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N次降价不如一次医药分家 不根治看病仍贵

国家发改委决定从3月28日起降低部分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共涉及162个品种。(3月8日《广州日报》)

这已是发改委近7年来第27次下调药价,但老百姓仍普遍反映看病贵。政府政策善意缘何难以惠泽普通老百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乃症结所在。每当国家指定的药品降价后,就会陷于“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的尴尬境地,成为名副其实的“降价死”。此前有媒体报道,杭州市某平价大药房,开业3 年间3000多种药品因降价没了踪影。更有甚者,一些“降价药”新瓶装旧酒,经改名变新药,高价再上市,把降价变成了涨价。于是,降价幅度看似不小,减负金额也很可观,却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不能从梦想照进现实。

“降价—消失—出现新药品—再降价—再消失”,药价调整为何遭遇“西西弗斯命运”,值得反思。一言以蔽之,单纯降价行为没有真正触及看病贵的根源,即“以药养医”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药品的高利润拉动医院的经济效益,医生开药拿提成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医疗机构、医生和药企通过药品销售构成利益联合体。当下调药价损害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时,就会极尽能事加以抵制。首先,医生抛弃降价药,改用价格更高的同类药代替,随着医院对药品需求量的锐减,企业开始调整产品结构,转而开发更有利润的产品。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没有权力制止企业停产降价药的做法;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也无法监督医生开高价药的行为。面对药企和医疗机构的“软抵抗”,我们几乎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降价效果遁于无形。因此,靠下调药价为看病贵减负的美好愿景,也不可能通过政策层面的小修小补予以实现。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全国政协委员刘凤去年调查了全国范围内的125家乡镇卫生院,发现“药品收入占整个卫生院收入的70%到80%”。乡镇卫生院服务的是低收入的农村消费群体,看病贵更是他们不能承受之重。N次下调药价,不如一次医药分家。唯有打破以药养医的传统体制,斩断寄生在药品利润上的利益链条,遏制医生用药 “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利益冲动,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看病贵的局面,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表示,国务院办公厅刚刚印发《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将在县一级做到医药分开,坚持县医院的公益性。期待公立医院改革的提速,“医药分家”做法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早日全面推广,缓解更多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