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起来(摩罗作品)

二、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

近代以来中国的失败是西方殖民者反复侵略与掠夺的结果,中国的精神崩溃则是所有这些失败累积起来导致的心理效应。
所以,中国精神崩溃的原因,必须从中国与殖民者的关系中寻找,必须从中国精英群体对于殖民者的认识中寻找,还必须从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密码之中去寻找。
失败与崩溃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的人虽然失败但并不崩溃,有的人事实上尚未失败得不可收拾却已经精神崩溃了。
在西方殖民者攻占与掠夺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中国一开始就一败涂地,但是并没有马上出现精神崩溃。从魏源到王韬到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几代学者,从林则徐到曾国藩郭嵩焘到陈宝箴李鸿章等等几代政治家,他们在殖民者面前一直失败,但是他们的内心一直坚忍不拔,至少没有出现一溃千里的崩溃现象。
尤其是由光绪帝、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共同发起的维新变法、改制图强的维新运动,是中国自遭遇殖民掠夺以来所出现的最伟大的自救自强运动,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意志、智慧面临困厄时闪烁的奇光异彩。这一抹奇光异彩不但照亮了苦难中国的天空,也照亮了几百年来一直惨遭殖民掠夺与屠杀的整个东方世界的浩瀚天空。
这场改良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间接结出了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果实。由制度变革的战略思想发展到政权更替的革命主张,颇为水到渠成。尤其是制度变革的失败,更是为政权更替的革命运动指明了唯一的出路。
孙中山、黄兴这一代革命家,与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政见不同,有时候甚至形同水火,但是他们在心理状态和精神力量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能够以如此坚韧、顽强、挺立的姿态反抗西方的殖民掠夺,应对世界历史的新格局。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也是梁启超日后能够在民国政府中出任要职的共同基础。
可是,这种坚韧、挺立的姿态,止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那两代。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中国精英群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维新运动在慈禧的铁掌下灰飞烟灭,中华民国空有名号却无以自立,引来的只是无休止的混乱和混战。
前几代历史人物这些惨不忍睹的一连串失败,作为历史的尘埃集结在五四精英群体的神经上,终于将他们压垮,导致了他们神经断裂、精神崩溃。
五四以后的这几代人,全都是吃五四的奶长大的,五四时贤在我们心中享有不可怀疑的权威地位甚至神圣地位。今天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鲁迅的信徒,另一类是胡适的信徒,总之,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信徒。所以,当有人说五四一代是精神崩溃的一代,无疑是一个触犯众怒的观点。
如果今天的读者像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具有坚韧、挺立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像五四一代那样精神崩溃,也就不需过早发动自己的极端情绪。

三、梁启超和鲁迅,谁更伟大?(上)

