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选-----谈辨方证论治与辨证论治
2008-05-08 14:36 2楼
张文选---谈辨方证论治与辨证论治
近拜读张文选教授《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一书,大感收获,真乃近年少有的好书,其序言中分析辨方证论治与辨证论治的关系及内涵极其精辟。阅后不敢独享,特节选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如下。
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是一种基本的辨证方法,它只能确定疾病大体的浅深层次、病机阶段或脏腑部位;方证是疾病在各经各阶段的最具体的病变形式,基于方证理论的辨方证论治方法是一种高层次的终端性的辨证方法,它能够使辨证的思维深入到方证与药证的层次。例如,通过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确定出某患者病变在中焦,在胃,在气分,是仍然无法指导施治用方的,只有进一步辨识方证,才能确定患者的临床表现是白虎汤证,还是增液承气汤证,或者是甘露消毒丹证,才能具体的遣方用药。再如,某患者有明显的发热、恶风,用常规辨证确定其为上焦、卫分证,仍然是粗浅的,仍不能指导用方,只有进一步地辨析其是银翘散证,还是桑菊饮证,是桑杏汤证,还是三仁汤证等,甚至要具体分析有没有银花证、薄荷证、白蔻证、石膏证、栀子证等药证,才能具体地处方用药。因此,辨方证是任何一种辨证方法也难以替代的特殊的辨证方法,是实施温病辨证的最具体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
辨方证论治强调以经典原著的原始方证为依据。要求医者必须熟谙《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的原文,掌握其中方与证相关的规律、方证效应的规律以及辨识方证的思路。例如五苓散证,《伤寒论》第71条、73条、74条、156条、386条不仅论述了五苓散的适应证,阐明了此方证与茯苓甘草汤证、泻心汤证、理中丸证的鉴别,而且阐发了五苓散方证的效应“多饮暖水,汗出愈”,即强调五苓散是汗剂,其效应是“汗出愈”。医者只有真正掌握了仲景原著五苓散方证理论,才能在临床上准确地应用此方。辨证论治则不同,它不一定强调熟读《伤寒论》原文,不一定要求按照《伤寒论》方证使用五苓散。同样是用五苓散,前者着眼于“小便不利、口渴、烦、脉浮”等五苓散证,既可将之用于水肿,更可以将之用于腹泻、呕吐、眩晕、心下痞、郁证、霍乱、癫眩等病症,而且,在方证效应方面,着眼于“汗出愈”;后者则将之作为利水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证为着眼点使用该方。再如,三甲复脉汤证,《温病条辨·下焦篇》第14条论其证为:“脉细促,心中儋儋大动,甚则心中痛者。”吴瑭强调说:“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隶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人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温病条辨·解产难》并用其治疗妇人产后郁冒、痉、大便难、心虚、虚热等。如遵循辨方证的原则用方,就可从血肉有情之品通补奇经的理论出发,用三甲复脉汤治疗心动悸、真心痛,以及妇人产后诸病;如果按照辨证论治的方法使用三甲复脉汤,就只能用其治疗肝肾阴虚动风证。因此,辨方证论治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托,有前人已经建立的规范可遵循,它充分吸取了古人的经验,是借助前人的经验而用方治病;辨证论治则是根据中药学、方剂学的一般理论用方治病。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思路截然不同,其起点与要求有高低之别,成功与获效的几率更有大小之异。
辨证论治方法着重强调的是“证”。何为“证”?现行《中医基础理论》的概念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关于辨证,通行的认识是:“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可见,“证”不是症状和体征本身,而是由“辨”得到的抽象的概念,是医生主观思维活动的结果,因此,证的可靠性则完全是由医生的辨证水平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对同一个患者如果同时由两个医生进行辨证时,所得出的“证”的结论往往不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就说明,“证”不是客观的,“证”不一定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
辨方证论治体系着重强调的是“方证”。方证的“证”是指方的适应证。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在“方证相对论”一文中指出:“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证,“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刘渡舟医学全集》)“干呕吐涎沫头痛”,是吴茱萸汤证,“黄疸脉沉,中痞恶心,便结溺赤”,是杏仁石膏汤证。方证的“证”字所包含的本质性含义就是疾病的症状与体征。