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西化是造成目前中医困境的根本原因

也谈中医西化的根本原因


中医“西化”的特殊含义
中医“西化”,有其特殊含义,即中医理论思维模式的西医化和中医临床诊疗思想的西医化。前者是指未能坚持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优势特色,而用西医学分析还原性的理论认识来理解和阐释中医理论,并以之指导中医临床。后者是指未能坚持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特色,而用西医学主要针对致病外因和病灶局部的诊疗思想来诊断和处理疾病。“西化”在无形中使中医理论降格为西医理论的附庸甚至弃之不用,使中医的“证候”降格为西医“病”的附庸甚至弃之不用,表面上的“衷中参西”或“中西结合”,实际上的“衷西参中”甚至“衷西弃中”。失去了中医优势特色并大大影响了疗效的中医不能叫中医,应称之为中医“西化”。因此,中医学术界所讲的“西化”,并不是皋永利教授在其《“西化”的根本原因在中医自身》一文中(以下凡引皋教授所言均在此文中———笔者注)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对旧观念的突围和挑战”,“能主动地接受和借鉴西医,是观念上的进步”的中医“西化”。
皋教授关于中医“西化”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对
中医“西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医自身,这的确不错,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但并不是皋教授所归纳的“说理缺陷”、“证候水平”和“个体化疗效”这三个方面。恰恰相反。这三个方面正是中医优势特色之所在。
在“说理缺陷”方面;皋教授引用了国家《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2-2020)》中的“中医以整体、动态和辨证的思维方式认识生命与疾病的复杂现象,但用传统概念表达的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这一段话来论证中医的“说理缺陷”不太恰当。因为引文中明明指的是用传统概念表达科学内涵不易被现代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并非中医说理本身的“缺陷”。
在“证候水平”方面,皋教授所讲的“水平”可能是指中医证候“水平”较低,所以“难以把握客观病理”。(联系皋教授在另一文《中医发展需要超越“阴阳”水平》中所讲的“阴阳水平”,大概也是“阴阳水平较低”之意)。言下之意,只有西医的“病理”水平才能把握“客观病理”了。而且,皋教授未说明“客观病理”是指的中医客观病理还是西医客观病理。若指的是中医客观病理,那就不符合实际;若指的是西医客观病理,用中医的证候去把握西医的客观病理,无疑是强人所难,这正如要求用西医的“病理”来把握中医的“阴阳盛衰”一样。
在“个体化疗效”方面,它正是中医辨证论治因人制宜的优势特色的体现。现代医学中卫生保健医疗“个体化”是一种发展趋势,人类基因组研究成果正可以为此创造条件。而且,既然是个体化疗效当然就不能“重复”或如皋教授所讲的“复制”,只有群体化、大批量者方可以“复制”。中医疗效的“重复性”是在“大数”的统计学意义上来体现的。
中医“西化”的内因根据
中医西化的根本原因(即内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正如前述《规划纲要》所指出的中医理论形式表达的“古朴”性和“中医以整体动态和辨证的思维方式认识生命和疾病的复杂现象”的特殊性。其古朴性体观在两千年前在《黄帝内经》中形成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理论形态上,其哲理思维、理论模式和论证方式要让两千年后的今天以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为主,极少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人来理解和接受,确实相当困难,从而降低了它的社会普遍适应性。其特殊性体现在中医的整体化思维和以考察宏观现象为主的辨证论治方法具有现代“复杂性科学”的特征,而复杂性科学尚处于襁褓之中。用西方传统科学的分析还原思想及其方法来研究中医是不适宜的。因此,中医医学生、研究生和从事中医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中医人要真正学好和把握中医很不容易,而曾学过的西方近代科学特别是西医学的思维定式在这些现代中医人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要“西化”起来是极其容易的。
另一方面则是中医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低的简陋性,使不少中医人在诊治疾病时因不甘落后和简陋而尽量应用西医的诊疗手段和设施,以搞“中西医结合”为名来应对社会的普遍需要,很可能产生中医思维方向的“负迁移”。如皋教授所言“中医在积极学习和大力借鉴西医知识方法和技术的过程中也就难免被西医的思维所影响和左右”。
中医“西化”的外因条件
中医西化的外因条件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代中医人绝大多数是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他们既学中医又学西医,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在他们的头脑中冲突、交织和并存。学得好点的尚能搞清楚两种医学的优势和特色,在毕业后的临床实践中去运用和体会两种医学的功用,其中,坚持发扬中医优势特色用中医诊治疾病者并不多,搞中西结合的人却不少,这当中有部分中医人为“西化”准备了条件。
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技术界(包括国内和国外)所公认的“科学标准”,给中医设置了难以逾越的“科学门坎”。中医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临床成果以及中药研究成果,都要按照西方科学特别是西医、西药学的标准来裁定。这就迫使中医们不得不按这些“西化”的标准要求来从事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甚至病人的治愈与否也要按西医的治愈标准来决定。这时,“西化”就是迫不得已的事了。
克服中医“西化”的关键措施
要使中医西化的状况得到克服,关键在于解决内因根据的问题。中医理论形态的古朴性和中医科学的特殊性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由于中医学的“复杂性科学”特征,要求我们中医人密切关注国内外“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动向,找到中医研究和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真正结合点。中医学的“特殊性”内因得到解决,“古朴性”内因同时得到解决,“西化”的内因也就消除了。
至于中医诊疗方式专业化程度不高,个体手工操作方式的落后性和简陋性的问题,笔者曾有专文《中医诊疗方式应提高专业化程度》已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2007年 4月2日教育版,仅供同道参考。
待到中医西化的自身原因解决了,中医学的科学内涵得到了科学技术界的承认,并为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时,中医西化的外因条件就自然不存在了。