清末时期,中国受尽了西方殖民者的凌辱和掠夺,可是那几代人一直没有低下头来。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或开明或保守的各路大臣,没有人被西方殖民者所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所诓骗。他们对于殖民掠夺者的丑恶行径具有清醒的认识,一直不接受西方人所建构的意在为其殖民掠夺服务的世界图式,一直把西方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地方性知识拒之门外,而没有主动地将自己安放在西方意识形态给我们设置的屈辱地位。
康有为梁启超维新一代,面对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并没有出现精神崩溃。相反,鲁迅胡适五四一代已经生活于中华民国时代,亡国之忧已经有所缓解,为什么他们倒出现了精神崩溃呢?
戊戌维新一代与五四一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戊戌维新一代对于西方殖民势力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在感情上、精神力量上始终保持对峙。五四一代对于西方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常常关注不多,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则几乎全面认同。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第一道裂缝,就是他们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
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是五四一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社会最激进地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可是梁启超始终坚韧地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对中国的批评,对外国文化精华的礼赞,从来没有丧失过民族尊严;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及其主体地位,从来没有怀疑过。对于殖民者为了侵略他者所编造的说辞,常常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对于西方殖民者变换各种花样的殖民伎俩,他也从来不曾失去体察和洞见。
当西方强盗用枪炮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强盗的目的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所谓传播文明,而是赤裸裸的抢劫。当他们在一国开矿、修铁路、置产业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殖民掠夺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当西方人诱使或者逼迫殖民地国家向西方借贷的时候,他知道这是西方强盗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
既然西方国家玩的是战争动员和劫掠动员,他们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岂有奉为圭臬之理?少年梁启超的洞察力,竟然超过了五四时期整整一代精英人物。
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梁启超那一代人一直相信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可体现在洋务、变法、教育改造、废科举等等实务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按照殖民者建构的世界图式,将中国文化置于愚昧、野蛮、黑暗的洞窟里、而将西方文化置于道德的神龛里。
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有一些浅薄之士,抵挡不住西方世界图式的诱惑,常常企图钻进那个框架之中,可是,梁启超、康有为以及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一直在告诫人们,那是一个文化的火坑,我们可不要自蹈火海。
对于殖民者意识形态的认同,绝不是简单的观念问题,而是关乎一国一族的命运。我们如果认可了殖民者为自己虚构的道德优势,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为奴隶的地位和受奴役的命运。这是一个种族的崩溃。
为了避免这种种族大崩溃,我们不仅需要以国家作为我们的保护伞,还需要以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做我们的保护伞。失去了这两重保护伞,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
就此,康有为曾经这样以印度和香港人的命运警示国人:印度被英国所灭,国人只能做亡国奴,在国家的阶级构成中,所有的亡国奴都是第六等以下的政治等级。英国标榜自己的民主制度,可是在印度的政治史上,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百余年间仅有两位印度人担任过议员。香港被英国人殖民,至今为止香港本土人不能担任政治职务,香港人最伟大的前途就是当洋人的买办,成为买办是他们的至高光荣。
而按照殖民者建构的世界图式,主动将殖民者及其国家、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龛里,将自己的种族打入道德地狱之中,这本身就是成为精神奴隶的开始。康有为担心的中国全体国民都沦为印度人和香港人那样的亡国奴,并不是杞人忧天。这样的危机曾经长期盘旋在中国命运的深处。而在精神上沦为西方世界的奴隶,在康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进程,其高潮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代巨人梁启超不但预言了中国人的这种悲惨命运,甚至连国人精神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预先指认得清清楚楚。
那是远在1902年,梁启超还在积极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用西学进行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的时候,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一种深远的忧虑,那就是照这种食洋不化的路数走下去,中国精英群体很可能只能沦为洋奴。那一年他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开篇语重心长地说:“且吾有一言,欲为我青年同胞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年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从引进西学以促进中国变革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运动的继承和延伸,可是这种延伸所达到的尽头,几乎与康梁变法的初衷相对立。
从1902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不到梁启超所预料的二十年,“全盘西化”的思潮已经成为时尚,在中国传媒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一部分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中,已经完成了从“崇拜古人”到“崇拜外人、蔑视本族”的过渡。

四、梁启超和鲁迅,谁更伟大?(下)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
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复辟,还有张勋复辟。
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
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
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
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
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
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
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徒,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
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五、五四精英是西方殖民者的帮凶吗?

