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汇通西医 未料“失乐园”(录自:曹东义·《永远的大道国医》)

欲汇通西医 未料“失乐园”(二)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和清政府腐败无能日益暴露,医学教育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太医院和地方医学的传统医学教育日趋衰败,帝国主义纷纷以传教士身份人驻中国,实施文化侵略。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有教会医院出现。如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首先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l835年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办了广东眼科医局。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为了实施控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计划,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通商口岸及大都市设立医院,并招收中国学徒,以后由医院渐渐发展成医学校。

据资料显示,这个时期西医学在北京的传入情况,主要以传教士的医疗活动为主。公元1862年伦敦会在北京建立“双旗杆医院”,公元1906年由该院与其他几个医院合并为现今的协和医院,成为北京最大的教会医院。此外,公元l903年成立北京协和医学校,公元1906年清政府批准其立案,公元1908年开学,是当时第一个得到清政府承认的最大的教会医学院,公元1915年洛克非勒基金会接收后改为协和医科大学。

不仅教会设立医学校,各国政府或私人也在中国设立医学校。如l907年德国人宝隆在上海设同济医院,l911年日本人在奉天设立南满医学堂等。总之,在清朝末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医学校,几乎每省都有。外国教会除了在北京开办医学院校外,还吸引留学生到海外学习西医学知识。

同时,清政府也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政策,于1865年在北京同文馆所设科学系,聘请杜琼为医学科学研究教授,这是在国内国人学习西洋医学的开端。1903年京师大学堂添设医学实业馆,招收数十人,教授中西医学,于l905年改称医学馆。

至民国初年,北京、直隶、江苏、浙江、广东等省都设有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当时的北平政府,在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方针指导下,所办的七所医学校都聘用日本籍或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员充当教员,所用教本也多译自日文,与英美教会医学校形成对立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医学在西学冲击下,日趋动摇。在中西抗争的斗争中,北京中医自强不息,努力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和理论水平,解决了不少医学难题,充分显示出祖国传统医学的内涵与生命力。清末民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在医学界形成了留学热潮(如孙中山、郭沫若、鲁迅等)。根据资料显示,从1896年至l937年止,中国人留学日本者不下五万人,这其中有不少是学习医学的。接受了系统的医学教育和专业技术训练的归国学者,在中外医学交流事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于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签订了《天津条约》,在第五十款中明确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这使中国培养翻译人才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迫在眉睫,因为当时懂得外语的人才在全国各地都很罕见。于是,奕诉奏请开办同文馆。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同文馆开始的时候设英、法、俄文三馆,随后又加了德文馆。同文馆分前馆、后馆(高年级和低年级),后馆比照西方的中学,前馆比照西方的专科,学制八年。这个官办的洋学堂从小皇帝同治登基开始(1862年),转眼到了光绪年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同文馆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解散。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11日,上谕令其归并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张百熙管理。此后,即称译学馆。这所学校,教洋文的教师一概都是外国人(后来教西学的也大部分是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也不屑说,上课绝对的“情景教学”。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之共识。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严复(1854～1921年),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将其节译为《天演论》,并于l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人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这种观点,深刻地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因为联系到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实际上是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适在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胡适自己取名字,其中的适字,也与此有关。《天演论》发表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影响了当时,而且影响了几代人。

严格地说,严复先生翻译错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本意,但为了维护达尔文学说的严肃性,赫胥黎自称是达尔文的一条咬狗。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张的需要,已经把只适用于生物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赫胥黎的眼里,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应当人人平等,落后了就应当获得帮助,怎么能够落后了就要挨打?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伦理学,动物界需要的是自然进化论。尽管理论上赫胥黎说得非常明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希特勒高叫消灭劣等民族等主张,仍然不能说与社会达尔文丰义无关。

学术界大规模介绍西医书籍的时代,也正是开始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伦理学与进化论》的时候。

欲汇通西医 未料“失乐园”(三)

丁福保(1874～1952年)字仲祜,号梅轩、畴隐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医学家。尤其在清末民初时代,他是对中国医学界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于1903年应张之洞之聘赴京,任京师大学堂算学、生理学教师。三年后辞归上海。此后因病,向赵元益学习医学,赵精通中西医学,故丁先生亦中西兼备。l909年应两江总督端方医学考试,获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声名鹊起,因而深获端方与盛宣怀的赏识,被委派赴日本考察医学。在日本,他考察了帝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青山医院、千叶医学校等,参观了解剖室、X光室、内外科室、镜检室。归国后,在上海设医学书局,办医院,建疗养院,为人诊病历时二十余年。五十八岁后,丁福保乃专心著述。刊印书籍,在医学、文字学、佛学、古钱收藏研究、数学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编撰出版了数量惊人的著作,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赢得世人的赞誉。

