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何祚庥为何辨证施治时效时不效

回答何祚庥为何辨证施治时效时不效
藏象是人体社会公共关系“政府”职责分工


否定中医者认为“中医理论无用,中医只是经验而已”,从何祚庥到张功耀、方舟子都坚持一个甚为重要的论据,“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证明中医‘辨证施治’并不怎样!”即:中医“辨证论治”时效时不效,宏观上没有统计学意义,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现状。整体思想和辨证施治本是中医理论的两大支柱,辨证施治受到质疑,中医理论大厦倾斜。……就此,不仅使大量接受西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医后辈开始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大量‘西化中医’,从自己的实践结果,也渐趋同情;从而引发了新一论的中医存废之争。为了证明中医“辨证论治”的科学性,一方面,我们的大量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教授、科学家正在化大价钱、大力气努力用现代医学(西医已知‘证态’)证明中医‘证’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按此大量临床实践的不尽人意,又使坚持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正义之师颇为尴尬。其实这实在是一个天大误会,从来中医‘辨证施治’不等于‘方证对应’,此证不是那证,更不等于中西结合之‘证态’疗法,此实在是当今西医思维追求‘证’本质惹的祸。何以如此说,试以当今中医临床辨证施治使用频率最高的藏象理论--脏腑学说,分析如下、可见一斑:

一、脏腑学说变成人体生理病理是狭义理解古人的藏象学说

中医藏象学说现代中医高等教育教材将之定义为:“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及与自然界相通应的事物和现象。”由此自然而然,脏腑学说易被现代西医思维学中医者理解成人体生理病理学说,脏腑辨证逐渐变成了一条条对应脏腑病况的病理特指。然笔者以为,此义好像并非古人当初创建藏象学说之本意,至少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狭义理解古人的藏象学说。

二、《黄帝内经》描述的藏象学说本意是‘政府’职责分工协作

例典型如,《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言:“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皇帝),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宰相、总理),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武装部、军机处),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司法部),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卫戍区、外交部、),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财政部),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交通部),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资源部、税务部)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工程部),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利部),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地方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焉。凡此十二官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译文:黄帝问道:我想听你谈一下人体六脏六腑这十二个官的职责分工,高低贵贱是怎样的呢?岐伯回答说:你问的真详细呀!请让我谈谈这个问题。心,是君主之官(皇帝),主宰全身,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都由此而出;肺,是相傅之官(宰相、总理),犹如相傅辅佐着君主,而调节着全身的一切活动;肝,象战将一样勇武、冲锋陷阵,是将军之官(武装部、军机处),谋略(作战方案)由此而出;膻中,围护着君主心而接受其命令,是臣使之官(卫戍区、传令官、外交部、),君主心志的喜乐、意愿、命令,靠它传播出来;脾和胃司饮食的受纳和精微物质布化储存,是仓廪之官(财政部),人体吸收五味的营养靠它们得以消化、吸收、储存;大肠者传导之官(交通部),它能传送食物的糟粕,使其变化为粪便排出体外;小肠是受盛之官(资源部、工程部、税务部),它承受胃中下行的食物进一步分清泌浊,吸收营养、输送养料;肾,是作强之官(科技部),它能够发挥人的强力潜能而产生各种伎巧;三焦,是决渎之官(水利部),它能够通行水道;膀胱是州都之官(地方官),储藏津液,通过气化作用,方能排出尿液。以上十二官,虽有分工,但其作用应该整体协调而不能相互脱节各自为政。所以君主如果明智顺达,则下属也会安定正常。用这样的道理来养生,就可以使人长寿,终身不会发生危殆,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使国家昌盛繁荣。君主如果不能明智顺达,那么,包括其本身在内的十二官就都要发生危险,各器官发挥正常作用的途径闭塞不通,形体就要受到严重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谈养生续命是不可能的,只会招致灾殃,缩短寿命。同样,以君主之昏聩不明来治理天下,那政权就危险难保了,千万要警惕再警惕呀!]活脱一个人体社会公共关系‘政府’职责分工协作之描述。

