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静山的杏林生活

彭静山的杏林生活

我原是开原县老城人,从小学中医,那是在二十年代。那时候全东北没有一所公、私立中医学校。学习中医只有三个途径:一是家传,我的先人并没有做医生的,这当然是谈不到了;二是自学,古语说:“秀才学医,罩里捉鸡。”然而,我还是不到十六周岁的孩子,文言文都看不懂,哪里比得上秀才?这条道也行不通;三是师承,就是拜老师,从头学起。我只好走这个途径。

学医经过
我的第一位老师刘景川先生,开原老城人,是不第秀才。当时,辽宁省开原县还是个荒僻小县,进士、举人甚少,实属凤毛麟角,秀才也不多,因此不第秀才也算名流。刘老先生满腹经纶,能作诗,善制灯迷,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但文章憎命,屡试不第,只好设馆教学。刘老先生的父亲、哥都是医生。老先生也研究医学,创办“兴仁医学社”,只占一间房子,南北大炕,共有二十四名学生。北炕十二名读四书五经,南炕十二名读医书。这边讲书,那边写字,彼此互不干扰.每年学费二十五枚银圆。我是孤儿、我十五岁时,先父彭泽霖故去,家贫穷,由我叔父彭鹤田东凑西拼代交学费。一切都按照私塾的方法,讲书,念书,背书、写字,五更上学,半夜放学,除按时回家吃饭以外,没有运动时间。所安排的课程从《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我们叫做“四小经典”)开始,加上《四百味药性歌括》,刘先生自己编的《本草汇编》七言歌,(即把《本草备要》编成歌诀,如“甘温固表生黄芪,灸温三焦壮胃脾”等等。)倒也合辙押韵,易读好记。而后再学《内经》、《伤寒》、《金匮》、《本经》所谓“四大经典”,还有《医宗金鉴》的几种心法,《中西汇通选读》等,两年来就读了这些医书。刘先生善写医学论文,教给我们怎样写论文,五、六百字一篇的文言文,每周写一篇。理法方药,无所不备。
读医书的第二年,开原考试中医.彼时没有卫生局,由公安局卫生科办理。我们一共有六名同学去应考,只凭念会了上述有限的医书,加上会写医学论文这点本领,竟敢于一试。主考官是开原两位懂得医学的绅士。一位是当过县长的丁一青先生(辽宁省中医院成立时,曾聘为顾问,年已八旬,耳聋特甚,任职二年)。一位是拔贡出身的女子中学校长王钟珊先生。所出的题并不难,平时我们都做过。考试结果,我们六名同学的名字,金榜高悬。但是榜后出了一道布告,上写着我们六个人的名字,说:“查某某六人,试卷虽佳,而年令过轻,行医未免误人,暂不发给行医执照。该生等努力为之,前途无量!”我们本来是在老师鼓舞下,身入考场,见见世面,体验一下考试的情况。用诸葛亮的话说:“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自知不具备当医生的本领。但是,眼看着别人领到“行医执照”,笑容满面,我们既羡且妒,怅惘地回去向老师汇报。老师哈哈大笑,异常高兴。他的心理是,六名学生全部高中,而且名列前茅,医社的名誉,从此声价十倍,明年的新生将要成倍增加。然而,实际结果,适得其反。原因是这样:有一天师娘(我们对老师夫人的称呼)抱着有病的孙女,请老师看病,我们破天荒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好机会。同学们停下读书,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怎样看病。老师看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师娘急了,问:“她到底是什么病?”老师也急了,紧张而又难为情地说:“我不知道她是什么病?”这时全体同学们愣了,互相用眼睛示意,原来老师不会看病!我想,我们念医书是为了将来当医生。老师不会看病,不论他讲得怎么好,文章作得怎么高,将来和他一样,也只能去教医经。如果我也挂个牌子叫什么“兴义医学社”,可我还是个小孩子,有谁来当学生?所以,第三年我便退学了。人同此心,别的同学也这样想,学生因而日渐其减。
