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安火神派与当代火神派的区别
2009-02-18 20:29 4楼
火神派,其实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一个派,或许也只是一时的兴起。我觉得最近的所谓火神派医书为了把火神派这个派真正做出来,其实做的有点偏了。比如是否可以将擅长用或者说相对善用附子的医家都称做火神派的代表。在这点上,有些文章论述得非常的牵强。比如张存悌、付文录等人在说到火神派时候,为了表示此派名家众多,香火极旺,把湖南的朱卓夫等医家也给列进去了,算是火神派的中坚。
我不知道上述作者有没有认真读过朱卓夫先生的《临证心得》,朱老的这个书我很喜欢读,在还没有什么所谓的火神派的时候,我就已经读朱老的这个书很有兴趣。我认为朱老是一个临床很有实力,对寒温两派毫无偏见,用药以认证为基础的医家。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火神派。认真读过朱老的书的人,我想都应该能够理解我所说的。把朱老划归火神派完全就是有点强盗的观点。朱老其实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这些火神派书中所列的别的一些医家,硬把人家归入火神派,也是非常牵强。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当代的太多医家了,只要会用附子的都可以列入。
其次就是对于上海的祝味菊先生,卢崇汉在其扶阳一书里说,祝当年是他祖父的徒弟,得道于他祖父举办的扶阳讲坛。我不知道卢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什么根据,有什么证据来证明祝是他祖父的徒弟。扶阳一书,我已经扔到箱子底了,整本书,除了吹牛外,干货少之又少。祝味菊在书中从无提到过四川卢家,试问如果有一个人曾经对他的学术道路和中医思维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按卢崇汉的说法是这样的),那祝先生为什么在生前从来没有提过一次一句。读祝的书,感觉对祝影响最大的是仲景和景岳。希望大家有能力的能去考证一下。对卢崇汉的所言我是一点都不信的。
我不知道上述作者有没有认真读过朱卓夫先生的《临证心得》,朱老的这个书我很喜欢读,在还没有什么所谓的火神派的时候,我就已经读朱老的这个书很有兴趣。我认为朱老是一个临床很有实力,对寒温两派毫无偏见,用药以认证为基础的医家。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火神派。认真读过朱老的书的人,我想都应该能够理解我所说的。把朱老划归火神派完全就是有点强盗的观点。朱老其实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这些火神派书中所列的别的一些医家,硬把人家归入火神派,也是非常牵强。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当代的太多医家了,只要会用附子的都可以列入。
其次就是对于上海的祝味菊先生,卢崇汉在其扶阳一书里说,祝当年是他祖父的徒弟,得道于他祖父举办的扶阳讲坛。我不知道卢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什么根据,有什么证据来证明祝是他祖父的徒弟。扶阳一书,我已经扔到箱子底了,整本书,除了吹牛外,干货少之又少。祝味菊在书中从无提到过四川卢家,试问如果有一个人曾经对他的学术道路和中医思维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按卢崇汉的说法是这样的),那祝先生为什么在生前从来没有提过一次一句。读祝的书,感觉对祝影响最大的是仲景和景岳。希望大家有能力的能去考证一下。对卢崇汉的所言我是一点都不信的。
2009-02-18 20:37 5楼
先生读书入细也。
卢无非拉大旗作虎皮罢了。
祝味菊是否“火神派”之商榷
近年来,随着火神派的不断升温,祝味菊这个一度被人们遗忘的名字又被屡屡提及。因为祝味菊有“祝附子”之雅号,所以张存娣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一书中将其列为火神派代表医家,更有出版社将祝氏【伤寒质难】列为火神派代表书籍加以推广。一时间,祝味菊似乎成了火神派的标志之一。
针对此现象,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不同见解。如邢斌在【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前言中就此做了专门讨论,从是否应该当真拘泥流派的存在、祝味菊是否受过卢铸之的影响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但吾以为说服力不够。
