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医学术流派的阶段性及其嬗变

【关键词】 中医学术;学派;流派;阶段性

中医学术是一个历史性与时代性并存、公理性与学说性兼合的学术体系。早期的经验、方法、观点、思想被后世继承并成为后世学术的前提与基础,后世的经验、方法、观点、思想在传承于前代的同时又融入了时代的东西。历史总在现实中闪烁,现实又散发着历史的气息。被普遍接受的渐渐成为不刊的公理,如“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1]和“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2];执着一端的被视为学派学说,如“吐中有汗,下中有补,止有三法”[3]。

中医学术中能成为不刊公理的虽不在多数,却坚定地支撑着整个系统的大轮廓,学派学说可以突出传统的规范,却终究不能也不曾走得很远。在公理性理论的框架下,各种学派各擅其说,异彩纷呈,洋溢在中医学术史的长廊上,彰显着中医学术万古罔易的特征——公理性与学说性并存。
从学术演变的历史看,中医学术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学派、成熟学派和现代学派。
1 早期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方技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四家。“神仙家”为迎合秦汉帝室向往长生的欲望而繁荣,《汉志》载录《宓戏杂子道》等十家共205卷,按其“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4]1 780的意旨,实在与我们理解的医学距离甚远。“房中家”亦不同于今天的“性医学”,倒是与后世在贵族宦门中秘传的“房中术”有更多牵连。因此,《汉志》方技四家只有医经和经方算是医学。“医经”一派“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4]1 776,显然更关注医学的基础,而“经方”一派则径言“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4]1 778,于临床有更大的激情,两派各擅其能,又皆有所短,已是中医学术流派的雏形。需要注意的是,被后世奉为不刊之典的《黄帝内经》不过是“医经”之一,自然还不具有后来的权威。随着时光流转,医学的格局发生变化。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不曾直接提及《汉志》中的任何一家,可见文献的散佚相当严重。张仲景曾“撰用”的《素问》、《九卷》,经过《甲乙经》、《脉经》的征引以及皇甫谧对其与《黄帝内经》关系的明确肯定,大约在魏晋之际成为了医经派的旗帜。此后,南朝全元起作《素问训解》,隋代杨上善作《黄帝内经太素》、唐代王冰作《黄帝内经素问注》,医经派沿着《黄帝内经》的脉络在充实、提高和趋向精致。
经方与医经不同,与临床直接相关的特点决定着它更具有活力,也注定会更加繁荣。《隋书?经籍志》载医书“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5],其中以“方”为名的约70多种,经方派的繁荣可由此得知,至于2 600卷之巨的《四海类聚方》,更是经方派的盛举。东晋葛洪是大学问家,曾在《抱朴子》中表示过对医学的不屑,却编撰了《肘后百一方》,该书经梁代陶弘景补阙而传于今,即《肘后备急方》。葛洪萃集医方,但为救急,因此不讲太多的医学原理,自当是经方一派。孙思邈、王焘多有引用的姚僧垣《集验方》、陈延之《小品方》等,亦不越此范畴。南北朝的分裂导致了医学的隔阂,现实的需要却催促着医学的进步。方、药、法、术的不断积累,以及人们对理论的研究和传承,医经与经方在相通而又不同的层面上绵延着彼此的执着,当时的中医临床是一种异彩纷呈的景象。
唐代的统一与初唐至盛唐的百年繁荣,为中国医学的总结、归纳、提高提供了条件。《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不仅是唐代医学的双璧联珠,而且有着相似的特点,即将“方”、“法”统摄于相应的理论之下,其中《备急千金要方》表现得尤为典型。与《肘后备急方》和只能从前代文献中略窥鳞爪的《集验方》等相比,《备急千金要方》以论统方,先论后方,方必据理,理以方明,表现出医经与经方融合的迹象。如果说隋唐以前数百年的医学还是在相对的艰难中前进的话,初唐至唐代的繁荣与稳定,不仅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也为学术的总结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孙思邈是善能综合的大家,于医学有着极大的热情,并在似乎无意之间开创了医经与经方两派互融互通的风气。如果确认《汉志》四家是学派的概念,那么这种学派传承到了唐代则出现了融汇的迹象。这种融汇是医学长期厚重积累的要求,医学到了唐代已不能满足于学派在临床与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医学是一个从理论到临床的综合体系,学术学派则同样应该是一个由理论和临床构成的小体系,偏重临床或偏重理论,反映着医学的相对幼稚与贫弱。因此,从《汉志》四家到隋唐时期,中医的学派只能算是早期学派,而《千金方》、《外台秘要》等综合性医著的出现,为宋元及宋元以后成熟学派的蜂起创造了条件。
2 成熟学派
宋辽金元是一个动荡多戕的时代。宋与辽、金、蒙古的复杂关系,不仅导致战乱频仍,而且将中国带入又一个南北朝的噩梦。战乱与和平的交错,人们不能不有更多思考,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步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代。北宋时期,医学积累已相当丰厚,学科分化也已基本完成,临床手段更加趋于多样,加之印刷术为医学文献提供了传播条件,医家们可以不再重复孙思邈“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惆怅,于是便将更多的关注从寻找方法转向思考问题。以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的理解发挥为契机,成无己、庞安时、刘河间、张元素各名其家,由刘河间而荆山浮屠、张子和,由张元素而李东垣、王好古,再由荆山浮屠而罗知悌而朱丹溪,由李东垣而罗天益,学派在绵延中嬗变,医学在学说的繁荣中进步。“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6],宋元医家不再重复当年医经与经方的理论与临床之争,而是在临床特色的基础上探讨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发挥临床特色。他们所争执的非如医经和经方那样是两个层面的内容,而是在同一个层面展开真正的争鸣,刘完素与张元素、李东垣与张子和,都能综合理论与临床而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素问玄机原病式》、《医学启源》、《脾胃论》、《儒门事亲》虽各有侧重,却都能综合理论与临床,将理法方药贯串为一个整体。将宋元时期的学派称为“成熟学派”,依据也在于此。成熟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术的成熟与丰满,推动着中医学术的不断创新。

