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中医人尴尬的问题
2014-05-14 10:18 15楼
一直想自己做个注解,不知道怎么描述的清,看博客,有一个系列文章写得很好(成书一定买一本)。其中一篇,写在下面。
从丁甘仁也救不回的金子久说起
民国初年,浙江桐乡大麻镇有一位大名医,号称“天医星”下凡,他叫金子久。他的病人中不乏大总统袁世凯、浙督朱介人、皖督倪嗣冲这些达官显贵。但他并不太为现代中医界所熟识,其中一个原因估计和他的英年早逝有关系——享年仅52岁。而他离开人世的岁月,他接受的治疗方案,也颇为让我感慨。
民国九年(1920年),金子久受到皖督倪嗣冲的邀请,到安徽出诊。那时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当时从桐乡到合肥那是一段很长的路途。一路十分劳累,又受到了惊吓。为倪嗣冲治病,前后开了29张方子,可谓耗尽心血。更加神奇的是,当时的《上海新闻报》每天连载这些脉案,这从现在来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对医术是何等的考验,那可是“直播”呀。举个例子,想像一下,某个大名医,嗯,比如说李可老,去给一个省长看病,然后《南方周末》每天连载他的医案,今天“7月24日,头晕身疼突作,夜间发热,六脉沉细,形冷恶寒,此少阴伏寒也,处麻黄细辛附子汤。麻黄30克,制附片90克,细辛30克,炙甘草60克”(纯属杜撰哈)。那是何等帅气威武的事情。
说远了……再说回金子久,看好病回来以后,身体就开始变差了,第二年就出现了黄疸。自己开了个茵陈蒿汤,没有好转。于是,只能求助他人了。要说当时,全中国第一名医,或许当属孟河丁甘仁。丁甘仁那时在上海行医,关键就是他开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当代中医界的旗杆子们十有七八都出自其门下——程门雪、黄文东、秦伯未、张伯臾、章次公,等等。而现在的国医大师们,更不乏他的再传弟子——朱良春、陆广莘、裘沛然、颜德馨、何任(嗯,何老是当时上海另一家学校的,但老师也都是上面那些)。可见其对整个当代中医的影响了。
嗯,又说远了……话说,金子久重病之下,找到丁甘仁。这则病案,记载在《丁甘仁医案》之中:
“操烦郁虑,心脾两伤(按:应该就是指赴皖治病之事)。火用不宣,脾阳困顿。胃中所入水谷,不生精微,而化为湿浊,着于募原,溢于肌肤,以致一身尽黄,色晦而暗。纳少神疲,便溏如白浆之状。起自仲夏,至中秋后,脐腹膨胀,腿足木肿,步履艰难。乃土德日衰,肝木来侮,浊阴凝聚,水湿下注,阳气不到之处,即水湿凝聚之所。症情滋蔓蔓难图也,鄙见浅陋,恐不胜任。掘拟助阳驱阴,运脾逐湿,是否有当,尚希教正。
“熟附块钱半,连皮苓四钱,西茵陈钱半,淡干姜八分,陈广皮一钱,胡芦巴钱半,米炒于术二钱,大腹皮二钱,大砂仁八分、研,清炙草五分,炒补骨脂钱半,陈葫芦瓢四钱,金液丹二钱、吞服。”
从医案的记录来看,当时金子久是典型的命门火衰了,用茵陈术附汤倒也没错。不过看丁甘仁自己的语气都很没谱,“鄙见浅陋,恐不胜任”,认为自己难以治好金子久的重病了。确实也是,前后一共治了五次,都未见起色。丁甘仁后来直接告诉对方:“您的病我已经没什么办法了,还是回去好好静养吧(症属不治,请先生早日回府静养)。”回去以后,过了十来天,果然不治而亡。
还没完。丁甘仁都治不好的病,一般其它人当然也没话说了。但是,有一个人不服,谁呢?曹颖甫。这老曹同志是何许人也?前面说过了,丁差不多算是当时中医界的头把交椅,而曹则是民国时期的头号经方大师,就在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还是教务处长。两个人是莫逆之交,曹颖甫还为《丁甘仁医案》写了序。那个序很有意思,有时间再专门说说。
曹颖甫在他注解《金匮》的书中,发表了自己对金子久案的看法。“昔金子久患此证,自服茵陈蒿汤不愈,乃就诊于丁君甘仁,授以附子汤加茵陈,但熟附仅用钱半,服二剂不效,乃仍用茵陈蒿汤,以至脾气虚寒、大便色白而死,为可惜也。但金本时医,即授以大剂四逆汤,彼亦终不敢服,……。经方见畏于世若此,可慨夫!”
