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 第一章(上)

上篇:概 论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起源

中国文化一般是指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诸子百家思想及其在此之后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现今中国及世界所认识和了解的中国文化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是中国主流文化起源、发展及传承的历史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起源。但是诸子百家学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在继承上古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整合时期,是一个加油站。
一、文化的起源
文化的起源可以追述到几万年前,当先民们开始用树叶遮挡阴部的时候,用树枝将兽骨串起来戴在脖子上的时候,文化便产生了。
人类初始文化的产生,是从人的动物性本能出发,在其所处的自然地域环境的制约影响下,从人类刚刚开始的智能意识中产生和萌芽的。初始文化的产生,几乎是与人类的智能意识同步产生的,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在远古原始时代,刚刚进化为人的先民们,从动物的本能出发,有两个最为根本的价值诉求,即自身生存和种族繁衍,先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而展开的。生存是一切生命的本能,是一切生命体共同追求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价值凝结;生存或更好地生存是一切生命活动、演变、进化、发展的原动力。原始文化的产生就是以生存为出发点,并随着人类智力的进化而以更好地生存为目标开始的。生存是原始人类的本能,也是原始人类最高的价值凝结;更好地生存则是基于本能之上的文化意识,是人类最初的文化内容。人的生存依赖于物质供给,是物质性的,而物质供给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就构成了人类的生存压力,也构成了人类最初的社会经济关系。由于原始时代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压迫,为了生存,为了抵御严酷自然环境的压迫,克服物质供给的有限性,人们自然地结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依赖于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个体的生存,即依赖于社会的共生性获得生存。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既是先类本能习性的遗留,也是人类意识主导下的自然选择,是原始人类面对自然压迫的本能应对。由生存危机导致的社会性集结,使先民的生存状态得到改善,也使个体的思想意识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传播,从而形成最初的小集团或小氏族的意识文化。
种族延续是一切生命的又一个本能,它同样是所有生命共同追求的又一个价值核心,是文化产生的最直接的因素,也是原始文化最基本的内容。种族延续所结成的是社会性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与物质供给即社会经济关系相结合,导致伦理秩序、家庭、家族等等观念意识的相继产生和出现,成为原始意识文化的主要内容。
在原始时代,种族延续是人们生存的潜在目的,它所体现的是两个不同性别的生命的相互吸引和相互认可。相互吸引是动物的本能属性,相互认可则是人的社会属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层面,这种认可的内容是不相同的。先民用树枝将兽骨串起来戴在脖子上,就是为了吸引异性,它至少表达出他经常有肉吃的社会生存状态,表达出他有能力猎获相当数量的猎物,是力量、能力和生存状态的显示,这种显示是在对社会群类的比较中产生的。这种比较和一定的意思表达能够在社会中产生预期效用,表明社会对其所传达的信息具有俗成的认可,这种俗成认可就是意识文化的最初内容。伦理秩序、家庭、家族以及社会结构秩序等就是在对性行为及其后果的不断认知积累中逐渐产生的。
文化的产生和起源,是在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动物本能的基础上,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产生和起源的,是人类智能意识产生发展的结果。文化产生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则是从人类的本能出发,从人类生存的最近的地域环境开始的。总观人类的整个文化历程,文化的产生发展有两个主要阶段,即意识文化阶段和智能文化阶段。意识文化是与人的智能意识同步产生的,是人们依据其动物本能和刚刚获得的意识智能、对其所处的地域环境的认知与适应,这种认知与适应就形成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生存方式——狩猎时代。意识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初级形态,这个文化形态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感性直觉为基础的被动性,即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而依据感性的直觉认知被动地接受自然环境所赐予的一切资源和灾难,人们对物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知与适应完全是处于感性的被动接受地位。意识文化是在人类初浅的智力支配下的纯粹感性的意识活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积累过程,这种积累为智能文化的产生,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奠定了基础。在早期人类的意识文化活动中,随着人类智能的不断进化和意识的不断积累,人类智能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强,使意识文化逐渐向智能文化的方向进步。