我又投到第二位老师刘景贤先生处,他也是开原老城人,他只有二十六岁。自己开设诊所,字号是“瑞霖医社”。东北的医生都备有药材,诊费药费混合在一起,没有单收诊费开方的习惯。刘先生很有名望,每天求诊者络绎不绝。他看病时口若悬河,高谈阔论,谈得一多半闲话,至于病情,只是简单地说几句,给病人丸散药多,开方很少。于是我又产生了疑问:第一位老师,每天讲理法方药,辩证论治,结果不会看病;第二位老师,病人很多,但不谈医理,病人还很满意,据说吃药有效。那么,会讲的不会看病,会看病的不会讲,我们读了这么多书,究竟理论和临床怎样联系,还是莫名其妙。(解放后,刘景贤先生曾任开原县中医院院长,“文革”时期逝去。)
这时候,开原城来了一位针灸专业医生唐云阁先生。他专用针灸治病,偶然也用一些药,但以针灸为主(东北针灸专业医生,解放前十余年才有,而且很少),病人很多,兼收徒弟。我和刘景贤先生都拜唐先生为老师。刘先生在中医方面,是我的老师,在针灸方面是我的同学。唐先生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因为病人很多,每天只教两小时。首先教给我们调息吐纳,每人都盘腿坐在炕上,眼睛半闭,叫做“垂帘”,看样子象老和尚打坐似的。以后就是练臂运掌,练气运指。这一套要每天早晚自己练习,不许间断。接着就是挂线循经,学习经络走行。唐先生讲经络的方法也很特殊。讲到哪一经,选一名同学,脱了衣服,把这一经的体表全都裸露出来,用织毛衣的毛线一条,以水浸泡,取出来放在经络循行线上,非常醒目,形象教学,讲得很生动。第三步就是点穴。唐先生说:“点穴要口传心授,每个穴都有特殊的取穴方法,你们不可轻易外传”。到了这一阶段就分班上课,分班的标准,不以学习成绩优劣,而按交学费多少而分。我没有钱,和朋友借了五元钱,遂被分在丙班,总共只教了七十个穴。最后一阶段又合在一起,讲配穴,手法,并让你看病人,学习扎针。唐先生说:“穴位是主要的,很少真传”。如果续交学费,还可以升级补课。我心里着急,但也无可奈何。刘景贤先生在甲班,三百六十穴全学了,但是我请教他时,他说没记住,不知是真是假。
开原别无名医,我叔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托人把我送到沈阳去学医。十九岁第一次坐火车,感到处处新奇。沈阳(彼时叫奉天)十八道大街,钟鼓二楼,八门八关,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又有生平未见的“磨电车”,弄得眼花缭乱,这都不在话下。我心里所想的是不知道沈阳的这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医生。
第一天去拜师,令我非常惊异。老师的诊所设在他寓所的外院。一进大门,古树参天,花木葱茏,满地繁花如锦;藤萝架、金鱼缸、浮水莲,点缀得幽雅清静;房后叠石为山,山旁一片平地,绿草如茵。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师舞剑的场所。室内都是高级设备,沙发地毯、图书满架,古玩罗列,名人书画不少(有些东西我当时并不知道名字,如浮水莲之类)。拜见老师的时候,见老师不到四十岁,温文尔雅,举止大方。身穿串绸大衫,胸侧钮绊上悬挂半个黑大钱,当时很奇怪,以后听同学说,这是“五莽钱”,属于珍贵古玩,可值十几元大洋。我听了目瞪口呆,舌翘不能下。
幸运得很,这第四位老师是鼎鼎大名的马二琴先生。马老为沈阳名士、学问渊博,往来皆当时名流。马老工诗、善书,尤爱古玩。行医之暇,品茶吟诗,舞剑弹琴。他有七弦古琴一张,每当诊余,铜炉焚以檀香,窗明几净,静坐弹“平沙落雁”等古曲,悠然自得。对大鼓书素有研究,深通声韵训诂,名演员如奉派大鼓刘向霞、京韵大鼓张小轩等均受其教益,得以字正腔圆,蜚声艺坛。
马老原名英麟,字浴书,沈阳市人。因性爱古琴,以后又得了一张据说经过古董家鉴定系明朝严嵩之子严世蕃故物的古琴,珍爱倍至,遂自号“二琴”。