丁先生在赴日本考察期间,得以接触日本之西洋医学书籍,并大量购归。从事翻译。在此前中国已有英国人合信与傅兰雅、美国人嘉约翰、中国人赵元益等翻译西洋医书,但丁先生认为合信等人所译内容浅显、陈旧,而“若假道日本,当较欧美为便利”,于是仿照日本前野良泽、杉田玄白译述荷兰医学之例,翻译日文西洋医书数十种,结集为《丁氏医学丛书》。丁氏之前,中国仅译有二十余种西医书,而丁先生一生译出五十余种,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世人公认,其译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曾先后获中国内部务、南洋劝业会、万国医生会及罗马卫生赛会的各种奖励。吴葆真评述丁氏译业,“诚空前之巨著”。在中医学方面,丁先生撰有《内经通论》、《伤寒论通论》等三十余种。有人统计,丁先生医学译著共计有八十三种。

丁先生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是如何看待中医的?这是很重要的。他说:“沟通中西医,应自中医科学化始。——撷采彼长,以补吾短,适为保存国粹之惟一途径”。他在《医学补习科讲义•绪言》中说:“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于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肺五叶而医者以为六叶,肝五叶而医者以为七叶,肺居中而医者以为居右,肝居右而医者以为居左,心四房而医者以为有七孔,膀胱上通输尿管而医者以为无上口,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解剖学。肾为制溺之机而医者以为藏精,不知藏精之别有精囊也;心为发血之区而医者以为君主,不知神明出于脑也;肝之制造胆汁,外肾之制造精液,胰脏(旧译作甜肉)之制造胰液,而医者均不知也。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生理学”。丁先生还批评中医其他方面的“错误”,认为,应当学习卫生学、病理学、内科学、药物学。不仅中医脏腑理论不是基于解剖,中药的运用也不是来于实验,“此无他,向壁虚造之本革误之也”。

丁先生每立一个西医学科,就要打趴下一个中医学问,真可谓“不破不立”。在当时最先了解西方的学者看来,中医学剩下的内容已经很有限了。丁先生“打垮了”中医传统各科之后,意犹未尽,又直指中医理论。他说:“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脏强配五行,凡稍知物理学者,皆能知其谬也。赤人心,青入肝,黄入脾,白人肺,黑人肾,以五脏强配五色,凡稍知化学者,皆能知其谬也。吾国医学之腐败,至此已达极点矣”。

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否定五行的思潮,恽铁樵曾说:“戊戌而后,校中文课,偶涉五行,为师所呵叱。”严复在讲演的时候,就曾经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锡,孰胜之邪?!”他论述说:“中国隆古之人,已分一切物为五行也。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意欲以此尽物。则试问空气应归何类?或曰空气动则为风,应作属木。《易•巽》为木,而亦为风。则吾实不解气之与木,有何相类之处?又矿质金石相伴,血肉角骨,自为一部。凡此皆将何属?且使火而可为行,则电又何为而不可?若谓原行不收杂质,则五者之中,其三四者皆杂质也。是故如此分物,的成呓语。中国人不通物理,五行实为厉阶。”严复把五行学说看成是混乱思维、虚造臆想的东西,这种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阶层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

章太炎曾经撰文加以批驳,为此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节族”、“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他说:“尽用彼语(世界语),则吐辞述学,势有不周;独用彼音,则繁简相差,声有未尽。谈者不深惟其利病,而侥焉以除旧布新为号,岂智有未喻,以骛名而不求实之过哉!”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章太炎先生主张保存汉字,维护国学。

五四前后,钱玄同、鲁迅、瞿秋白、傅斯年等也主张废除汉字,把汉字当作变革图强的障碍,甚至拿“结核菌”、“茅坑”来形容汉字,这种学说的影响,直到汉字计算机输入难题解决之时才宣告结束。

中医界最早提出废五行的,应该是江苏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他在1915年时任神州医药总会的评议员,他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议交该会讨论。他说:“不佞之倡议废五行也,原为昌明医学,保存国粹,力戒蹈空之弊,实事求是起见”。不过袁氏的废五行观点流传不广,在医界未引起强烈反应。

在中西医界真正挑起阴阳五行之争的始于余云岫,他在1916年发表了《灵素商兑》,开始了向中医理论的“正规进攻”。他批评阴阳学说:“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为造物之玄宰”,宣布阴阳学说是玄虚之学,然后进一步攻击五行学说:“至于五行之说,尤属不根。其在印度、欧西则分四行,曰地,曰水,曰风,曰火。中夏则别为五行,曰金,曰木,曰水,曰火,曰土,是东西已不相同,孰得其真?已不可辨。其为恍惚无凭之说,于此见端倪。徒以中外隔绝不通,无异说以资参者,故坐井观天,墨守其五行之说,自以为得造化之精奥耳。原夫古人所以创为四行、五行之说者,不过分别万汇,使以类相从,而挈其纲也。古人以为天地万物,皆五行相薄而成,是五行者,五原质也。而朱子以水、火、土、石,为地之四象。邵子亦云:‘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则又近乎四行之说矣。今则化学日明,知成物之原质,已有八十(笔者按:此指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元素);然则已变而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

余云岫蓄意取消中医,他的看法自然不会是客观公正的评论。他说:“阴阳五行之说,其根本恍惚无凭若此,由是而变本加历,配以脏腑,应以色味,部以干支,丽以年月,辖以时节,值以星象,穿凿附会,愈支离而不可究诘。本实先拨,虽繁枝茂叶,皆幻象耳!乌足与论议哉!故一切不复置辩。”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学者。他在1923年5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也大力批判阴阳五行。他说:“阴阳五行为两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嘻!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他因此而发出来这样的感慨:“学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梁启超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人们普遍尊重他的学识,认为他对于国学素有研究,梁文一出,一时之间,附会其声者甚众,中医之灾难,由此日渐加深。