因为从郑钦安到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包括私淑郑氏之学的唐步祺,确实存在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火神派的存在不可否认。
至于祝氏曾受到卢铸之的影响,此说出于卢崇汉【扶阳讲记】,邢斌提出了质疑,孰是孰非无从考证。
可以考证的是,祝氏在【伤寒质难】中曾提到成都名医沈绍九,唐步祺在【郑钦安医书阐释】中又说沈绍九曾受过当时名宿敬知非的指点,而我们知道敬知非又为郑钦安【医法圆通】作序。在同一类似用药的大环境下,可以肯定的是,祝氏必定受到了川中医家擅用附子的影响。至于是否就是卢铸之,由于并不影响探讨祝氏学术特点,故可留给医史学家去研究。
我们同意邢斌的结论:祝味菊并非火神派。但认为应该拿出更有力的证据。
而这个证据就是火神派与祝味菊在运用附子及温法上的异同。
先看火神派。从郑钦安、唐步祺、卢崇汉等人的著作中可归纳出如下特点。首先是重阳思想(阳主阴从、阳统乎阴、首重扶阳)。其次是辨识阴证、独具真功(张存娣称这是郑钦安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确为至评)。再次是擅用大剂量姜桂附。如卢崇汉统计自己一年的处方:生姜或炮姜用量30--200、干姜或筠姜25--90、桂枝15--70、肉桂或官桂15--30、炙附片60--250(【扶阳讲记】)。且不论这种用法是否合理,但确为火神派鲜明特点。第四是附子配伍上不夹阴药(如吴佩衡从不将附子与参术芪地等同用,认为一切补药均有掣肘之弊),寒凉药更所不取(如卢崇汉从不将附子与寒凉药同用),主要在温热药范围内取舍。此四点乃火神派缺一不可之条件。
再看祝味菊。从【伤寒质难】及其传人文章中可作出如下归纳。首先亦是重阳思想(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其次是擅用附子,但剂量远较卢崇汉等人为小。【祝味菊医案经验集】中,生附片最大24、黄附片30--45,常用15--24,其最大量尚不及卢氏之最小量。第三是注重配伍。温潜法是其代表,其他还有温滋、温补、温清、温和、温活、温开等诸多配伍方法,足已补前人之未逮。特别是温滋、温补、温清等火神派不取之法,不但极为常用,而且都有精辟见解。如温滋:“温滋可以同用也,气怯而津不足,桂附汤中重加知母,此扁鹊心法也”。如温补:“昔李氏用补中益气汤,实一伟大发明,余用之颇获效机,倘加附子,其效更捷”。如温清:“石膏附子同用,一以制亢,一以强心、、、大凡药性寒热,可因朋侪之同化而变异其个性,然药味之本质仍能各个发挥其特效,此复方之妙也”(皆出【伤寒质难】)。
综上所述,二者在附子配伍及用量上存在巨大差异。在“重阳”与擅用附子上似乎相同,但重阳及擅用附子并非火神派的专利,这一点我们在【从蒲辅周用附子及温法的规律谈对火神派的思考】一文中已经讨论过。如重阳思想,自【易经】、【内经】、【伤寒论】就一直存在,至明代温补学派的成熟而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就是说,这种重阳思想从古代哲学到历代医家从未间断,甚至是清代温病学派亦不曾否认阳气的重要性(因篇幅所限,不展开讨论)。又如擅用附子,研读【燕山医话】、【长江医话】、【黄河医话】、【南方医话】、【北方医话】可知,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擅用附子者众多,擅用附子者并非只有川医,亦并非只有火神派。【危证难病倚附子】中总结了几十位当代医家用附子的经验,其中不乏并非火神派、但在附子的应用上有独到见解精辟之论的医家。可见,单凭重阳及擅用附子这两条,不足以确定火神派。
而如果更深一步进行分析,即便是这两条,祝氏与火神派之间也是同中有异,并非一个路子。如火神派认为“阳主阴从、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所以治疗阴虚时仍大量使用附子;而祝氏配伍有温滋法,附子常与知母等同用,显然不是这种观点。祝氏倡用温潜,是基于“阳气宜潜、其要在秘”的观点,而附子本身并无潜降之功,故需其他药物如磁石、龙骨牡蛎等监制;而卢崇汉则明言“大量的附子本身就会沉下去”。这种对附子认识上的不同,导致了应用的各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祝氏与火神派不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临床实践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把祝味菊归于火神派是不妥的。不利于研习祝氏独立于火神派之外的、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附子配伍法和“阳气宜潜、其要在秘”的学术思想。另外,祝氏创伤寒五段,首言八纲辨证,试图构建发病学与治疗学的理论构架,无不闪耀着中医思想者的光辉。与其说是火神派,不如说是中西医汇通派、中医思想者、勇于实践的创新者,更能概括祝味菊学术思想的全貌。而这也正是本文目的之所在。
杏李园主人。2008.11.13.
