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中医药之我见

目前国内围绕“中医是否是伪科学”,“中医是否要废除”的争论正方兴未艾,并未因政府表态承认中医、支持中医而中止。一门学问、一门技术的存亡需要由政府仲裁,这虽近滑稽,但在中国却是事实。这也反映了权力介入学术领域之深,这也是人们在评价社会文化时往往所忽视的一点。
科学这一概念,当初是作为新名词由日文引进的,指的是分科的学问,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早期的科学概念与神学、哲学、史学、法学、文学、医学等学科概念是平列的,医学并不从属于科学。科学主要指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学科。近百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科学早已越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其概念已囊括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与知识体系等同。如今科学更进而变成包含合理、正确、先进等内涵,具有终极判断价值的形容词了。科学甚至是一种御用的标签了。这同当年“革命”和“革命的”的权威不相上下,一经贴上这一标签,便与真理和上帝同在了。
如果我们说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没有说“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就是说科学与实践还不能划上等号。但是,不少人就是漠视这一差异,随心所欲地使用科学这一概念。其实,科学这一词毕竟是由近现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后流行起来的,把科学作为划分真伪的标准,显然是无法解释科学产生之前人类是何以能生存繁衍的了。把科学出现之前的人类文化都归之于不科学、伪科学,横扫一切,这在全世界恐怕就很难得到苟同了。不是吗?西方人只要亲眼目睹到中医药的实效,他们才不管科学不科学哩。近几十年,来中国进修中医药、针灸、推拿的外国留学生还少吗?到国外谋生创业的国内中医精英还少吗?本来反中医应是老外们最名正言顺的,奇怪的是,倒是中国人内部却闹的最起劲。其实中医药存在了几千年,与科学不科学本不相干。科学因能够解释存在而存在,哪有存在因科学能够解释而存在的道理?即使是物质工具改善了,也不能说有了汽车、火车就不许人们用脚走路了。
极左思潮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人为地制造敌人。以前是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在政治上人为地制造敌人 。如今又改头换面,打着科学的旗号,在文化上制造敌人。本来是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门文化形式,都不是尽善尽美、功能齐全的。古人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门学科、各种文化形式,都是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相互间是协同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医药的取舍完全应该由老百姓,由社会决定。只要能治好病,它就有生存的价值,与正在发展中的科学理论又有何干。科学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多的是,难道现象必须符合科学理论才能存在?更何况现代人与古人的身体有什么不同?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些人继续秉承极左思潮,无理挑动人们误解中医、排斥中医,极力否定党和政府大力发展中医的政策,这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卫生事业的极端不负责任。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某些国外医药巨商欲垄断中国医药市场在暗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我认为,有关中医药兴废的争论在中国还将继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百年来造成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神化科技的唯科学主义,目前在中国还很流行,这个大环境不改变,中医的处境就很难改变。当医学仍局限于生物医学,当医院仍奉行产业化而不是公益性理念,当政府仍不得不运用政权力量仲裁学术争论时,很难想象能消除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利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药本无可非议,也不可阻挡,事实上也无人阻挡。但目前把“中医现代化”这个严重包含否定中医理论色彩的政策口号,当作发展中医的唯一思路,并且以行政手段介入,这就给否定中医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想象空间。而目前的中医药西化的管理机制更为慢性扼杀中医药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带着模式化的框子来落实“发展”与“创新”的口号,必然会违反事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不同学科、不同事物的“发展”与“创新”具有多样性与丰富性,即使是同一学科、同一事物的“发展”与“创新”也具有多样性与丰富性,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自然不就是这样存在的吗?