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参
2009-02-28 10:09 7楼
【转帖】历代医家人参认识与应用源流考
作者:黄璐琦,唐仕欢出处: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人参为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双子叶植物,素有“东北三宝”之称,以加工之后的干燥根部入药,生者性微寒,制后性微温,味甘微苦。有补元气,生津液之功能,主治虚脱、虚喘、崩漏失血、惊悸以及一切元气虚弱,气虚津少,是驰名中外的名贵药材。通称东北产的为吉林人参,山林里自然生长的称为山参,人工栽培的称为园参。
人参名称由来与别名
从目前史料考证,周秦时代的著作,如《诗经》、《礼记》、《山海经》、《尔雅》等均涉及到一些药物,但是没有人参的记载。公元前48—33年西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曾著《急就章》一书,其中载有药名“叅”即为现今之“参”,《急就章》一书在当时是供学童学习用书,由此推断人参绝非当时最新记载,但确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目前可见到首次载有的参名。人参名称主要根据“参”字的演变逐步定名为人参,《春秋说题词》中“星之为之言精也”,前汉末《春秋纬》载“摇光星散而为之人参”;《礼纬》云:“下有人参,上有紫气。”
我国古代人参别名很多、据历代医书记载,《说文解字》云人参原名为“葠,药草,出上党,参者也”;《神农本草》载“人衔”、“鬼盖”;《名医别录》载“土精”、“血参”、“人微”;《吴氏本草》谓“黄参”、“玉精”、“神草”、“久微”等;《广雅》称为“海腴”、“皱面还丹”;《图经本草》曰“百尺杵”;《本草纲目》载“孩儿参”、“金井玉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认为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对人参名称有许多解释,“人参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人微,微乃参字之讹也。其成有阶级,故曰人衔。其草背阳向阴,故曰鬼盖。其在五行,色黄属土,而补脾胃,生阴血,故有黄参、血参之名。得地之精灵,故有土精、地精之名。”明清以来有人按产地赐名如:紫团参、辽参等。在1753年,由著名学者林奈通过植物分类学研究,把人参定名为Panax,Panax希腊语意为“灵丹妙药”。
人参的原植物与原产地
《本草纲目》将人参列入草部三草类,《图经本草》对人参的植物形态及生长环境进行过描述,从这些描述和《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中所附人参植物图推断,古之人参与现今五加科人参基本相符。在药用历史上,人参曾产生过混乱,主要与桔梗科沙参属各种植物混乱。古代有以沙参与人参并重,且金元以来医家都以沙参、人参相代并用,尤其后世凡遇草根多肉,均名人参,参名之多,不可胜计,成为人参混乱的主要原因,加上人参价格昂贵,需求量增加,人参伪品种类增多,加重了人参品种的混乱。
人参主产于我国东北的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历史悠久,尤其以吉林为最。但《名医别录》中记载人参的原产地为“生上党及辽东”,《范子计然》也载:“人参,生上党。”刘敬叔所著《异苑》中亦谓:“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辽东即今东北地区,而上党郡,即今之长治市和黎城县的一部分。在唐以前,人们将人参分为上党参、辽参和高丽参,它们的原植物都是五加科植物人参。其中以上党人参为最佳,东北人参和高丽参次之。而上党人参早已绝迹,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述:“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皆是辽参。”由此推断随着当地环境的恶化,植被的破坏,大量采挖而没有注意保护和繁殖,使上党人参逐渐消亡。如今,在山西新绛县中条山引种栽培成功,证明山西的气候条件可以满足人参的生长需要。
历代医家对人参的临床应用
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在书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该书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武威汉代医简》(公元一世纪左右)收载的处方中,有三方配伍人参。《潜夫论》提到“治病当得真人参”,由此可知人参在当时已经得到应用,并且出现人参有伪品的现象。最早详细记载人参配伍其它药物组成方剂,应用于临床的是东汉末年张仲景,其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分别记载方剂113首和262首,其中配伍人参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剂分别为22首和19首,其中剂量最大者用到了六两,最小者用到了一两,很多配伍人参的名方沿用至今,如小柴胡汤、旋覆代赭汤、麦门冬汤、温经汤、乌梅丸等,充分说明了人参在当时应用非常广泛。此后,人参逐渐被历代医家所共识,记载了大量的应用人参的方剂,从历代本草著作也可看出,医家对人参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如《中藏经》载:“人参与侧柏叶、荆芥穗烧存性为末,和飞罗面,能治气血妄行、心肺脉破和口鼻出血。”《吴氏本草》指出“人参生上党及辽东,二、四、八月采根,竹刀刮,暴干无令见风”,记载了当时人参的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唐朝孙思邈《千金备急方》中共收载方剂5300余首,其中配有人参的方剂达358首,约占总方剂数的6.8%;同时代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收载方剂6320首,配伍人参的方剂数达576首之多,占9.1%。