由于症状与体征是疾病最客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方证”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此以桂枝汤证为例试作说明,《伤寒论》桂枝汤证为:“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等,如桂枝汤证兼见“项背强几几”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葛根汤于桂枝汤加葛根四两,性味辛凉之葛根占据了主导地位,该方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桂枝汤证出现“腹满时痛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芍药汤将桂枝汤中芍药量由三两增加为六两,芍药的量变使桂枝汤的作用发生了质变,芍药配甘草酸甘缓急止痛变成了主要作用,而桂枝只起温通经络的辅助作用;如桂枝汤证见汗出“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者,就成了桂枝加附子汤证,桂枝加附子汤于桂枝汤中加炮附子一枚,其方则由调和营卫的解表剂一变而成为温经补阳、固表止汗的附子剂。可见,症状变化,甚至一“症”之变,疾病的本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与症相应,一药之变,桂枝汤的作用也随之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说明,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症状与体征,是“方证”而不是“证”。“项背强几几”、“腹满时痛”、“汗出遂漏不止、恶风”等方证是无论哪个医生也能诊察得到的临床事实,因此,辨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本质,能够具体地揭示病机的细微变化,能够避免医者的主观臆测,减少主观失误,提高临床辨证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虽然辨方证也存在医生的主观判断,但是,医者可以把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等既有方证设为对照证,比较对照而辨之。与不设参比对照的辨证论治方法相比,其科学性与可靠性要高得多。
辨方证贵在“识机”。刘渡舟先生在阐明“方证”的概念后进而指出:“证之微妙之处,则在于‘机’。何谓机,事物初露苗头的先兆,也叫机先。《辨奸论》则叫 ‘见微知著’。”(《刘渡舟医学全集》),可见,辨方证贵在抓疾病本质初露端倪的细微症状以辨识“机先”,可以“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确定方衽的诊断。非主诉的不起眼的个别症状往往是疾病本质的反应,是“机先”外露的“马脚”,是“方证”的“微妙之处”,辨方证的更高一级要求在于见微知著,在于借助古人已有方证的“镜子”,透过细小的特征性表现抓住疾病的本质。例如,剧烈的偏头痛,只要见有恶心欲吐者,就可辨为吴茱萸汤证,就可以用吴茱萸汤治疗,无须辨头痛的经络部位,不必辨头痛的寒热虚实,用之辄效。再如,难治的咳喘,只要见有舌红苔厚腻一症,就可辨为甘露消毒丹证,就可以用甘露消毒丹治疗,不必考虑是温病还是杂病。因此,辨方证能够根据主诉主症以外的特殊“症”来抓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特殊矛盾而重点出击,专方专治;能够根据个别、微妙的“症” 预知“机先”,测识“病机”的隐匿之处而施以出奇制胜的治疗。
辨方证的方是前人久经使用而历验不爽的效方,法度严谨,疗效可以重复;辨证论治的方是医者自己组方,没有严格的要求,比较松散,加减变化随意,疗效难以重复。
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先生在《经方传真》中提出:《伤寒论》有桂枝证、柴胡证,是以方名证的范例;“辨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是辨证的尖端”。刘渡舟先生提出:“《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刘渡舟医学全集》)所谓“辨证知机”,就是辨方证的方法。
近拜读张文选教授《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一书,大感收获,真乃近年少有的好书,其序言中分析辨方证论治与辨证论治的关系及内涵极其精辟。阅后不敢独享,特节选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如下。
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是一种基本的辨证方法,它只能确定疾病大体的浅深层次、病机阶段或脏腑部位;方证是疾病在各经各阶段的最具体的病变形式,基于方证理论的辨方证论治方法是一种高层次的终端性的辨证方法,它能够使辨证的思维深入到方证与药证的层次。例如,通过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确定出某患者病变在中焦,在胃,在气分,是仍然无法指导施治用方的,只有进一步辨识方证,才能确定患者的临床表现是白虎汤证,还是增液承气汤证,或者是甘露消毒丹证,才能具体的遣方用药。再如,某患者有明显的发热、恶风,用常规辨证确定其为上焦、卫分证,仍然是粗浅的,仍不能指导用方,只有进一步地辨析其是银翘散证,还是桑菊饮证,是桑杏汤证,还是三仁汤证等,甚至要具体分析有没有银花证、薄荷证、白蔻证、石膏证、栀子证等药证,才能具体地处方用药。因此,辨方证是任何一种辨证方法也难以替代的特殊的辨证方法,是实施温病辨证的最具体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