三、藏象学说本意是道家“身国同构论”


《吕氏春秋》言:“夫治身之道与治国之道一理之术也。”古人藏象学说的本意实在是古以有之的道家“身国同构论”,儒家“家国同构论”…在中医临床中的实践总结。对此,道家言:“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丹道家言:“修行之人以身为国,以精为民,精不动摇,谓之民安,神气充足,谓之国富。”唐代药王孙思邈曾引葛洪一段话来说明治医犹如治国可见一斑:“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中央管理机构)也;四肢之列,犹郊境(边缘地方机构)也;骨节之分,犹百官(政府官员)也。神,犹君(统治者)也;血,犹臣(官员)也;气犹民(老百姓)也;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惜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则身死。”故而中医历来就有“上医医国,其次,中医医人,再其次,下医医疾。”之说。

四、中医临床五脏六腑皆可入手、不必拘泥职责分工


参照上文、显而易见,藏象(脏腑)学说在古人眼里并非只是孤立的某一脏器生理病理现象,俨然是为了维护整体-人体社会公共关系协调的‘政府’管理职责分工,一种整体系统控制方法的多层次有机分工。夫治病犹如治国,治理国家事情皇帝可管、宰相可管、将军可管、法官可管、……地方父母官更是责无旁贷。官者管也,凡十二官俱匹夫有责、义不容辞,只不过有分工管辖的范围权限途径不同而已。倘若时局所迫,皇帝也得御驾亲征,岂能囿于官衔职责之分工。同理,中医临床治疗常常五脏六腑皆可入手,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临床常常见到一个有经验的老医生,一辈子就是‘常山赵子龙一条枪’用他自己熟悉的一个方子或一套针法从一个途径入手进入系统控制管理,加减变化对付所有也颇能得心应手。一个小柴胡汤、桂枝汤……、一套传世针法常常是一些老中医和老和尚一辈子济世救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例如当今网上“薛振声十年一剑全息汤”、香港、台湾叫响的道家太乙神针“灵龟八法”“飞腾八法”…。从自己熟悉的某一藏或一腑入手,用自己拿手的一方一技建立自己的系统管理控制方法,也是历代许多临床中医独辟蹊径的共同途径。

一位学医的朋友见我如此议论,便反诘我曰:“中医五行本有生克乘侮、隔一隔二、隔山打炮之说,由此进入似乎还可以理解。然若以不甚重要的膀胱一腑进入,何以达到控制管理全身之目的?”笔者对之曰:“伤寒六经辨证,无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还是内伤七情六欲,皆从足太阳膀胱经起手,乃千年嫡传中医正统,何以认为不甚重要?膀胱者州都之官(地方官),大事小事又岂能离开了‘七品芝麻官’?”用现代最前卫的研究去解释,膀胱的抗利尿激素--气化功能关系着人体--体内副交感信息控制系统的三条控制通路(副交感传出神经系统、副交感-胰岛素系统、垂体后叶-抗利尿激素系统)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总系统,上都接受同一个最高控制器-中缝核5-HT能系统的兴奋控制,下还有一个共同细胞通路-膜受体-PI-cGMP系统,三条通路横向都是兴奋性加强。伤寒方法中调控人体水液代谢谢(通调水道)的膀胱之阳本是纠正人体细胞膜环磷腺苷(C—AMP)和环磷鸟苷(C—GMP)比例,改变细胞内外渗透比,纠正人体电解质平衡的重要环节,甚至竟可以以为是《伤寒》方法之所以能既取效于外感急症、又取效内伤慢病甚为关键的重要方法(之一),几乎是解开千年《伤寒论》秘密的钥匙所在(笔者按《伤寒论》398条文逐条讨论多半与此有关)。推而广之,凡十二官那一脏哪一腑不是如此。

