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荒”牵动市民神经 大小“血头”编地下血网

官方表态

每一次“血荒”出现,都会触动人们的神经。目前北京血液供给如何,记者昨日探访了北京市血液中心。

北京“血荒”往往出现在冬季

“非常好,可以敞开供应”北京市血液中心宣传科科长苏健说,随着天气转暖,采血状况明显好转。目前,已放开向医院供血。

血液储存,原则上不超过10天,街头流动献血方式有多个不确定因素。季节、天气、公共卫生事件、重大活动,甚至是人口老龄化问题,都会成为无偿献血工作的掣肘。供血不足往往出现在寒冷的冬季。

目前,北京市日常约有30多个流动采血点,每天可在街头采血约2000袋,一个采血点均采50至100袋血。按照目前的血源比例,92%的血液来自街头的无偿献血,约5%来自团体单位献血,其余为预约献血。

据统计,去年北京的供血量为142吨,远高于上海、广州。随着新医改和全民医保范围的扩大,用血的增速会继续扩大。据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预测,北京5年后的年用血量将超过200吨,配套献血点需要达到70个左右。

牟利多发“团体和互助”献血

刘江介绍,去年一年,团体单位献血不超4万人次,其中远郊区县的团体单位献血数不超1万,这里面还包括多种单位团体,乡村的人就更少了。另外,家庭互助献血总数约有2000人次。他分析,这些可以利用血液非法牟利的人群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现象”。

去年的供血紧张时,北京启动家庭互助献血。

“政策的初衷很好。”刘江说,但在实施过程中,不排除出现有人利用血液牟利。而家庭互助的范围为亲属、朋友、同事,这给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判断难度。

虽然目前血液供应紧张已缓解,但刘江认为家庭互助献血不应仅仅是救急,更应是一项长效机制,推动病人家属参与无偿献血,增加献血人群。

“应扩大团体单位献血比例”

刘江认为,血液系统需要解决的两个最大难题是,如何保证持续增长的血液需求总量,同时保证血液一年四季均衡供应。

他称,应对冬季血荒,应该建立另一个机制扩大团体单位献血比例,针对性投放在冬季。

“献血法出台后,文明单位评选取消了有关献血的指标,我认为这样不好。”刘江认为,在增加街头流动献血点和宣传无偿献血知识的同时,应将无偿献血重新纳入到团体单位文明单位测评体系。

而如果献血纳入评奖体系,会不会促使变相行政指标血的再度合法化。刘江称,测评体系不以团体献血数量为标准,而是以无偿献血宣传产生的“知晓度”等为标准,并不会改变献血的自愿原则。

大小“血头”共编地下血网

记者调查得知,“血头”除了借助一些村的“指标献血”操盘外,医院、血站的“家庭互助献血”,都成为“血头”们牟利空间。大大小小的“血头”下游,由成百上千,甚至万计的大学生、民工、兼职工作者等,编成一张地下血网。

400毫升“血头”要价1500

张伟(化名)是一名小“血头”,他所在的卖血组织,一半以上的收入出自村委会“指标献血”。他称,北京血液紧张时,医院、血站,甚至是北京市血液中心,都有“血头”活动。其中,对于“家庭互助献血”,“血头”要价最高,400毫升的血一般成交价在1200至1500元。

家庭互助献血,是指在血液供应紧张时,病人亲属须得先行献血,再持献血证到所在医院,为病人等量换血。

可如果病人没有足够多的亲友或家人远在外地,一旦病人手术用血量大,便可能献不出等量血,而且献血家属也存在验血不达标的风险。

“血头”们就抓住了这个牟利空间,“趁人之危狠宰。”

张伟称,在北京一些医院的血液科,都会有“血头”静等前去找血的病人家属。特别是供血紧张,一些手术被迫推迟。不忍亲人遭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家属,只能选择家庭互助献血,让家人尽快手术。