辨方证论治强调以经典原著的原始方证为依据。要求医者必须熟谙《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的原文,掌握其中方与证相关的规律、方证效应的规律以及辨识方证的思路。例如五苓散证,《伤寒论》第71条、73条、74条、156条、386条不仅论述了五苓散的适应证,阐明了此方证与茯苓甘草汤证、泻心汤证、理中丸证的鉴别,而且阐发了五苓散方证的效应“多饮暖水,汗出愈”,即强调五苓散是汗剂,其效应是“汗出愈”。医者只有真正掌握了仲景原著五苓散方证理论,才能在临床上准确地应用此方。辨证论治则不同,它不一定强调熟读《伤寒论》原文,不一定要求按照《伤寒论》方证使用五苓散。同样是用五苓散,前者着眼于“小便不利、口渴、烦、脉浮”等五苓散证,既可将之用于水肿,更可以将之用于腹泻、呕吐、眩晕、心下痞、郁证、霍乱、癫眩等病症,而且,在方证效应方面,着眼于“汗出愈”;后者则将之作为利水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证为着眼点使用该方。再如,三甲复脉汤证,《温病条辨·下焦篇》第14条论其证为:“脉细促,心中儋儋大动,甚则心中痛者。”吴瑭强调说:“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隶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人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温病条辨·解产难》并用其治疗妇人产后郁冒、痉、大便难、心虚、虚热等。如遵循辨方证的原则用方,就可从血肉有情之品通补奇经的理论出发,用三甲复脉汤治疗心动悸、真心痛,以及妇人产后诸病;如果按照辨证论治的方法使用三甲复脉汤,就只能用其治疗肝肾阴虚动风证。因此,辨方证论治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托,有前人已经建立的规范可遵循,它充分吸取了古人的经验,是借助前人的经验而用方治病;辨证论治则是根据中药学、方剂学的一般理论用方治病。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思路截然不同,其起点与要求有高低之别,成功与获效的几率更有大小之异。
辨证论治方法着重强调的是“证”。何为“证”?现行《中医基础理论》的概念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关于辨证,通行的认识是:“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可见,“证”不是症状和体征本身,而是由“辨”得到的抽象的概念,是医生主观思维活动的结果,因此,证的可靠性则完全是由医生的辨证水平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对同一个患者如果同时由两个医生进行辨证时,所得出的“证”的结论往往不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就说明,“证”不是客观的,“证”不一定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
辨方证论治体系着重强调的是“方证”。方证的“证”是指方的适应证。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在“方证相对论”一文中指出:“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证,“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刘渡舟医学全集》)“干呕吐涎沫头痛”,是吴茱萸汤证,“黄疸脉沉,中痞恶心,便结溺赤”,是杏仁石膏汤证。方证的“证”字所包含的本质性含义就是疾病的症状与体征。由于症状与体征是疾病最客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方证”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此以桂枝汤证为例试作说明,《伤寒论》桂枝汤证为:“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等,如桂枝汤证兼见“项背强几几”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葛根汤于桂枝汤加葛根四两,性味辛凉之葛根占据了主导地位,该方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桂枝汤证出现“腹满时痛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芍药汤将桂枝汤中芍药量由三两增加为六两,芍药的量变使桂枝汤的作用发生了质变,芍药配甘草酸甘缓急止痛变成了主要作用,而桂枝只起温通经络的辅助作用;如桂枝汤证见汗出“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者,就成了桂枝加附子汤证,桂枝加附子汤于桂枝汤中加炮附子一枚,其方则由调和营卫的解表剂一变而成为温经补阳、固表止汗的附子剂。可见,症状变化,甚至一“症”之变,疾病的本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与症相应,一药之变,桂枝汤的作用也随之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说明,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症状与体征,是“方证”而不是“证”。“项背强几几”、“腹满时痛”、“汗出遂漏不止、恶风”等方证是无论哪个医生也能诊察得到的临床事实,因此,辨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本质,能够具体地揭示病机的细微变化,能够避免医者的主观臆测,减少主观失误,提高临床辨证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虽然辨方证也存在医生的主观判断,但是,医者可以把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等既有方证设为对照证,比较对照而辨之。与不设参比对照的辨证论治方法相比,其科学性与可靠性要高得多。