被人们尊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在1926年的《医界春秋》上,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他认为:“五行之论亦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有人对他的这个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他根本不接受,进一步撰文反驳说:“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耶?夫中医不可废也。然或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则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章太炎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接着论述说:“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平脉》、《辨脉》及《金匮要略》,发端略举五行事状,而他篇言者绝少。”张仲景的著作,以辨证论治为主,外感以六经辨证论治,杂病以脏腑辨证论治,很少提五行学说。因此,在近代一片废止五行的呼声里,张仲景的学说倍受重视,医圣的地位可加突岀。

建国前,华北名医富雪厂,在他的著作《华北国医学院四诊要决讲义》里说:“五行生克,实为医术障碍。尝考五行之说,起于周末,盛于两汉,唐宋诸儒,谓《内经》一书,全出于汉人伪造,余谓此得半之论也。《灵枢》《素问》与《本草经》,黄帝神农时代实有此书,盖天地有阴阳之气,人受之以生,加之父母之遗传,家庭之习惯,其气质不无偏盛之气质。感触天地阴阳偏盛之气而生病焉。古圣人为之理阴调阳,有效则笔之于书,以为规范,故于人之脏腑营卫,以及方药,无不本阴阳以立说,无所谓五行生克者。汉人迷信五行,乘机窜入,于是医学为之一厄;暨张仲景起于后汉,以六经治百病,其不取五行可知矣;乃叔和搜辑颠倒,又复羼以伪说,于是医学又为之一厄;宋元后医者,未见华元化解剖之书,未经实验,闭门而高谈五行。以饰智惊愚,于是而医学更为之一厄。余未冠时,即承家学,究心脉法,诵习经验,垂数十年,自问于医学稍得门径,窃思著成一书,一以扩古经微义。一以作后学津梁。五行腐说,铲除净尽,精义至言,足以医医,乃授之学者,而告之日:此黄农仲景之家法也,亦吾之家法也,珍之珍之。”富先生把五行称为“腐说”,并主张铲除干净,把这个观点说成是中医学正崇的“家法”,必然会影响许多跟随他学习的中医学子。

南方名医叶古红说:“经验之言为碎金,而五行谬说则砂砾。今欲整理旧学,殆犹披沙拣金。五行相克说,在所必废。而司天在泉诸神话,尤宜拉杂摧烧,不能使民生寿天、种族强弱所关之学术,笼罩于蛮云妖雾之中以终古也。”又说:“宇内凡百事物,其真理未经发现者,无不可强以生克之义通之。五行说在我国一日不废,大足障碍一切人生日用,使永久不能与实地沟通。”叶古红受当时废止五行思潮的影响很深,痛恨五行学说的程度是如此强烈,这真是中医学的时代悲哀。

通过上述代表性人物的言论,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医初识西医的时代,很多人迷失了自我,不自觉地走到了以西医为标准的立场上,先以解剖为标准,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后以实验为基准,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学既失去了对于脏腑的解释权,也痛失了指导理论的阴阳学说,学科存在的根基就这样被动摇了。因此中医步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以西医为标准,中医学举手动口皆错;以西医为是非标准改造中医,中医的存在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困境。

欲汇通西医 未料“失乐园”(四)

中医学几千年的发展历史,难道就是这样一本糊涂帐吗?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欺蒙了我们几千年吗?难道真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称的那样,中医学是一个“问题医学’’?回答自然是否定的。那么,如何看待前人的学术成就?如何认识中医的现实作用?如何看待中医的未来?这的确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人们只看到了中医学对于器官解剖的不精确,却没有看到西医对于中医传统知识产权的剥夺。毫无疑问,中医所说的五脏,其认识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长达几千年以上,从辨认器官,到起出名称,再到认识它们的基本作用,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医研究人体,采用了“虚拟化”、“模型化”的认识方法,这是中医学在解剖实证不发达的古代,所创立的一个独特的认识法,今天重新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是一个进行科学创新的好方法。

通过制造模型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是对于现实世界的事物、现象、过程或系统的简化描述,或其部分属性的模仿。这时往往舍去了原型的一些次要的细节、非本质的联系,以简化和理想化的形式,去再现原型的各种复杂结构、功能和联系,是连接理论和应用的桥梁。从思维方法上遵循化繁为简的原则,把复杂的实际问题转化为理想的简单问题。这种方法在中医学里早就有所应用,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来这个名称而已。

比如,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小天地,有结构,有水火,有运动,有变化,有相互之问的联系,这是因为采用了“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制造模型的基本法则决定的。因为《易·系辞》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因此,中医说“天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人体的五脏六腑,因为象地气、天气的不同,就有了阴阳的区别,而且也有了“藏精气”与“传化物”的不同分工。人体的奇恒之腑,由于“藏于阴,象于地”,在功能上也是“藏而不泄”。在结构上,人体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气为阳,血为阴;热为阳,寒为阴。因为人体的标准体位“坐北而朝南”,太阳东升而西落,所以说“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血气之男女也。”