百年以来,也出现过几回精英群体言论空间权利比较发达的时候,他们利用这种言论空间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常常是“全盘西化”、“国民劣根性”、“世界主义”、“全球化”等等,这些话语往往占压倒性优势,至于“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爱国主义”等等话语,则几乎成为负面价值,受到精英群体的否定和批判。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错过了许多次国家发展的机会,这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文化战略上的失误是否有关?
五四前后他们不好好推进民族国家认同,却通过批判传统文化而主动解构我们的民族认同,通过国民性批判将中国国民从人种上予以小丑化、卑劣化、龌龊化甚至妖魔化。这场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其恶果。
“国民性批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当我们将自己小丑化、卑劣化之后,自然会在中西关系模式和国际社会格局中,为自己安排那种低下的、卑贱的、屈从性的角色,而这正是西方强者的意图所在。
无论是当年“停滞的帝国”叙事,还是后来的“世界主义”叙事,以及今天的“全球化”叙述,西方人建构这些意识形态,都是为了把自己推举到国际社会的金字塔塔尖上,而将其他国家都安置在金字塔的基座上。
中国人在这一百余年大多数时期,不但承认金字塔的合理性,而且自觉地趴下来献身于金字塔基座的事业。
五四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突显出来。
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对于中国人的所有批评,在五四前后都得到了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精英群体的认可和称道。
西方殖民者不承认自己的掠夺本质,自诩为前来传播文明的,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本来就愚昧,正需要文明改造。
西方殖民者认为只有西方社会才是光明的文化,所有非西方世界应该打开国门接纳他们的光明文化,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如此黑暗,的确太需要西方的光明了。
西方殖民者说东方人种是劣等人种,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的确具有民族劣根性。
西方殖民者最讨厌东方世界的暴力反抗,因为这得增加他们的殖民成本,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确残忍成性,必须赶快改正。
西方殖民者最憎恶中国人不愿意敞开胸怀任由他们随意攫取,诅咒中国人封闭保守,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确太闭关自守,必须立即铲除封闭心理。
西方殖民者希望通过普及西方文化,摧毁东方各国的文化保护和政治保护,逼迫殖民地人民直接认同殖民者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中国精英人物赶紧对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最紧急的号召:全盘西化。
五四那一代中国精英人物,虽然个个为寻找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可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实际效果也许是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
特别是,在广大学生、市民、商人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运动之后,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审时度势,引导国人形成坚实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进一步寻求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他们在所有的文化问题上,不遗余力地为西方文化高唱赞歌,他们的思想和言论的客观效果,乃是与西方霸权和殖民势力相呼应。
其实,中国的精英人物就像是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所不喜欢的苗头,中国的精英人物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六、五四运动造就了中国洋奴吗?

五四运动以后,对于中国社会精神生活影响深远的,不是作为群众运动的五四运动,而是由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它以对于西方种族的极度赞扬、对于西方文化的极度崇拜为一面,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鄙视、对于中国国民性格的极度批判为另一面。
它把一种深刻的自卑心理永远种植在民族的神经元上,让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失去理性思考能力、永远自轻自贱的可怜名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此套上了牢固的枷锁,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信心、所有的智慧和尊严,都被牢牢地锁在其中。
这套枷锁名叫“洋奴”,二十世纪之初的精英人物亲自锻造了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精英人物又郑重其事地将它套得更加坚固一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物早就遗忘了被殖民的痛苦,却充分继承了五四时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尤其继承了胡适关于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的主张。
有的极端分子甚至遗憾当初英国人和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殖民战略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成功,进而为中国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长啸。
他们向苍天祷告,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
他们几乎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只有拜倒在西方国家的脚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西方的种族主义是唯我独尊,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却是唯我独劣--他们代表这个种族承认了唯我独劣。
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自卑思潮和洋奴思潮,将近三十年来在神州大地绵延不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几代中国人深受浸染和毒害。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精英群体因为一种种族自卑心而无法抬起头来做人。
一代代国人就在这样的自卑心态中接受教育,精神难免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扭曲。王小东他们将此种心态及相关思想命名为逆向种族主义,真是非常准确。
平心而论,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自卑思潮和洋奴思潮,其出发点依然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如此强烈地批判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如此痴迷地崇拜西方殖民国家及其文化,就因为我们一百多年来在政治制度、社会模式、产业结构、文化目标的调整和改造上,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倘若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能够让人每天看到希望,倘若我们的产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倘若我们的外交总能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倘若我们的国民总能像这次派专机从甲型H1N1流感疫区墨西哥接回中国公民那样受到尊重,倘若我们的穷人能够享受到稍多一点的公平和帮助,那么,这种崇洋迷外的洋奴思想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想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市场。
我们只要相信每个生命个体的自私、自爱是永不更改的本能,我们也就能够相信,“爱氏族主义”、“爱酋邦主义”、“爱城邦主义”、“爱国主义”也是人类永不更改的本能。只要我们相信“爱国主义”是人类永不更改的本能,我们也就能够相信,不但五四时贤的全盘西化主张充满了爱国、救国热情,即使是最近几十年来日益发达的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和洋奴思潮,也是爱国、救国热情的一种畸形表现。
但是,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和洋奴思潮,以及作为这两种思潮之基础的国民性批判运动,对于我们的民族精神真的伤害太大了,这是不得不引起警惕的。
正如梁启超所言,大同时代尚未来临,为期尚远。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第一分群界限依然是国家,那么,爱国主义就是人类一种依然有效的精神价值。
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同胞不爱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值得每个国民为之自豪的共同体,而不要让它成为少数人的私货。