马老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东北的全体中医。在伪满时期,日本人主张废除中医。有人说中医能治病,日本人要求实际考验一下,在全东北调查名中医,只有马老声望最高,派人请马老到长春(伪满叫新京)。马老不去,日本人用势力逼去,安置在粹华医院。该院是长春最大的医院,分为十科。每科设医长一人,都是日本人,且都是医学博士。另设中医科,任马老为医长,这是摆擂台比武的形势。过了两个多月,一名患者经外科医长确珍,为化脓性腹膜炎,决定开刀,吉凶不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金银花一百二十克,龙胆草十五克,佐以公英、地丁、连翘、乳香、没药、黄柏,一付痛减,二付痛止,三付痊愈。日本医长检查确属治愈,非常惊异。以后由伪民生部保健司决议保留中医,改为汉医,并改称中药为汉药。
我从马老先生学习二年,除了讲解过去读过而不理解的医经字句以外,又补读了《温病条辨》。马老为人谨虚诚朴,为“海内三张”之一的张寿甫先生(名锡纯)之好友(彼时张锡纯在沈阳行医)。当时统治东北三省的张作霖,常请马老看病,人多称赞。马老笑日:“比如我开个鞋店,张大帅买了我一双鞋,并不等于我的鞋每双都特别好。“这不算什么。”我跟马老所受的教育,除医学、文学、诗歌以外,主要是高尚的情操,端正的医德品行。马老师教导我们说:“对病人要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不要哗众取宠的开业术;更不可乘人之危斫斧头,敲竹杠。张大帅有钱,吃我的药也和卖给别人一样,八角钱就是八角钱,一元钱就是一元钱。”马老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以自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存心济世,存心对天。”可以想见其为人。
解放后,马老应中国医科大学之聘,任副教授,中医教研组主任。他传授中医学术,不遗余力,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十年浩劫中,遭受“四人帮”迫害,愤死于1968年,惜哉!痛哉!我对亲爱的叔父,尊敬的四位老师,深恩未报,每一思及,不觉恬然!光阴迅速,转眼已将八旬,碌碌平生,一事无成,深愧吾师吾叔教育之苦心,写到这里,惭而流汗。

行医时代
一九三O年,我开始行医,时虚岁二十二。自己开不起诊所,只有在金匾高楼的大药房挂牌行医,社会上叫做“坐堂先生”。医生收诊费,药房卖药,互相合作,双方受益,我在沈阳一家字号叫“积盛和”的大药房里,一直干了二十多年,直到全国解放。
初起年轻,没人信,自己又没有经验,遇见重病心里也没有底。举个例子:有一家接我往诊,病人是个年轻的女人,一量体温39°C,本来是温热病,吃药可以好。那时候,心里没数,又想治,又怕出漏子。想和别人讲一下,证明她的病重,难保不发生变化。他家人都不在家,只好把房东老大爷找来,当面讲清,病得很重,请他作证。老大爷满口应承。我开方时还是战战兢兢,心里感觉不安。第二天接我复诊,病好了。病人笑着说:“我的病也重点,你这先生也小点,昨天你可把我吓坏了!”我无言可答,皮笑肉不笑地应付过去,很觉惭愧。于是我给马老师写了封信:“但愿程门立雪,再待诊十年。”老师回信说:“初行医者,莫不皆
然。治病时要胆大如斗,心细如发,仔细辨证,不耻下问。平时多读一些参考书。”同行是冤家,同在一条街,不相往来。即或是至亲好友,同时行医,可以杯酒畅叙,可以品茗谈天,就是不讲医道,不交流经验。用北京话说:“你学会了我吃嘛?”遇见重病,互邀会诊,更不可能。一者怕丢面子,被人瞧不起;二者利润被别人分去了。那是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关系,讲起来不堪回首。新旧社会,医生走着云泥不同的道路。
谈到多读参考书,更是遗憾。彼时沈阳卖医书的只有一家“德和义”书局,一间门市,书少得可怜。那时候没有国家出版社,都是由几个书局出版,鼓楼北虽有“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但医书不多。买医书只好上南门脸旧书摊,有时可能遇到一些,赶巧了还有善本。
更不幸的是在我行医的第二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控制文化,关内的一切书刊报纸都不准卖,书店早存的也大部分不许再卖。据说“商务印书馆”用禁卖图书烧了一冬天锅炉,损失之巨,可想而知。