由于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小天地,尽管“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但是“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是可以通过研究模型,类推而得其大要的。因此才有了“脏象”学说。中医的五脏,因为能与春气、夏气、秋气、土气、冬气相通,能与五色、五味、五声相合,才使得中医的脏腑,从解剖实体升华出来,成为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具体结构、没有一定形态的“关系型脏腑”,是一个被“虚拟化,处理了的脏腑概念,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肉质器官了。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医“虚拟化”处理之后的脏腑概念的变化,比如,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主管着饮食精微物质的吸收和转运,主统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西医经常因为脾破裂,或者脾大而切除脾脏。那么,病人脾切除之后,再找中医看病,中医辨证的时候病人还有脾吗?如果没有脾,五行学说还能成立吗?五脏之间的关系,还能生克吗?“后天之本”不存在了,这在中医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使是西医切除了患者的脾脏,中医一定认为脾脏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医所说的脾脏,是虚拟的脾脏,是西医所切除不掉的脾脏。这就是西医“实证”与中医“虚拟”的区别,不了解这个区别,就不知道中西医学术主要的差异所在。

每一个人的阴阳变化,气血脉象的不同状态,既有四季的节律,也有月节律与日节律。中医认为,五脏与四季气候相关,经脉与大地的江河有关。并且人体与万物的生长壮老死一样,五脏之气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规律地变化,螺旋形上升,有始有终,是一个“神转不回,回则不转”的历史过程。

中医通过模型认识法,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都做了虚拟化处理,建立了一系列的“理想化模型”,完成了对于人体的认识,形成了“标准化的虚拟人体模型”。并进一步用这些系列人体虚拟模型,解释各种生理病理现象,指导中医临床工作者,进行具体的诊疗活动。

中医模型方法的方法论意义是很值得重视的。中医“理论造模成功”之后,再通过研究模型来揭示原型的形态、特征和本质,是逻辑方法的一种特有形式。模型方法是把认识对象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形象表示出来,从而使问题简明扼要,以便窥见其本质。这就是中医不打开人体,却能够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状态,使用化学成分极为复杂的药物,取得安全有效治疗效果的原因所在。

传统中医认为五脏为五神脏,神明虽然由心所主宰,但是,五脏与精神思维有关,也与人体的情绪有关。所以人们都知道“肝胆相照”是什么意思,不是解剖学上的两个血淋淋的肉质器官;菩萨心肠与鼠肚鸡肠,截然不同;将军肝胆与胆小如鼠之胆,有天壤之别;忠肝义胆、肺腑之言,如何能用解剖学表达?财迷心窍、丧心病狂、狼子野心,在解剖学里也找不到根据;吓破了胆,西医绝对不信;心力交瘁,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因为,西医认为思想意识只与脑有关。中华文化与中医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完全用解剖学的“科学化”改错,就只能另造汉字,不说中文。

西医知识翻译过来的时候,人们不是另造汉字,而是借用中医固有词汇,“无偿占有”中医“固有名称”之后,进一步说中医错了,完全错了,不明脏腑,逻辑混乱,都是玄学、瞎猜。我们看到的是中医应用已久、自古相传的脏象学说失去了依托,失去了说话的权利,进人了一个“失乐园”的过程。

失去了对于脏腑本质解释权利的中医,只好另找出路,为自己所说的脏腑另外寻找依据。因此就有了“西医长于解剖,中医长于气化”;中医的脏腑,不是血肉之脏腑,而是神明之脏腑、四时之脏腑等等的说法。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强词夺理”似的解释,被逼无奈之举措也!

人们对于中医的误解,是“构成论”对于“生成论”的误解,是还原论对时空整体观的误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探讨如下。

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中医学在器官解剖大体明了之后,没有继续向微观组织结构深入发展,而是“借器官说事”,用中国古代先进的元气一元论、阴阳矛盾二元论、五行和谐整体观思想作指导,建立起理法方药一整套学术体系。事实证明,这套体系至今仍然安全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医疗,而且不断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高度概括的智慧,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元气一元论,可以完满解释现实世界是从哪里来的,由什么构成的,是一个远比西方上帝创造世界高明的假说。

元气也可以叫无极,变化而成太极,太极分阴阳,然后有天地,再往后就产生了万物,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连续进化、不断发展的变化过程,至今也没有停止下来。这就是中国古代一切学问的基础,是完全唯物、辩证、发展、广泛联系的自然过程,是时空一体,发展变化的宇宙观。

有天地之后,必然就有了类的区别,而一切区别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可以概括为互相对立、依存的阴与阳。阴阳二元论,就是中国古人用古代汉语写成的辩证法,而且是唯物辩证法,不是唯心主义的思辩,因为她的产生来自对于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而不是凭空想象。

中华民族的先民认为,世界是由复杂的万物组成的,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世界的复杂性,不仅需要精气一元论的构成论来解释;而且还需要用对立统一的阴阳矛盾学说,来解释事物的内部各个构成因素之间,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使这样仍然不能充分说明世界的复杂性,因此,阴阳之中又可以再有阴阳;同类阴阳事物之间,除了阴阳性质的区别,还由于所含阴阳之气数量的差别,而进一步划分为“太”与“少”的阴阳四象;或者更进一步划分为三阴三阳的关系。这样以来,既区分了事物的不同阴阳属性,也解决了阴阳属性之间数值上量的差别性。是数量与性质同时考虑,完美结合的典范。