《药类法象》对人参的配伍进行了论述,载:“治脾肺阳气不足,及能补肺,气促、短气、少气。补而缓中,泻脾肺胃中火邪,善治短气。非升麻为引用,不能补上升之气。升麻一分,人参三分,可为相得也。若补下焦元气,泻肾中火邪,茯苓为之使。”明朝李言闻(李时珍之父)曾著有《月池人参传》一书,从植物形态特征、生态习性、产地、炮制、以及生药性状和疗效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论述,但由于该书已经遗失,未能流传于世。我国伟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大量引用其父的论述,从而对人参记载得非常系统详细,指出:人参能治男女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胎前产后诸病。明朝张介宾《景岳全书》中收载处方2218首,其中配伍人参者509首,占总方剂数的23%,其应用相当广泛。《本草衍义补遗》:“入手太阴而能补阴火。与黎芦相反,若服一两参,入芦一钱,其一两参虚费矣。”从而指出了人参的配伍禁忌。
从历代文献考证表明,人参在我国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是应用人参最早的国家,并开创了人参的方剂在临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古代科学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和世界各国人参的医药应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作者:黄璐琦,唐仕欢出处: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人参为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双子叶植物,素有“东北三宝”之称,以加工之后的干燥根部入药,生者性微寒,制后性微温,味甘微苦。有补元气,生津液之功能,主治虚脱、虚喘、崩漏失血、惊悸以及一切元气虚弱,气虚津少,是驰名中外的名贵药材。通称东北产的为吉林人参,山林里自然生长的称为山参,人工栽培的称为园参。
人参名称由来与别名
从目前史料考证,周秦时代的著作,如《诗经》、《礼记》、《山海经》、《尔雅》等均涉及到一些药物,但是没有人参的记载。公元前48—33年西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曾著《急就章》一书,其中载有药名“叅”即为现今之“参”,《急就章》一书在当时是供学童学习用书,由此推断人参绝非当时最新记载,但确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目前可见到首次载有的参名。人参名称主要根据“参”字的演变逐步定名为人参,《春秋说题词》中“星之为之言精也”,前汉末《春秋纬》载“摇光星散而为之人参”;《礼纬》云:“下有人参,上有紫气。”
我国古代人参别名很多、据历代医书记载,《说文解字》云人参原名为“葠,药草,出上党,参者也”;《神农本草》载“人衔”、“鬼盖”;《名医别录》载“土精”、“血参”、“人微”;《吴氏本草》谓“黄参”、“玉精”、“神草”、“久微”等;《广雅》称为“海腴”、“皱面还丹”;《图经本草》曰“百尺杵”;《本草纲目》载“孩儿参”、“金井玉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认为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对人参名称有许多解释,“人参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人微,微乃参字之讹也。其成有阶级,故曰人衔。其草背阳向阴,故曰鬼盖。其在五行,色黄属土,而补脾胃,生阴血,故有黄参、血参之名。得地之精灵,故有土精、地精之名。”明清以来有人按产地赐名如:紫团参、辽参等。在1753年,由著名学者林奈通过植物分类学研究,把人参定名为Panax,Panax希腊语意为“灵丹妙药”。
人参的原植物与原产地
《本草纲目》将人参列入草部三草类,《图经本草》对人参的植物形态及生长环境进行过描述,从这些描述和《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中所附人参植物图推断,古之人参与现今五加科人参基本相符。在药用历史上,人参曾产生过混乱,主要与桔梗科沙参属各种植物混乱。古代有以沙参与人参并重,且金元以来医家都以沙参、人参相代并用,尤其后世凡遇草根多肉,均名人参,参名之多,不可胜计,成为人参混乱的主要原因,加上人参价格昂贵,需求量增加,人参伪品种类增多,加重了人参品种的混乱。
人参主产于我国东北的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历史悠久,尤其以吉林为最。但《名医别录》中记载人参的原产地为“生上党及辽东”,《范子计然》也载:“人参,生上党。”刘敬叔所著《异苑》中亦谓:“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辽东即今东北地区,而上党郡,即今之长治市和黎城县的一部分。在唐以前,人们将人参分为上党参、辽参和高丽参,它们的原植物都是五加科植物人参。其中以上党人参为最佳,东北人参和高丽参次之。而上党人参早已绝迹,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述:“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皆是辽参。”由此推断随着当地环境的恶化,植被的破坏,大量采挖而没有注意保护和繁殖,使上党人参逐渐消亡。如今,在山西新绛县中条山引种栽培成功,证明山西的气候条件可以满足人参的生长需要。
历代医家对人参的临床应用