各门学科都有着自我发展、自我淘汰的能力,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存在数千年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大体上分两大类:累积型和更替型,还可以引伸到累积与更替兼具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是以累积型为主,它不同于现代科技以更替型为主,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亦是如此。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前途宽广得很:例如利用传统理论和方法征服新的医学难点;把世界各地区有效生药按中医理论纳入中医系列;通过主体体验等方法探索人体生命奥秘;把中医养生术规范化并普及到群众中去,以提高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身心素质;建立个体行医机制,以满足社会对医疗的广泛需求;改进中药的生产工艺以适应国内外医药市场;制定不同于西药生产标准的中药生产标准,让西方与中国接轨;针对“中医现代化”的口号,同时提出“中医传统化”的口号;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思路和命题等等。都应当看作是中医药的创新与发展。单一的“中医现代化”只会窒息和扭曲中医药的发展。抛弃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和传统生存模式只能是消灭中医药。
平心而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不同的学术思想,只要不与政治权力挂钩,都不可能决定其他的文化形态和学术思想的存亡。有哪一位科学家因为马路边有一个算命的就宣布放弃科研或被迫中止科研的了?马克思所举罗马教皇迫害科学家的例子,那仅仅是个案,中国历史上就根本未出现过。相反道教和佛教中医家比比皆是。即使在西方,基督教支持科学比迫害科学的例子也不知道多多少倍了。更何况教皇与教徒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教皇如果不拥有政治权力就叫教皇了?有哪一个和尚、道士、传教士反对和迫害过科学家了?本来政治权力的职能应当是为学科和学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而非是决定学科和学术发展的模式。但在我国的现实中,政治权力的功能性超越毕竟是客观的存在。因此必须认识到,决策与管理对中医药的发展具有决定的影响。政治和文化相比,一刚一柔、一强一弱、一主一辅,是政治在取舍文化,是政治在决定文化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还不是最有力的证明吗?要想正常地而不是异化地发展中医,就必须在管理机制上先行改革。需要改革的除了宏观上破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树立和谐宽容的社会意识外,还需要有实质性的改革,例如:
一,改变中医药与西医药完全相同的管理模式。在中医教育、科研、临床、中药开发以及师资考核等各方面确认并体现中医特色。要让真正热心于中医药管理改革的人和公认的老中医参与改革。
二,压缩和改造目前众多的名不副实的中医院。放宽政策,大力鼓励中医个人开设中医诊所,建立一整套名副其实的中医、针灸师带徒的制度,承认师带徒的合法性,这是中医传统的生存线、生命线。
三,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应放宽学历,应突出中医药内容,重点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大内科辨证论治,尽可能压缩西医内容。设立中医推拿师、气功师、针灸师特殊评定制度,以技术为主要考核内容。
四,明确规定中医师不得开西药(开西药属违法),同样西医师也不得开中药。中医师如欲取得西医的处方权和手术权,也必须再获取西医师资格。中成药的生产和使用应有特殊的规定。
五,中药配制不必采用国际标准,凡历史公认的方剂,医院、诊所均有权独立采用,医生均有酌情加减的权力,不必行政干预。公开上市的成方成药,凡属新方新品的,应以临床疗效为据,由中医药专家组审定批准,不必与西药审批程序雷同。
六,制定符合中医特色的科研条例。将中药现代化研究归划到西医生药学研究系统,这对人类医学和健康事业也是很有价值的,不必存中西门户之见。中医临床和教学人员不得独立主持中药生化研究,但可以参与其中,因为中医临床和教学人员不具备生化研究的必要条件。中医应设立不同与中药学的本草学研究。
七,改革现行中医药高等院校教学,应加大中医药和传统文化教学内容。没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是不可能把传统中医学到手的。中医高等院校应名副其实,应从中医院和中医诊所中招聘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临床医生从事中医教育。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不在于加大资金投入,而在于改变观念与机制。以上这些釜底抽薪式的改革举措,具有实质性意义,如果得以认真贯彻实施,估计二十年左右中医药事业就可以得到复苏。中医药同传统文化一样,毕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恢复元气并不难。中医在发挥人的智慧上与西医在应用科技的功能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京中医药大学 吉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