嘿,学校老师,向校长叫板了!“校长,你丫这病治的,不对呀!附子用一钱半,能有什么用?”当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丁甘仁已经去世5年了……而且,曹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还给老丁找了个理由:反正你开大剂四逆汤,金子久也不敢吃嘛,开了等于没开。
从上面的记载来推测,大慨整个病程是这样的:一开始金子久自己用了茵陈蒿汤没效,然后找丁甘仁,第一次用附子汤加茵陈,没效,第二次又换回茵陈蒿,结果出现了上面医案记载的脾肾阳虚、命门火衰的场面。所以,这个医案之中,丁甘仁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没有守住温阳的路子;第二、剂量太轻。
不过,临床上,有时候分清阴阳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由于自己也是经方治病,我也觉得这个案子就应该用大剂温阳。附子一钱半,有多少?不到5克,就那么一两片,都病成这样子了,能顶什么用……那位说了:四两拨千斤呀!是,用得好,四两是能拨千斤,问题如果是万斤、十万斤呢!金子久自己就提倡“轻可去实”。桐乡,盛产菊花,你懂的~那玩意,够轻了吧……呃,不要想歪,我说的是中药菊花!嗯,所以说,如果给他开个茵陈四逆汤,附子50、60克,估计他是不敢吃的。
所以到后最后,曹颖甫发了一通牢骚:经方如此为世人所畏,可悲!可叹!现在我们强调方药的量效关系,强调用量策略,是很有道理的。什么时候要轻,什么时候要重,这是要有策略的。一味的一钱两钱,如何起重症沉疴?动则50、100克,又如何能调治慢性虚损?
看到金子久,每个人都觉得很遗憾。丁甘仁觉得可惜,因为对于当时动荡的中医界,每少一个名医大师都是极为巨大的损失。曹颖甫觉得可惜,因为他觉得治疗上还有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金子久还是去了。过了五六年,丁甘仁也去了,曹颖甫一个人,在大上海坚守经方阵地。再过了十来年,曹颖甫也去了。说来也怪,那个学校这么多学生,后来开方用药的风格都跟着丁甘仁。曹颖甫也在那教学生,怎么没见哪个学生能学得曹一样,纯正的经方派呢!
从丁甘仁也救不回的金子久说起
民国初年,浙江桐乡大麻镇有一位大名医,号称“天医星”下凡,他叫金子久。他的病人中不乏大总统袁世凯、浙督朱介人、皖督倪嗣冲这些达官显贵。但他并不太为现代中医界所熟识,其中一个原因估计和他的英年早逝有关系——享年仅52岁。而他离开人世的岁月,他接受的治疗方案,也颇为让我感慨。
民国九年(1920年),金子久受到皖督倪嗣冲的邀请,到安徽出诊。那时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当时从桐乡到合肥那是一段很长的路途。一路十分劳累,又受到了惊吓。为倪嗣冲治病,前后开了29张方子,可谓耗尽心血。更加神奇的是,当时的《上海新闻报》每天连载这些脉案,这从现在来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对医术是何等的考验,那可是“直播”呀。举个例子,想像一下,某个大名医,嗯,比如说李可老,去给一个省长看病,然后《南方周末》每天连载他的医案,今天“7月24日,头晕身疼突作,夜间发热,六脉沉细,形冷恶寒,此少阴伏寒也,处麻黄细辛附子汤。麻黄30克,制附片90克,细辛30克,炙甘草60克”(纯属杜撰哈)。那是何等帅气威武的事情。
说远了……再说回金子久,看好病回来以后,身体就开始变差了,第二年就出现了黄疸。自己开了个茵陈蒿汤,没有好转。于是,只能求助他人了。要说当时,全中国第一名医,或许当属孟河丁甘仁。丁甘仁那时在上海行医,关键就是他开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当代中医界的旗杆子们十有七八都出自其门下——程门雪、黄文东、秦伯未、张伯臾、章次公,等等。而现在的国医大师们,更不乏他的再传弟子——朱良春、陆广莘、裘沛然、颜德馨、何任(嗯,何老是当时上海另一家学校的,但老师也都是上面那些)。可见其对整个当代中医的影响了。
