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为方者宗(1)

扁鹊――为方者宗




长期以来,扁鹊呈现给一般人的印象是一位神化、幻化或虚化的神医,比如微山出土的汉画像石,扁鹊的形象是“人首鹊身”,一手诊脉、一手针刺为人诊治疾病(见图)。《列子·汤问》说扁鹊曾为鲁公扈和赵齐婴两个性格不同的人换心脏,“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就连《史记》为扁鹊所作的传记中,也有多处让人匪夷所思之处,如以“上池之水”饮药后,扁鹊能“视见垣一方人”。他的老师长桑君,在传授给扁鹊“禁方书”之后,则“忽然不见”,司马迁说他“殆非人也”,显然认为长桑君也是神化的人物。

在历史和医学界,学者们一直在为扁鹊是谁、扁鹊医案中的患者是谁、扁鹊与秦越人是何关系,以及扁鹊的籍贯、医术、著作、贡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史实方面的考证。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加之史料本身的复杂性,很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尚未得出令大家公认的结论。

近年来,我校迁往长清办学,引发了我对扁鹊的重新思考。但我没有按一般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扁鹊史实的考证,而是通过寻绎历史文献中对扁鹊的记述,主要从医学的角度,感悟扁鹊对中医学的贡献、地位是什么?扁鹊对今天中医学的发展有何启示?扁鹊医学文化的意义是什么?等等。

我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扁鹊是一个人,还是“扁鹊们”抑或“扁鹊时代”,“扁鹊与中医”的关系无疑是非常密切的。即使是被神化的扁鹊,也是基于人的神化,不能因为神化而掩盖扁鹊对于医学的意义和伟大贡献。

扁鹊是第一个在正史中立传的医家,居《史记》七十列传的第四十五。对于一个具有神异色彩的人物,司马迁为什么要给他立传呢?首先,入《史记》列传者,司马迁认为都是些“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在医学方面将扁鹊与仓公入传,司马迁是这样说的: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一本作“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为方者宗”的“方”,指的是方技(而不是方剂),在司马迁看来,扁鹊是方技之宗,实际上也就是医学之宗、医家之祖。不仅司马迁对扁鹊有这样高的定位和评价,实际上这也是秦汉之际的一个普遍认识。凡以医喻事明理者,必言扁鹊,这在《韩非子》、《战国策》、《盐铁论》、《韩诗外传》、《淮南子》等秦汉典籍中多有记载。陆贾《新语·术事》说:“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将扁鹊与孔子相比拟,可见其地位之高。

扁鹊的历史地位是因为他对整个医学的贡献而形成的,由他确立的医学原则与宗旨、理论与方法(守数精明),被后世所遵循和发扬,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医学。从历史上看,扁鹊为我国医学的宗师,是医、巫分离的重要标志(《史记》中称扁鹊提出“六不治”,其中有“信巫不信医不治”)。尽管我国的医学在扁鹊之前有过很多积累,发明了很多治病方术,但使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当自扁鹊始,他可谓“立功名于天下”者,因此才能被奉为医学之宗。

后世多尊仲景为医圣,其实真正的医圣当是扁鹊。这一点恐怕连仲景本人也不反对,他在《伤寒论·序》开篇即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可见其对扁鹊的敬仰与尊重。也许是由于扁鹊的神化色彩较浓,到了隋唐以后,扁鹊的地位有所下降,似乎由“医学之宗”,变为“医术之宗”,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其医术,如精于针刺、发明脉学、神于望诊等,而这些对于扁鹊之于中医来说则属末节了。

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也许这就是《史记》中的扁鹊生活年代与活动范围跨度很大,甚至无法认定为一个人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大约也就是我国医学成为专门之学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