卢无非拉大旗作虎皮罢了。
祝味菊是否“火神派”之商榷
近年来,随着火神派的不断升温,祝味菊这个一度被人们遗忘的名字又被屡屡提及。因为祝味菊有“祝附子”之雅号,所以张存娣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一书中将其列为火神派代表医家,更有出版社将祝氏【伤寒质难】列为火神派代表书籍加以推广。一时间,祝味菊似乎成了火神派的标志之一。
针对此现象,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不同见解。如邢斌在【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前言中就此做了专门讨论,从是否应该当真拘泥流派的存在、祝味菊是否受过卢铸之的影响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但吾以为说服力不够。
因为从郑钦安到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包括私淑郑氏之学的唐步祺,确实存在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火神派的存在不可否认。
至于祝氏曾受到卢铸之的影响,此说出于卢崇汉【扶阳讲记】,邢斌提出了质疑,孰是孰非无从考证。
可以考证的是,祝氏在【伤寒质难】中曾提到成都名医沈绍九,唐步祺在【郑钦安医书阐释】中又说沈绍九曾受过当时名宿敬知非的指点,而我们知道敬知非又为郑钦安【医法圆通】作序。在同一类似用药的大环境下,可以肯定的是,祝氏必定受到了川中医家擅用附子的影响。至于是否就是卢铸之,由于并不影响探讨祝氏学术特点,故可留给医史学家去研究。
我们同意邢斌的结论:祝味菊并非火神派。但认为应该拿出更有力的证据。
而这个证据就是火神派与祝味菊在运用附子及温法上的异同。
先看火神派。从郑钦安、唐步祺、卢崇汉等人的著作中可归纳出如下特点。首先是重阳思想(阳主阴从、阳统乎阴、首重扶阳)。其次是辨识阴证、独具真功(张存娣称这是郑钦安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确为至评)。再次是擅用大剂量姜桂附。如卢崇汉统计自己一年的处方:生姜或炮姜用量30--200、干姜或筠姜25--90、桂枝15--70、肉桂或官桂15--30、炙附片60--250(【扶阳讲记】)。且不论这种用法是否合理,但确为火神派鲜明特点。第四是附子配伍上不夹阴药(如吴佩衡从不将附子与参术芪地等同用,认为一切补药均有掣肘之弊),寒凉药更所不取(如卢崇汉从不将附子与寒凉药同用),主要在温热药范围内取舍。此四点乃火神派缺一不可之条件。
再看祝味菊。从【伤寒质难】及其传人文章中可作出如下归纳。首先亦是重阳思想(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其次是擅用附子,但剂量远较卢崇汉等人为小。【祝味菊医案经验集】中,生附片最大24、黄附片30--45,常用15--24,其最大量尚不及卢氏之最小量。第三是注重配伍。温潜法是其代表,其他还有温滋、温补、温清、温和、温活、温开等诸多配伍方法,足已补前人之未逮。特别是温滋、温补、温清等火神派不取之法,不但极为常用,而且都有精辟见解。如温滋:“温滋可以同用也,气怯而津不足,桂附汤中重加知母,此扁鹊心法也”。如温补:“昔李氏用补中益气汤,实一伟大发明,余用之颇获效机,倘加附子,其效更捷”。如温清:“石膏附子同用,一以制亢,一以强心、、、大凡药性寒热,可因朋侪之同化而变异其个性,然药味之本质仍能各个发挥其特效,此复方之妙也”(皆出【伤寒质难】)。
综上所述,二者在附子配伍及用量上存在巨大差异。在“重阳”与擅用附子上似乎相同,但重阳及擅用附子并非火神派的专利,这一点我们在【从蒲辅周用附子及温法的规律谈对火神派的思考】一文中已经讨论过。如重阳思想,自【易经】、【内经】、【伤寒论】就一直存在,至明代温补学派的成熟而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就是说,这种重阳思想从古代哲学到历代医家从未间断,甚至是清代温病学派亦不曾否认阳气的重要性(因篇幅所限,不展开讨论)。又如擅用附子,研读【燕山医话】、【长江医话】、【黄河医话】、【南方医话】、【北方医话】可知,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擅用附子者众多,擅用附子者并非只有川医,亦并非只有火神派。【危证难病倚附子】中总结了几十位当代医家用附子的经验,其中不乏并非火神派、但在附子的应用上有独到见解精辟之论的医家。可见,单凭重阳及擅用附子这两条,不足以确定火神派。