阴阳五行学说,都是时空一体的整体观。

欲汇通西医 未料“失乐园”(五)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切物质的存在形式,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一块岩石即使有几亿年的历史,也有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加以证明,生命之短暂,更需要以时空为坐标,加以解说和证明。生命的鲜活与生动,也只有在一定的时空里,才能见到其丰富多彩,而不能仅仅以空间结构的物质形式说明生命。因为一旦离开了时间,就无法知道生命的结构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到哪里去。

秦始皇只能是公元前几百年的秦始皇,他不会是恐龙时代的生命,不是火星和月球上的人。同样,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长沙马王堆鲜活女尸,即使是在今天出土,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无论他(她)的尸体保护得多么鲜活,空间结构如何完整,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生命。因此,中医说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一个时空整体观的真理性认识。人们即使是生活在太空空间站里,也必须模拟地球的生活环境,必须“升降出入”地与环境交换物质。一旦停止升降出入,生命就会完结。

过去人们都习惯于靠生理病理解剖了解人体,其实那些知识都是关于生命的“虚拟数字”,没有一个人完全等于课本上的“标准描述”。所有统计学处理过的医学数据,都是抽象过的概率,而不是具体鲜活的生命。中医脏象理论尽管也是抽象的虚拟化研究方法,但是它把人体的各个部分,与周围的时空紧密联系起来考虑,认为五脏通于四时之气,合于五味、五方、五声,而不把对人体的认识局限在脏器的包膜里,只考虑其局部结构;也不把人体局限在皮肤之内的“小整体”里进行研究,而是把人体放在地球的生物圈里、宇宙的大环境里进行研究,是以“时空整体观”为指导的研究方法,这是正确的世界观。

一切生命都是“整体生成”的,而不是局部组合起来的。所有人体的生理、病理的结构,都是在时间的长河里积累出来的,是靠功能积累而后出现的有机结构。既然每个个体,都是功能积累的结果,也就决定了每个个体必将随着功能的丧失,而逐渐消失在时间历史的长河里。中医的经典著作对于人体男女生长发育规律的揭示,就是以时间为坐标的空间描述方法。

疾病的出现,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积累出来的。疾病的出现,既不是外来的某一因素决定的(外伤和感染也是借助于人体才形成的),也不是某一时刻突然出现了具有“纳入诊断标准”空间结构的疾病。中医诊断疾病注重证候变化,就是看重人体疾病必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演化。辨证论治是从人体的整体反应性出发,来推求疾病变化的原因,帮助患病的机体向着有利的方面转化。

所有疾病的治疗过程,都必须建立在人体自组织机能的基础上。离开人体自组织能力,任何治疗都不会产生效果。中医“扶正祛邪”、“病为本,医为标”的基本法则,就是对人体组织能力的尊重。

中医的指导理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都符合时空整体观的基本原则。

阴阳之中,既有空间结构的定位原则,也有年时间节律、四季时间节律、日时间节律的划分,药物的四性也是按照时间气候的节律划分的。所以说,人体结构、生理状态、病理变化、药物治疗的时空整体观,都与阴阳学说并行不悖。

五行学说包含着时空整体论的基本要素,并且与阴阳学说不同,它不限于阴阳属性的两两相对,而是构成一个“多元并存、整体和谐”的复杂体系。古人用五行来说明一切物质要素,它们在时空整体的演变转化过程,都可以归结为互相资助、互相制约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的“生克制化”思想,就体现了物质世界这一规律。因此,可以说阴阳是关于时空整体划分两大对立因素的学说,而五行学说则包容了整个物质世界万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基本的特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一种遐想,是古人脱离太阳系的一个理想化的寓言。

时空整体观之所以先进,是它还可以包容现代还原论。以往的还原论世界观有其局限性,它只注意了物质实体,由宏观到微观探索物质的空间结构,希望用最基本的物质组成说明世界的本源。而物理学的发展证明,世界起源于大爆炸,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产生了各种元素,后来逐渐有了各个星球。也就是说,宇宙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部合成的。人生活在地球的生物圈里,是个特殊的案例,而不是各个星球都可以有生命产生,也不是地球一诞生就有了生命。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是时空转化的过程中才出现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体的微观世界是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各种生理调节严格地按照自组织规律进行,其中参与调节的因素,即使从分子水平来说也是海量数据,更不用说具体到基本粒子阶段的复杂性了。

每一个炎症病灶的形成,每一个癌症患者的出现,每一个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都不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其中已经被认识到的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细胞因子网络、微观代谢谢环境、神经调节、免疫监视等等,都是人体自组织能力的一个部分,都是在时问的长河里,由功能积累出来的空间结构,是时空一体的整体,不是哪一个因素在决定人体的命运。“基因”所以要“组学”,蛋白也要用“组学”来说事,就是单一的“基因”与单一的蛋白,很难决定某一个形状,因此才要组合起来“共同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还原论”的根基,不是一个东西在控制人体,也不是一个东西在控制疾病。“组学”尽管离着“时空整体观”还很遥远,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组学’,的出现,就是由还原论向着时空整体观的回归。当然,这个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归阴阳五行,而是在阴阳五行指导下的更深刻的认识。阴阳五行的指导,也不是具体术语的运用,而是它们体现出来的时空整体观的指导,是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的指导。

