剂量换算:从李时珍错到中国药典
2009-03-30 19:27 3楼
但1981年的考古发现却揭了谜底。当时考古出土的东汉大司农铜权,是汉代国家铸造的法定衡器,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照当时一个铜权重为12斤计算,每斤是2996÷12=249.7(克)。按照这个重量折合,一两应该是249.7÷16=15.6(克)!
这个重量,我认为还是比当时实际的重量要低。原因:其司农铜权深埋地下几百年,它的重量肯定会受到潮湿等因素的腐蚀,而导致其本来的重量减轻。
像现在的中国计量研究院内有关重量的标准砝码,是出于真空储存,且有规定是不允许随便拿出来使用,生生怕使用磨损。
相比之下,当时的先人也会知道后世要进行对比吗?把它深埋起来,不使用?我想是不可能的吧,也不现实?
这个重量,我认为还是比当时实际的重量要低。原因:其司农铜权深埋地下几百年,它的重量肯定会受到潮湿等因素的腐蚀,而导致其本来的重量减轻。
像现在的中国计量研究院内有关重量的标准砝码,是出于真空储存,且有规定是不允许随便拿出来使用,生生怕使用磨损。
相比之下,当时的先人也会知道后世要进行对比吗?把它深埋起来,不使用?我想是不可能的吧,也不现实?
2011-05-02 22:42 6楼
关键是,考古的说法是否真实?明清时期,吴氏、叶氏的温病处方剂量是依据李时珍的吗?目前同仁堂的银翘解毒丸以每丸9克的剂量退热效果相当不错,难道也是用少了剂量吗?
同时,以经方“大承气汤”来临床测试,“大黄四两”,换算成20g已经是相当够份量了,若换算成60g恐怕真是要出问题的……并且,经方当中有些药物不是用“两”而是用“枚”来定量的,“枳实五枚”其实也就是15g左右,难道古代的枳实比现在大好几倍,也要用到80g以上不成?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而“考古”则往往会以假乱真。李时珍之后,中国历史起码仍有四百年由中医为主,那些医家若觉剂量不对,怎会毫无感觉?
温病方与伤寒方,剂量并无成倍的差异。所以我觉得,当前基层医生普遍觉得开药剂量须重,不是度量问题,而是中药品质的粗劣和炮制的马虎所致。不要轻易冤枉李时珍呵……
我个人认为,按我国东北习惯,将旧制一钱(汉制一两)换算成公制5g好象比较合适。我是黑龙江中医学院出身的,后来到了我国南方之后,从江南直到两广,都未改变这个换算习惯,反而觉得非常顺手。
其实我发现,所谓“考古”往往受到中国政治的左右,并且也常被经济炒作,无限夸大。是耶?非耶?不是现在的风气下能认真考证的……
同时,以经方“大承气汤”来临床测试,“大黄四两”,换算成20g已经是相当够份量了,若换算成60g恐怕真是要出问题的……并且,经方当中有些药物不是用“两”而是用“枚”来定量的,“枳实五枚”其实也就是15g左右,难道古代的枳实比现在大好几倍,也要用到80g以上不成?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而“考古”则往往会以假乱真。李时珍之后,中国历史起码仍有四百年由中医为主,那些医家若觉剂量不对,怎会毫无感觉?
温病方与伤寒方,剂量并无成倍的差异。所以我觉得,当前基层医生普遍觉得开药剂量须重,不是度量问题,而是中药品质的粗劣和炮制的马虎所致。不要轻易冤枉李时珍呵……
我个人认为,按我国东北习惯,将旧制一钱(汉制一两)换算成公制5g好象比较合适。我是黑龙江中医学院出身的,后来到了我国南方之后,从江南直到两广,都未改变这个换算习惯,反而觉得非常顺手。
其实我发现,所谓“考古”往往受到中国政治的左右,并且也常被经济炒作,无限夸大。是耶?非耶?不是现在的风气下能认真考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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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在的《中华本草》收载中药8980味,但一个中医师在临床处方中常用到的药物,一般不会超过两三百味;而所治疗的范围,却几乎囊括内、外、妇、儿、皮肤等各科疾病。为什么?其秘密一个就是中药的剂量不同,第二个就是组方的配伍变化。
所谓中医的复兴,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厘清金元以来,中医在用药上积累的问题,重新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中国药典》虽几经修订,其中的部分内容却因为与实践脱离,而被中医界视为掣肘,330多位全国中医名家最常用的12种药材的剂量,均高出药典规定数倍。
《本草纲目》的一语之失
李时珍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于是我们便把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句被后世奉为圭臬的话。
说到中医药,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并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正是由于《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就,使其观点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时珍在书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中医院校的中药、方剂教科书也认为:自明清以来,我国普遍采取16进位制的“市制”计量方法,即1市斤=16两=160钱。从1979年起,我国对中药计量统一采取“公制”,即1公斤=2市斤=1000克。为了处方和配药计算方便,又规定按照以下的近似值换算:1市两(16进制)=30克;1钱=3克;1分=0.3克;1厘=0.03克。
经过以上的演变,我们现在便把古代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李时珍这句被后世至今奉为圭臬的话。
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治疗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的典范。书中所载的113个处方,都是具有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世称为“经方”,其用药量绝大多数都是按两计算的。
可惜的是,由于《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210年),此后战乱频繁,该书流失民间800余年,其间各个朝代度量衡制迭经变化,使得这一极为宝贵的药物剂量经验未能流传下来。
但1981年的考古发现却揭了谜底。当时考古出土的东汉大司农铜权,是汉代国家铸造的法定衡器,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照当时一个铜权重为12斤计算,每斤是2996÷12=249.7(克)。按照这个重量折合,一两应该是249.7÷16=15.6(克)!
山西李可老中医认为:这个换算标准经临床验证,真实可信。凡用经方治大症,一定要掌握好经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对付急危重症,低于此量则无效,或缓不济急,贻误病机,误人性命。
中药不传之秘在于量
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既然是东汉著作,那么它的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因为按《伤寒论》中炙甘草汤生地黄用1斤来折合生地黄可用约250克,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按东汉的剂量治好1000个人没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就吃不了兜着走,卫生局就会处理。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没有法律依据。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所以,上海的柯雪帆老中医尽管也“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前述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因为炙甘草汤按照现在1两等于3克的常规用量来治疗心脏病的房颤,房颤就是无法扭转。而一旦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到250克,剂量一变,火候就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难怪过去日本学者要感叹:“汉方之不传之秘,在剂量上!”
自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之说后,便把张仲景的1两等于15.6克变成了1两等于3克,缩小了5倍之多!并且数百年来,已成定律。
不管是有考古实物的证实,还是有临床实践的证明,我们的教科书和国家药典虽然一版再版,直至2005年的最新版,仍然坚持“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就造成如李可老中医所说的结局: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掉了危急重症的阵地。
僵化的认识与教条的思维,如果以科学法律的面目出现,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让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尽快摆脱尴尬的两难处境,是对人民的健康真正负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