在伪满十四年沦陷期间,谈不到读书,只在临床治疗方面逐渐摸索出—些经验,病人日益多起来,并且博得小小的虚名。

钻研针灸
全国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我就任中国医科大学讲师,组织针灸研究委员会,开辟针灸室,公开对外治疗,以作研究。伪满洲医大积累了大量中医书,珍本、善本、绝版、抄本,搜罗极为丰富(此皆为伪满洲医大时代日本冈西为人、黑田原次等所遗)。以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排印了不少.那时候,只有我一名中医,西医还没开始学习中医,大量中医书由陈应谦校长(陈氏以后为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批准我随便看。我这时才真正进了中医学的宝库,直感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有的书我久仰大名,无缘相见,现在可随时随地阅读。有的以前连书名都不知道,读来更有兴趣。应该感谢党对我的培养,给我这样一个梦寐以求的读书环境。这是很幸运的读书时期。
读了大量的书,温习了二十年所治过的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感觉到过去读书太少,思想境界狭窄。其间写了几十本读书心得笔记,十年浩劫,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惜已荡然无存。
过去二十年行医中虽然也用针灸,但只是作为救急及补充疗法,主要以方脉为主。现在专搞针灸,回忆起经络学说,多半忘记,运臂练掌,运气练指也早忘在九霄云外:而最遗憾的是唐先生只教了我七十个穴,还不足全部经穴的五分之一。因此,在博览群书中,以针灸作为重点之一,以《甲乙经》、《铜人经》、《针灸聚英》、《针灸大成》等为主要学习材料。先把经络原文复习熟了,按着经络体外循行,一穴一穴地自己摸索。唐老师点过的七十个穴,都很准确,回忆起来,容易掌握。其他的穴只好读分寸歌,写在小本上,有工夫就念。治病之暇,边喝茶边读,在车上、在厕中,看电影开演之前,甚至于和亲友会面时,也边谈边看,
晚上在枕上默诵经脉篇和分寸歌,往往在默诵中睡去,醒了还接着背,这种功夫虽然很苦,却能收到良效。各持一针,练习直刺、斜刺、横刺、反刺、倒刺、浅刺、深刺、重刺、轻刺等等手法。读书的时候把练针枕推到旁边,手里还拿着针,边念边捻,有时用针翻书,翻坏了一些善本.有的同志说我搞针灸是科班出身。其实,我也是半路出家,通过长期实践,才逐渐地有了一些体会。下面简单谈几点,以供参考。
首先,针灸并不神秘,不是高不可攀,但也不象某些人曾认为的那样“十天八天就可学会”。它除了首先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做基础以外,还必须另做一些基本功夫。我主张把三百六十经穴弄得纯熟,至于经外奇穴除了肯定有效的如印常、膝眼、十宣、四缝之类以外,我认为没有必要层出不穷地找什么新穴。因为,距离经穴周围一寸五分以内还是经穴范畴,无所谓新穴。
其次,无痛扎针有许多方法。我的方法是十二个字:“准确找穴,躲开毛孔,迅速刺入”。找穴一要“宁失其穴,勿失其经”;二要找病穴,即有压痛或以指压穴时指下有坚硬,虚软、条索状、小包、硬节等感觉,谓之病穴。如不是病穴,应该更换。穴取得准确,要躲开毛孔。皮肤上有若干星罗棋布的冷点、温点、痛点,躲开痛点就可以避免针刺疼痛。痛点无法辨认,经过我长期体验,凡属痛点多和毛孔一致,针时要在几个汗毛孔的中间进针就可以不痛,还应迅速。《难经》云:“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要发挥左手的作用,左手在针灸时作用大于右手:一可以找穴按压掐穴留痕作为针刺的记号,消毒后手指不必再去摸穴;二用长针时可以挟持针体配合右手;三如病人体位移动即可用左手矫正;四针前可用左手四个指头比齐在穴的上下切循使经络流通以增强疗效。至于使用补泻手法和起针也都需要左手协作,我们可以文绉绉地说:“左手之为用大矣哉!”