而如果更深一步进行分析,即便是这两条,祝氏与火神派之间也是同中有异,并非一个路子。如火神派认为“阳主阴从、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所以治疗阴虚时仍大量使用附子;而祝氏配伍有温滋法,附子常与知母等同用,显然不是这种观点。祝氏倡用温潜,是基于“阳气宜潜、其要在秘”的观点,而附子本身并无潜降之功,故需其他药物如磁石、龙骨牡蛎等监制;而卢崇汉则明言“大量的附子本身就会沉下去”。这种对附子认识上的不同,导致了应用的各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祝氏与火神派不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临床实践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把祝味菊归于火神派是不妥的。不利于研习祝氏独立于火神派之外的、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附子配伍法和“阳气宜潜、其要在秘”的学术思想。另外,祝氏创伤寒五段,首言八纲辨证,试图构建发病学与治疗学的理论构架,无不闪耀着中医思想者的光辉。与其说是火神派,不如说是中西医汇通派、中医思想者、勇于实践的创新者,更能概括祝味菊学术思想的全貌。而这也正是本文目的之所在。
杏李园主人。2008.11.13.
2010-05-07 18:09 9楼
火神派,其实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一个派,或许也只是一时的兴起。我觉得最近的所谓火神派医书为了把火神派这个派真正做出来,其实做的有点偏了。比如是否可以将擅长用或者说相对善用附子的医家都称做火神派的代表。在这点上,有些文章论述得非常的牵强。比如张存悌、付文录等人在说到火神派时候,为了表示此派名家众多,香火极旺,把湖南的朱卓夫等医家也给列进去了,算是火神派的中坚。" f7 ?# l% A4 c* e/ a, s9 ]
今几年很有把火神派扶阳扩大话的倾向。观郑氏一生只在阴阳上下功夫,一阴一阳之为道。四逆,白通。麻附细只是伤寒一不分。一定要阴平阳秘。
今几年很有把火神派扶阳扩大话的倾向。观郑氏一生只在阴阳上下功夫,一阴一阳之为道。四逆,白通。麻附细只是伤寒一不分。一定要阴平阳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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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钦安三部医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中可以看出,郑氏“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对仲景推崇备至。又受明代温补派影响甚巨,其书中多处引用景岳“气不足便是寒”之语。难能可贵的是,郑氏师古而不泥,独具慧眼的指出了二张在扶阳观上的不同。此外又受陈修园“宁事温补、勿事寒凉”的影响,“近览闽省陈修园医书一十三种,酌古论今、论深注浅,颇得仲景之微、、、其中分阴分阳之实据、人身用药活泼之机关,间有略而未详者,余不揣鄙陋,以管窥之见,谨将乾坤化育、人身性命立极,与夫气机盈缩,内因、外因,阳虚、阴虚病情实据,用方用法,活泼圆通之妙,详言数十条,以明仲景立法垂方之苦心,亦足以补修园先生之未逮。”可见郑氏的学术思想是在仲景、景岳、陈修园的影响下,加之丰富的临床实践逐我来剥李可的皮(非人身攻击步形成的。
详考郑氏三书,既有辨认一切阳虚法,又有辨认一切阴虚法;既用四逆白通,又用白虎承气;对温清并用的乌梅丸也有圆通活用。虽有专长但偏执之象并不明显。其弘扬温法,乃为清末温病学派倡行而设,是针砭时弊之举。也就是说,郑氏虽长于扶阳,但总体上不曾脱离辨证论治,是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仲景学说的发展、温法的极大扩充。
郑氏的成长过程是符合历代名家的成长规律的,如金元四大家汲【内经】之养分,各有创获,但后人谁又会单学一家单用一法呢?