嗯,又说远了……话说,金子久重病之下,找到丁甘仁。这则病案,记载在《丁甘仁医案》之中:
“操烦郁虑,心脾两伤(按:应该就是指赴皖治病之事)。火用不宣,脾阳困顿。胃中所入水谷,不生精微,而化为湿浊,着于募原,溢于肌肤,以致一身尽黄,色晦而暗。纳少神疲,便溏如白浆之状。起自仲夏,至中秋后,脐腹膨胀,腿足木肿,步履艰难。乃土德日衰,肝木来侮,浊阴凝聚,水湿下注,阳气不到之处,即水湿凝聚之所。症情滋蔓蔓难图也,鄙见浅陋,恐不胜任。掘拟助阳驱阴,运脾逐湿,是否有当,尚希教正。
“熟附块钱半,连皮苓四钱,西茵陈钱半,淡干姜八分,陈广皮一钱,胡芦巴钱半,米炒于术二钱,大腹皮二钱,大砂仁八分、研,清炙草五分,炒补骨脂钱半,陈葫芦瓢四钱,金液丹二钱、吞服。”
从医案的记录来看,当时金子久是典型的命门火衰了,用茵陈术附汤倒也没错。不过看丁甘仁自己的语气都很没谱,“鄙见浅陋,恐不胜任”,认为自己难以治好金子久的重病了。确实也是,前后一共治了五次,都未见起色。丁甘仁后来直接告诉对方:“您的病我已经没什么办法了,还是回去好好静养吧(症属不治,请先生早日回府静养)。”回去以后,过了十来天,果然不治而亡。
还没完。丁甘仁都治不好的病,一般其它人当然也没话说了。但是,有一个人不服,谁呢?曹颖甫。这老曹同志是何许人也?前面说过了,丁差不多算是当时中医界的头把交椅,而曹则是民国时期的头号经方大师,就在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还是教务处长。两个人是莫逆之交,曹颖甫还为《丁甘仁医案》写了序。那个序很有意思,有时间再专门说说。
曹颖甫在他注解《金匮》的书中,发表了自己对金子久案的看法。“昔金子久患此证,自服茵陈蒿汤不愈,乃就诊于丁君甘仁,授以附子汤加茵陈,但熟附仅用钱半,服二剂不效,乃仍用茵陈蒿汤,以至脾气虚寒、大便色白而死,为可惜也。但金本时医,即授以大剂四逆汤,彼亦终不敢服,……。经方见畏于世若此,可慨夫!”
嘿,学校老师,向校长叫板了!“校长,你丫这病治的,不对呀!附子用一钱半,能有什么用?”当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丁甘仁已经去世5年了……而且,曹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还给老丁找了个理由:反正你开大剂四逆汤,金子久也不敢吃嘛,开了等于没开。
从上面的记载来推测,大慨整个病程是这样的:一开始金子久自己用了茵陈蒿汤没效,然后找丁甘仁,第一次用附子汤加茵陈,没效,第二次又换回茵陈蒿,结果出现了上面医案记载的脾肾阳虚、命门火衰的场面。所以,这个医案之中,丁甘仁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没有守住温阳的路子;第二、剂量太轻。
不过,临床上,有时候分清阴阳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由于自己也是经方治病,我也觉得这个案子就应该用大剂温阳。附子一钱半,有多少?不到5克,就那么一两片,都病成这样子了,能顶什么用……那位说了:四两拨千斤呀!是,用得好,四两是能拨千斤,问题如果是万斤、十万斤呢!金子久自己就提倡“轻可去实”。桐乡,盛产菊花,你懂的~那玩意,够轻了吧……呃,不要想歪,我说的是中药菊花!嗯,所以说,如果给他开个茵陈四逆汤,附子50、60克,估计他是不敢吃的。
所以到后最后,曹颖甫发了一通牢骚:经方如此为世人所畏,可悲!可叹!现在我们强调方药的量效关系,强调用量策略,是很有道理的。什么时候要轻,什么时候要重,这是要有策略的。一味的一钱两钱,如何起重症沉疴?动则50、100克,又如何能调治慢性虚损?
看到金子久,每个人都觉得很遗憾。丁甘仁觉得可惜,因为对于当时动荡的中医界,每少一个名医大师都是极为巨大的损失。曹颖甫觉得可惜,因为他觉得治疗上还有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金子久还是去了。过了五六年,丁甘仁也去了,曹颖甫一个人,在大上海坚守经方阵地。再过了十来年,曹颖甫也去了。说来也怪,那个学校这么多学生,后来开方用药的风格都跟着丁甘仁。曹颖甫也在那教学生,怎么没见哪个学生能学得曹一样,纯正的经方派呢!