第三,我的选穴方法概括起来是八个字:“一点,二穴,三线,四面。”
一点,就是每次治疗只选用一个穴,用以达到治疗目的,使患者少受痛苦。穴位又叫“刺激点”,所以取用一个穴叫做“一点”。
二穴,即每次选用两个穴,互相配合,加强治疗效果,提高针灸效率。
三线,选用的穴位在同一经脉循行线上,是纵线,穴位旁边的其他经穴可以连成横线,包括经外奇穴,也可以连成斜线。
四面,是选出的穴位,概括成为一个皮肤面,有方形,长方形,等边三角形,斜三角形,扁方形,雁塔形,倒雁塔形等多种形式。
一点只是针灸一个部位,一穴就不同了,十二经都是左右两点。四缝是一只手四点,八风八邪也是如此,十宣则是十点,十二井为十二点,所以点和穴有所区别。
最后,谈谈眼针疗法。十年浩劫,我遭到残酷迫害,被打耳聋。以后做内科门诊医生,这却是驾轻就熟,因谬蒙虚声,患者接踵,户限为穿。但是耳聋,不能拿听诊器,不能量血压,感到困难。只好想办法多用望诊,寻找新方法。经查阅多种医书,在《证治准绳》里受到了启发。
华佗根据《内经》指出经络与眼的密切关系,十二经有八个经以眼为集散之地,只有肺、脾、肾、心包除外。但通过脏腑表里关系,可以说十二经都通到眼部。华佗把眼晴划分为八个经区,各属五脏六腑。与眼科的五轮八廓不同,只是看眼白睛上的络脉形状和颜色改变,能看出病起于何脏,传到何脏。华佗这种望诊方法,到明朝还在流传,被王肯堂写在书里,但一直没引起医界的注意。我发现了这种方法,在门诊实验,一个月时间,观察了初诊一千零三十二例,准确率达到80%,以后看了六千多例,对望诊扩大了范畴,从而在眼区研究方面,逐渐改进了原来的划区分配,去掉命门,扩大了三焦在人体的分布,从球结膜上络脉的形状颜色之变化,可知病在何经,发于何经,病之新久,证之寒热虚实以及轻重转归,预后良否。我看过上万人次以后,总结出眼针疗法。不另起穴名,在上、下眼眶边缘二分许,分
为八区十三穴,总的叫“眼周眶区穴”。这一周的部位,在古今针穴书上并无穴位。循经取穴,用五分不锈钢针直刺或沿皮横刺,适应症与针灸适应症相同,对疼痛和麻痹效果更好。例如胃痉挛、胆道蛔虫、胆囊炎等,针入以后,剧痛立止。扭伤或其他原因突然不会走路,不能抬臂,不能弯腰,不能回顾之类,新发病一次可愈。我曾治过三百多例偏瘫,肌力零级,针一次立即离床行走的十二例,对其他后遗症也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眼针疗法自1970年创立,应用于临床以后,曾多次在全国一些省市和地区推广这一疗法。
1978年,应北京中医学院邀请,作《眼针疗法》的学术报告,附近数家医院亦来人参加。翌日,在和平区医院治中风偏瘫患者,针后即离床行走,引起该院强烈反应,下午全院停诊,学习眼针疗法。
1979年,唐山卫生局派矿区、钢厂及地方十一家医院的医师来沈学习眼针疗法,一年后耿淑玲医师来信说:各医院运用眼针治疗各种疾病二千余例,疗效满意。
1980年,在沈阳举办的“继承老中医学习班”上,介绍了眼针疗法,有来自辽宁各地的一百多人参加了学习。
1984年,在《光明日报》科技服务公司主办的“北京市眼针学习班”有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协和医院等十二大医院的十四名针灸医师参加了学习。同年,在昆明举办了两期“眼针学习班”,学员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四省,课间实习诊治中风患者,每天最多达100人。在1984年北京举办的全国部分城市的“技术革新、技术协作成果展览会”上,播放眼针治疗中风录像达数月之久,收到良好反应。1984年,辽宁中医学院也举办了“眼针学习班”,学员来自六个省市地区。
我还曾在深圳、贵阳、苏州、哈尔滨、南京及华佗的故乡安徽亳县等地讲授或推广使用眼针疗法,诊治患者数千例。