“不买就做不了手术。”张伟说,有一次大“血头”向他要10个人,进医院献血,每400毫升血价格1500元。他坦言,“家庭互助献血”需要有亲属关系证明,但他们一般都能顺利过关,“人家肯定是着急做手术,医院和血站也理解。”

4月2日,北京市血液中心,一名光头男子长时间坐在二楼的长凳上。见到有前来献血的人面露难色,光头男子便上前搭讪,为求血的病人家属讲解当下的献血政策,以及献血流程。光头男子自称有朋友可以帮忙找血,每400毫升血收费1500元,并主动留下电话。

记者调查发现,此前一月间,这名光头男子就多次出现在血液中心,遵循工作人员作息时间“上下班”。

圈子套圈子 “血头”数量多

经过几个月拉人卖血经历,张伟了解到,他所在的卖血网络大概有一两个大“血头”,一般只负责联系“生意”。他们有七八个固定的下线,每个下线下面差不多都会有四五个负责拉人卖血的,张伟等人则是最底层的“小血头”。

他说,那些被拉去卖血的人,大多是想挣钱的大学生和长期做兼职的人。其中有省吃俭用从早到晚干活的人;有挣点钱就窝在宿舍里吃睡,或者整天泡在网吧直到身无分文。还有怀揣文艺梦想,北影厂门前的群众演员。

他们没有固定收入,都成为“血头”渔利最稳定的血源。

“每个人都有圈子,圈子又套着圈子”。在张伟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几百个人的手机号码、性别、年龄,当前的身份,甚至还有身高、体重比例的“身体指数”。需要什么人干什么活,只需要看着笔记本打电话找人。他还加入了十余个兼职QQ群,在网络中能接触到的就有接近千人。

张伟说,一些人被拉去卖血后,下一次就带其他人卖血坐等抽成,这就成了小“血头”,所以小“血头”的数量难以计算。

按照规定,两次献血间隔期不少于六个月。但大“血头”通过层层网络,掌握着大量像张伟这样的小“血头”,轮番找不同的卖血者,保障血源供应。

“只要你想干(献血),哪天都有活。你能找多少人,我就要多少”。长沟镇献血时,记者听到一名小“血头”对一名卖血者说。

多名卖血者和小“血头”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之前都是无偿献血者,在街头献血时被“血头”拉拢。虽然献血和卖血的终端都为血站,但无疑影响了无偿献血的发展,“因为血头的存在,很多人对无偿献血产生反感和怀疑。”

“血头”抢地盘引冲突

不同“血头”和卖血组织,因抢地盘也发生冲突。

张伟称,有一次,他和近20名卖血者到一个村委会大院,张伟的上线血头和另一拨人为争抢献血名额大打出手。

还有一次,一个女孩带着两个人到一家医院,为缺血的病人家属献血。事后准备离开时,被常在该医院的大“血头”威胁,“把钱拿出来”,女孩只好交钱走人。

“来了陌生人,血头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干什么的,包括便衣。”也曾做过小“血头”的李良(化名)说,他们组织卖血的地方也时常有便衣暗访,但“血头”们很警觉,“什么也不做,便衣也没什么办法。”

直到现在,张伟和李良也弄不清楚,“大血头是怎么和献血单位建立的联系,从哪里得到如此准确的献血信息。”

但他们清楚,“血头”赚取的是暴利血酬。

张伟说,上级血头给他一般拉一个人是四五百的样子,他就给卖血者三四百元,从中渔利一两百元,赶上用血紧张,“有时一天可能要分到几个地方献血,跟我们都是一次要几十人”。

大“血头”赚得更多,比如到村里卖血,虽然价格比“家庭互助献血”低点儿,但一般都需要拉几十人或上百人,除去给卖血者的三四百元,小“血头”只能赚五十元到一百元,其他的钱都是大“血头”的,“绝对是暴利”。

如今,张伟和李良都退出了卖血组织,他们说虽然赚了一些钱,还是觉得不安心,“这是别人从身体里抽血挣的钱,人家拿命换钱,我花着不安心。”张伟说。

虽然不干这行了,仍有人不时给张伟发短信,问有没有血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