2014-05-14 14:39 20楼
还有一篇 也一并发在这里吧
学术信仰的坚守——从徐灵胎接手叶天士的病人想到的
清朝乾隆年间,江苏常熟,有一个叫汪东山的人,他的老婆得了消渴,就是渴得不停地要喝东西,每天晚上要喝二十碗的稀粥,但是喝了这么多的米汤水,小便却又不见多。这时,她去苏州,找了在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名医叶天士看病。叶天士呢,断为厥阴之消,就是肝风胃火上逆,伤了津液。于是用了乌梅啊、木瓜啊这些收敛肝胃之气而生津的药,口渴是稍微好了一点,但是整个人烦闷得要紧,吃东西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时,她又找了另一位大名医徐灵胎。徐灵胎见她整个人极为瘦弱,再结合上面的症状,断定她是热邪与痰气相凝结,伤了津液,痰热得不到出路呀,叶天士又用了一些收敛的药,那热就郁在里面了,所以整个人心烦胸闷。于是改用了一些清火消痰、和中开胃的药,而后又治了半年,这个病才好。
又有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得了呃逆,就是不停地打嗝,跑去找了当时的一个名医,叫尤在泾的看病。尤在泾是清朝著名的经方学家,对《伤寒》和《金匮》的注解在中医史上地位极高,特别是《金匮》的注解,更是《金匮》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本,牛吧!问题是,这个病,他看不下来……
这时,他的好基友,我们的徐灵胎君正好跑到扬州去找老尤玩儿,看到了这个病人,于是和老尤说:“这个病啊,是个热证,你要用些什么枇杷叶、鲜芦根啊这些,清降肺胃的才能好。”于是,尤在泾同学照着开了,这个病很快就好了。
看了这两个病例,是不是有一种不觉明厉的感脚?如果光看这两个案例而不看其它,甚至有一种徐灵胎比叶天士、尤在泾都要牛逼的feel,哇,叶天士都辨不出来的痰热诶,尤在泾都治不好的呃逆诶,都给徐灵胎治好了哇!叶是温病学派的掌门人,尤是伤寒学派的中坚力量,难道说老徐把中医史上两个最牛的学派都秒杀掉了?
我们现在就有这种情况,自己所宗一派,有时候有一些治不好的病人,然后跑到另一派的医生那去,三两下就搞定了,然后有一些学术信仰不坚定的同学,就开始动摇了。其实,这种情况多得是,秦伯未用清营凉血法治不好的出血,赵绍琴用大剂温补给治好了(见《赵绍琴温病学讲座》),难道你能说秦伯未不会辨证吗?痰热之象,苔黄腻、脉弦滑,难道你能说叶天士连这都不会分辨?
那这是为什么?或许,在秦伯未的理念之中,出血的多见于血热,而在临床表现不是特别典型、错综复杂的时候,只能以此用药。而赵绍琴的牛逼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不为自己温病理念所束缚,当然,经过了长期的清泄,到了赵接手的时候,虚寒的表现已经更为典型了。叶天士案也是如此。
所以只能说,没有一个学派是完美的,因为如果你是真的完美,你就不是学派,你就是真理。学派是什么?学派是通向真理的桥梁,而这个桥到底是建了两年就塌掉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还是坚挺了76年的钱塘江大桥,那就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伤寒论》都不完美,你还能要求你自己所宗之体系是完美的吗?求的是内心的坚定,如果你能把心交给它,那它就是值得你坚守一生的理念。
徐师继承仲景三阴三阳学术体系,以王叔和《脉经》为着眼点,从平脉辨证法解读仲景学术,是千古以来认识《伤寒》的不二法门,更是将仲景学术的理论与理论相结合的完美典范,是真正的临床家之言。
但是,大家扪心自问,自己拿到了徐师多少东西?自己回家诊病,有一些确实疗效和病人量都有显著提高,但是否也经常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到了某个瓶颈,是否有思考、怀疑过?