钦安学派的忠实继承者、被人誉为“唐火神”的蜀中名家唐步祺先生,穷十五年之功而阐释郑氏之书,尽毕生精力实践郑学,于郑学领悟不可谓不深。吾数阅其书,未见唐氏张口“火神”、闭口“扶阳”,却在其所举验案中多次见到承气、白虎、黄连阿胶汤等苦寒之方的应用,体现了一位医者应有的辩证之功、公允之心、持平之论。同时更说明了郑学之不偏。
综上,郑氏火神派之功在于阳虚疑似证(真寒假热、真气上浮、真气外越)的辨识;于今日之意义在于对多种疾病渐成定论之弊的冲击,如高血压即肝阳上亢、糖尿病即阴虚燥热、炎症即清热解毒,提示后学这些疾病亦有阳虚之时。若以为郑氏火神派只会扶阳、只用温法、只擅用大剂姜桂附,则其谬大矣!! !
张存娣先生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将众多擅用附子的名家都归于火神派,是极为不妥的。吾归纳卢崇汉、吴佩衡等人之法, 对当代火神派归纳如下: 1.重视阳气。2。辨识阴证。3.擅用大剂姜桂附。4.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寒凉药为伍。必符合此四项者方能称之为当代火神派。从此特点即可看出当代火神派之 偏颇。为避免流于空谈,必举一“当代火神派”之代表来证实吾言不虚。
当代火神派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推崇神化到“状似近妖”的程度,以李可、卢崇汉为代表。李可虽名重,但非嫡传,而且是自己极力附和,关于李可之种种,吾已在【我来剥李可的皮(非人身攻击)】一文中做过探讨,姑且不论。仍以钦安学派嫡传卢崇汉为例,以【扶阳讲记】中卢氏所谓经典语录逐一析之。
卢氏说从不用温清之法,其谬大矣。吾有专文批之,将陆续推出。
卢氏说阴虚的本质仍是阳的不足,乃唯心之论,吾亦有专文批之,将陆续推出。
卢氏说祝味菊、吴佩衡均受了卢铸之的影响,不知有何事实为证。
卢氏说小剂量麻黄附子细辛汤是否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没有试过。既然没有实践,就不应该轻易否定小剂量的功效。从各地名家医案来看,小剂量用之得当,亦有奇效。未必全仗大剂收功。
在卢氏代表作【扶阳讲记。扶阳医话篇】中,分别列举了小便的清与黄、癃闭与失约,大便泄泻与秘结,多汗与无汗,畏寒与发热,烦躁与虚静,口渴与不渴,嗜睡和失眠,气盛与少气,面红与白,舌苔润滑与干燥,脉迟与数等征象表现,提示后学这些症状也有阳虚造成之时,不可单凭一个症状如脉数或舌的干燥就断为火旺。实际上是郑钦安辨认一切阳虚法的继承和进一步说明,归根结底是要四诊合参。但卢氏未能将此意一一悟透,容易误导后学从不辨阳虚真旨转为万病皆为阳虚,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至于其核心思想“阳主阴从”、“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吾在三谈对火神派的思考中有详论。关于姜桂附的大小剂量的不同功效,则在祝味菊温潜法中有论,将陆续发表。总之皆属片面之论、偏执之辞。活看则可。
当代火神派或出于炒作目的,或因为难耐寂寞的浮躁,功利心远大于推广中医学术之情。所以才会有刘力红极力抬高卢崇汉而借以抬高自己,才会有李可的自甘从属借以摆脱自身草根阶层的影子,近来各出版社纷纷推出跟风之作,利益驱动更不必说。总之,这一小撮人掀起了轩然大波且结成了利益同盟,李静先生痛斥其非,才会遭到猛烈的人身攻击,丝毫不顾医者的脸面斯文。与其说是火神派,却更像电影【功夫】里的“火云邪神”,丑恶之态令人作呕。有人称当代火神派为“瘟神”,虽言辞过于激烈,但不违事实。
综上,当代火神派已非钦安之火神派,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钦安本意,由郑钦安的擅用温法变成了偏执温法。不但不是进步发展,而且违背了中医最基本的辨证论治精髓,形成了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内患,加之外忧(如方舟子之流疯狂攻击中医),当前中医界看似热闹非凡,实则岌岌可危,当代火神派其罪非小。
吾力劝青年学子:欲习温法,必读钦安原著方可;唐步祺之阐释亦有参考价值。而当代卢崇汉、李可、刘力红之流偏执狂悖,弊大于利,罪过于功,切切不可读之、信之。切记切记!!!
杏李园主人。200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