管理,防止广大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为防治SARS而滥用抗生素,在短时间内出现耐药微生物的急剧增加,再次引发新的问题。
令人惋惜的是,这并未阻止抗生素类药物在SARS期间的大量使用。在90多家医药类上市公司里,1/3的上市公司牵扯到SARS药品的生产,
其中真正获益的主力即为生产抗生素的企业。而事实上,这类抗生素并不能对SARS病毒产生抑制作用。
60年来,中国的药品种类从400多种猛增到7000种左右,不少医生对一些抗生素使用的基本原则还都没了解,特别是在基层。
然而,有些医生过度使用抗生素并不因为是知识欠缺,而是由于各种压力。肖永红说,中国的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药品,而抗生素占所有药品收入的25%左右。
多开抗生素,就意味着广开财路。与此同时,老百姓把它看成“万能药”,他们甚至会主动要求医生多开一些,大部分医生都会满足患者的要求。
肖永红认为,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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