所不同者,事有大小权宜,病有标本缓急,选官派将中医本有‘急者用将,缓者用相。乱世用霸道,将军主之;盛世用王道,宰相主之’之说,笔者将此发挥:“‘肝为将军之官’中医治内伤杂病,急病、指标显著者多从肝治;‘肺为相傅(宰相)之官’缓病、体质调理多从肺入手;免疫、内分泌性顽固病必从君主命门、调心肾而为,中宫脾土本就四季常属、安身立命之本,遣方用药无时不当兼顾。

五、跨范围的整体协作尤重于简单机械生理病理辨证对应

事实上,传统藏象学说十二官的分工合作、中和系统控制管理方法不仅囊括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而且更是具体调控人体社会公共关系系统和谐平衡的多层次‘政府’管理职能的职责分工(直接关系着中医整体系统战略原则意图步骤的如何具体实施),常常跨范围的整体协作尤重于简单机械的生理病理辨证对应。试想,倘若离开了社会大环境,没有政府‘十二官’的全局动员协作,仅靠检察部门反腐败又有多大效果?故《黄帝内经》言:“十二官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反之,将‘十二官’的生理病理功能孤立起来“辨证施治”其临床疗效的打折自然不言而喻。

如果说中医阴阳、五行、四象、六经、……八卦‘阴阳多少之划分’核心构建是一种描述系统运动变化过程周期的横向纵向平面曲线坐标图,那么藏象学说‘十二官’政府职责分工协作的多层次系统控制管理则与之构成了一个立体展开、与过程周期交融的圆球形网格控制系统,在其系统运动变化过程周期的横纵向平面曲线任何一个点上,都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干涉和调控。(类似于任何一个成长的社会人都必然全方位受制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法律、文化、科技、体制、亲情……诸多因素的影响,常常决非某一行政命令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社会多种力量的通力协作。)这也许就是中医藏象理论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一种对非线性开放系统的复杂性思维控制管理模型,它也是当今系统论思想局部与整体根本关系之反映。

当代有人研究:五行藏象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贝塔朗菲(荷兰生物学家,系统论谛造者)所说的组合性复合体,把五行藏象体系中的各要素代入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中的联立微分方程,发现任何一脏的功能状态量Qí(í=肺、肾、心、肝、脾)的变化,必然是所有五行功能状态量Q(肝、心、脾、肺、肾)的函数;反之,任何一脏功能状态量Qí的变化,必然承担着所有其它各脏功能状量态的变化,因此中医应用五行藏象理论来进行辩证时,往往是从多脏关系来考虑的。(生克乘侮,隔山打虎),(又:除了传统藏象理论的生克乘侮,隔山打虎以外,当今香港、台湾以及内地的一些非主流中医又创导运用脏腑别通理论隔山打虎,临床运用确实具有很不错的疗效),而不是就脏论脏地“病情”和其它脏割裂开来单独看待,在论治时,往往是既治病脏,又治它脏,甚至是不治病脏,先治它脏,从而达到治病脏的最终目的。《黄帝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所谓“调水源头”之术,既不是早发现、早治疗,也并非现代中基教材中五行脏腑辩证的一个个孤立之“证”。打个比方,好比一团乱线最有效的方法应该从周边未乱的线头解起。


当代广东名医邓铁涛称此为“五脏相关”,并指出,中医五行脏腑理论并非哲学之五行,五脏是超结构的人体功能系统,它是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病症现象的整体概括,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及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的现代系统控制内容。