智能文化是在意识文化的基础上,由人类充分进步的智能支配而产生和形成的人们改造世界规划人类社会自身的文化活动。智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高级形态,其根本特征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主动性,即人类依据其获得的理性认知而积极主动地认识自然、改造世界和规划人类社会自身的思想文化活动。智能文化所造就的人类生存方式就是充分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充分发挥人类个体的一切智能资源,充分发挥个体的一切创造能力,以使整个人类社会获得有保障的更好的生存。意识文化向智能文化的进步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历史进程来看,在这两个文化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十分慢长的相互交融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两种文化同时并存着。这里有两个积累,一个是意识积累,另一个是智能积累,当人们对世界存在的被动性认知意识不断积累而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依据这些积累而产生了概括和抽象,从而形成智能认知;当智能认知经过不断积累,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时,这个体系才构成智能文化的一个种或类;当智能认知不断积累,形成若干相互关联的体系时,智能文化便产生了。这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人类历史展示给我们的人类成长的历程,它就象一节链条,环环相扣,如果在那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那么人类的成长就会被延迟,甚至会被引向歧路。
二、中国文化的起源
中国文化起源于何时、何地,是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也无定论。一些西方学者从欧洲中心论出发,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西亚细亚,或是由中亚和南俄罗斯流入的欧罗巴文化,或是经土耳其斯坦传入的欧洲文化。“五四”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疑古说”,胡适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应以《诗经》为最早文献,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很失之”(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一册)。在此影响下,顾颉刚、钱玄同、童书业、吕思勉等人也紧随其后,他们断定殷周前的古史都是诸子百家为证明其主张而编造出来的,《史记·五帝本记》不过是以讹传讹而已。
随着近年来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考古学发现的资料证明,从旧石器的“元谋猿人”到“新石器”的“龙山文化”,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和创造。从考古发掘来看,有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猿人;距今60至5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和北京人;距今20万至10万年的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广东马坝人和宁夏河套人;距今5万年的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等,尤其是山顶洞人,他们的体质体形与现代中国人基本相同。之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全国,多达七千余处,有仰韶文化的陕西半坡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约七千年;分布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六千年;以及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这些发现基本构成了中华民族远古的人类学普系。
在陕西半坡遗址(距今约七千年)发现了很多地窖,地窖中贮存了很多的小米,这说明中国社会早在七千年前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同时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此外还有工具、陶器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据考证“是具有原始文字意义的表征,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端的重要标志”(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姜寨遗址中发现了大批陶文,这些陶文的发现,说明距今五千年前的河洛地区已进入了早期农业文明。同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也发现大批人工栽培的籼稻,经碳14测定,距今约有七千年,是世界已发现的人类最早水稻记录”(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之后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六千年),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端的又一明显标志,在大汶口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石斧、石刀、石铲、石锄,还有牙雕、硬质白陶、薄胎磨光黑陶、成套的酒器、以及镶嵌精美的用具和装饰品等,这说明了新石器时期农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也表明当时除农业外,已产生了手工业和艺术审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上已发现特有的符号,古文字学家考释认为是文字,“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画与纹饰,而是很进步的文字,是殷周时代文字的远祖”。