据国内有关资料或杂志报道,不少针灸工作者运用眼针治疗中风等各种疾病,收到满意效果。如:《中国针灸》1986.3期报道吉林的赵立志用眼针疗法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40例,有效率达82.5%,其中脑血栓形成疗效为83.7%;3个月以内疗效90.32%。齐齐哈尔市张云飞等报道用眼针治疗12种病症302例,总有效率为98.11%。《河南中医》1986.3期报道了张法信运用眼针对各种病症的治疗情况。《辽宁中医》1986.4期分别报道了吉林孙红叶等治疗“脑血栓形成150例”,总有效率88.7%。并认为急性期疗效明显。北京赵治清治疗“脑血管意外25例”,治愈14例,显效5例,好转5例,无效1例。并认为治疗病程短的老年患者疗效较好。北京朱汇治疗中风31例,有效率67.7%;治疗高血压6例,全部有效。
关于眼针疗法,国内的《光明日报》、《健康报》、《文汇报》、《深圳特区报》、《南方日报》、《沈阳日报》等多家报纸,相继作了报道。1985年3月3日,新华社通稿向世界各地播发了这一疗法。美国、日本,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及澳门等报纸,都转载了这一新闻。日本的《医道之日本》、《中医临床》数次撰文,介绍这一疗法。《了望周刊》(海外版1986.5.9)评价眼针疗法“是中国针灸史上的新创举”。现在已写成一本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准备印刷中。
1954年,全国推行针灸疗法,苦于没有白话文针灸书籍。我写了一本《简易针灸疗法》在上海出版,彼时每次印刷三千册,这本书积累发行十六万册,对初期推广针灸起到一定作用。从五十年代迄今已在上海、辽宁等地出版了针灸,内科、妇科、中药,整理古籍共十二本书,在国内杂志发表论文70余篇,有的被美国《针灸杂志》翻译刊载。香港艺美书局翻印《简易针灸疗法》在港澳及东南亚各地销行。
以上是我所走过的路。我认为做一个医生,必须每天治病,每天读书。治病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治病,两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这是我的经验。


作者简介:彭静山,原名寿龄,开原县老城镇人。男,汉族,中共党员。曾任中国医科大学讲师,辽宁省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辽宁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主任,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等职。现任辽宁中医学院教授,北京中医学院名誉教授,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技术顾问,该院针灸经络研究室暨眼针研究室主任,辽宁省政协委员。他还受卫生部委托,任《针灸学辞典》编审委员,《中医辞典》(针灸分册)定稿审阅人。他是国内外著名的中医学家,对中医学和针灸学造诣很深,特别是他发明创造了眼针疗法,饮誉中外。他著述甚丰,主要有《华佗神医秘传点校》、《针灸秘验》、《简易针灸疗法》、《妇科病中药疗法》、《药笼小品》等书十二种,论文七十余篇,美国《针灸杂志》,日本《医道之日本》、《中医临床》等均有译文刊登。他还被列入正在编纂中的《开原县志》和新编《中国名人大辞典》中,被誉为近代中国针灸四大家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