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观点的联想

几年前,杨振宁先生曾对周易的思维方式作出了某种批判,并认为如果中医学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将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对于此说,中医界激起了强烈反响。笔者反倒认为:客观地分析,杨振宁的话并无大错,应该说是正确的。如中医药学不励志变革,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甚或是革命,中医药学的主体性早晚将不复存在,只会保留一些散在的医技方药等。

有科学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理论体系其实就是学科范式问题,学科范式变革,并非是天塌下来了的大坏事。它常能触发科学革命。而从杨振宁对传统的相关论述而言,并未归咎于中医学只应走而未能走生物医学之一途(且这种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他是不会犯的)!如此走,本也无任何价值,这又有何不可呢?!
再者,杨振宁的观点是在讨论《易经》的思维方式的语境下发表的,许多国学家每以中医学的成功作为《易经》思维方式成功的典范。笔者对此大不以为然。的确,中医学诞生于有浓烈《易经》思维印记的时代和氛围中,阴阳学说在《内经》建构中医理论时起着重要作用,后世也有“医易同源”之论。但这只能是就源头而言的。晋唐以后的中医学,临床观察、分析的色彩越来越浓,易理的推演越来越淡;到了明朝,易理再次受重视,渗入中医学,尽管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如肾命学说的诞生与之不无瓜葛,但更多的是玄秘化的负面效应。这在针灸等的应用中都体现得很明显(详见拙著《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1994)。笔者10多年前即对此发过感叹!?我们不排除《易经》的某些思维方法对生物学研究有价值,然而,仅仅躺倒在此基础上,不思变革、不思进取,永远满足于粗糙的,可作出多元解释的推演,中医学将有何未来!?举个极端的例子,阴阳方法可以说是易理的精髓,证可分阴阳,所有病症均可分阴阳…多么深刻,多么有概括性啊!但笼统地说阴证,是指里证呢?还是寒证?抑或是虚证?而虚证中又是指阴虚、阳虚…?当然,一切皆可凭意会悟去吧!然而,一切皆能解释,一切皆凭意会,这种方法,这种理论于认识之发展,又有何大益呢?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医学论文,开篇先是毛泽东语录,其次是在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什么什么科研成果。当这种思辩的认识代替了具体科学知识时,科学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为中医药学的发展计,我们需要告别《易经》的传统思维,至少是与其保持必要的隔离。就像生物哲学家主张生物科学应与物理科学保持必要的隔离一样。
——摘自何裕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