六、当代系统控制内容对五行藏象学说的新认识
⑴五行生克乘侮其是反映其构成多极反馈调节,闭环自动化控制网络模型。(援物类比)
控制和反馈流程图、多级交叉控制形成自稳调节系统。(反馈控制)⑵五行互藏其是揭示无限多层次和无穷可分特点的人体局部和整体关系(整体系统多层次观)
⑶五行休旺(休、旺、生、死、囚)其是标志多少、盛衰、消长、判断进退,转归预后的符号。(周期变化)
⑷五行的逻辑模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长林言:“系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统一的与中医学相一致的系统思维,阴阳五行本质上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朴素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
其正视为河图结构,侧视为洛书结构,俯视为顺序结构;一个最基本的对立统一,简单优美具有一定抗干扰能力的稳态模型。就人体而言,其又是一个多形态、多结构、多信息、多功能和多重子系统、广泛复杂开放的自组织网络系统,是一个非线性、远离平衡的耗散结构,一个复杂的稳态应变体。即客观事物对象本身的模糊性和生命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诊疗过程中的相对模糊概念(存在灰色地带)很难精确。显然阴阳五行系统模型的建立,则为古人运用类似于今天“混沌学、模糊数学”,“隶属函数---大数法则”思想方法解决模糊性问题,开辟了道路。
⑸五行的网络属性:(摘自《〈黄帝内经〉理论与方法》邢玉瑞 陕西科学出版社)
①网络的整体性: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网络整体的变化。(见下)

②网络联系的多重交叉性:

五行网络在其内部构成了多条、多级、多种反馈回路,一个要素分别要和四个要素,发生二种以上的相互作用。(生、克、乘、侮)
③网络内反馈的中介性:网络内两要素,没有直接反馈回路存在,必须通过一个以上的中介,由于这种中介的存在,每条反馈回路变成不同种联系的组合。(气血津液)
④网络作用联系的方向性和不可逆性;
生克乘侮,隔山打虎(有方向性,不可逆)。

⑤网络的开放特色:
生物、自然环境、时间、心理、社会因素(天人合一思想,天地人三才医学)
⑥网络要素的状态描述:一整套模糊定量如:盛、强、隆、虚、衰、极、生、长、息、上、消、杀、伤、损、下、亡、竭、绝、平、胜……
⑹五行平衡的本质在整个中医理论中的其重中之重是五行权衡(动态和谐),然而,这一平衡既不是习惯思维上如同机械或化学的平衡概念,也不是现代中医工作者和中医爱好者头脑中的阴阳力量的对比和调和,而是系统和谐,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一种服从于皇权的中和,又称“中庸”、“中行”、“中道”,它是中国古代有机论哲学宏观思维。《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位育)《淮南子·汜论训》“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其实质即系统的动态和谐。“夫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整个中医学理论:整体观,阴阳五行学说,辩证论治思想,生命观、发病观、对病和“证”的治疗等,无不围绕此中和位育―系统和谐思想来展开,它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医并与之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成为中医学内在本质的“核心”和“灵魂”。

七、囿于‘十二官’分工的“脏腑辨证”疗效常常差强人意

反之,倘若不明白藏象理论是人体社会公共关系为了达到整体系统和谐的“政府”职责分工,任何离开了整体系统,囿于‘十二官’职责分工的“辨证施治”常常事倍功半、差强人意。例如这几十年来由于中医业内将此类失整体(系统)的“脏腑辩证”过度渲染,机械制定了许多失整体的“脏腑辩证”方案,(如部颁脏腑辨证六十条),本希望以此为中医立足之本,但实际效果与希望成反比,由于机械辩证施治失败的客观存在,有时即使能够取得一些疗效,也必然渐渐沦为‘西医定病、中医辩证’的西医附庸,最终反成了张功耀、方舟子等否定中医理论的话柄。

又如,源于早年日本汤本求真《皇汉医学》提出的‘方证对应’伤寒用药方法,虽至今仍为面上相当多的传统中医所推崇,然而,倘若缺乏对古人辨证系统的本质把握,一味‘方证对应’机械照搬,没有系统(理)的明白,用古人之方效今日之事,即使能够取得某一时段的效如桴鼓、复杯而愈,毕竟还是一种‘症候模式逼近’。稍遇变化,需通过系统过程把握的“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常常茫然,离《伤寒论》把握系统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尚有距离。不明系统过程周期,不能落实《黄帝内经》“有责求之,无者求之”,只能看到显现的病症表现【有】,不能分析体察导致疾病症状的背后原因【无】,常常还会丧失“上工治未病”的料敌先机。(注:其实倘若能够认真静下来重新研读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也不难发现其‘方证对应’背后的一条使用伤寒辨证方法的系统过程周期主线)。