辨方证贵在“识机”。刘渡舟先生在阐明“方证”的概念后进而指出:“证之微妙之处,则在于‘机’。何谓机,事物初露苗头的先兆,也叫机先。《辨奸论》则叫 ‘见微知著’。”(《刘渡舟医学全集》),可见,辨方证贵在抓疾病本质初露端倪的细微症状以辨识“机先”,可以“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确定方衽的诊断。非主诉的不起眼的个别症状往往是疾病本质的反应,是“机先”外露的“马脚”,是“方证”的“微妙之处”,辨方证的更高一级要求在于见微知著,在于借助古人已有方证的“镜子”,透过细小的特征性表现抓住疾病的本质。例如,剧烈的偏头痛,只要见有恶心欲吐者,就可辨为吴茱萸汤证,就可以用吴茱萸汤治疗,无须辨头痛的经络部位,不必辨头痛的寒热虚实,用之辄效。再如,难治的咳喘,只要见有舌红苔厚腻一症,就可辨为甘露消毒丹证,就可以用甘露消毒丹治疗,不必考虑是温病还是杂病。因此,辨方证能够根据主诉主症以外的特殊“症”来抓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特殊矛盾而重点出击,专方专治;能够根据个别、微妙的“症” 预知“机先”,测识“病机”的隐匿之处而施以出奇制胜的治疗。
辨方证的方是前人久经使用而历验不爽的效方,法度严谨,疗效可以重复;辨证论治的方是医者自己组方,没有严格的要求,比较松散,加减变化随意,疗效难以重复。
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先生在《经方传真》中提出:《伤寒论》有桂枝证、柴胡证,是以方名证的范例;“辨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是辨证的尖端”。刘渡舟先生提出:“《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刘渡舟医学全集》)所谓“辨证知机”,就是辨方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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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拜读张文选教授《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一书,大感收获,真乃近年少有的好书,其序言中分析辨方证论治与辨证论治的关系及内涵极其精辟。阅后不敢独享,特节选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如下。
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是一种基本的辨证方法,它只能确定疾病大体的浅深层次、病机阶段或脏腑部位;方证是疾病在各经各阶段的最具体的病变形式,基于方证理论的辨方证论治方法是一种高层次的终端性的辨证方法,它能够使辨证的思维深入到方证与药证的层次。例如,通过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确定出某患者病变在中焦,在胃,在气分,是仍然无法指导施治用方的,只有进一步辨识方证,才能确定患者的临床表现是白虎汤证,还是增液承气汤证,或者是甘露消毒丹证,才能具体的遣方用药。再如,某患者有明显的发热、恶风,用常规辨证确定其为上焦、卫分证,仍然是粗浅的,仍不能指导用方,只有进一步地辨析其是银翘散证,还是桑菊饮证,是桑杏汤证,还是三仁汤证等,甚至要具体分析有没有银花证、薄荷证、白蔻证、石膏证、栀子证等药证,才能具体地处方用药。因此,辨方证是任何一种辨证方法也难以替代的特殊的辨证方法,是实施温病辨证的最具体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
辨方证论治强调以经典原著的原始方证为依据。要求医者必须熟谙《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的原文,掌握其中方与证相关的规律、方证效应的规律以及辨识方证的思路。例如五苓散证,《伤寒论》第71条、73条、74条、156条、386条不仅论述了五苓散的适应证,阐明了此方证与茯苓甘草汤证、泻心汤证、理中丸证的鉴别,而且阐发了五苓散方证的效应“多饮暖水,汗出愈”,即强调五苓散是汗剂,其效应是“汗出愈”。医者只有真正掌握了仲景原著五苓散方证理论,才能在临床上准确地应用此方。辨证论治则不同,它不一定强调熟读《伤寒论》原文,不一定要求按照《伤寒论》方证使用五苓散。同样是用五苓散,前者着眼于“小便不利、口渴、烦、脉浮”等五苓散证,既可将之用于水肿,更可以将之用于腹泻、呕吐、眩晕、心下痞、郁证、霍乱、癫眩等病症,而且,在方证效应方面,着眼于“汗出愈”;后者则将之作为利水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证为着眼点使用该方。再如,三甲复脉汤证,《温病条辨·下焦篇》第14条论其证为:“脉细促,心中儋儋大动,甚则心中痛者。”吴瑭强调说:“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隶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人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温病条辨·解产难》并用其治疗妇人产后郁冒、痉、大便难、心虚、虚热等。如遵循辨方证的原则用方,就可从血肉有情之品通补奇经的理论出发,用三甲复脉汤治疗心动悸、真心痛,以及妇人产后诸病;如果按照辨证论治的方法使用三甲复脉汤,就只能用其治疗肝肾阴虚动风证。因此,辨方证论治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托,有前人已经建立的规范可遵循,它充分吸取了古人的经验,是借助前人的经验而用方治病;辨证论治则是根据中药学、方剂学的一般理论用方治病。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思路截然不同,其起点与要求有高低之别,成功与获效的几率更有大小之异。
