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大山的“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一篇旧文,那个年代)

73岁的覃祥官在40年前因首创农村合作医疗而名声大噪,他从一个“赤脚医生”成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后迅疾消失在政坛。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再度兴起之时,记者到长阳县山区探访了这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老人吐露了心中的酸甜苦辣。

一个“标准的毛牌干部”

记者在省档案馆《20世纪湖北名人档案》中,查阅到了饶兴礼、马学礼、吴天祥等“旗帜式”的当代名人档案,也看到一个看似陌生的名字———覃祥官。

翻开尘封的历史,记者看到覃祥官受邀参加建国20周年天安门城楼观礼的请柬、省委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文件等等。

这个曾大红大紫的“赤脚医生”近况如何?1月5日,记者踏着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第一场大雪,探访归隐大山近30年的“农民厅长”覃祥官。

在榔坪镇乐园村(原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海拔千米的大山上,73岁的覃老住在土改时建造的土屋里。覃家大门上、堂屋里,贴满了毛泽东的画像,竟有15幅之多。覃老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标准的毛牌干部”。

覃老一生4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是他一生的荣耀。他曾5次到北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每一次都失声痛哭。1993年他退休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县城买幅毛泽东画像。他说:“天天看着毛主席,吃饭睡觉都香。”

烤着火塘,吃着烤洋芋,喝着罐罐茶,覃老讲述他的人生传奇。

覃祥官出生贫寒,只读过3年小学,是乐园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他之所以想创办合作医疗,原因有三:他年青时得了胃病,把土改时分的两匹马卖了都没治好病;他二姑娘5岁时患肺炎夭折;1965年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公社有千余人感染疾病,一个小湾子一天就死了4个儿童。

“小病拖,大病磨,请不起医生请巫婆”,覃祥官深知贫苦农民缺医少药的悲惨现状,他想依靠集体力量创办合作医疗。1966年8月,他在杜家村卫生室创办合作医疗,成了一名“赤脚医生”。

杜家村的合作医疗是以“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医疗费,大队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平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其它一切全免。

杜家村的经验迅速推广,《人民日报》当年报道:“全公社除四类分子以外,已经有99%的人自愿报名参加了合作社”。

随毛泽东登天安门城楼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为题,隆重推出了乐园经验。文中说,乐园经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称赞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毛泽东看了这篇调查报告,盛赞说乐园经验“是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乐园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以“一把药,一根针”的原始方式初步解决了农民就医的问题。

贫困偏远的杜家村吸引了全国5万多人前来取经,长阳县、乐园公社为此专门设立接待站。

1969年10月1日,覃祥官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庆祝国庆20周年的大游行观礼。他还清晰地记得,住在中南海的时候,蔡畅、邓颖超大姐还亲自为他叠被子。

在他人生的高潮时,只有他的老母亲在哭泣:“你一个放牛娃,哪有这天大的福气,我是怕你跳得高摔得重啊!”

之后,覃祥官被任命为宜昌地委委员,连续当选全国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多次出国访问。

覃老从楼上给记者拿来几样“稀罕东西”,折叠伞、计算器、可以戴在手腕上的收音机。他说,这是1974年他出访日本时的礼品。这些洋玩意惹得乡亲打着火把赶夜路来看稀奇,甚至地委、县委领导也爱不释手。那个收音机最让他满意,他常常戴着它半夜出诊,收音机一响,野兽就不敢来了。

“赤脚医生”当上副厅长

1976年10月,他从菲律宾访问回来后即收到省委文件,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他搭货车赶到武汉,卫生厅的门卫将这个穿草鞋的“赤脚医生”拦在门外,直到他掏出任命文件才放行。

覃老告诉记者,自从做了副厅长,他才感到自己是多么不适合做官,坐办公室、开会、画圈,机关生活让他疲惫不堪。星期天没事,他不是上大街摆药摊给市民免费诊病,就是拿起扫帚打扫机关楼道、厕所,于是有人说覃祥官“不像官”。

实在受不了机关生活的“煎熬”,上任3个月后覃祥官辞官还乡,当上了乐园公社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

自此,覃祥官的人生渐入低谷,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合作医疗纷纷解散。他种药材的500亩地被分田到户,他养的梅花鹿、香獐也被放跑了,有的还被野狗咬死在荒野。

覃祥官非常苦恼。他染上了烟瘾。

有一个县领导曾嘲讽他说:“老覃呀,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覃祥官愤怒地说:“要坐牢,我一个人坐。”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广受农民欢迎的医疗制度,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其覆盖率却从鼎盛时期的90%下降至低谷时的5%左右。仅以长阳县为例,40%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2002年10月,中央做出决定,强调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长阳县成为试点县。

长阳县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是每人每年30元,财政补助20元,农民缴纳10元,以大病统筹为特色。截至目前,该县35万农民中已有29万参与合作医疗,享受补助1926万元。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国家决定加大财政支持,于2008年全面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覃祥官笑了,他动员老伴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

晚年困难动了凡心

1993年,新华社记者在《“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一文中,首次将此称号送给了他,之后许多新闻媒体便援引这种说法。虽然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覃老还是接受了这一殊荣。

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他有3个姑娘,他的二姑娘早年夭折,大姑娘前几年去世,三姑娘10年前下岗,生活艰辛。他只有1400元的月收入,有一半用来给自己治病吃药。

前两年,覃老一直为三姑娘的大女儿就业一事奔波,最后在原县长谭卫国的关心下才找到工作,为此他亲手打了一双漂亮的草鞋送给谭卫国。明年,他三姑娘的小女儿又要毕业了,他为外孙女的就业担忧不已。

功臣自有美丽处

归隐大山的“农民厅长”覃祥官,既有人生中高官厚禄的荣耀,也有毅然辞官还乡的壮烈,更有一个作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救死扶伤的胸怀。

通过覃祥官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也能读到时代的变迁,覃老的人生传奇,让人顿生许多感慨。

我们可以通过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对比,谴责当前正泛滥的天价行医的黑心医院;也可以呼吁有关部门伸出援助之手,支持正处于困难阶段的覃祥官一家。但无论如何,我们可把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也可以看作一个可敬的功臣:毕竟,他的创举惠及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

如今,他珍惜自己取得的荣耀。我们想,也许人的一生惟能属于自己并能“带”走的是保留在世界上的那份美丽并让世人所怀念。


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的岁月里,数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也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赤脚医生”的兴起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赤脚医生手册》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赤脚医生?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其次还要读过书,最起码要小学毕业。生动性、通俗性、实用性、针对性是课程讲授必须考虑的。教授营养学知识,应避免“碳水化合物”是“能力的能源”这样的讲法,要说“糙米比白米补,焖饭比蒸饭补,吃蒸饭要吃米汤”等。
《赤脚医生手册》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在长达30年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于进明那年50岁,在山上垒石头,突然就倒下了,是突发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时候,据说已经休克20分钟了,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一会儿,于进明就醒过来了。要是不及时,恐怕人就没了。我们村离最近的医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行了。”从1965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延庆县珍珠泉乡南天门村的于元堂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而这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农民最近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式,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在这部影片的宣传海报上,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孔黝黑、赤脚走在田埂上的形象成了“第三世界医疗界”的偶像。那是个封闭的时代,但是中国赤脚医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李长明说。“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据《北京日报》李砚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