八、‘临证察机’乃是古人构建藏象学说的真实本意

《备急千金要方》云:“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不可治;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可用之方。”古代先圣时时垂训后辈‘临证察机’,诊治之道在于调理病机、调动生机。‘机’者‘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枢纽也,古人言:“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机’类似于现代系统信息发生与控制的综合标识,是对系统物质、能量运动变化过程周期把握和控发的关键枢纽所在。就人体系统和谐而言,‘机’无疑应该是人体社会公共关系整体体现的关键枢机信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可调动整体系统全局面貌改变的枢机作用点,自然又非‘政府’社会公共关系职责部门不可。

《庄子·至乐》谓:“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古人早已认识和阐明了把握关键枢机信息对于系统控发(控制管理)的重要性。然只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西方尚不知有信息控制这回事,自然不会懂得《黄帝内经》:“谨受病机,各司其属”,更无从明白中医通过建立过程周期变化控制模型(辨证施治模型),真正目的在于‘临证察机’的良苦用心。古代圣贤有言:“上工治神无方,法无定法;中工临症察机,圆机活法;下工辨病用方,执方欲加。”对当今风行的辩证分型、协定处方,其实先贤早有判定“辩证分型者实趋辨证论治之末流;执方欲加者,虽门庭若市诚下工也。”也许明白此乃是明白古代圣贤辨证系统描述疾病过程周期变化本质的最佳途径,也是明白古人构建藏象学说的真实本意之所在。


此当年祝味菊批评说:“仲景虽侧重证候疗法,然未尚废诱导之理(系统整体之机),今人只知对症下药,注意一症一候之得失,去古远矣。”其实“一切分类方法(辩证模型)都是人为之假定,因症立方,非不简易,然而印定人目,反多机械是非。须知症候之显露,并非疾病之本身,乃是疾病之表现。症候之表现矛盾错综,每因病原不同、人体不同,而随时变更其表现之用意。吾人不当自颅至踵,分别各个部位之症候,以为研究之单位,更不当舍本逐末,致力于症候之消除。吾人须当把握整体,认识全人,以求矛盾之统一。得其真则触类旁通,一切治疗原则均可迎刃而解,固不必拘束于一症一药之间也。”“临证不辨人病之分,用药不识四性之要,惟知对症下药,逐症论方,愈不知其所以愈,死不知其所以亡,穷年兀兀,至道无闻,此医门之撼事也。”(注:如限于功力之所为,对于大多数浅涉中医者,依葫芦画瓢还是不错的权宜之计。)

九、混淆实体与模型,中医整体劣势化,与此不无关系

兰州中医骨科杂病研究所主任梁福成在其《中医基础模型说》一书中一针见血地写到:“《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六节藏象是中医药学用来模拟气化(过程周期运动变化)的数字化模型,它与具体的脏腑或脏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两者不能混淆。但在现行的一些中医书刊中,往往将虚拟的藏象模型混同于具体的脏腑实体,将虚拟的经络模型混同于解剖刀下的实物,将虚拟的五行模型混同于具体的五种物质元素,将数字化的五行六气公式视为子虚乌有。由于理论概念的混乱不清,直接导致了中医实践中的偏差。如用实体的脏腑器官取代虚拟的藏象经络模型,继而用脏腑辨证取代藏象经络辨证,用具体的脏腑功能取代模拟自然能量运动变化的阴阳五行模型,将具体的事物与模拟的模型混为一谈,混淆了科学与哲学的系统关系与界限,致使五十多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在理论上少有突破。理论上不去,实践有问题,临床思路僵化,防治手段老化,服务模式单一化,中医整体劣势化,与此不无关系。”

未完,下接【一本《伤寒》何以成为辨证施治圭皋、千年不衰】

《我看中医新世纪大论战》系列文章作者 马桢伟 2008、3