辨证论治方法着重强调的是“证”。何为“证”?现行《中医基础理论》的概念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关于辨证,通行的认识是:“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可见,“证”不是症状和体征本身,而是由“辨”得到的抽象的概念,是医生主观思维活动的结果,因此,证的可靠性则完全是由医生的辨证水平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对同一个患者如果同时由两个医生进行辨证时,所得出的“证”的结论往往不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就说明,“证”不是客观的,“证”不一定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
辨方证论治体系着重强调的是“方证”。方证的“证”是指方的适应证。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在“方证相对论”一文中指出:“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证,“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刘渡舟医学全集》)“干呕吐涎沫头痛”,是吴茱萸汤证,“黄疸脉沉,中痞恶心,便结溺赤”,是杏仁石膏汤证。方证的“证”字所包含的本质性含义就是疾病的症状与体征。由于症状与体征是疾病最客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方证”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此以桂枝汤证为例试作说明,《伤寒论》桂枝汤证为:“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等,如桂枝汤证兼见“项背强几几”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葛根汤于桂枝汤加葛根四两,性味辛凉之葛根占据了主导地位,该方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桂枝汤证出现“腹满时痛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芍药汤将桂枝汤中芍药量由三两增加为六两,芍药的量变使桂枝汤的作用发生了质变,芍药配甘草酸甘缓急止痛变成了主要作用,而桂枝只起温通经络的辅助作用;如桂枝汤证见汗出“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者,就成了桂枝加附子汤证,桂枝加附子汤于桂枝汤中加炮附子一枚,其方则由调和营卫的解表剂一变而成为温经补阳、固表止汗的附子剂。可见,症状变化,甚至一“症”之变,疾病的本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与症相应,一药之变,桂枝汤的作用也随之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说明,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症状与体征,是“方证”而不是“证”。“项背强几几”、“腹满时痛”、“汗出遂漏不止、恶风”等方证是无论哪个医生也能诊察得到的临床事实,因此,辨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本质,能够具体地揭示病机的细微变化,能够避免医者的主观臆测,减少主观失误,提高临床辨证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虽然辨方证也存在医生的主观判断,但是,医者可以把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等既有方证设为对照证,比较对照而辨之。与不设参比对照的辨证论治方法相比,其科学性与可靠性要高得多。
辨方证贵在“识机”。刘渡舟先生在阐明“方证”的概念后进而指出:“证之微妙之处,则在于‘机’。何谓机,事物初露苗头的先兆,也叫机先。《辨奸论》则叫 ‘见微知著’。”(《刘渡舟医学全集》),可见,辨方证贵在抓疾病本质初露端倪的细微症状以辨识“机先”,可以“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确定方衽的诊断。非主诉的不起眼的个别症状往往是疾病本质的反应,是“机先”外露的“马脚”,是“方证”的“微妙之处”,辨方证的更高一级要求在于见微知著,在于借助古人已有方证的“镜子”,透过细小的特征性表现抓住疾病的本质。例如,剧烈的偏头痛,只要见有恶心欲吐者,就可辨为吴茱萸汤证,就可以用吴茱萸汤治疗,无须辨头痛的经络部位,不必辨头痛的寒热虚实,用之辄效。再如,难治的咳喘,只要见有舌红苔厚腻一症,就可辨为甘露消毒丹证,就可以用甘露消毒丹治疗,不必考虑是温病还是杂病。因此,辨方证能够根据主诉主症以外的特殊“症”来抓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特殊矛盾而重点出击,专方专治;能够根据个别、微妙的“症” 预知“机先”,测识“病机”的隐匿之处而施以出奇制胜的治疗。
辨方证的方是前人久经使用而历验不爽的效方,法度严谨,疗效可以重复;辨证论治的方是医者自己组方,没有严格的要求,比较松散,加减变化随意,疗效难以重复。
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先生在《经方传真》中提出:《伤寒论》有桂枝证、柴胡证,是以方名证的范例;“辨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是辨证的尖端”。刘渡舟先生提出:“《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刘渡舟医学全集》)所谓“辨证知机”,就是辨方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