(唐兰《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多种类的文化,是史前大融合后出现的较为繁荣的文化,它标志着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并以此为中轴繁衍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龙山文化的出土文物有瓷器、玉器、编织品、纺织品、青铜器、家畜头骨及非正常死亡的人类遗骨等,这些文物揭示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阶级社会已经来临。(以上资料参见:田昌五《关于尧舜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肖疌父《古史祛疑》、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
这些资料说明中国文化并非“西来”,而是起源于中华大地。同时也说明,中国历史在《诗经》之前虽无文献,却并非完全不可考。如果将这些考古成果按照进化论提供的人类进化线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考查,那么大致的情况还是可以掌握的。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起源与世界文化的起源在时间上和情形上也是大至相同的,只是中华民族的记忆是到农耕时代才产生的。中国社会对狩猎时代没有记忆,一般来说,中国远古的狩猎时代只是比较简单的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别无选择的生存活动,在整个狩猎时代并没有形成具有影响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或者说在狩猎时代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被后来农耕时代极具发展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所覆盖,也或是由于生存方式的改变使狩猎时代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不符合新的生存方式的需要而退出历史舞台,总之,狩猎时代没有留下任何具有标志性的思想文化遗迹。当然,我们在对农耕文化的一些主要思想意识进行追根溯源时,总会发现有些思想意识的源头是在农耕时代之前,但对这些源头的考证只是一种推论,并无史料或远古传说相佑证,如中庸思想的中与正的相互关系就是如此。在中国所有的远古传说中,都没有狩猎时代的传说,传说的源头就是盘古开天地,盘古的身体化为山川大地,盘古的毛发化为五谷、花草、树木,这就是说,从中华民族有记忆时起,中国社会就是种植五谷的农耕社会,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农耕文明非常早,早到了整个民族的记忆产生之前。
从考古发现和历史传说来看,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记忆的起点,农耕文化之前,在中国的远古传说中是一片混沌,天地未开,一片黑暗。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起点并不是这样,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人类从树上下到地面再到农耕文明的建立之间必然经历过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生存方式除了采摘野果就只能是狩猎,而采摘野果人类不必下到地面,因而人类下到地面只能是为了狩猎。从树上下到地面是猿与类人猿的分水岭,狩猎是类人猿向人进化的加速器,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动物蛋白是类人猿大脑向人的大脑进化中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狩猎过程中的危险是人的智能意识产生的必要条件。中国社会从狩猎向农耕的变革,就是中国先民们的智能意识高度发展的结果。农耕取代游猎,成为中国先民的主要生存方式,是由于农耕所获得的生存资料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游猎,并且这种生存资料的获得是可期的,这就使作为最高价值凝结的生存能够获得可靠的保障。对于先民们来说,狩猎方式所获取的生存资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对于生存保障来说,毫无保障可言;而农耕所获取的生存资料却是可期的,对于生存保障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正是这种可期性与保障性,使得中国社会早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原始人类从狩猎转为农耕,生存方式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从不断迁徙转变为具有固定区域的定居;二是从闲散的狩猎转变为繁忙的农耕劳作。这个变化使作为最高价值凝结的生存获得了比原来更为可靠的保障。寻求生存保障,规避伤害风险,是智能生物最一般的本能行为,也是最一般的价值选择。随着农耕劳作生产生活方式的确立,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也逐渐丰盈起来,人口数量也随之迅速增长,由此一定地域范围内就逐渐产生和形成了氏族社会,形成了最早的氏族文化。