当初辞别老师返杭,在临别之际老师反复叮嘱一定要“守死善道”,初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回来在不断临床的过程中,我对此越来越深有感触。这确实太关键了,因为一但遇到挫折,能否坚守自己的学术信仰,对我们来说,就是坚守平脉辨证与经方的运用,这是自己能不能更上一层楼的核心问题。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灵魂深处的那条大桥,在有生之年不断地加固他,然后向桥的对头不断前行。如果只能走到一半,那至少身后走过的部分,能让后面走的人更加快速地通过。但是,有些人可能总是不得不在找桥这个问题上花太多的工夫,因为每一条桥,都想去走走。
学术信仰的坚守——从徐灵胎接手叶天士的病人想到的
清朝乾隆年间,江苏常熟,有一个叫汪东山的人,他的老婆得了消渴,就是渴得不停地要喝东西,每天晚上要喝二十碗的稀粥,但是喝了这么多的米汤水,小便却又不见多。这时,她去苏州,找了在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名医叶天士看病。叶天士呢,断为厥阴之消,就是肝风胃火上逆,伤了津液。于是用了乌梅啊、木瓜啊这些收敛肝胃之气而生津的药,口渴是稍微好了一点,但是整个人烦闷得要紧,吃东西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时,她又找了另一位大名医徐灵胎。徐灵胎见她整个人极为瘦弱,再结合上面的症状,断定她是热邪与痰气相凝结,伤了津液,痰热得不到出路呀,叶天士又用了一些收敛的药,那热就郁在里面了,所以整个人心烦胸闷。于是改用了一些清火消痰、和中开胃的药,而后又治了半年,这个病才好。
又有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得了呃逆,就是不停地打嗝,跑去找了当时的一个名医,叫尤在泾的看病。尤在泾是清朝著名的经方学家,对《伤寒》和《金匮》的注解在中医史上地位极高,特别是《金匮》的注解,更是《金匮》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本,牛吧!问题是,这个病,他看不下来……
这时,他的好基友,我们的徐灵胎君正好跑到扬州去找老尤玩儿,看到了这个病人,于是和老尤说:“这个病啊,是个热证,你要用些什么枇杷叶、鲜芦根啊这些,清降肺胃的才能好。”于是,尤在泾同学照着开了,这个病很快就好了。
看了这两个病例,是不是有一种不觉明厉的感脚?如果光看这两个案例而不看其它,甚至有一种徐灵胎比叶天士、尤在泾都要牛逼的feel,哇,叶天士都辨不出来的痰热诶,尤在泾都治不好的呃逆诶,都给徐灵胎治好了哇!叶是温病学派的掌门人,尤是伤寒学派的中坚力量,难道说老徐把中医史上两个最牛的学派都秒杀掉了?
我们现在就有这种情况,自己所宗一派,有时候有一些治不好的病人,然后跑到另一派的医生那去,三两下就搞定了,然后有一些学术信仰不坚定的同学,就开始动摇了。其实,这种情况多得是,秦伯未用清营凉血法治不好的出血,赵绍琴用大剂温补给治好了(见《赵绍琴温病学讲座》),难道你能说秦伯未不会辨证吗?痰热之象,苔黄腻、脉弦滑,难道你能说叶天士连这都不会分辨?
那这是为什么?或许,在秦伯未的理念之中,出血的多见于血热,而在临床表现不是特别典型、错综复杂的时候,只能以此用药。而赵绍琴的牛逼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不为自己温病理念所束缚,当然,经过了长期的清泄,到了赵接手的时候,虚寒的表现已经更为典型了。叶天士案也是如此。
所以只能说,没有一个学派是完美的,因为如果你是真的完美,你就不是学派,你就是真理。学派是什么?学派是通向真理的桥梁,而这个桥到底是建了两年就塌掉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还是坚挺了76年的钱塘江大桥,那就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伤寒论》都不完美,你还能要求你自己所宗之体系是完美的吗?求的是内心的坚定,如果你能把心交给它,那它就是值得你坚守一生的理念。
徐师继承仲景三阴三阳学术体系,以王叔和《脉经》为着眼点,从平脉辨证法解读仲景学术,是千古以来认识《伤寒》的不二法门,更是将仲景学术的理论与理论相结合的完美典范,是真正的临床家之言。
但是,大家扪心自问,自己拿到了徐师多少东西?自己回家诊病,有一些确实疗效和病人量都有显著提高,但是否也经常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到了某个瓶颈,是否有思考、怀疑过?
当初辞别老师返杭,在临别之际老师反复叮嘱一定要“守死善道”,初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回来在不断临床的过程中,我对此越来越深有感触。这确实太关键了,因为一但遇到挫折,能否坚守自己的学术信仰,对我们来说,就是坚守平脉辨证与经方的运用,这是自己能不能更上一层楼的核心问题。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灵魂深处的那条大桥,在有生之年不断地加固他,然后向桥的对头不断前行。如果只能走到一半,那至少身后走过的部分,能让后面走的人更加快速地通过。但是,有些人可能总是不得不在找桥这个问题上花太多的工夫,因为每一条桥,都想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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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品不好保存,不和常理。
中原地区,要想用鲜桂枝,也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