证候不是肤浅的主观感觉,也不是病灶直接决定证候表现。证候是人体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涌现性。人体既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情况,也普遍存在着“整体压制部分”,阻止部分功能最大化的调整作用。

人体是一个多元并存、整体协和的复杂巨系统,对其自组织能力的了解,都必须在时空整体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就是片面的认识。

医生治疗疾病的过程,属于“他组织作用”,“他组织’’需要通过“自组织”而起作用。医生的“他组织作用”,往往是使人体自组织中被压制的“部分潜能”进行释放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解除整体对于部分功能压制的过程。在正常的状态下,很多器官的生理功能都不是“满负荷’’运转的,因此才可以有部分肺切除、肝切除、脾切除、肾移植手术的可能性。

当然,这种解除整体压制的过程,是一种有序的过程,也是整体可控的过程,所以是有益的治疗措施,否则出现无序和失控,就是“医源性损伤”。中医针灸、按摩、气功、导引、养生食疗,甚至药物治疗的作用原理,很有可能就属于有序解除整体压制的作用,这与中医的扶正固本的原理是并行不悖的。

欲汇通西医 未料“失乐园”(六)

一般认为,阴阳学说来源于八卦,其实,阴阳学说应该起源于古人的“立杆测影”,圭表测日影定季节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古人早就知道了“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夏至是日影最短的时刻,冬至是日影最长的时候。但是,“夏至三庚便数伏”,热在三伏天。所以夏至尽管日影最短,但是气温不是最高的时候;冬至数九,冷在三九,冬至也不是最冷的时候。这说明,阴气、阳气的变化在前,而气候温度的变化在后。这就是古人说的季节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会有“应至而不至,不至而至,至而太过”的情况。季节反映的是阴阳的消长,气候是现实寒热的动态变化。

夏朝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历法,所以“立杆测影”的学问,来历是很早的。干支记日的占卜,见于甲骨文。商纣王的名字叫“帝辛”,还有古帝王叫太甲、帝大戊等,可见干支记日、纪年、记王朝的情况是普遍被应用的,也是被普遍重视的。

日影的盈缩规律,反应了地球公转的情况,也就是“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来暑往而岁成焉。”地球的自转,形成了阴阳的变化;地球的公转,是四季交替的基础。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颐之福可得永年”,盈缩也就是年轮。日影最短与最长的中点,就是春分、秋分,把两者与最短最长点,再画一个分界点,就是立春立冬节气到来的时刻。所以,阴阳寒暑的变化,来源于古人日积月累的实际观测,阴阳学说的起源绝不是“玄虚’’之学。

对于八卦起源的看法,尽管有起源于数字卦还是起源于形象卦的分歧,但是从形成三爻画的八个“经卦”开始,到三爻画的经卦进一步“重卦”,形成六爻画卦的六十四卦,组成了《易经》的完整体系。其中的阳爻,用数字九代替;阴爻用数字六代替,所以每一卦的六个爻,都是由数字六和九.相组合而形成的。每一卦虽然以数字组成,但是都有固定的外观形式,这个外观形式,就叫做“卦象”。也就是说,每个卦,既有数,也有象,是“以形(象)统数”的关系。在这个卦爻体系里,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构成了“易经”;解释“易经”的《系辞》、《文言》、《说卦》、《杂卦》、《序卦》、《彖传》、《象传》都属于“易传”,这是一个逐渐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易经”的八卦,以及后来的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文字都很简朴,其中蕴含丰富含义的卦理、《易》理是逐渐被加上去的。这就是人们传说的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的历史过程,是“易学”发展的脉络。在孔子作传解释《易经》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用天地风雷山泽水火解释八卦的学说。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反复把玩《易》理,用其辞义阐发自己的学说,促进了“易学”理论的发展与丰富。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帛书《系辞》等有关古籍,使我们看到了《易经》《易传》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早期形态。比如,通行本的乾卦、坤卦,帛书《周易》《系辞》称其为键卦、川圭;我们习惯的“天垂象见吉凶”“设卦观象”,帛书中的“象”都写作“马”。也就是说,天象、地象、人象、物象、卦象、爻象等等,原本都是写作天马、地马、人马、物马、卦马、爻马的,由于后来用生长在南方的“长鼻牙,南方大物”的“象”,取代了北方千里马、“白马非马”的“马”,才出现了“象换马”的学术变化。