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在书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该书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武威汉代医简》(公元一世纪左右)收载的处方中,有三方配伍人参。《潜夫论》提到“治病当得真人参”,由此可知人参在当时已经得到应用,并且出现人参有伪品的现象。最早详细记载人参配伍其它药物组成方剂,应用于临床的是东汉末年张仲景,其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分别记载方剂113首和262首,其中配伍人参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剂分别为22首和19首,其中剂量最大者用到了六两,最小者用到了一两,很多配伍人参的名方沿用至今,如小柴胡汤、旋覆代赭汤、麦门冬汤、温经汤、乌梅丸等,充分说明了人参在当时应用非常广泛。此后,人参逐渐被历代医家所共识,记载了大量的应用人参的方剂,从历代本草著作也可看出,医家对人参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如《中藏经》载:“人参与侧柏叶、荆芥穗烧存性为末,和飞罗面,能治气血妄行、心肺脉破和口鼻出血。”《吴氏本草》指出“人参生上党及辽东,二、四、八月采根,竹刀刮,暴干无令见风”,记载了当时人参的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唐朝孙思邈《千金备急方》中共收载方剂5300余首,其中配有人参的方剂达358首,约占总方剂数的6.8%;同时代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收载方剂6320首,配伍人参的方剂数达576首之多,占9.1%。《药类法象》对人参的配伍进行了论述,载:“治脾肺阳气不足,及能补肺,气促、短气、少气。补而缓中,泻脾肺胃中火邪,善治短气。非升麻为引用,不能补上升之气。升麻一分,人参三分,可为相得也。若补下焦元气,泻肾中火邪,茯苓为之使。”明朝李言闻(李时珍之父)曾著有《月池人参传》一书,从植物形态特征、生态习性、产地、炮制、以及生药性状和疗效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论述,但由于该书已经遗失,未能流传于世。我国伟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大量引用其父的论述,从而对人参记载得非常系统详细,指出:人参能治男女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胎前产后诸病。明朝张介宾《景岳全书》中收载处方2218首,其中配伍人参者509首,占总方剂数的23%,其应用相当广泛。《本草衍义补遗》:“入手太阴而能补阴火。与黎芦相反,若服一两参,入芦一钱,其一两参虚费矣。”从而指出了人参的配伍禁忌。
从历代文献考证表明,人参在我国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是应用人参最早的国家,并开创了人参的方剂在临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古代科学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和世界各国人参的医药应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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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药历史来看,最早是用党参,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就是用党参,党参是桔梗科植物,与五加科植物的人参不同。人参的真正应用,应当是在唐太宗入“高丽国”之后,已距后汉约三四百年。
党参主治“心下痞硬,支结”,《药征》一书已作了概括。《本经》谓其可“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风,明目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所谓“补五藏”,为五脏之阴,当然也有阳,是相对的,盖阴主里,这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安精神,定魂魄”,是着眼在“虚”字上。“止惊悸”,“明目”,“除邪风”,也都是虚象,并非实证。
金元以后,用参很广泛,标准不严。余遵仲景,针对“心下痞硬,支满”而用,可从小柴胡汤、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人参白虎汤、生姜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旋覆花代赭石汤中,悟出应用道理。仲景之书,出条文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理,后学应当注意体会。
人参、党参为何可治“心下痞硬”?可想见的是由 于气虚所结的病状。用人参是有标准的,不应像一般医生所谓“是虚都补”、“不虚也补”、“不开人参是不把病人当回事”的那样去用,这种风气不对。
我以为用人参的标准有三条:
1.心下痞硬;
2.亡血家(虚);
3.补虚(阴虚为主,血虚也可属阴)。
炙甘草汤用人参,是发汗后,心动悸,脉结代,亡血之故。《名医别录》称人参“通血脉,利血气”,很有道理。炙甘草汤中血药很多,人参熬出来很粘,补气少,补血为多。炙甘草汤的人参算阴药,阴多阳少。
余曾治二例重症尿毒症患者,“肾病及胃”,以移山参一两切,炖液服,不吐,“有胃气则生”。后以四逆汤和六君子汤收功。病人原来脉息都不清楚,还是收到了良效。补虚力量,老山参胜移山参,更胜别直参及党参。太子参一般处方可用,但力小。对于脱证,人参则非一两(30克)不可,缓期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