七、义和团拯救中国

我们甚至经常用欣慰和庆幸的语气纪念罪恶的鸦片战争,把侵略者射向我们的隆隆炮声看作我们的福音。我们找出一百条理由为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辩护,却不愿意寻找一条理由对销毁鸦片、抵制侵略的民族运动之正当性予以认可。
我们每天都找出一百条理由为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辩护,却不愿意找出一条理由承认义和团反抗殖民、抵制奴役的正义性和神圣性。
事实上,殖民者在每一个地区(日本除外)都遭到了原住民的誓死抵抗,中国如果没有那场义和团运动,我们一部惨遭殖民的屈辱史将只需要“服从、送银子”两个词就写完了,这对于人类文明史和中国发展史是多么不负责任。
由于过于缺乏技术力量,由于对西方殖民者的社会文化缺乏了解,由于文化资源和社会政治资源极为有限,义和团的反抗行为及其效果确实令人心酸不已。可是,当时那些掌握着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权贵集团和精英群体,为什么不能像义和团那样燃烧起反抗激情,并帮助他们提高反抗的效果呢?
用今天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眼光来审视之,义和团的一切缺陷都是非常自然的,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的。
连侵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和代表殖民者把持中国税务司最高职务的赫德,都把义和团的抵抗,看作是一个独立、自由的民族对待入侵者的正常的感情反应和文化反应。他们因此意识到了中国的民间社会决不会像满清朝廷那样对他们言听计从。如果他们越过满清王朝来直接统治中国,中国社会的反抗将会像山呼海啸一样将他们颠覆和淹没。
西方列强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降低征服的代价和殖民统治的成本,才决意放弃瓜分中国、建立殖民政府的罪恶打算,而是依然推行紧紧掐住满清政府的脖子勒索钱财的殖民策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义和团拯救了中国。
一百年来,我们民族精英学者中一少部分极端分子,却像最邪恶的殖民分子那样,将“义和团”当作妖魔鬼怪、洪水猛兽的代名词,当作表现和证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重要材料,极力蔑视之、诅咒之。“像义和团那样”成了中国语文中表示邪恶意象的固定词组,文人雅士每一次消费这个词组都能增长一份优越感。
这些土生土长的部分精英,已经习惯于跪在西方人面前,跟着那些屠夫的后代,歌颂他们的前辈前来美洲、中国以及世界各地进行烧杀抢掠的丰功伟绩。
一个族群的精神被打垮之后,它会生产出多么丑陋的洋奴心理和嘴脸!

八、中国崛起只是权贵的狂欢吗?

一些常识、一些基本的正义和价值,已经被我们颠倒了。我们一百年来的启蒙运动,就此角度而言,一定程度地是一场“新蒙昧运动”。
它祛除了一些蒙昧,却制造了一些新的蒙昧。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来。
这场新的启蒙运动,应该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一部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它是一场关于中国立场、中国利益、中国战略的启蒙,一场关于社会组织模式和国际社会游戏规则变革的启蒙,也是一场关于脊梁骨和膝盖骨的生理常识的启蒙。
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永远只会跟着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鹦鹉学舌。
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九、“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中国洋奴