西化——影响和制约中医理论发展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张效霞(1970—),男,山东莱芜人,1993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85级少年班,分配至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999年在职攻读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山东中医药大学2000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致力于以发生学方法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归真返朴的整理研究,重还中医之本原。发表了《应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整理研究》、《略论建立中医理论现代规范的途径与方法》、《西医教育模式对中医基础学科体系形成的影响及反思》、《近代科学思想对中医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影响及反思》、《对中医理论现有体系的思考》、《三焦真原》等论文40余篇,参编著作4部。为主完成了山东省教育厅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科学思想与教育模式对中医基础学科群架构的影响》,为主申请立项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基于发生学的系统脏腑理论构建研究》。专著《回归中医——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即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中医理论;制约因素;思维方式;西化







一、西化现象举隅







中医基础理论现有体系是以西医学为参照系加以整理的产物。因此,中医理论“西化”现象其来有自。现仅以脏腑学说为例,对其现状作一扫描。



脏腑的本义是人体胸腹腔内器官的总称,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前,历代医家均认为脏腑(包括三焦)指的是人体胸腹腔内客观存在的脏器实体之本身。这是因为西医东渐之前的中国古代医家绝对不可能舍弃人体自身客观存在的心、肝、脾、肺、肾而另行制造出一套心、肝、脾、肺、肾。直到西医传入并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以西医学作为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学的价值标准之后,汇通学派为了解释中医也是“科学”,首先更弦易辙为“非血肉之五脏”,建国后中医学界自行炮制出了“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这样一个在逻辑上也说不通的“公认”说法。及至现在,几乎整个中医学界,对中医的脏腑是否指解剖学上的脏腑,竟然也不敢承认。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医学是通过表露于外部的“象”来研究和认识“脏”的。但荒唐可笑的是,一方面认为中医的脏腑不能等同于西医解剖学上的同名脏器,另一方面却是每当看到中医古籍中(包括中西汇通学派的著作)关于脏腑功能的论述,哪怕有一个词或一个字能同西医解剖生理学中有关脏器的功能粘上边,就将中医脏腑功能的理论解释往西医学上硬靠。由此而导致了目前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关于脏腑功能的论述,几乎每一个脏、每一个腑都存在着 “西化论”。如:“泌别清浊”之本义只是说水液自下焦起始处的小肠下口(阑门)渗入膀胱,渣秽传入大肠。这其实指的是下焦的功能。但因西医学认为小肠是吸收营养物质(水谷精微)的主要部位,为了使之与西医学关于小肠的功能相符合,遂将其曲解为小肠的功能了。“腐熟”一语,首见于《难经•三十一难》:“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很明显,中焦主腐熟水谷,其义甚明。但“根据西医学研究结果……胃液之中含有胃酸、胃蛋白酶等消化酶,可将食物进行初步消化、分解,使其转化为食糜……”,竟然也将其改为“胃主腐熟”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中医学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胆汁由肝分泌,更不可能发现其消化功能,而是认为来源于胃,主决断。但因在古籍中有“肝之余气,溢入于胆,聚而成精”这么一句可资引用的“孤证”,遂认定“‘肝之余气,泄于胆’,表明肝具有制造胆汁的功能……这与现代医学关于胆汁是在肝脏中合成的内容完全一致……”,并将胆汁的来源,强解为“虽藏于胆,实则来源于肝。”在中医学中,膀胱与胞是两个紧密相连但功能不同的器官,膀胱藏津液,胞贮存尿液。而西医学认为尿液贮藏于膀胱,于是中医界也说膀胱储存尿液。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是:尿液,又称溺或小便。在《内经》中,溺,凡31见;小便,凡24见。若膀胱储存尿液,当云“溺藏焉”或“小便藏焉”,何必说“津液藏焉”呢?



