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者必读——伤寒论原序
2011-12-12 08:57 2楼
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一诗赞颂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
此中所说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 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此中所说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 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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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賫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 ,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 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本文选自《伤寒论》。《伤寒论》是我国医学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原名《伤寒杂病论》,内容包括《伤寒论》和《杂病论》两部分。成书于东汉末年,遭董卓之乱而散失不全。后经西晋太医王叔和收集、整理,宋代林亿又加以校正,即今所见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医学著作。
本文作者张机(约公元150年至219年),字仲景,南郡涅阳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期,当时社会动乱,豪强割剧,社会吞并,使农村破产,田园荒芜,疫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正如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所述:“家家有缰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从张仲景的家族来说,自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不到十年,二百多口人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就占十分之七。张仲景目睹这一悲惨情景,立志拯救民众于水火、祛除百姓之疾苦。于是“勤求古训,搏采众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
该书对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四十多种杂病的防治,作了系统的阐述;确立了辩证施治的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近二千年来,一直是后世医家的必读之书,并被列为中医经典著作之一,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篇文章叙述了作者从事医学活动的缘由,以及撰写《伤寒杂病论》的经过,痛斥了当时那些“惟名利是务”而不留神医药的“居世之士”,提出了“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和“勤求古训、搏采众方”的警世名言。同时,对当时那些因循守旧、敷衍塞责的医疗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重温先贤的圣文,面对目前的中医现状,不由不感慨万千!
祖国医学事业如何振兴和发展,仅靠几句感慨和空洞的口号是实现不了的,前贤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标率,就看我们如何努力去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