我们有时不自觉地成了维护西方国家利益的忠实奴隶。
西方人说殖民史是一部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我们说他们就该战胜野蛮的中国,胡适甚至曾经愤世嫉俗地发挥道:中国不亡天理不容。
西方人说哥伦布占领加勒比诸岛和美洲大陆,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附和道:就是就是,世界从此就文明了,就光明了。
1992年,当西方世界隆重欢庆发现美洲新大陆五百周年的时候,那么多中国学者跟着歌颂那个给全世界带来屠杀、掠夺和史无前例之黑暗的殖民时代,好像这五百年、这殖民史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了什么光荣似的。
拉丁美洲的主流社会及其知识阶层,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或者是殖民者与原住民的混血后裔。可是他们普遍不认同他们的父系血缘祖先,而是认同自己所生活的这片苦难的土地。他们以美洲大陆的苦难之名义,对于西方的殖民者及其暴行控诉了几百年。
当西方世界无耻地歌颂发现新大陆的伟大意义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愤怒地说,什么发现,1936年,我发现了纽约,1974年,我发现了巴黎!
他们在情感上跟绵延至今的殖民势力及相关种族、相关国家势不两立。
印第安种族的学者,更是立场坚定地谴责殖民罪恶以及引发这些罪恶的那个所谓地理大发现。
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拉丁美洲学者说:“对于我们这些亲身体验过历史上最大不公正的印第安人来说,庆祝发现美洲500周年有何意义?我们遭受过痛苦并继续成为最残忍地毁灭我们文化的牺牲品。这种庆祝多半是迎合某些人的政治利益的、厚颜无耻的又一表现。”
一位秘鲁学者说:“我们究竟庆祝什么呢?庆祝我们受奴役?庆祝我们在经济、意识形态和精神上受剥削和利用的漫长岁月?”
在500周年庆祝活动来临之前,1986年,《印第安民族》杂志九月号就此写道:“应当认识到,对我们美洲印第安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两种文化会合’的问题,而只存在入侵、割让我们的领土及殖民奴役我们的民族、人民和文化的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丧权辱国之痛,都是从欧洲侵略者的大炮、鸦片和传教士的十字架开始的,这些悲剧也是“发现美洲”和“全球化进程”的悲惨后果之一。
可是,中国学者却如此积极地跟着西方中心主义者隆重庆祝海盗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的伟大事件,生怕积极性不够得不到西方种族的认可和称赞。
我们不懂得、其实是不敢像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那样,拥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言说自己的话语(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话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在直接关系到当下之中国立场、中国利益和基本道义的问题上,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是这副洋奴嘴脸。
美国军队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说,那肯定是我们的大使馆干了错事。
美国军机在中国南海领空巡逻,并撞毁了中国的军机,我们说,中国的军机就不该离它那么近。
美国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我们说,这是文明和民主的胜利--我们甚至这么快就忘记了,当年西方列强就是以文明的名义前来屠戮中国的。
我们之所以不懂得在国际秩序中必须强调中国立场和中国利益,还处处为西方国家及其政客着想,就因为我们一直以奴隶的身份跪在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面前,忘了抬头、直腰、伸腿,忘了挺起脊梁。
久而久之,我们竟然认为跪着才是庄严、美好的,如果谁敢于站起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表现出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大家只会觉得这个人不像个知识分子,倒像个地痞流氓,最多也只是一个“爱国贼”。