中国文化的记忆起点就是原始的氏族部落文化,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的“三皇”、“五帝”就是氏族部落的首领。在原始氏族社会,每一个氏族集团的内部都具有共同的价值趋向,也具有一定的结构秩序,不同的氏族集团具有不同的价值趋向和结构秩序。但是所有氏族集团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趋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生存,这些价值趋向以及为满足这些价值趋向而形成的社会结构秩序就是原始的氏族文化。在狩猎时代后期,随着人类智能意识的不断进化,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模仿自然的能力也逐渐提高,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氏族集团,在这些集团中形成了一定的结构秩序和初级的分工协作,分工协作使人们逐渐认识了植物生长的规律性,并依据这种认识开始了模仿植物生长条件、有意识地按照植物生长条件而促进植物生长的尝试,这些尝试的成功使人们认识到植物种植的可期性对人们的生存具有巨大的保障意义,因而在欢欣鼓舞中,有条件的氏族集团开始了生存方式的变革。
由于农耕对生存的保障,使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起来。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方面使氏族部落的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使血缘伦理关系复杂起来,这就使原来简单的聚居转化为氏族部落并形成氏族社会。为了应对人口增加而出现的新的物质短缺,氏族部落开始从原来松散的结构向紧密型结构发展,耕作面积扩大,集群式劳作逐渐成为主流。在生产组织、部落保卫以及对外扩张掠夺中,首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首领原来所依据的个人武力也逐渐向群体武力的方向发展。氏族内部的相互关系也逐渐从个人行为的自在自为向社会结构秩序约束方面发展。这样,社会形成了,依托于农耕的各种思想意识出现了,各氏族内部以农耕为核心的各种文化现象也逐渐产生,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祖先们有了记忆的内容。
农耕改变了先民们的生存方式,生存资料的获得不再是无偿索取,而是通过生产劳动即人的脑力和体力的付出而获得。因此生产劳动者与劳动成果之间就形成了因果联系与利益联系,这种联系就表现为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占有。但是,由于具体的生产劳动是一种集群性质的劳动,劳动者的个体差异和土地肥力的差异,导致劳动成果也存在差异,使得相同的劳动而获得不同的收获,因此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占有不可能由劳动者本身直接完成,而要经过氏族的内部分配来完成。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的严酷,人类面临着来自自然的危害和来自同类的劫掠,因此首领的作用以及部落内部的组织结构就显得极其重要。首领及其内部组织不仅是生产的组织者,还是劳动成果的分配者,同时也是抵御严酷环境和反抗同类劫掠的统帅者。这样,首领及其组织就逐渐从氏族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氏族社会的主导性力量。这种主导性力量是在严酷的自然压迫下、各氏族成员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对首领及其组织的依赖和仰仗,这种主导性力量后来被首领及其组织利用而据为己有就形成了私有制社会。
虽说中国文化的起点是氏族部落文化,但是由于没有文献资料,历史传说又支离破碎,其说不一,因而无法确切考证氏族部落的情况,所属“三皇”、“五帝”、“尧舜”、“夏禹”究竟如何,要真正搞清楚已无可能,但从考古发掘来看,史前的氏族部落确实是存在的,并且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内部结构秩序。司马迁给“五帝”作传时就已搞不清楚,所以很犹豫,“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见《史记、五帝本记》)。孔子认为上古应从尧舜起始,诸子百家却认定古史应从黄帝开始,在《左传》、《庄子》、《管子》、《国语》、《墨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即“百家言黄帝”。但这些记载其说不一,多有矛盾,使人产生怀疑。但是氏族部落的存在却是无疑的,“三皇”、“五帝”能够被记载下来,就因为这些氏族部落的一部或全部通过较长时间的相互融合而产生了共同的部落和共同的文明,它们因而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参见田五昌《关于尧舜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三、地域环境对氏族文化的影响
人的生存是物质性的,是依赖于自然地域环境中所栖息和生长的动植物的供给而获得生存,人类获取物质性生存资料的方式就构成了最初的意识文化,旧石器、新石器就是这些文化的载体。由于自然地域环境是不相同的,具有千差万别的特点,其生长和栖息的动植物也不相同,因而人们所获取的物质资料也不相同,同时人们获取物质资料的方式也不相同,这些地域环境就构成了先民们的不同的生存条件。在原始时代,无论是狩猎还是农耕,先民们对地域环境充满了无限依赖,一定地域环境中所栖息生长的动植物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在狩猎时代,人是狩猎者,同时也是被捕猎的对象,人们不断地迁徙,一方面是寻找狩猎目标,另一方面是逃避被捕猎的命运。在农耕时代,人类从狩猎转为农耕,使人类定居下来,这是人类智力进步对事物规律性具有一定认识的结果。这个结果意味着先民们放弃了原先的生存方式,而采取主动顺应自然的生存方式,意味着先民们将自身的生存完全托付给了其所处的具体地域环境,完全依赖于自然、依赖于地域环境的供给而生存,不再迁徙,因而地域环境的任何变化或灾害对原始人类来说都是极其严重的事件,都将影响或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在此状况下,先民们的思想意识就必然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无不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原始时代,不同的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的文化样式,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人类依赖于地理环境而生存,地理环境通过对人类的生存影响而影响和制约人的思想意识和人类的性格形成。