学术流派表现为动态的过程。温病学派兴起于清代的江浙地区,而其萌芽则在金代的河北河间,其间经历了蜿蜒曲折的学术传承,才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学术传承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学术的嬗变。刘河间力倡火热病机,强调五气化火和五志化火,其着眼点在于火热邪气为患。张子和承袭了刘河间对邪气的关注,将攻邪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对火热似乎缺少了刘河间那样的激情。在张子和眼中,邪气是可寒可热的,未必都是曾引得刘河间高度紧张的火邪与温热。到了朱丹溪,火热仍被关注,但更多的火热来自人身的相火。刘河间力倡火热病机,所以要寒凉,张子和紧盯邪气为患,所以要攻邪,而朱丹溪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要滋阴,中医在厚重的历史积累上进入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时代。
学派产生的根结在于见解不同,不同的见解必当引起争鸣,学派间的争鸣既是一种现象,也是学派乃至整个中医学术发展的动力。张子和为力证攻邪法的正确,对《内经》以下的相关理论不仅烂熟于心,且能融会贯通而出新说。朱丹溪为力证《和剂局方》之误人,驰骋于理学和医学两界而能进退裕如,虽然其将医学与理学挂钩显得有些勉强,但却着实为理论创新找到了一种方法。
3 现代学派
中医学术至近代而一大变。西医的传入与发展不能不对中医产生影响,于是中医学术的整体价值更为人所关注。中西汇通学派应运而生,有关中国医学的种种思潮纷纷涌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的企图更使得中西医论争趋于白热化。“中西医汇通”只是轮廓而言,其中各家持论多有不同,实质性的学派活跃在“中西医汇通”的大潮流之中。但是,历史上的学术流派并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即使显性的学派传承关系隐没不现,但学术本身并不因此而真正消歇,学派学说以相对隐性的形式绵延,并发生着实质性的影响,如《验方新编》的问世归于“经方”的遗风,似乎未尝不可。在当代中医学术领域,广泛使用的“补中益气汤”时时传达着“胃虚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7]的信息,而六味地黄丸较之金匮肾气丸更高的使用几率,也使得“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更容易为人接受。今天,不仅由于中西医并存而出现了“经典派”、“现代派”和“结合派”[8]这样的轮廓性学派,当代名老专家基于传统而融会古今的学术,正在通过师承或私淑形成新的学派传承关系,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的传布,形成新的实质性学派。当代学派具有传统学派的基本特征,其特**的经验、观点、思想反映着现代条件下中医学术的创新与进步。
据此,中医学术流派可以分为“早期学派”、“成熟学派”和“现代学派”三种。早期学派主要完成了中医学术的渐进式积累,如药物的发现、方剂的创制、疗法的丰富、一般性理论的归纳梳理以及主要学科的分化。宋元医家在前述过程基本完成、医学需要新的质变式的发展的情况下,在传统的框架中开始了争鸣式的学术探讨,并通过著述传布思想,通过授学培养传人,以学说、医著、医家和传承关系构成成熟的学术流派。宋元学派较之早期学派要成熟得多,清晰得多,对现代中医学术的影响也深远和深刻得多,因而可称为成熟学派。近代以后,由于西医传入的影响,中医学术发生了较之此前要激烈许多的变化,传统的学派在绵延,新学派在现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与科技条件下产生,立足中医传统而融会现代科技,成为现代中医学派形成并发生影响的新特点。名老中医的特色经验、观点、思想既来自传统,又有所创新,并通过某种更可靠的方式绵延,形成新的学派。“学术流派的形成和涌现是激活理论创新的源头,学术个性的弘扬是形成理论建树、造就大师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学术繁荣的时代需求”[9]。因此,研究中医学术流派,对促进现代条件下的中医学术进步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58.

[2]张仲景. 伤寒论[M]. 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2.

[3]张子和. 儒门事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65.

[4]班固. 汉书[M]. 上海:中华书局,1962.

[5]魏徵. 隋书[M]. 上海:中华书局,1973:1 050.

[6]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上海:中华书局,1997:1 329.

[7]李东垣. 脾胃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307.

[8]郭子光. 关于中医学术流派的评析[N]. 中国中医药报,2005-01- 21(3).

[9]王琦. 论中医理论的特质与路向[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