十、鲁迅果真没有奴颜和媚骨吗

毛泽东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堪称一语中的。鲁迅博大的精神资源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于奴隶地位的痛苦体验,和对于奴性的尖锐批评。这种品质当然是殖民地人民最为宝贵的品质,而且也是可以用来反抗包括国内强权在内的一切强权的宝贵品质。
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成长经历,是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开始的。1898年,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的那一年,鲁迅17岁,刚刚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进入到当时最为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中,有条件全面了解天下大势和中国境遇。
我的判断是,中国读书人对于中国前途的绝望,是从变法失败开始的。鲁迅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生涯,也恰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界所有的绝望体验、沉沦气氛,都在鲁迅的内心沉积下来,成为他日后思考中国文化、寻找民族前途的基调。
大兵压境的时候,谁都会处于反抗侵略的亢奋之中,根本没有时间绝望与沉沦。殖民压迫和掠夺缓解之后,那一代精英人物发现中国依然自救无门,这才细细思量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觉得果然中肯而准确。
由此更加确信,那能够将我们打败的种族,的确具有物质的、军事的、种族的、心灵的、道德的、文化的种种优势。既然古老的文化不能帮我们收拾残局、重振国威,何不归依处处拥有优势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借助他们的立场来批判自己的不足,借助他们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
于是,崇洋迷外的心理定势和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就顺势而成。
鲁迅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免俗。他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在对于外国权势和一切其他权势的抵制上,至于文化选择上,他也是崇洋迷外、全盘西化派。他企图将抵制西方权力和崇拜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可是他忽略了一点,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我们的权力关系。
当鲁迅按照一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中国的时候,当鲁迅按照《中国人气质》的一个个观点来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时候,这个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这个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呼应西方殖民者对于我们的文化毁灭和精神奴役。
面对手抱《圣经》、胸挂十字架、口念自由、平等、博爱的对中国人的种种污蔑与批评,面对带着有色眼镜、趾高气扬地的西方传教士史密斯向中国人的心灵伤口撒盐的恶性,声称睚眦必报的五四精神领袖的鲁迅压根儿就不曾想过如何辩驳。我们痛苦地发现,无力寻找药方、只求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竟然将这部充满傲慢、偏见与污蔑的《中国人气质》捧为至宝,按图索骥地“创造”独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不自觉地给所有中国人戴上了“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可惜,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说破这个真相。
崇洋迷外、全盘西化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吗?
中国的崛起将是从反抗并改变这种宿命开始的。
GDP的增长只是中国崛起的铺垫,中国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从摆脱崇洋迷外宿命、挺起精神脊梁开始的。

十一、鲁迅种下的中国特色洋奴相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鲁迅,他们对于中国人性格中丑陋部分的批判都是对的。既然是对的,那不是批评得越多越好吗?
可是其中的猫腻在于,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鲁迅如此虔诚地服膺于史密斯的“中国论”,必定会为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留下后患。鲁迅身上,一直有一个悖论。他的目的是激励国人精神上挺立起来,尽早摆脱西方的奴役,他这方面的急切和炽热是举世罕见的。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只有在文化上彻底放弃自己,完全归化西方,才能求得国人的精神独立。这是一代五四时贤的共同认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机。
可是,文化本来就是精神的载体,当我们将西方文化供奉在神龛里,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可能挺立起来吗?
不但无法挺立起来,相反,我们只会按照西方种族对于我们的命名来体验我们的内在生活,甚至只会按照西方种族的意图来安排自己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角色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久而久之,我们只会成为真正的洋奴。
当代中国的读书人,要么是胡适的信徒,要么是鲁迅的信徒。
这两个群体在具体的文化观念上不无抵触和对峙,但是,在蔑视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华民族性格、崇拜欧洲白人种族性格方面,他们却基本一致。
他们甚至将五四时贤对于西方文化的无条件崇拜,发展为对于西方国家实体的崇拜。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恶果之一。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意识形态的消费者,比他们更加缺乏文化创造力。
若是有谁对于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说了一句批评意见,必有一大批洋奴对他拍案而起。
若是有人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为爱国贼。
这种洋奴相,在鲁迅的作品中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鲁迅的作品中,谁若是不接受史密斯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评,那受到的诅咒与今天的爱国贼颇为类似。
鲁迅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一辈子的创作,竟然如此严重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和支配,虽然我们相信他的主观意愿在于激励中国人摆脱外国人的奴役,可是它在效果上也许难免适得其反。
我们有意按照殖民主义者的命名来体验自己,只会越体验越觉得自己是劣等民族,这实际上就是或主动或无奈地将他们给我们锻造的精神枷锁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鲁迅如此折服于一个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人的挑剔和批评,中国读者又如此折服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这条文化传播的纽带,染满了精神奴役的底色。
无论这里开出多么美丽的文学之花,花瓣里流淌的汁液永远无法摆脱精神奴役的养料。
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是何其沉重,由鲁迅的创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