“心主血脉”只是中医学出于五行归类的需要而有的一种说法而已,但因西医学认为心脏是血液循环动力之来源,遂认定“心主血脉的功能,很明显是通过解剖观察而认识到的。”同样地,中医学自明代以后虽有由“气能摄血”推导出的“脾主统血”之论,但“实际上是气的固摄作用”,而“现代医学对脾功能的认识是①造血……②破血……③储铁。④产生抗体。⑤调节血量……⑥贮存血细胞。”因“统血”二字表面上可以与西医学的上述认识相“合”,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将其发生学原理解释为“脾窦内含丰富的血液,古人剖而视之,所见多为血,故认为‘脾裹血’是统血之脏。”“肝主藏血”是为了解释五脏何以能够“藏神”这一五行归类的结论而提出的,但因“西医学证明:肝脏为人体一大储血库……当机体失血时,肝内贮存的血液可由静脉窦排出至周围循环,以补充血容量的不足。”“西医学认为,血浆凝血因子是止血不可缺少的。人体血浆中共有凝血因子12个,其中8个与肝的合成有关。”于是也认为中医学已经认识到肝具有储藏血液的功能,并且还认为肝具有调节血量、防止出血等功能。古代中医学及至清朝末年的王清任,仍有“膀胱有上口,无下口”的“错误”认识,因此无法认定肾与水液代谢谢有关,有时提到水病与肾的关系,实际上是基于肾在五行属水的认识。而西医学认为尿液的生成与排泄为肾所司,于是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也将“肾主水”解释为主尿液的生成与排泄了。



二、原因分析







中医理论现有体系中“西化”现象充斥,是有着久远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鸦片战争失败的结果,不仅仅是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更重要的是西方思想也从心理上对中国人产生了强烈影响。自此,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全面学习的历史进程,推崇用西方的思维模式看问题。



具体到医学来说,也同样如此。西医学通过建立一整套与西方同步的医学体制,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占据了医学主导地位,并逐渐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形成了以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学)作为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学的价值观念。于是,不仅著名的学者(如梁启超、严复、傅斯年、胡适、鲁迅、丁文江等)和西医人士诟病中医不科学,即使是中医学者也以“科学”为标准,认为“《素》、《灵》、《八十一难》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陆渊雷)既然整个社会都以“科学”为指归,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学”的标准是西医,而中医与西医相比较,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科学”的说法,而“不科学”便意味着丧失了立足之本,因而也就只好向在国人心目中符合“科学”标准的西医学靠拢。在整个近代,中医界孜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通过理论上的“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及仿西制办学校、设学会、创杂志等途径和方式,使中医内容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实际上却是“西医化”。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兴办中医进修学校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中医科学化——“西医化”,这样的做法自然会招致中医界有识之士的不满,甚至有人说出了“人民政府是要消灭中医”、“中医都老了,十年就可以断种”等言辞。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重视,遂提出“西医学习中医”。但学习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则是“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这与“汇而不通”的汇通学派毫无二致。但这一思路却成为50多年来“发掘”、“提高”中医的主流方法,由此而导致了目前整个中医事业全面“西化”的格局。







三、出路探讨







截至目前,这个存在着许多违背历史与逻辑、与传统中医理论貌合神离的中医理论现有体系至少已经培养出了5代人。说得难听一点,可能我们5代人连入门都入错了,何谈登堂入室?因此,“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也就毫不奇怪了。有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种下龙种,生出跳蚤。”但50年来我们传授给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的是“龙种”吗?显然不是,甚至连“跳蚤”种也不是,简直是没有种子可言。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学校教育成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的主要途径,教学的依凭主要是教材,它是传承中医的“火把”,是学校教育的经典,课堂教学的范本,是学生在校接受知识与技能,实践过程与方法,形成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脚本”。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搀杂进了大量不中不西、非马非驴的“西化”论。因此,我认为:这可能是导致“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的真正原因。



但由于中医理论现有体系已经应用了近50年,一些说法甚至已经讹传了自中西汇通以来的上百年时间,现在我们中医界所有的专家、学者,不是这个体系的制造者,就是由这个体系打造出来的“接班人”,在他们的脑海里和心灵深处,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现行的经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编写修订的教科书中关于中医理论的论述,虽然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基本上反映了传统中医学的本来面目。要改变这种由积非成是、积习成常的思维定势所形成的错误和偏见,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但不论如何,现在是到了我们中医学术界,特别是中医管理界的学者、专家和领导对我们50年来研究、管理、引导中医学沿着正确、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的思路和方法是否可行、合理进行深刻反思并作出必要调整、修正的时候了。而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回归中医,还中医学之本来面目。否则,“一百年后还有中医吗?”的疑问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