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也是不相同的。虽然人类总的价值趋向是生存和更好地生存,但是,对生存和更好地生存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不相同的。这些价值体系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民风民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最终导致不同民族的产生和形成。不同地域环境对不同价值体系的产生和形成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自然环境不仅是人类的盟友,同时也是人类的敌人。在氏族部落时代,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域,每一个部落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体系。相邻的部落所形成的价值体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原始氏族文化是氏族部落内部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不同的部落具有不同的文化体系,从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审美意趣,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世界观。在部落兼并的过程中,兼并者往往将自己部落的价值趋向强行在被兼并的部落推行,从而形成较大的文化区域。
由于人类依赖于地域环境而生存,因而地域环境通过对先民们的生存影响而影响和制约着先民们的思想和性格形成。大体上就中国来说,北方人粗犷而豪爽;南方人纤细而善变;东部人认真而善于算计;西部人固执保守而忍耐力强。性格的地域特征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北方气候寒冷,山高林密,适宜农耕的土地相对较少,因而北方是农耕与游猎并存,互为补充;南方气候炎热,雨量充沛,丘陵与平原分布较广,适宜耕作的土地较多,并且在大多数年份一年可耕两季,自然物产十分丰富,因而南方以农耕为主,以采摘自然物产为辅;东部气候温和,濒临大海,雨量充沛,拥有广袤的冲积平原,并且江河纵横,湖泊众多,是农耕的理想之地,适宜精耕细作,属富饶之区,因而东部以农耕为主,是后世手工业兴起的策源地;西部海拔较高,气候较为寒冷,北迎西北利亚寒流,干燥少雨,且近戈壁,风沙较多,地面沟壑纵横,不易农耕,因而西部以牧业为主,农耕辅之。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性格。
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也是不相同的。西部和北方,由于自然环境的严酷,人们只有组织起来,形成较为紧密的社会结构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个人必须放弃自我,依赖于社会才能获得生存或更好地生存,社会是人们生存或生活的重要保障力量,是人们生存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北方和西部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主要就是以社会的要求和需要为中心、以抑制个人任性要求和需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凝结。在东部和南方,由于自然环境比较温和,物产极为丰富,生存并不需要依赖于紧密的社会结构,个人的任性要求能够获得较好的满足,因而其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并不以社会为中心,社会只是人际交往而形成的一种松散的同类聚合。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历次征伐都是北方获胜的原因,在北方的一次次胜利中,北方文化便随着这种胜利而向南扩张,逐渐同化了南方。
在中国的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有近万公里的海岸线,生存于此的先民们与地中海沿岸一样,也应该留下蔚蓝色的海洋文明的遗迹,但是中华民族却是一个不下水的旱地民族,漫长的海岸线,浩瀚的太平洋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产生一丝来自海洋的影响,究其根源,一方面是沿海的先民们在原始时代的兼并征伐中,被来自于内陆的旱地民族所征服而迁徙到了别的地方,他们关于海洋的文明因此中断而消失了,内陆旱地民族占据了沿海,但却依照旧有的习惯依附于土地而生存。另一方面,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北方民族,是中原文化,北方民族不习水性,崇尚脚踏实地,因而东南近水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能被北方民族所接受。中国历史上成规模的海事活动是在明朝,而明朝恰好是南方人做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南方人做统一国家皇帝的只有明朝,其它都是分裂的南方小朝廷,这些小朝廷的一些零星的海事活动在北方民族的主导下,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养育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是一种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是一种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以及和印度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
总之,文化产生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则是从人类的本能出发,从人类生存的最近的地域环境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