著名易学家邓球柏教授在《帛书周易校释》和《白话易经》之中指出,帛书《周易》中“键”的本义为锁须,引申为门锁、关键、关闭、封锁、囚禁等义,假借为建立、刚健、强健等义。键还是“键闭星”的星名,代表天体。“川”的本义为“穿地而流”的河谷,引申为水、地、水流、顺畅等义。川字在字型上,接近于“示”字下方的三垂,象征天上的日月星辰。因此说用“乾坤”取代“键川”,其象征意义更加广大深远,包含着“天人相合”与“天人相分”的双重含义。邓教授认为,“设卦观马”是中原文化的产物,设卦观象”是江南、华南、海洋文化与中原文化合流后,融会儒家、法家文化的结晶。笔者读到这些新的研究论点,联想起中医学的“藏象学说”与“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假如没有从“马”到“象”的转化,中医学里见到的将是“藏马”、“取类比马”,人们认识思想的转变与学术观点的发展,竟有如此巨大的沧桑巨变,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人们在解释八卦的时候,认为乾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坎卦代表水,离卦代表火,艮卦代表山,兑卦代表泽,震卦代表雷,巽卦代表风,天地水火山泽雷风八种或者叫八类自然物质,基本上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物质环境,八种物质之中并没有人的影响因素在内。这与五行学说有所不同,因为五行里的“金”,不是自然界固有的东西,而是人类劳动之后的成果。

为什么阴阳学说之外,还要提出五行学说呢?这是因为阴阳学说的相对完美性,还不能完全恰当地解释世界万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母与子虽然分别属于阴与阳的不同属性,但是,人伦社会不能只满足于公与母、雌与雄的对立统一,还需要更为细致、恰当的描述。因此,在五行的体系里,就可以解释这种既有阴阳对立,又有母子相生的人伦社会关系。

不仅如此,“万物”的自然世界,也是随着人类劳动的社会实践而创造了大量的物质,呈现出来更为复杂的关系。比如,石器时代只有自然物质,没有铜器、铁器,这时就不会有五行学说的产生。但是,随着采集与狩猎活动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畜牧与农耕经济,劳动工具不断改进。人们在火食的过程之中,不但制造出来陶器,而且发现了青铜。大量青铜器的产生,甚至铁器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再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创造工具,改造自然,丰富自然,挖井开渠,伐木为舟,修房造屋,人类创造的物质空前丰富了。

那么,人类创造的物质属于万物吗?人类创造的物质,尤其是人类劳动的金属工具与万物是什么关系呢?这一哲学命题,在《尚书·洪范》时代就已经得到了解决。《尚书·洪范》形成的年代很早,其雏型应在夏商时代。《洪范》篇本身文字并不多,但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篇章。“洪”有“大”意,“范”则为“法则”。“洪范”即指“统治大法”,是上古时期的一篇政治、思想、文化的经验总结。

《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期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迪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颜师古注曰:“取法《雒书》而陈《洪范》也。”

由此可见,五行学说的形成,晚于八卦,有所借鉴,也有所取舍。五行是改良的八卦,在金属未被冶炼出来之前,在金属工具不被普遍应用的时代,出现五行学说是不可能的。

五行学说认为,万物之间,有生有克。生就是互相资助,克就是相互抑制。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间,相生的关系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五行相克的顺序是: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生我者,为我母;我生者,是我子。”五行之问相生、相克的关系,组成了五个要素循环上升的闭合圆环,是一个“有回路”的、多元共存、平衡制约、和谐有序的系统,古人称之为体系。

五行之中的金,是人类劳动的成果。没有人类的冶炼劳动,矿石里的金属就提炼不出来,就不会有“土生金”;没有人类的创造劳动,也不会有“火克金”,无法制作金属工具、器皿。金属工具是人类冶炼矿石、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人类在没有掌握“土生金”、“火克金”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金曰从革”,一切革命性的措施,都是由人类来完成的。金为何能克木?因为金属的工具被人掌握了。如果,只有金属工具,没有人,金能克木吗?如果沒有金属工具,没有人掌握金属工具,怎能开掘水源?人类挖井、修渠,所以金能生水。金生水、金克木、土生金、火克金的过程,都是人类劳动的过程。因此说,五行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它很好地解决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依存的复杂关系。

人类发现金,利用金属,的确比征服火的意义更重大。《换一个方法读内经》的作者刘明武先生说,中华民族的早期是一个“道器并重”的传统。《易经》说:“舟车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舟车在石器时代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创造了金属工具,才能制造车船。车船的制作成功,解放了古人久的脚步,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交流,“利涉大川”,“以利天下”,而不是利用武力去征服弱小民族,这就是中华文明先祖的胸怀。

过去都说金属熔化之后,就变成了液态的水,所以叫金生水。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因为液化的金生不了木。金属工具的发明,可以开渠挖井,所以叫金生水,也只有这样的水才能生木。在此之前,古人必须在水源地附近居,依河而居。金属工具挖井修渠,使本来没有水的地方有了水,变成了宜居的乐园。市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也是文明的象征。如果没有金生水,就难于在平原地区出现市井文化,文明的脚步就会姗姗来迟。

五行,如果要“行”起来,就必须要人的参与,没有人的参与,就不是五行,而只能是五个死物,可以叫五元素,却不能叫“五行”。因此,可以看出,五行学说重在“行”,而不在“五”。五与三一样,是多数的意思,代表天地万物。

五行学说,通过人,把天的五气、地的五味联系起来;五行还把东西南北中五方联系起来;又把春夏秋冬联系起来;还把万物联系起来。在五行的框架里,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了。而时间与空间就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形式,所以说,五行学说是广泛联系的理论模型,是解决最复杂问题的先进思想。而且,五行的联系,是动态的联系、平衡的联系、和谐的联系,是时空的联系,是现代科学所没有达到的很高的学术境界。直到现在,虽然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然而在思想方法上,现代科学还没有将两者完美结合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只解决了时间上的延续性(历史唯物主义)和一分为二的辨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现代科学只研究一个物质的结构与功能,或者研究两个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至于三个要素如何构成一个体系?五个要素构成的体系之间,如何协调,如何动态平衡,如何相互制约,如何相互资助,世界上现在还没有比五行学说更好的理论体系。

因此说,五行学说把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构成的完整的体系,是和谐、动态、发展的体系。

在五行学说的体系里,火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个自然力,已经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得到了比在八卦里更加重要的地位;木也由于可以代表生命,也有了不同于在八卦表示风的特殊意义;土作为凝聚了地、山、泽精华的代表,其地位也更加显著;水是这个星球最丰富的物质,也是生命赖以生存
不可或缺的物质,其地位自然不容低估。

在八卦中,“巽”有时被解释为象征风,也有时被解释为象征木。《象传》解释十五个含有三画巽卦、上卦与下卦合体的六画卦的时候,十次使用风来解释巽,五次用木来解释巽;坎卦多数被说成是水的象征,有时也被说成是泉、云、雨的象征;离卦多被解释为火的象征,少数情况下被说成是明、电的象征。

《说卦传》把八卦与方位的八方联系起来,而且与身体的首腹足股耳目手口等肢体相配合,把八卦与马牛龙鸡豕雉狗羊等动物相配属,八卦的配属事物有逐渐“扩大化”的趋势,并且已经出现了“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等疾病的象征。

五行不仅简化了八卦的“基本单元”,而且去掉了借助道具复杂运算的神秘外衣;使金木水火土之间的联系更加广泛、普遍、严密,去掉了八卦的偶然性,形成了经常存在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五行学说还解决了阴阳学说的某些不足,让世界上复杂万物之间的联系除了对立统一之外,还有了生克制化、因果乘侮等复杂的联系形式。比如,男女是阴阳对立的,但是母亲与儿子之间除了阴与阳的不同属性之外,还有相生、相养的人伦关系;水火寒热除了阴阳的属性对立统一之外,还有不同地域、季节的差异;相同的水火过剩或者不足,在不同的季节、地域,引起的结果将会截然有别。这种复杂的关系用五行学说处理起来,比阴阳学说更加得体。

在中医理论的奠基著作《素问》、《灵枢》、《难经》之中,我们见到了丰富的五行学说的内容,却没有发现八卦的文辞,作为六经之首、中华文化源头的“易学理论”,已经被阴阳五行学说替代,它们与原始的医学知识互相融合、交织在一起,彻底摆脱了“巫师”“巫术”的影响,摆脱了迷信,走向了科学,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医学理论,指导着中医学不断发展、进步、完善,一起走到了21世纪。在与现代科学的交流与冲击中,阴阳五行学说仍然以它深厚的底蕴、宽阔的视野、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优势,引领着中医药学,安全有效地治病与养生,并且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走向辉煌的未来。

五行学说是关系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万事万物都可以容纳进去,是人类认识复杂世界,解决复杂问题的优秀学说。大道从简,执简驭繁,可以十分智慧地解决复杂现实问题。中医学就是靠着古人的这一智慧,比较满意地解决了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复杂关系,顺利地解决了复杂疾病与复杂药物的关系。《素问·汤液醪醴论》说:“夫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人体从系统到器官,由器官到组织,再由组织到细胞,已经经历了几个层次的变化,每一个层次都有自身的复杂代谢谢、调控过程;细胞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其细胞核、细胞器、核酸、DNA、蛋白质、各种细胞因子、电解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微观世界的变化,是那样的复杂;疾病过程之中的内外因素,也难于一一辨明;中药的化学组成成分,也是那样纷繁难明,似乎千头万绪,永远也说不清楚了。

古人是聪明的,尽管他们没有见到微观世界的“具体复杂性”,却已经预见到了“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他们相信只要有了执简驭繁的方法,就能跳出乱麻之外,驾轻就熟地解决疾病与健康的复杂转化问题。中医学几千年的历史,正是这样不断探索、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阴阳五行学说与医学知识的有机结合,就很好地解决了健康与疾病、与养生、与药物的复杂关系。因为解决得太早,也因为解决得太高明,竟然被他们的后人完全忽略了,埋没了,甚至被认为是玄学,而欲打人冷宫。
中医学的理论进步,一向被人们以为“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其实,辨证地看问题,只有量变的中医学,是一个理论成熟的学术体系,而不是变化不定,不断刷新,正在走向成熟的“半生半熟”的学术体系。中医学重视经典著作,是因为经典著作已经把中医药学的学术规范建立起来,成为了自成系统,能够成功应对一切复杂局面、复杂病情变化的成熟医学,她不属于只有经验的简单医学技术,而是集理论、技术、经验于一体,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反复验证了几千年的成熟医学。她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

然于,这些现代的认识,在20世纪初叶,是难于被人们认识的,受到人们不公正待遇,甚至被人们辱骂、否定。

那时,中医学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楼主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